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医学丛书
探寻仲景传承一脉 浓缩日本汉方精华
《类聚方、药征、药征续编》
前言
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号东洞，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承前启后之中坚人物。他认为医学有疾医、阴阳医与仙家医三个流派，只有扁
鹊、仲景所行疾医之道最为正宗，故秉承并弘扬仲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精神，极力倡导实证亲试，极力反对虚言玄揣。
基于此，从《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选出220首方剂，并以方为类目，汇集仲景相关论述，并附以自身经验体会，名之曰《类聚方》。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几无涉及，即便六经亦无所取，主要依凭腹诊、方证，着意凸现“方证相对”之学术主张。此乃东洞翁深入钻研仲景学术，而突破条框藩篱的创新性思想结晶，对此后古方派医家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学界影响深广而久远。
《药征》收载药物53种，本着“夫欲知诸药本功，则就长沙方中，推历其有无、多少，与其加减，引之于证，则其本功可以知也”的思想，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功效，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考征)，并辨别方证伪误（互考)，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辨误)。“品考”一项，简述药物产地及品质优劣，其中对日本所产药物的强调，显示出了当时汉方医学界在药物“本土化”方面的努力倾向。
邨井杶（1733—1815)，名杶，字大年，号琴山，先后师从古方派医家香川修庵、山胁东洋、吉益东洞，认为东洞翁取扁鹊之言，据仲景之术，斟酌古今，开二千年之眼目，乃医家正统。“征之于日用之事实，试之于日用之证候”，“窃补先师之遗”而作《药征续编》，收载89种药物，所循体例一仍《药征》。
此三书切实贯彻了东洞翁“实证亲试”的精神，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展示了独特的遣方用药理念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以方证逆测药物功用，实则实矣，然不免拘泥之嫌；将药物功用与诸医功过一决于仲景门庭，亦不免局限之弊。邨井杶坦言某些方药功效“在于成方妙用如何而已，不必在于取一味，一味之功则又无所以取其征者”，如《药征》之“
当归、芎穷”条，《药征续编》所列79味无可取征之药物，即体现了此种研究方法所必然面临的困境。抑或东洞翁力挽虚言玄揣之偏，不意矫枉过正之举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唯在读者善取而已。
《北山医案》
前言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与中国医学的接触，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此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
中国医学在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但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代，至今还并不十分清楚。比较公认的是在公元5世纪时，朝鲜使者用中医药治愈日本天皇的疾病，使日本人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了这一医学体系，从而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
及至我国明代末叶和清代，日本的江户时期（公元1603～1876年)，日本医学界掀起了研究仲景医学的浪潮。形成了学术上的古方派，成为汉方医学之主流，并与后世方派在学术上产生论争，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诞生了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
在清代，中国医生仍不断到日本行医或传授医学。如1627年后，任唐通事的马荣宇入籍于日。其子寿安，号友松，以北山道长著名，在大阪开业行医，学术富瞻，颇有声誊，遗有《北山医案》等著作十余种。
北山友松被誉为具有“旷世之才，授闽医之传，善得法外之法。故治术别开生面，自有神识迢迈，触手生春之妙矣”。他善长象胥学，又融通儒释道三教，并从中领会、学习仲景奥旨，还师从戴曼公而深得《内经》、《本草》精蕴。既而又谓皇朝医风不可不研，乃师从小仓医员，原长庵冈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业。
