作者:李志毓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蒙昧也人生！霎时间浮光掠影。晓凉颢露凝，初日熹微已如病。”[1]
　　
     “诗人病了———却怪他窗外天色/怎的这般阴沉！”[2]
　　
       “我吐血的病，三年来时好时坏，但我不怕死，死了就完了。”[3]……
　　
       在阅读现代中国“新文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兴起之前的“革命文学”的时候，“病”、“病人”的意象，不时地映入眼帘。在鲁迅笔下，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垂死的“病体”，蘸上“革命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也未必产生功效。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病”具有更加暧昧的性格，有时带有缠绵的柔情，有时暗示赴死的决绝，更常常夹带着对肉身的有限性和精神的超越性之体验带来的行动力和“解放”的能量。考虑到现代中国政治“发生”时期，“文学”与“革命”的紧密纠缠以及很多“文学青年”本身既是“革命青年”又是“病人”的状况，使人不得不困惑：病的隐喻、疾病本身、还有那些“病痛之身”，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形态，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重建的方式及其形态，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近日翻阅杨念群先生的《再造“病人”》一书，发现已将上述问题涵盖了进来。该书从我们最切近的“疾病”和“医治”的“近代史”入手，深入到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冲突，西方文化价值怎样变为普世性价值在中国的延伸，传统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的破坏和重建，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内在机理和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独特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等等重要问题中，使近代史研究对于近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对于一个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走向、关心中国现代性命运的人，本书无疑会提供丰富的启发。
　　
      该书的副标题是“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不难看出，“医疗”只是一个“线索”，杨念群真正关心的是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政治的发生及其表现形式。而作者的问题设定和书写模式，又处处体现出与现有的政治史研究对话的痕迹，并实践出了一条新的政治史研究的可能路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渐渐占据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尤其是90年代社会史研究实现“区域转向”之后，新的方法和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层出不穷，俨然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最富活力的一个领域。然而同样承载着理解中国现代命运的政治史研究，无论在领域的拓展还是方法的创新上，都还处在艰难的摸索当中。近年来一些著作采用了社会史“眼光向下”的思路，研究基层政治权力结构和统治形态，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但是，如何一方面整体性地理解中国现代“动员型”政治的形成和现代社会组织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能呈现出这种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某一个历史“瞬间”，理解它的内在机理，它的展开策略以及它与“地方性”知识、文化、生活相互对抗、接纳、“再造”的过程，同时还能深入到历史的最“幽微”之处，展示出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在历史中奔波辗转的生存状态、生活策略、生命体验及其与现代政治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真正传达出历史中的“人”的感受，“医疗”视角的运用和《再造“病人”》的写作，无疑具有创造性的意义。
　　
      作者从中医和西医对“病”和“病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入手，立刻把握到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一些统治特征。在中医“整体观”的视角覆盖之下，“病”是以“人”为依据而存在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病态”，因此也需要不同的判断。而在西医的“病原体”观看来，“病”的发生原因在于某种外在的“细菌”或“病原”侵入了“正常”的人体，只要查找到“病因”并对症排除，人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说，“病”是可以脱离一个“人”而被当作“纯粹的对象”加以研究和对治的，因此，“病”也就可以隐含着“正常/反常”、“美/丑”、“善/恶”等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成为一个社会进行防范、隔离、剿杀、歧视的标准，而“病人”也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病”变成了一套独立存在的“符号系统”，“是一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制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病人”是被“再造”出来的，它的诞生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对这一点的深刻体认，使作者离开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病”的模糊的隐喻性使用，也超越了单纯地描述医疗制度建设的医疗史研究，而是从医疗体制的建立切入到了现代中国国家建立、政治动员和社会重组的历史过程之中。
　　
      作者发现，医疗卫生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殖民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地方性”对现代性“空间”渗透的抵制和“地方性”的重新确认，紧紧地缠绕在一起。通过对原本是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的“细菌战”如何被用于激发一种政治动员型的民族主义激情，又如何转变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描述，作者不但呈现了“地方意识”中民众对于身体和自然界的理解，而且具体展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被激发、调动的机制，更呈现了共产党人怎样调动已有的政治传统、即时地调整策略、贯彻领导意志，并利用各种民间社会和文化资源与之互动，形成一套独特的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过程。而“中医自救面面观”，实际上是“传统中国”与“新中国”政治文化交替的“面面观”。在“旧医”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的知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时候，传统的伦理关系渐渐退位，新的道德观念、生活态度树立起来，一幅幅欢喜的、忧惧的、似有所得的、恍然若失的面容从眼前闪过。杨念群告诉我们，科学也好、平等也好、自由也好，在中国的土地上，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形态和变化过程，数十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遗产，中国人在其中经历的甘苦磨难，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梳理，严肃地予以体会。
　　
      在对北京地区的生死控制的研究中，杨念群事实上揭示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和政治运行机制如何实现转化的过程。有产婆和阴阳生生存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有一套有效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方式，产婆和阴阳生各自在这套秩序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中，对人的生生死死都有一套安排的方式，这种“生死安置”的背后，既是一套哲学观念，又是一种民间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把“政治”看成是永无止境地寻求一种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法的话，这种“仪式”事实上承担了某种政治功能。随着现代警察空间和医疗空间与生活社区的逐步“叠合”，生命的“档案化”、“数字化”，传统社区中的“道德实践”问题，变成了赤裸裸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机构控制的问题。于是，一个一个的“顶天立地”的“人”变成了一群医学意义上的“身体”，他们是权力施用的工具，是科学观察的对象，是人口统计的数字和经济学的指标。继而，身体又变成了数字、表格和符号。“人”的意义不见了，“人”的尊严消失了。这也许是“现代性”为中国带来的最深刻的转变。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这样的历史转变到底为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带来了怎样的收获和缺失呢？在一个“断裂”的世界里，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机连带的有情有意的世界解体了，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必须重新建立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安身立命”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对于培养我们超越的生命感受将意欲何为呢？
