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河报记者   许天一文

覃怀会馆禹州存


做《厚重河南》选题，父亲给我提供了一个素材。他毕业于禹州师范，对那里的历史非常熟悉，因此建议我写一写禹州药市，还有与药市相关的各大会馆。父亲说他们上师范的时候，学校在禹州城的山西会馆内，图书馆就是覃怀会馆(又叫怀帮院、怀商会馆、怀帮会馆、怀庆会馆)，而十三帮会馆则成了他们的宿舍。听父亲说起当年的禹州师范竟然有这么大的规模，让我听起来很有几分神往。作为对中医药颇有研究的我，一直很想做一个关于“四大怀药”的专题，听到父亲这样说，我便留心打探，得知当年的覃怀会馆竟然被很好地保存下来，父亲上学的时候，还曾在设于覃怀会馆内的图书馆中做过助理馆员，而现在的覃怀会馆，则成为禹州市博物馆所在地。于是，几番查证之后，我对怀帮院及与之相关的怀药、怀商的采访开始了。

　　禹州药市千年长

　　7月21日，我来到禹州市委宣传部接洽采访事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向我推荐了据称是“禹州活历史”的专家——市博物馆原馆长教之忠老先生。70多岁的教老先生精神矍铄，讲起禹州的历史，不管是钧瓷、禹都还是药市，滔滔不绝，让我领略了几分学者的风采，心中大为敬服。
　　据教之忠老先生说，禹州中药材资源丰富，盛产会全虫、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禹密二花等道地中药材，药材的种植、采集、加工、经营有着悠久的历史。禹州历史上就是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河北安国、安徽亳州、河南禹州、江西樟树)，素有“药都”之称。
　　据《禹州市志》记载，周安王五年(公元前397年)，轵城侠客聂政刺死韩相侠累，毁容自杀，后人为彰其侠勇，于阳翟(今禹州)西关筑冢以记，史称“聂政台”。“每年二三月间，商家云集台下，山货、药材、土布入市经营，帐篷稠密，驮载辐转，货殖尤多矣。”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禹州已成为药材汇集之地，填满街市，“犹如粪土”，故药农及深山大壑采药者往来不绝。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刚统一中原地区，就诏令全国药商，集结钧州(今禹州市)，恢复遭到元末战乱破坏的药业市场。关于这事儿，禹州市药材办主任南林坡先生还给我讲了一个当地的传说。他说，之所以朱元璋会将药市建于禹州，与马娘娘有关。元末大乱，马娘娘的一个弟弟失散于此，成为药市中的一个小伙计。战乱结束，马娘娘亲自到各处寻找弟弟，最终在这里找到。马娘娘目睹此处药铺林立，于是向朱元璋建议，将此处设立为“国家级”的药材专业市场，自此，钧州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地。
　　到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药商已结帮而至，并在禹州筹建栈驿(明神宗万历年间，因避神宗朱翊钧之讳，改钧州为禹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另起南大街药市，当时有山西药商专门经营海南参、沉香等名贵中药材。
　　乾隆十三年(1748年)，原设于密县的洪山庙“药交会”，因其交通不便而迁到禹州西关，会期为每年农历三月一个月。教之忠老先生指着博物馆内的一座石碑对我说，这座碑叫“十三帮创始碑记”，其中就记录了“药交会”从密县移向禹州的历史，这可以说是禹州药市发展中的一个标志。从此，禹州的药材交易进入鼎盛时期，药材交易的规模愈来愈大，“内至全国22省，外越西洋、南洋，东极(通‘及’)高丽(今朝鲜)，北际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皆舟车节转而至”。往来车脚、驮帮延伸数里，货堆如山，登至垛顶，可眺望四周山川河流。从事药材经营的辅助性行业，如打包、拣药、荆编、吹瓶、糊盒以及从事搬运的脚行，也相应崛起。京广杂货、饮食服务、钱庄票号等都应运而生。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清代乾隆年间，城内外经营中药材的商户有400多家，居民十之七八以此为生。到清朝末年，禹州“药交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药商的经营方式由地摊、布篷发展为进城赁房设院、自立牌号，并把会期增设为春、秋、冬三个，药材交易由季节性变成了常年性。