《北山医案》记录了北山友松生平治病的部分医案。本书对各医案的记述全面，脉证俱详，且多有诊疗过程中的治病思路，以及所涉及到的《内经》、《难经》、《本草》等著作的相关论述。即用经典的论述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方针，同时又用疗效来反证经典的权威和正确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告诉今人如何治病。
本书卷首所记载的十余个医案最可体现作者的诊治思路，就是治病求本是为最重要的，所以作者将其放在最前面。书中多数医案均记录患者多次就诊的全过程，案中有首尾同方者，有换方三五次者，由此可见医者在治疗时针对病症标本、表里、虚实等情况的前后缓急之治法。卷末所附独立老人用药方，由于其脉论精当，论述详实有序，故附之。独立老人，福建人。从某禅师东来，寓居于长崎。通晓《灵枢》、《素问》以及《本草》，擅长医术。
在西医已成绝对优势的今天，中医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就是中医临床，中医治病的疗效。一句话，阅千万经典，终究是要归于临床的。《北山医案》辨证论治的思路，以及让经典回归临床的临证经验，实在值得今天的习医者予以借鉴。
腹证奇览
前言
腹诊乃是从公元十六世纪末起在日本医学界逐渐兴起的独特诊法，视《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为渊源所自，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难经派”与“伤寒派”两大腹诊流派。
难经派腹诊，在理论依据和方法上均源于《难经》“八难”、“十六难”、“六十六难”等，重视“肾间动气”，将腹部与脏腑相配以诊断邪气所在，判定脏腑虚实、疾病预后，确定治疗方针。伤寒派腹诊，主要依据《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相关论述，阐述腹诊之法，探讨理法方药。由于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崛起，伤寒派腹诊的影响日益扩大，方法也更加全面，为越来越多的日本汉方医家所接受和运用。
在诸多腹诊专著中，稻叶克所著《腹证奇览》及其弟子和田久寅所著《腹证奇览翼》，为伤寒派腹诊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融入了难经派腹诊的部分内容；图文并茂，互相发明腹诊之法；理术同论，详细阐述方证之规；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总结了腹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因而被日本汉方医家奉为圭臬。
为使我国中医学界了解腹诊并推广运用，陈玉琢等编译者曾将这两部著作译为中文，并合理重编为一部书，沿用“腹证奇览”这一名称，由中国书店出版部于1988年10月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胆识高迈，秉承陈存仁先生之余绪，策划出版《皇汉医学丛书》（精编增补版)，拟将本书收列其中。后学校阅书稿，胸
中别有一番境界，自然不敢苟且，将用字、标点方面的瑕疵仔细剔除，对段落划分亦作了部分调整，以期本书版本质量能够骈俪于其学术价值。
本书初版时，颇得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赞赏，曾为之欣然作序，给予甚高期许。而今先生已登道山，见其文字，念其音容，不胜唏嘘！
《中医内科、儿科医鉴》
前言
大塚敬节（1900～1980)，1919年入熊本县立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1927年受中山忠直《汉方医学的新研究》、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响，开始学习研究汉方医学，1930年2月拜汤本求真为师。始终坚持在临床上从事诊疗和研究，去虚饰，重实际，尤其在张仲景学术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造诣。1972年9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塚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医内科医鉴》设前后两篇，“前篇”概论临床各种证候与治法，“后篇”所设“原因”、“证候”两项本于现代西医之说，“疗法”参考诸书及自身经验，“备考”引用学术丰富之诸先辈言论，详细阐述了各种临床内科病证的汉医疗法。《中医儿科医鉴》一仍前书“后篇”体例，阐述了儿科临床常见病证的汉医疗法。在西医已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境况里，作者试图会通中西医学，将西医诊断与汉医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几乎不言病机，而是重视方证相对，甚至药证相对。针对病证，反复推求方药，深入而详尽，乃是承袭古方派学术风格而来，亦似受到了西医的些许影响。此种研究思路与中国医家大异其趣，西医诊断之后顺接汉医方药，等中药方剂于西药地位，此间得失功过，值得今日中国中医研究者深思慎取。