　　
      在这里，我们已经碰触到了杨念群的政治史研究最“基层”的“出发点”———身体，同时也接近了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宽泛的命题———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从晚清到民初数十年中“洋教”与中国民众的流血冲突，经过了革命史叙事“侵略/反抗”和现代化叙事“科学/愚昧”的解读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最朴素的问题当中。“历史”的而非“本质”的“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改变和形塑是毋庸置疑的，正视并深入理解中西方文明相互碰撞和“再造”的历史，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身必经的途径。在这部著作中，杨念群耐心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西医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中经历了种种“再造”的过程，通过对中国传统社区关系的移植，在中国人心中，一步步离开了“采生折割”的恐怖想像，变成了科学、理性、健康、卫生的象征；“医学”又从传教士手中“拯救灵魂”的工具，一步步转变为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国家卫生行政体制；中国的“家庭”却从温暖、亲切、信任、责任的象征，变成了昏暗、污浊、腐朽、专制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也渐渐褪去了温情脉脉的色彩，而与愚昧、腐朽建立起关联。五四一代的中国人完全接过了早期的西医传教士的话语，将自身看作是肮脏丑陋的“病体”，而西方文明同西方医院一样，是纯洁光明的象征。
　　
      近代“医疗卫生观念”的兴起对于中国人“身体感觉”的重塑，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看待自己身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对生命本身的感受。首先导致了中国人对其祖先的生活世界的疏离———那是一个医学卫生视角无法理解的世界，它的善恶美丑的标准是在“健康/病态”之外的———仅仅一百年的时间，它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是那样陌生了。其次，它通过“陌生空间”的介入，破坏了以“熟人”为依据组织起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的规则和伦理道德，为中国人提供了在“陌生空间”建立伦理关系的最初经验。今天的我们生病去医院，仿佛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当我们面对医生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再去质问“有谁能保证这些人不是想用毒药毒死我呢？”当我们把身体交给医生去医治、交给护士去照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对这些“陌生人”心存恐惧。作者告诉我们，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委托制”的产生是与基督教传统密切相关的，“与病人相关联的每一件事如健康、生命等都会依赖一种宗教的信任委托给医生，而医生则会把医疗行动作为对上帝及其追随者的回答”。[4]而在传统中国，养生送死和治病护理程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中国人从来都不会把身体“委托”给一个陌生的空间和一群陌生人。在没有基督教传统的近代中国，这样一种对“陌生”环境的信任感的建立就需要更多的制度设计作为依托，也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如果可以将医患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历史看作是一种“陌生人文化”的形成过程，那么在中国，“陌生”的人和人群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谈判和妥协的机制在历史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具有哪些特点呢？这是我们借助作者的医疗史视角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可以看出，在杨念群以“医疗史”书写的政治史背后，隐含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文化”关怀。《再造“病人”》中，医学、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传统中国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困境，这种困境已使之无法有效地组织现代政治和社会，也呈现出中西方文明的一系列交会和碰撞。只是无论是现代/传统，还是中国/西方，都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他们各自持有不同的信念和生活方式，相互较量、相互发现、相互理解、相互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再造了病人，也再造了医生；再造了社会，也再造了国家；再造了制度，也再造了身体。历史变得鲜活起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之中，使我们的心灵也感受着“再造”的契机。杨念群曾不止一次地感慨，我们的历史学知识在不断地积累，观念在不断地翻新，但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感知和想像的能力非但没有增进，反而日益被固化和削弱。进行社会探知不能就理论谈理论，而是要力图进入到那个能够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暗喻”的历史情境中，在真实的历史关系中，呈现个人和群体的挣扎、困顿和苦闷，理解他们的判断和行动，将“地方性”的经验真正变成我们感觉世界的一部分。《再造“病人”》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部著作中，杨念群涉及了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中众多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现代传统、政治动员等等，但是由于作者对“政治”本身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5]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采用了有别于通常的“政治史”研究的“自下向上”的视角，从人的身体、人的感受出发，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在从晚清到共和国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书写中，没有历史的目的，没有历史的规律，也没有胜利者的必然，有的只是各种特定人群的悲欢离合。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对于“人”的处境的深刻同情和悲悯，没有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约束和反思，没有对于身处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洞见，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视角和写作方式。从“儒学地域化”的建构，“中层理论”的反思，到《再造“病人”》的出版，杨念群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又一次自我更新。在“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转换中，时代变了，问题变了，但是，历史学怎样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历史学家应怎样建立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却仍是日久弥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瞿秋白，《无涯》，《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6。
[
2]冰心，《病的诗人》（二)，《繁星 春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0。

[3]庐隐，《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9。

[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3。
[
5]杨念群在《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中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现代政治不仅是行政体制运作的问题，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临被塑造的问题，包括政治对身体进行的规训与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