　　会馆云集交易忙

　　由于禹州境外的各省药商云集，各地商埠均在禹州设有常年性购销机构。同一行业、同一地域的商人为了便于联系，互通信息，结成行帮组织。各行帮为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不惜重金修建客驿会馆。自清朝嘉庆年间相继建成山西、怀帮、十三帮、江西四大会馆。在这些古代药业市场遗迹中，尤以山西会馆和怀帮会馆最为雄伟壮观，十三帮会馆占地最大。
　　据《禹州市志》记载，山西会馆位于市区西北角，老城西北隅，为四大会馆首创建筑，始建于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由晋籍商人集资购地而建。到道光六年(1826年)，晋籍商人再次筹银扩大建筑范围，扩建后的会馆有山门、高大的戏楼、能容纳千人的开阔地，还有雄伟的大殿、配殿、排列整齐的东西厢房。整个会馆布局严谨，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只是现在山西会馆的古建筑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原址上矗立着禹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建筑。
　　怀帮会馆是怀庆府药商所建。怀庆府指的是今河南焦作市，以盛产地黄、山药、牛膝、菊花四大中药材(也称四大怀药)闻名全国。自禹州形成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后，怀庆府大批药商来禹州设立药行。药商为保护其财产安全，就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药商筹集巨额资金，在山西会馆东侧大兴土木，修建旅禹同乡会馆——怀帮会馆。保存完好的怀帮会馆直到今天依然辉煌壮丽，按教之忠老先生的说法，整座院落内盛装的是禹州市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十三帮会馆，位于山西会馆、怀帮会馆南面，三个会馆呈品字形。十三帮会馆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落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药行帮、药棚帮、甘草帮、党参帮、茯苓帮、陕西帮、四川帮、宁波帮等十三个商帮集银共建，占地20亩。会馆建筑分为庙院、中配院、会议所三部分。庙院位于会馆西侧，建有九龙壁、铁木旗杆、山门、钟楼、鼓楼、戏楼、东西廊房、拜殿、大殿和配殿。中间为中配院，是迎宾客谋事的地方，东边是会议所。
　　我在禹州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南边看到，当年的十三帮会馆现在已残破不堪，大院内树木葱茏，将整个院落遮蔽得一片阴凉，大殿上的木窗晃晃悠悠吊在窗框上，积满尘土、满是蜘蛛网的屋内显示着几分被遗弃的悲凉。即便是在当年，十三帮会馆与怀帮会馆相比也颇有不如，因此当地人有“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一个殿”的说法，现在看来，已遭毁弃的十三帮会馆与整修一新的怀帮会馆更不能相提并论了。
　　禹州的中药材市场从明到清，发展到鼎盛时期。民国年间，由于军阀混战、兵匪猖獗，药商遭遇抢劫的事时有发生，几十家大药行纷纷迁往郑州，中小药行也纷纷停业，禹州药材市场日渐萧条，闻名全国的药城禹州也从此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药业市场由国有药材公司统管，禹州传统的中药材交流大会从此中断。直到1985年3月，经过政府多方努力，在河南省药材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禹州市中药材交流大会才得以恢复。