今日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西医已成绝对优势，临床医生的底层知识结构中已经深受西医影响。各病证下列出诸多治法，由于与西医疾病相对应，显得简洁可从，由此“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即是临床可行且不得不行的发展路径。此时若能深入研究方证（病)相对，于临床不失为有效、快捷、可操作性强的权宜之举。今日中国中医临床似乎亦有方证相对甚至方病相对之趋势，则大塚敬节先生在此书中展现出来的努力作为与思维模式，实在可以充作今日中医临床与科研的恰当其时的借鉴，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日医应用汉方释义》
前言
汤本求真是20世纪初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毕业于金泽医学专科学校，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长女患疫痢而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对西医的信念逐渐动摇。1910年和田启十郎《医界之铁椎》出版，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汤本求真由此尊和田启十郎为师，立志复兴汉方医学。1927年6月至1928年9月，所著《皇汉医学》三卷陆续出版，“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皇汉医学·跋》)。又著《应用汉方医学解说》以羽翼《皇汉医学》，书中荟萃吉益东洞、邨井杶、尾台榕堂等著名汉方医家言论，并引用当时之现代科学理论，阐述仲景经方之精奥旨趣，以期东西医学之融合。作者延承古方派“实证亲试”的学术风格，书中方剂多为亲自实验而有效者，对机理的认识亦多有实践基础为支撑。华实孚先生翻译本书时，定名为《日医应用汉方释义》，194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汤本求真著述本书，正值现代科学精进勇猛之时代，汉方医学受到质疑，乃至面临生存危机，不得不求助于现代科学以证明自身合理性。作者对西医持审视态度，而非曲意逢迎；对于西医病证的解读，可以看作立足汉医而主动融合西医之努力。此中最可珍贵者，是始终保持着自我独立性，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动权。
对于现代科学之崇信，中国更甚于日本，如华实孚先生所作序言，俨然以仲景经方原理合于现代科学为心安理得；今日中国，更是科学精神横行之天下。汤本求真在中西融合方面的努力探索，对于今日中医研究者而言，皆是难得的学术经验；甚至于那些今日看来颇为牵强附会者，亦不失为前车之鉴。汤本求真以坚实之临床经验与学术自信，指点西医短长，即不免自负之嫌，然此种风范身姿，为今日中医界所希有，故不禁令人心生仰慕之情。
《先哲医话》
前言
浅田宗伯(1815～1894)，名惟常，字识此，号栗园。出身于汉医世家，学术视野开阔，善取众家之长，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以《伤寒论》“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常须识此，勿令误也”为治医警诫。明治时代汉医危亡之际，积极参与汉医救亡运动，与诸多同仁一道，拼力执掌汉医之舟于西洋洪流。医学而外，尚研习经史，为日本明治时代最后的汉方医学巨匠，一生著有各种医文著作80部，共200余卷，如《勿误药室方函》、《伤寒论识》、《杂病论识》、《橘窗书影》、《古方药议》、《脉法私言》、《皇国名医传》、《先哲医话》等，皆为其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名著。
《先哲医话》上下二卷，明治十三年(公元1880年)出版，辑录了公元17—19世纪日本13位著名医家的言辞行迹，涉及医理、诊断、治法、方药、验案、治学等多个方面，零珠碎玉，不拘体例，开创了“医话”这样一种崭新的著作形式。诸位医家多注重临床操作与诊疗实效，对阐述医理甚是吝啬言辞，更是不见言及繁冗理论；遣方用药多以汉唐成方为主，随证加减药味，极尽简约之能事。故此，本书内容多为片言只语，少有长篇大论，见解精要，剖析详明。即如治学，诸位医家已示不言之教，多纪茞庭又谆谆告人曰：“讲研轩岐、长沙之经，决择历代良师之著，以切临病处药之际，是吾家为学之方，亦即吾家为医之诀。”
本书所及，颇能展现日本汉方医家学风特点，对中医学术研究亦不无裨益。故此，根据明治十三年勿误药室刻本，重新点校出版，以飨读者。
《伤寒广要》
前 言
