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9日，《2011胡润慈善榜》发布。玻璃大王曹德旺以年45.8 亿元的惊人捐款额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同日，《福布斯》发布的慈善榜单上，曹德旺也位居第二，与第一名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差距并不大。

这位新“首善”表现得似乎很低调、很平和。在人们眼里，他有一份对慈善的虔诚，并以此默默地行着佛家善道。当然，这不等于他对慈善事业的热情是盲目与软弱的，相反，他对自己所坚守的 “曹式慈善”，颇有一套理论与方法。他开创了捐赠股权设立慈善基金的先河。

“我的股票是黄金”

股权捐赠模式其实在国外很常见。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就是通过股权捐赠的方式实现慈善愿望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加之相关部门审批冗繁，曹德旺从2009 年便对外公布的捐赠70% 的福耀玻璃[8.73 0.00% 股吧 研报]股份一事，直到今年才得以落实。

三年的等待并不短暂。之前，牛根生等人曾经也遭遇了和曹德旺相似的一幕——从最初热情满满地宣称捐赠，到遭遇现实的无奈拖延，再到舆论质疑不满和抨击……最后，他们赢在了对慈善的虔诚和坚忍上。

在等待河仁基金会批文的两年多时间里，曹德旺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说他是“作秀”、说他在“避税”，但是，对于这一切，他说他并不在意。有朋友摘录下来外界质疑的种种声音给他看，他甚至都没有看完。他说：“没有关系，没有问题，怎么讲我都接受的。因为你只要记得世界上还有曹德旺，我就非常满足了。不在乎别人怎么讲，关键在于我怎么做”。

为什么要用股票捐，而不用现金？在过去的20年中，福耀的股票复合增长率已经有30%。曹德旺仔细地考虑过，如果变卖股票，用现金捐赠，这笔钱投在别处未必有如此高速的增长。他怕给资本市场带来冲击，也为了保证基金会的资产能有效保值、增值；而且，这样处理这笔从法国人手中收购回来的股票，也是为了向国际证明，曹德旺如此、中国企业家如此，是为了事业，不是金钱！

当然，变现捐赠也是他考虑的下策——“如果批不下来，就把股份都卖掉，卖掉的钱全都捐出去”。

他不是没想过股权捐赠的不可行。但是，不可行并不等于他就放弃了追求和尝试。

如此方法是不是曹德旺“避税”的高招？曹德旺坚定地说：“我本都捐出来了，哪还有利！缴税的目的是为了调节，是把有钱人口袋里头的钱拿出来做一个国家财政，帮扶落后的群体。试想一下，我把东西都送给你了，所得税所得税，顾名思义所得的税，现在不是我所得，是他所得，你说谁交？当然是交，这不存在避税的问题。因为我捐出去以后，剩下来的也不会因为捐赠而国家少收我的所得税，没有。”

捐赠之后，曹德旺对于款项的处理权少得“可怜”。他对于款项的使用，只有1/25 的表决权，需要投票决定；并且，每年基金会的花费，他也并不过问，“这是理事会的事情”。

曾经有媒体问过曹德旺：股权捐赠模式是你开创的中国慈善新模式吗？曹德旺在表示肯定之后，话锋一转——“那也不一定可复制。我很珍爱我的股票，我的股票是黄金，是我最在意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你的股票可能会跌，把它变现完就不是捐股权，所以没有千篇一律的。”

“曹式”监管与问责

国际上通行的慈善，是将钱捐入官方组织，比如慈善总会，由官方机构进行具体的分配。富豪们只负责捐钱。如盖茨、巴菲特等人都是只捐不“管”的。

慈善组织和个人是需要剥离的。如果是个人将钱直接送入被捐助对象手中，充其量也只是“学雷锋”。而陈光标或许因为个人的观念，也或许因为国内慈善制度的不成熟，才会只“学雷锋”，进行一种“暴力非主流慈善”，而不是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慈善活动。

而曹德旺，试图尝试着做真正的慈善，也试着打破中国慈善这一层“不透明”的硬壳。

2011年4月，一张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近万元“天价账单”在网上被披露。“这是几个人吃的？捐款的钱都成发票了？”有网友提出希望卢湾区红十字会给出解释，这近万元的餐费招待了谁。但是最终，这个事件只是以退款告终。由此大量民众对红十字会的通报感觉不满意，甚至对整个中国公益事业失去了信心。

由此可见，中国慈善业最缺乏的是监管机制，还有信息的透明度。虽然曹德旺知道，靠自己根本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他认为，自己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就要在规章制度透明化上下功夫。他一直用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进行河仁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将基金会的任何事情都在报纸等媒体上公开发布。虽然他不过问善款的去向，但是，他必须知情。