　　覃怀会馆今犹在

　　在教之忠老先生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曾经的覃怀会馆——今天的禹州市博物馆。据教老先生讲，覃怀会馆以前总共占地15亩，现在没有那么大了。从南到北，由影壁、山门、戏楼、钟鼓楼、左右庑廊、大殿和拜殿等建筑，共同构成了一处布局严谨、气势巍峨壮观的古建筑群。
　　而现在，南边被一座两层小楼给挡住了，原来的大门没有了，影壁墙则紧贴在小楼的后面，显得很是局促，博物馆的大门也因此不得不改开在院子的西面。进入大院，是分隔戏楼与左右庑廊的大道，又有一道围墙把左右庑廊与拜殿、大殿圈在其中。
　　紧贴小楼的影壁用青砖砌成，横长18米，顶部有仿木结构的九脊八坡屋檐装置，横列于会馆的最前方。影壁后数米处是山门兼戏楼，这组建筑南向的一面是面阔五间、明柱重檐的会馆山门，北面则是面阔三间的戏楼。戏楼顶部属九脊八坡歇山顶工单檐建筑，用彩色琉璃瓦覆盖。
　　从戏楼后行数十米就到了东西庑廊，这是两座对称的配房，为面阔五间的双层楼房。再往后行，越过拜台便是拜殿和大殿建筑。拜殿面阔五间，单檐，檐下嵌透花人物、鸟兽及商帮故事浮雕，如正中的“十八学士下瀛洲”，说的是十八学士进入蓬莱仙岛的故事，它反映了人们期盼富贵、长生不老等愿望，也暗含着药材生意可以保身长全的寓意。其他像“商旅入城”、“高士贤隐”、“骆驼商旅”、“商旅歇马”等，玲珑剔透，栩栩如生，实属一组雕刻艺术珍品。
　　紧接拜殿的是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内雕梁画栋，遍施彩绘，显得金碧辉煌。我注意到，大殿前的檐额上绘有金色卷发的男女头像，还有一些类似西洋建筑的风景画。听教之忠先生说，这些都是修建大殿时彩绘上去的。这说明当时的怀帮会馆还是很赶时髦的，生意做到了国外，“西洋景”则描进了会馆之内，在那个仇恨“洋鬼子”的年代里，可能也只有以利益为先的商人们才会如此“开明”与“开放”，可以接受这些“非我族类”的洋人，换作一般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将“魔鬼”一样“邪恶”的外国人画在自己的廊檐下的。商人们的胸怀，毕竟与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农”有所不同。

　　敬的不该是关王

　　大殿正中，供奉着武圣关羽及陪侍的周仓、关平塑像，左侧则彩绘有医圣张仲景的画像，右侧的则是药王孙思邈。只是据我所知，怀商会馆敬的本该是药王爷，但今天的禹州覃怀会馆内塑的却是关王爷，整个山西会馆的格局，看起来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国民党修庙，共产党办学”的说法，解放以后，会馆、庙宇之类都被用来办了学校，会馆内的塑像很可能在“破四旧”的时候就被毁坏了。1991年，禹州市政府重新整修会馆时，也许参照了山西会馆的格局，将药王孙思邈的塑像换成了山西人供奉的“关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改写历史”，使现存的覃怀会馆丧失了原有的真实。
　　其实，禹州人自己本来也是供奉药王的，据当地人说，药王孙思邈曾长期在嵩山颍水之间采药治疾，他死后被当地百姓厚葬于禹州西关，并集资在城内西南隅(今禹州市电业局所在地)购地四亩，建造了一座“药王祠”。
　　祠内大殿有一石刻雕像，刻的是药王孙思邈坐于虎背之上，右手持针，左手抚摸龙首，为龙王治病的故事。大殿左右两侧各立石碑一通:左边一通介绍孙思邈在禹州行医的生平事迹；右边一通是唐代敕封加号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告词碑。院内有东西厢房两处，是专供朝拜之人恭候小憩之处。祠门上端为九脊八坡歇山顶，绿色琉璃瓦覆盖的单檐建筑，檐下装饰着仙人、兽形图案，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据传，凡来禹州学医的人，只要到此瞻仰一下“药王”的圣容，给人治病便十治九愈。所以民间流传“药不到禹州不香，医不拜药王不灵”。为了利用禹州这块“风水宝地”，各地药商纷纷投资在药王祠以北地带建立门面店铺，两厢药行店铺林立，至今仍保留有一条约300米长的“药王祠街”，禹州药市据说也是因此兴盛起来的。
　　只是关于药王孙思邈的故事实在太多，让人难辨真伪，或许是传说太多了，可能连禹州人自己也不相信了，因此才把山西的“关王爷”请到了修过的大殿之中，而药王爷却不得不靠边站了。