丹波一脉，为日本医学史上的名门望族，其远祖可追溯至东汉灵帝刘宏。时值西晋司马氏当政，灵帝五世孙阿智王，率家人及追随者共七人，避乱东渡日本，其后裔有名为康赖者，居丹波矢田郡，因医术精湛，赐姓丹波宿称，是为丹波康赖（912—995)，官至针博士、左卫门佐，兼丹波介，撰《医心方》36卷，并教授生徒，由此，丹波氏之盛名彪炳史册。
丹波康赖之廿九世孙元泰，别出一支，改姓金保，专工口科，为德川幕府医官。元泰之曾孙元孝，改姓多纪，复行内科，于1765年创跻寿馆，讲授医学。
元孝之子元德（1732—1801)，字仲明，号蓝溪；擢侍医，叙法眼，后进法印，赐号永寿院，著有《观聚方》80卷；更扩大学馆规模，并于1791年隶属幕府，要求医官子弟必须就学，由此变家塾为国学，直至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停办，在多纪氏世代主持之下，维系日本医学教育百年之盛。
元德之子元简（1755—1810)，字廉夫，号桂山，又栎窗；擢侍医，叙法眼，兼医学教谕；精于考证，著述宏富，代表性著作有《伤寒论辑义》、《金匮玉函要略辑义》、《脉学辑要》、《素问识》、《灵枢识》、《观聚方要补》、《救急选方》等。
元简第三子元胤（1789—1827)，字奕禧，又绍翁，号柳沜，承继父业，叙法眼，精于考证，代表性著作有《医籍考》、《难经疏证》等；第五子元坚（1795—1857)，字亦柔，号茝庭，承继父业，叙法眼，后进法印，精于考证，著述宏富，代表性著作有《伤寒论述义》、《金匮玉函要略述义》、《素问绍识》、《伤寒广要》、《杂病广要》、《药治通义》、《时还读我书》，并参与江户医学馆对《医心方》、《备急千金要方》的校勘。
元胤之子元昕（1805—1857)、元坚之子元佶（1825—1863)，元昕之子元琰（1824—1876)，皆继祖业，为幕府医官。
由此可见，多纪氏对日本医界影响至巨，尤其是元简、元胤、元坚父子三人，在医学教育、文献整理方面，立下了不朽功绩。至于姓氏称呼，追溯远祖荣耀，可称“刘”，称“丹波”；而他们所立丰功伟绩，已使“多纪”永垂青史。陈存仁编校《皇汉医学丛书》1936年出版时使用“丹波”二字，此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亦沿用“丹波”称谓，由此形成了对国内中医学界的深刻影响，称呼“丹波”已成惯习，有鉴于此，本书一仍《皇汉医学丛书·伤寒广要》之旧，署名“丹波元坚”。
《伤寒广要》一书，搜集我国历代150多位医家论述，以“惬于经旨，切于实用”为原则，掇其精英，汇萃成帙，共12卷，列14章，每章又分各门。第1卷为纲领，列举证治之纲要；第2卷为诊察，细论诊法以断病；第3卷为辨证，阐述伤寒病主要证候；第4卷为太阳与少阳病，研讨麻桂、
柴胡之方证；第5卷为阳明病，发挥承气、白虎之证治；第6卷为太阴、少阴与厥阴病，施用下法、温阳之变方；第7—9卷为兼变诸证，以辨病有难易，治有缓急之道；第10卷为病后之余证，第11卷为类似伤寒之别证，第12卷为关于妇儿伤寒病之见解，以及艾灸、调养之方法。以类相从，辑录精当，旁征博引，节选中肯，取历代诸家之长而舍其短，尤其是将
温疫纳入伤寒三阳证治之例，别开寒温统一之新面。
《伤寒论新解》
前言
本书是《汉方医学》一书中的“伤寒论篇”部分，为日本杉原德行所著。
本书采用六经分篇，附列汤证，诸项论述又多能结合当时最新的西医学知识加以适当类比，阐述了不少新的见解。该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较以往注解《伤寒论》的著作都是有新意的。
本书共分七章，六经病各列一章，但其先后排列与《伤寒论》有别，“《伤寒论》是以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顺序记载的，而著者以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的顺序记述。”第七章为“三阴三阳差后劳复病”。每一章先概述该经病之定义、病证分类及药治，继则或以病证或以汤证进行分节论述。
杉原氏是以八纲释六经，认为六经病是以八纲为基础的病位与病性复合的产物。“病证” 部分是对该经病症候表现的高度概括，“分类”是对“病证”的进一步细化，多以汤证的形式出现，“药治”则是治则与治法的论述。如太阳病定义为“在表的阳胜的疾病”，“病证”据寒热证、脉证及身证不同表现分为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两大类，前者有
桂枝汤证，后者包括
麻黄汤证、
葛根汤证及大
小青龙汤证。因太阳病为在表的疾病，“药治”则发汗为正治，吐、利尿或下皆为误治。杉原氏于诸项论述之后皆附以“现代医学”的见解，如太阳病“相当于急性热性传染性疾病的初期”，又从病原学角度（即侵袭人体的病原菌生活力或毒素的弱强)和病症学角度（即“一般
感冒”与“重症感冒及其它急性热性传染性病证”)来辨太阳中风与伤寒。
本书在深入论述各经病时，根据需要，或以病证类别，或以汤证或两者并列分节，但最终必然落实到具体汤证上。六经病论述详于三阳而略于三阴，这也是与《伤寒论》分篇是一致的。在三阳病篇，除本经病汤证之外，还列出大量的“中间证”。汤证附列于病名之下，而汤证之间又往往兼顾类方的原则进行编排。每一汤证下主要分“病证”、“药治”及“药效”，前两项密切结合原文进行阐释，“药效”一项又细分为“气味”、“主治”及“成分及作用”诸项，其中“主治”博采诸家，尤重《纲目》，故又有“发明”一项。“成分及作用”则完全为现代药理研究的内容。
