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录自<<医学源流论>>

[center]医非人人可学论[/center]
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情，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力盼，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渐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妄死者遍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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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涉猎医书误人论[/center]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力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亦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者往往多信之者，则有故焉。盖病家皆不知医之人，而医者写方即去，见有稍知医理者，议论凿凿，又关切异常，情面甚重，自然听信。谁知彼乃偶然翻阅及道听途说之谈，彼 亦未尝审度从我之说，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从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嗟乎！古之为医者，皆有师承，而又无病不讲，无方不通，一有邪说异论，则引经据典以折之，又能实有把持，所治必中，故余人不得而参其末议。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至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至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短也。然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我见甚多，不可深省也。
－－－－－－－－－－－[center]四大家论[/center]

医道之晦久亦。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此真无知妄谈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已开学者便易之门。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到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然亦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孔子并列。况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至于东垣执耑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后世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所惑也。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依以治病。其说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轻三子也。盖此说行则天下惟知窃三子之绪余。而不深求仲景之学。则仲景延续先圣之法从此日衰。而天下万世夭扎载途。其害不小。故当亟正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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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贴.学经典著作.
－－－－－－－－－－－[center]医学源流论[/center]

医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歧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亦。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7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yin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尹有汤药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靠。至扁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古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自是以后，医者以方药为重，其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之道，及针灸杂术，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从此一变。唐宋以后，相寻弥甚，至元之刘河间.张洁古等出，未尝不重<<内经>>之学。凡论病必先叙经文，而后采取诸家之说，继乃附以治法，似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经义，而于仲景制方之义，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说非影响，即支杂，各任其偏，而不归于中道。尤其偏驳者，李东垣为甚，惟以温燥脾胃为主，其方亦毫无法度。因当时无真实之学，盗窃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绝。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惟曰:某病则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剂，令病者迁延难愈者。胸中毫无把握，惟以简易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载途矣。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总由于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只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