怀药有名因覃怀

怀帮商人敬的是药王爷，这可是有据可查的事儿。据《博爱县志》记载: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黄河中下游流域发生瘟疫，孙思邈闻讯来到了现在的博爱县月山镇西侧、丹河东岸的圪　坡挂牌行医，为群众治病。他以怀药为主要原料，大量制造屠苏酒等防瘟药剂，广为散发。当时用于制药的野生怀药供不应求，孙思邈便带动当地百姓广泛种植怀药，用于制药防病，不但扑灭了瘟疫，而且还在怀庆地区形成了民间种植“四大怀药”的传统。
　　后来，孙思邈便在今云台山一带的太行山上采药著书长达30年，先后撰写《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合称《千金方》。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孙思邈病逝于圪　坡，享年101岁(另一说是享年141岁)。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孙思邈被追封为“妙应真人”，因此后世又称他“孙真人”。当地百姓为纪念他遏制瘟疫流行、开辟怀药种植的丰功伟绩，依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药王庙，长年祭拜，并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为庙会，天长日久便在庙前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药材大会。如果这段史实确凿，那么焦作民间大面积种植“四大怀药”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了。

　　独特地理育良药

　　在去怀庆府以前的治所——沁阳采访的路上，同事郭长秀对我说，焦作人的“生意经”远近闻名，周边地区的人都把焦作人称作“怀川人”。有民谚这样说:“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川精。”这里所说的“精”，可不是个贬义词，是说怀庆府的人精明能干、精打细算，懂经营、会管理的意思。
　　“怀川”这个称呼来自于怀庆府“头枕太行山、脚踏黄河滩，中间夹着个牛角川”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怀川人的“精”与举世闻名的“晋商”的发展不无关联。当山西人从视野狭小的山沟里一下子来到广阔的大平原上，思维也变得活跃起来，因此他们胆子大、脑子活，做生意也有大气魄，凭着山里人的淳朴与诚信，将钱庄生意从山西盆地开到了全国各地。怀庆府的人刚好生活在晋商从山西盆地通向华北平原的出口之处，受晋商的影响，怀庆府人俭省节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自己的勤俭与精明，把自己土地上的物产销往全国各地。与山西人相比，他们勤俭持家，逐步积累，气魄虽然不足，生意却做得稳妥扎实。牛角川这样的地形，并未限制怀庆府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反倒像沁河一样，将自己汇入更大的黄河水中，在当时的经济大潮中翻起一片片浪花。
　　著名的易学大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曾运用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对焦作地区独特的山川地理风貌所孕育的独特物产作出解释:焦作古称河内，位于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地势呈高山突入、大河怀抱之势，集山阳、河阳于一身，属于“乾乾为坤、阳阳为阴”之地，所生之物必以“阴”见长，比如太极拳是以柔克刚，“四大怀药”是滋阴补阳……
　　我对文字学颇为偏好，因此着意研究了“覃怀”之名的由来。“覃”字的构型是会意，指的本是上有滤网(西)的酒坛子(早)，因此“覃”字有呈网状交织的含义。“覃怀”之名，则是指当地的河流密集交织，结成水网。查证《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到，自古以来焦作地区就是一个多条河流交汇、湖泊沼泽遍地的冲积平原，黄河、济水、丹河、沁河等各大水系像拧麻花一样在这里滚来滚去，将各种壤土汇聚于此。
　　据《修武县志》记载，在云台山主峰上的药王洞里，“内有石丸，大如绿豆，服之能已疾”。正是广泛分布于太行山的岩溶(石丸)地貌，使山区的雨水渗入地下，而遍布焦作沿山平原的泉水，将“四大怀药”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从太行山上带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四大怀药”生长的土壤条件。
　　另据《尚书正义》说:“覃怀，近河地名……覃，徒南反……《正义》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温县志》上说:温县、武陟、孟县、沁阳、博爱一带，古称“覃怀”，后称“怀州”，元称“怀孟路”，明清为“怀庆府”，因此“怀”贯地望名称之始终。
　　至于怀药一名，自然因怀地地名而来。此地有太行屏障，冬季北方寒流不能长驱直入其境，非常适宜地黄、山药生长，夏季，热浪有诸河调剂，气候本非多雨之域，又有河流灌溉，是一个冬不过冷，夏不过热，既不过湿，又不过旱的环境，非常适宜地黄、山药、牛膝等蓄根类药材的生长。
　　古怀庆府的治下，历史上素有种植地黄、山药、牛膝、菊花的习惯，其种植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734年。据焦作市志及市辖各县(市)志记载:自公元前734年封建诸侯卫桓公以怀山药为贡品进献周王室起，直至清朝末年，四大怀药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历代王朝。
　　焦作市中医院副院长谢轶哲对焦作市“四大怀药”种植分布情况划了个大致范围:在沁河与黄河相夹的部分，是地黄和山药等的高产区域。之所以“四大怀药”集中在黄河滩，根本的原因是“四大怀药”除菊花外均取用根系，因此在河滩沙地上种植更容易收获。但区域之外的怀药怎么样呢？
　　在焦作山阳区李贵作的药王庙内，有一个药王花园，过去一直种植怀药，而在焦作市马村区东部、修武县北部，解放前还曾大量种植怀地黄，现在却没人种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煤矿的开采破坏了地下水源。在那一带曾经喷珠吐玉的马坊泉、蒋村泉、浊鹿泉及其周围与魏晋“七贤”同享盛名的茂密竹林，如今都随着煤矿的开采而销声匿迹了。