《伤寒论新解》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58年7月第一次出版发行，原书尚有总论五章，因与其1957年所出的《中医基础简释》（即《汉方医学》一书中的“思想篇”)一书有雷同之处，故当时予以删节。《中医基础简释》重在阐发“阴阳说”，作者分四类加以介绍，其中“阴阳寒热论”之“三阴三阳病”一节与“阴阳五行伤气论”之“五气之胜及伤气的病证”一节与本书的关系尤为密切，读者应注意参阅。
因时代关系，本书具体论述中的部分内容值得商榷，但作者在六经分篇、附列汤证及结合当时最新西医学知识等方面所作的探索，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本书在人卫版基础上再版，除将繁体改简体及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外，余未作特别调整或改动。
《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
新版前言
《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一书，于1983年10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今已15个年头。当时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7100册；1987年8月第二次印刷2710册，前后共印刷19810册。医学专业书籍的印刷如此大宗之量，实为可观。自第二次印刷之后，不到半年之久，即已售罄。此后，由出版社转来或直接向余索要此书、或问何处出售、何时再版等函件达20余封。今蒙学苑出版社重新出版之际，深表感谢！他将偿读者之宿愿。
回顾日本汉方医学，自我国隋唐医学、宋医学乃至金元医学连续不断地输入日本以来，汉方医者从模仿和摄取，至江户时代（1603—1868)受中国中医学各学派的影响，形成了后世方派、古方派和折衷派。三派在汉方医学史上，不论对学术理论、还是在临证实践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期间，虽有互相攻击，相争不让，各执己见，但却呈现出各家学术争鸣，并促使汉方医学发展到了兴盛时期。从此开始，三派医学统称汉方医学，一直延续至今。
江户时代汉方医学兴盛时期约持续百余年，至明治维新之后的明治八年（1875年)文部省公布，开业医生实行物理、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剂学、内科学等七科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可开业的法令。斯时，日本西洋学者5123人，绝大多数应试合格；而汉方医者22527人，绝大多数应试未合格，失掉开业资格而沦为失业。从此，在法律上汉方医学被取缔。
为此，原本三派对立争鸣的两万多名汉方医者，为了生存和汉方医学续存，纷纷合流，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抗争明治政府采取轻率且鲁莽的法律手段取缔汉方医学。从而出现多个学术团体，不屈不挠地，甚至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精神，争取汉方医学的合法地位。当时三派合流的“温知社”（温故而知新)为最有号召力。与此同时还发行各种杂志和书籍向日本社会呼吁，给予公平合法地位，宣传汉方医学续存的优势，汉方医学为日本民族繁衍和对疾病预防、治疗的历史贡献，以示向明治政府抗争。
当时一批西医改学汉方医者，其代表人物和田啟十郎著《医界之铁椎》、汤本求真著《皇汉医学》等。这批精英在日本医界有名望，有地位，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这批人物既学习了西洋医学知识，又掌握了汉方医学理论和临证实践，所以他们对捍卫汉方医学有重大的号召力。
在此影响之下，三派合流共著书籍为汉方医学续存作宣传舆论。如矢数道明(隶属于森道伯后世方派)、大塚敬节（隶属于汤本求真古方派)、木村长久（隶属于木村博昭折衷派)、清水藤太郎（汉药界代表)合著《汉方诊疗实际》；大塚敬节、矢数道明、木村长久，三派人物共著《汉方诊疗医典》等。这些书充分体现了三派各自的学术观点，临证经验的相互融合，也融合了西洋医学的理论和临床实践，发挥了三派医学合流后汉方医学的优势与发展。
《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是继上述各学术刊物和书籍出版之后，由矢数道明先生独厚三派学术之大成，对“汉方处方”进行详细的解说。以此书正篇为例，采用古方（《伤寒杂病论》方)87张，后世方53张，经验方14张。这就涵盖了三派处方，给予综合解说。体现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和六经辨证的同时也表明了“方证相对”应用处方要旨；并以西洋医学之疾病病名对“方病相对”，应用处方加以进一步地解释；阐述了每张处方的症候、腹证、舌象、脉象；分析了每张处方的君臣佐使配伍关系，以及药物的升降浮沉、四气五味、相乘相辅、引经报使等；引用经典书籍对主治条文的注释；解释某一处方与同类处方相似和异同点适应症……。综上所述，此书体现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和西医学的辨病之精髓。堪称一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之三派合流的、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处方解说专著，对方剂学家和临证医学家学习参考将大有裨益之功。