早在2010年3月，西南五省大旱，曹德旺决定捐款2亿元。消息甫一发出，中国扶贫基金会迅速“盯”上了他。他们希望曹德旺能将这笔款项捐给基金会，再通过基金会发放到灾民手中。经过多次会面与说服，曹德旺终于应允了，其时，他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律师，一个是央视《经济半小时》的主编。

“律师是代表我来谈具体条件的，主编是我带来监督你们的。”

因为，他提出：在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为保障项目运转，基金会一般会收取善款一部分的“管理费”， 行规一般为善款的8 %-10%，但曹一开始提出，只愿意给1.5%，也就是300万元。

经扶贫基金会初步核算，至少要项目管理费的5%才能做成。最初，曹德旺开出的条件让他们无法接受，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各让一步，确定为3%，也就是600万元。

曹德旺还提出，所有项目需要在11月30日之前完成，在此之后，如果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全部收回。

曹德旺不认为这些规定是苛刻的。“我拿到灾区去，灾区的那些干部吃皇粮，他必须为老百姓服务，当然我可以不付他的薪酬，政府已经付给他了。至于准确率必须按照我的要求，你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不做？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非常困难的时候，你不及时把钱划下去，你干什么？”

他的苛刻并不是没有来由。汶川地震，他捐赠了两千多万；玉树地震，他捐了1亿，但是最后钱花到了哪里，他不清楚。

学者章立凡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条中国扶贫基金会号召向云南迎江震区援助的消息。消息称，希望有心人每人捐赠200元，为一户受灾家庭解决一个月口粮，并要求大家大力转发。

章立凡先生在转发这条消息的同时，更呼吁扶贫基金会学习2010 年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干旱重灾区捐款2亿的透明“苛刻”模式，细化流程。遗憾的是，后来，本条微博发布者不再发布类似信息，此次募捐仿佛也已经不了了之。

这或许就是曹德旺必须亲力亲为保护自己的善款的理由，这也是无奈之举。他需要一个透明的“玻璃缸”，让他看到钱在里面是怎么“转”的。他说，“只要足够透明，还怕捐赠人不往里面送钱吗？”

力主“低调慈善”

与“既是富人又要做事”的陈光标相比，曹德旺希望自己的一举一动，能够贴近与世界公益机构的标准。他绝不当自己的形象大使。如果让他选择，他说，不会走陈光标的高调路线，宁可选择捐了很多钱，但别人不知道。他还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慈善文明——中国人提倡不带相布施，捐赠的时候隐姓埋名，不让别人知道你做了什么。施恩不图报，图报非君子。他一直认为，慈善不应该高调。

他信佛。佛家提倡修行，他说，修行要修出公德。

“什么是公德？公平是公，施予是德，虔诚是公，真实是德。”宗教，是神奇的。曹德旺用佛教中的信仰和教条指引着自己的人生。他信佛教中的因果，自己也一直恪守感恩、无求的信仰。

他喜欢做慈善。“捐款，我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与社会共享，也是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一种具体的措施”。至于对他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举，他只是说，这是“向社会粗浅地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

当《小崔说事》中，受他捐助的农民来到现场，哭着向他感谢“终于可以买米了”，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不是投去居高临下满怀怜悯的目光，或是发表一通豪言壮语，他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信佛的他还投钱修建了很多寺庙，但是，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佛教徒，“我认为这是一门哲学，应该让中国人受这方面的影响，在他们的骨肉上面增加一个灵魂”。

他曾花很多钱，为自己得了重病的员工治病。他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于执行的事，虽然很多企业老板都做不到这一点。“我爸以前跟我讲，草没有心，就不能发芽。你今后开店，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店门，如果发现有人病倒在你的店门前，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先把他扶起来，然后给他灌热水；然后如果有吃的，给他煮一碗面条吃；如果他吃掉还不能好的话，要赶快送医院，这是人性的道理。”

当初，他也被质疑过，同现在的陈光标一样。他认为，这不需要难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做一件事情难免有不同的声音产生，只要用最多的精力去考虑怎样做到最完美——别人说这件事太假，那做真一点就好了。

现在，他最多的就是被人跟陈光标作比。他曾经表示自己不会像陈光标那样，“希望自己像雷锋一样在史上留名”。“雷锋不是他自己把名字写在墙上的，留不留名是非功过由后人评说，你死了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留。如果陈光标再讲这句话，你跟他讲，我如果在他身后死，我会在墙壁上写曾经有过陈光标的。可这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