　　淮南为橘淮北枳

　　“四大怀药”，是中药中的地道药材。仅就“地道”二字的含义来讲，一种解释是:“地”是指地理、地带、地形、地貌，“道”是指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名称；另一种解释是:“地道”亦作“道地”，本指各地特产，后来演变成货真价实、质优可靠的代名词。道地药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一个古代药物标准化的概念。因此，道地药材是指经过人们长期医疗实践证明质量好、临床疗效好、社会公认且来源于特定地域的名优正品药材。出产道地药材的地区称道地产区(或称地道产区)，这些产区具有特殊的土质、气候、生态条件。
　　历代中药理论中，非常强调中药的出产地。人参以长白山的野生山参为最佳，阿胶以山东东阿所产最有名，岭南荔枝更叫人垂涎三尺。怀药，当然是怀庆府所产的地道。所谓物“离其本土，则千周同而效异”，这也正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缘由。
　　以怀牛膝而言，而同属苋科牛膝在全国各地都能生长，最佳的栽培地在河南武陟、沁阳、温县一带，而武陟县又仅西陶乡、大封乡的土质最适，为沙壤两合土。该处受黄河、沁河多次泛滥和改道的影响，土层深厚，自然肥力强，牛膝根可长到1.5米，且侧根须根极少，匀称油润，成色极好。故在当地有“怀参”或“十八拳长”之称，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药商的青睐，有特肥、头肥、二肥、平条、杂条等出口等级，为他处牛膝所不及。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将焦作的土壤运回国研究，化验后重新配制土壤试种怀药，结果以失败告终。上世纪20年代，温县人许召兰、宋武堂、李令富等人先后从山西太谷引进高产山药回本地种植，时间一久，太谷山药反而失去了原来的品性，增加了药性，成为怀山药的当家品种。上世纪70年代，国家为缓解怀药产销矛盾，曾经向18个省区引种怀地黄、怀山药，结果引种后品种退化，药性大减，不得不反复来焦作引种。古时，怀商对此类现象不解，只好以“药不见药王不灵”加以解释。