今次此书再版，在保持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原貌的前提下，对原版局部重新翻译，原版由于翻译不当所产生的语病、协和语及文字不通之处加以修正；格式不统一者，予以规范统一；有几张处方的位置也作了适当的调换。
诚然，我们这些人，都是临证医者。李秋贵主任医师等人，大都完全脱产一年在正规的北京医院东方日语培训中心攻读日本语，他们其中四人以访问学者身份在日本逗留三年、一年和几个月不等。尽管他们笔译能力较强，，但日本语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势必会出现些语句不通或错误，敬请学者和读者给予批评是正。
在此书即将再版付梓之际，余深深地忆起原作者，我的“良师益友”矢数道明先生，他老人家已在2002年作古，享年96岁。自此后余每月仍按时收到矢数圭堂兄寄来《汉方之临证》杂志，每当拆开时，要肃立在余书房陈列老人家赠给的20余部遗著之前，缅怀老人家一生为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和日本汉方医学续存而抗争的敬业事迹和对我的教惑。
我们翻译的成员们，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共同缅怀老人家为日本汉方医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卓著功绩；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不久，即仿效明治维新取缔中医之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老人家挺身而出，由遥远的日本东京奔赴东北，以理力争，驳回取缔中医的草案，使东北的中医继续以合法身份生存下来，且有了很大的发展；老人家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尤其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作出重大的贡献。我们祈祷矢数道明老人家冥福！
卫生部北京医院 中医科 教授、主任医师 李文瑞
2008年6月于北京
《针灸真髓》
前 言
《针灸真髓》一书，为针灸名家泽田健先生的入室弟子代田文志氏，日本现代著名针灸家，于先生日常治疗时，将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随时笔录，日积月累整理而成。
泽田健先生是日本针灸史上的巨星。于明治十年六月十二日生于日本河内国伯田，名一，后改名健，别号春彦、简秀、龙头彦、吞气堂主人等。泽田健先生从幼年起即喜好武术，青年时代在京都武德殿学习柔术。后从新海派的名师辻平四郎繁武氏学习柔术的奥义及接骨术。此后，泽田健先生又发现柔术的“急所”与灸术的“俞穴”相符合，为了求得解释，乃专心研究十四经络的秘义。二十余年来，泽田健先生亲自以病者来实验经络经穴，同时还绘制十四经络人体图，或刻制铜人像，终于掌握针灸古术的奥义。泽田健先生在釜山创设针灸治疗所，运用妙技治愈疑难杂症不计其数，声名远播，得到无数患者的信仰。
泽田健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欲使针灸古术之价值显扬于全世界。他一生致力于研究我国古代以阴阳、五行为指导原则的医学典籍，对《素问》、《灵枢》、《难经》、《十四经发挥》等学说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钻研，并引证于人体中。可以说，泽田健先生的出现，使针灸在日本乃至世界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和发扬。
为使泽田健先生精湛的针灸医术免有失传之虞，本书详细记载了泽田健先生珍贵而独特的临床诊疗思想及口传秘诀。如泽田健先生以五脏六腑为本，始创了屡屡用于临床而不爽的太极疗法，这是针灸史上古今独步的伟绩。此外，还有对脏腑病变及功能的不同理解，三焦经的新释，以阳池、中脘矫正子宫位置，背部膀胱经第一行的创说，经穴移动的发现，特效穴的创定，经络经穴诊断法的提倡，四灵的应用等等伟大创举。
本书也随处可见泽田健先生钻研古籍的迹象。如泽田健先生的治疗是以五脏为基础，此五脏与西洋医学五脏的概念不同。譬如肾脏，不是指简单的器官，而是含有“先天之原气”的肾、藏著精志的肾、有生殖力的肾、腰及下腹力之源泉的肾，所含的种种内容和西洋医学所说不同。脾、肝、心、肺也是同样的。
这些都是先生的针灸精髓与核心体系。但因为所述内容是十余年间的见闻录，十回见学笔记顺年代的先后而编出，所以书中存在前后重复或矛盾的地方；又因是随闻随录，记录非常随意，以致内容较为杂乱，不成体系；同时，著者深敬其师，对于泽田健先生和病人的应对问语记述过于繁琐。
所以，为了使内容更加紧凑、系统，体例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并充分突出泽田派针灸学术的精义，在本书再版重印时，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
全书仍保留见学笔记的叙述方式，但每一回下均分为医论医话、泽田派治病特效穴、医案医话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为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常用穴位、取穴方法、经穴释义与应用等，并对体例进行统一，这样既可使全书条分缕析而又重点突出，帮助读者学习和掌握。原书中每一段内容的标题基本上很难全面概括该段文字的中心意思，所以我们均另起题目，争取把握核心思想，以突出泽田健先生医术的独创性和实用性。
删去书中各回单纯重复的文字。但因为泽田健先生一生在治疗以及对理论的研究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进步，所以，对于同一问题逐渐深入的阐释，或是渐成体系的论述和治疗，虽有一定重复，但能使读者看到泽田健先生逐年来医术的精进和不断完善的治疗过程，故仍予以保留。
对于原书中重复啰嗦的语言一律进行精简，力求中心突出、言简意赅。需要指出的是，泽田先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思想上的一些欠缺之处在原书中也有多处可见，常是以经穴生理附会到道家佛语方面，如对阳池疏导三焦乳糜管的解释，先生遵从“真一至，阳脘会，真一司灵”之道家学说等等。对此，我们删去了一些有明显谬误以及过于违心的论述，保留了能够自圆其说的内容。因为自古中医便与儒释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先生的一席体会，或许有的读者能取其长、舍其短，自有一番体悟。
本书还附录日本针灸学家赤羽幸兵卫氏所著的《知热感度测定法针灸治疗学》以及相关的“皮内针法”和“天平现象”。
原书中主要讲述赤羽氏新发明的在井穴部位上用燃着的线香来测定知热感度的敏钝，从而判定某条经络有疾病，然后根据“虚补实泻”的原则，用他新发明的皮内针来治疗的方法和验案。这是一种客观科学的测定法，取穴极简，只取一两个穴位，便能得到确实的疗效。
遗憾的是，书中所述的线香以及相关器具的来源及制法都没有详细论述，所以对现在的人而言很难进行操作。但因为“知热感度测定法”能以极简易之方法，测知经络变动情况，从而了解经穴的异常点，明悉疾患之所在，依此取穴施针，故每能动中机会而其捷如响。同时，这个在当时日本针灸界引起轰动的发现又与前面《针灸真髓》中经穴移动的理论相互印证。故如今将其具体操作方法进行了适当的删节，重在突出其经络知热感差存在的缘由和临床应用，同时辅以少量现今读者可借鉴操作的案例，仍是按照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调整顺序，统一体例，作为附录展现给读者，有志者若能进而求之，或可明白古代脏腑经络学说难于理解的部分，并为研究整理经络学说新辟道路，而做针灸科学化之先声。
为了最大限度地让读者了解书籍的原貌，我们对两书的文前序言等均予保留，力求全方位呈现当时有关作者及书籍的评价。在这里，还要感谢前辈们在翻译介绍日本汉方医学方面做出的贡献。
禅宗中有句话说：“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如今将泽田健先生书籍再版，是希望能使更多没有机会得到针灸大家言传身教的热爱中医者，能一睹针灸大家独特的思想理论及融会贯通的治疗方法，并能仔细阅读体会，有所启发和收获，若在加以钻研，或可尽得泽田健先生真传，使针灸医术发扬光大。但因为内容改动较多，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还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吴又可学术研究》
前 言
《温疫论》开创了中医温病学新学科之先河，它不仅创立了温病学新理论，而且治法方药至今对临床仍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的里程碑。
吴有性，字又可，系江苏吴县洞庭人，其生卒年代不详，推测生于明代万历年间，卒于明末或清初。明代温病学家。明·崇祯辛巳年（1641年)，山东、河北、浙江、北京、南京等地暴发流行性烈性传染病，“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吴氏“静心穷理”，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于1642年撰成《温疫论》。
－－－－－－－－－－－我买了一本《针灸真髓》
后来和老版对照看发现改动很多，不知道内容有没有删减
对这种大刀阔斧删改原著的做法很不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