　　盛名之下显疗效

　　我注意到，“四大怀药”皆有入肾益肾之功，特别是地黄与山药，对提高人的性能力有一定的帮助。因此当地有这样的说法，说“四大怀药”“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话虽粗俗，理却不输，这表明了怀药的功效绝不平凡。
　　以地黄为例。地黄又称地髓，所谓地髓，是说它吸收了地气之精髓，“一种之后，其地便苦”，若第二年复种，“不堪药也”，因此有“地黄不重茬”的说法。沉甸甸的地黄块根，蕴含了几多精华，若用这种饱含天地精华的地黄来补益人体的先天肾气，确可起到填精补髓的神奇疗效！
　　明代温补学派名医张介宾以阳虚立论，特别注重甘温益气、补肾填精，常用怀熟地以奏其功，人们因此称他“张熟地”。他在《景岳全书》曾极力称赞熟地黄的功效，并将地黄与人参相提并论。他说:“夫地黄产于中州沃土之乡，得土气之最厚者也。其色黄，土之色也。其味甘，土之味也……至若熟则性平，禀至阴之德，气味纯静，故能
　　补五脏之真阴，而又于多血之脏为最要。”
　　“且夫人之所以有生者，气与血耳，气主阳而动，血主阴而静……故凡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禀静顺之德。此熟地之与人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性味中正，无逾于此，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矣。”这些话语，都是张介宾多年临床的经验总结，可谓是会心之言。
　　关于山药，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焦作一带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野王国很小，常被一些大国欺负。一年冬天，一个大国派军队入侵野王国，野王国的将士们虽然拼死奋战，但最终因军力不足战败，在敌人的追赶下他们逃进深山，恰巧下起了大雪，敌人觉得山中峰高沟深，易守难攻，便封锁了出山道路，想将野王国的军队困死在山中。
　　大雪纷飞，逃进深山的将士们饥寒交迫，许多人已经奄奄一息。绝望之际，一名士兵抱着几块树根样的东西跑来说是在地里挖的，甜的，能吃。将士们一听说有东西可以吃，便立刻动手挖掘。士兵们刀剑并用，很快就挖了一大堆。大家饱餐后，感觉体力大增，伤兵的伤也痊愈了，就连吃那种植物的藤蔓和叶枝的马也强壮无比。此刻，将军一声令下，士兵们如猛虎般冲出山林，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
　　后来，将士们为纪念这种植物，给它取名“山遇”，意思是绝望时在山中遇到的东西。随着更多人食用这种植物，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健身的效果，遂将“山遇”改名为“山药”。武陟县西滑封村78岁的前任党总支书记王在富，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曾安排村民种了一些耐旱涝的怀山药，关键时这些山药救了全村人的命，周围村子都饿死了人，唯独西滑封没有，这也算是上面故事的一个翻版。
　　不过，“山药”这个名称的来历，宋代医药学家寇宗?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改为山药。尽失当日本名。恐岁久以山药为别物，故详著之。”但据我考证，事实恐非如此。
　　唐代宗李豫在位18年(公元762年～77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4年(公元1064年～1067年)，假若是因为避讳才改用“山药”一词，此前就不可能有“山药”这一名称，但东晋时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中就已经有了“山药”一词。后来，与唐代宗大致同时的诗人韦应物也有了“山药寒始华”的诗，家在孟州的唐代文学家韩愈也有“山药煮可掘”的诗，再者，在李豫与赵曙之间，由宋廷主持编纂的《太平圣惠方》、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中，均称山药为薯蓣。难道这些作者竟不知避讳之说而冒杀头之罪吗？因此，寇宗?的说法很难成立，只不过是一种臆说，倒是上面传说中“山药”的得名，让人觉得较为可信。
　　对于“怀山药”，清代中西会通派医家张锡纯大为推赏，他曾创有“一味薯蓣饮”等多种方剂，并谓山药“色白入肺，味甘归脾，液浓益肾。能滋润血脉，固摄气化，宁嗽定喘，强志育神，性平可以常服多服”。我也曾使用医圣张仲景的《金匮》方——薯蓣丸治疗过我一位同学的痛经症候，取得了极佳的疗效。最厉害的时候，她曾疼昏在十冬腊月的操场之上，服用此方一个多月以后，痛经到现在也没有发作过。在方中，我特意在山药之前加上了“怀”字，为的就是使用道地药材以求最佳疗效。
－－－－－－－－－－－便下禹州向汉口



在黄河滩区的万亩怀药标准化种植基地内，我和长秀看到了像藤蔓一样的怀山药、刚刚出苗的怀牛膝以及长得郁郁葱葱的怀地黄、怀菊花。对于种植四大怀药，焦作市中医院副院长谢轶哲曾经指导过农户进行怀药的生产，因此给我讲起来头头是道。
　　他以怀牛膝为例，说牛膝的种植首先必须洇地，大水漫灌将地浇透，其次深翻土地，用特大号的平头锨，将土地深翻至普通锨两锨的深度，然后在底部以农家肥打底，平整开垄之后撒种，再用水将地浇透。整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人力的耗费更是大于他物，只有这样，牛膝根才会扎得深，将来收获才会大。
　　对于怀地黄而言，“地黄不重茬”是最基本的要求，明代的卢之颐甚至说种地黄之后，需要十年以上，才能使“苦地复甜”，这期间甚至连山药也不能种，因为山药对地力的消耗也比较大，因此也不能重茬种植，只能种对地力要求相对较低的牛膝之类。只是这种说法实在有些吓人，据当地人讲，地黄一般要相隔六年才能复种，而山药则要隔一到两年种一茬。
　　我问了一下当地种植怀药的农户收入情况，他们个个喜上眉梢，说去年地黄卖到45元一公斤，有的农户因为种了几亩地黄，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一般的也能收个八九十来万的。一番话说得我心头颤动，为他们有如此高的收入水平而惊诧。同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里的农户却有如此好的收益，与一般种庄稼的农户比起来，相差不啻天壤。种药的农户如此，看来怀商的发迹也必定根植于名声远扬的“四大怀药”了。

　　怀商文化出晋商

　　说怀商是受到晋商的影响而产生发展的，虽属一己之见，却也有我的根据。晋商文化的雏形，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侯时，周成王用“诰命”的方式规定他到唐地之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唐叔虞根据唐地地处夏墟以及唐地境内民族杂居，实行了因地制宜的方针政策:即按照唐地地处夏人故墟的传统风尚和习俗，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按照境内和周边地区戎狄民族杂居，依照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晋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晋国实行有别于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国两制”，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即成为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
　　在我以前对山阳古城进行采访时，让我认识到怀庆府是从山西盆地出太行的主要通道，这里既是当年的唐虞之地，同时也是夏商王室更替的主战场之一。晋商的形成较早，当他们走出山西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地方就是怀庆府，“经济观念”对怀庆府人的冲击，再加上本地物产资源的丰饶，使怀商迅速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商帮团体。

　　会馆设至满天下

　　在旧社会，单个商人是很难做生意的，大吃小，强凌弱，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增强力量，少受别人的欺负，这种道理，怀庆府的商人特别是药材商人是深刻体会到的。因此，怀货销售之处都有组织。怀帮是怀庆药材商人全行业负责人经过会议研究、订立帮规而成立的，所有怀庆的药材商都是怀帮的成员。凡加入怀帮的商人，无论商号大小，都须遵守怀帮规章。见到怀帮的药材生意日益兴隆，怀庆府其他行业的商贾也纷纷要求加入怀帮。
　　面对怀药贸易昌盛带来的行栈租费高、花费大等问题，怀帮商人又集资建设了怀庆会馆。有了会馆，怀帮商人做起生意来更加方便和安全。货物到了销售地点，由当地的怀庆会馆负责接收管理，货物质量好坏由会馆评估，不致贬价出售。怀帮商人资金紧张时，货物运费可向帮内借支，待货物售出后再归还。
　　会馆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怀帮的生意发展，因此各地怀帮商贾纷纷集资开设会馆。在辽宁营口、山西太原、北京、天津、山东济南、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陕西西安和河南禹州、周口及湖北武汉、四川成都、香港等中国有影响的城市及有影响的药材集散地，都有怀药商人设立的“办事处”——怀帮会馆、怀庆会馆、怀药会馆或覃怀会馆等。
　　历史上的怀药贸易，以“四大怀药”原产地为中心，分别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外辐射，在东南西北四路的怀药贸易大军中，向南发展的一路影响力最大，一直辐射到了香港，并通过香港远销海外。明清时的怀药商人，从怀庆府出发，舟车转运，渡黄河入汜水至禹州，然后过社旗，入唐河、襄河，南下武汉、长沙、广州、香港等地。禹州、武汉是怀药南下途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因此建在这两个地方的怀帮会馆，规模也最为宏大。

　　禹州药市重管理

　　在禹州的怀帮会馆中，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教之忠老先生指着怀帮院内的一块石碑对我说，这块石碑是成立会馆时的一块账目公示碑，上面刻的是盖会馆时的来去账目。其中甚至连土坯、麦秸之类的杂物也勒石以记，最后剩余的钱物都要上缴给本年的会首，作为会馆的日常开支。这么明晰的账目，目的是让出钱的各位商家明白，他们兑出的钱到底花在哪里了，是否有贪污挪用。完全的公开即意味着公平、公正，这一切的一切，在贪污成风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并加以深思。而怀帮院的修建，也体现着怀庆商人的谨慎细致，他们在每一块砖上，都打上“怀帮”字样，以保证建筑的质量。我在禹州覃怀会馆的拜台之上，看到不少刻有“怀帮”字样的砖头。据说不仅在禹州，其他地方的覃怀会馆所用的砖头上，也有同样的标记。
　　教之忠老先生还说，当年的药商们做生意，靠的是人的诚信和药的品质。譬如说在药店学徒的小伙计，掌柜的会故意在店里一些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放置一些小的物件，来考察小伙计的人品，以保证卖药人诚实厚道、童叟无欺。药商们经营的策略，也不外是价格公道、服务热情、广开财源、薄利多销。虽说是生意，但中国人更多做的是人情，遇到萍水相逢的困顿之人，也不乏药商慷慨解囊，义气相助。遇到年景灾荒，药商们也出医出药、出钱出粮，将药王爷的仁慈布施给饥民百姓。
　　禹州药市中的商人对药材的分装、加工、炮制精益求精，久负盛名。饮片加工及炮制因药制宜，严格遵古，依法炮制，技艺独特，制作精细，在国内久享盛誉，素有“药进禹州倍生香”之说。加工生地为熟地，要求必须用铜笼经“九蒸九制”，黄精须“九蒸十制”；陈皮润水后打板切制，线细如丝而不易折断；核壳去瓤后，用特制夹板切成鸭嘴形；切后的鹿茸片，置于手心能自动翘去芯，乳香、没药去油，花椒去籽，巴戟抽筋，远志去骨，柏仁、娄仁制霜等工艺都相当讲究。
　　各地的商人，特别是怀商对药材品质的注重，使禹州药市蜚声海内外。清乾隆年间每年举办春、夏、秋三次药交会，全国药商云集禹州，因此禹州又有不少道地药材冠以“会”字。如会白芷、会春花(辛夷)、会全蝎等，它们中的一些并不产于禹州，或者不是主产于禹州，但由于药商们把他处的道地药材运到此处进行交易，因此这些药材也成了禹州药市的品牌。这也是“药不经禹州不香”的深刻体现。
　　怀商在禹州的生意做得很大，最大的商行叫做三德和，却是做杂货生意的。这就好比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青海的“淘金运动”，真正挖到黄金的没有几个人，但那些为淘金者提供服务的人，却着实捞了一把。股市是“牛”是“熊”暂且不论，但股评人士却赚了个盆满钵满。这充分说明了怀庆商人的“经营思想”，也把“怀川人”的精明表露无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会馆将商人们团结起来，很容易引起垄断，但在禹州药市中，各地药商却保持一种自由竞争的气氛。“禹州正堂禁绝开设车马行德政碑”，记载的就是禹州药市重管理的事情，碑曰:同治二十三年间，有人在禹州开设车马行，阻止药商自带车马进入药市，以垄断车马行交易，药商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共同将此事上告禹州知州马宽夫，官府下令禹州永远禁绝开设车马行，药商们额手称庆，故立碑以记。

　　怀帮武汉有天地

　　武汉覃怀会馆，建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位于武汉市桥口区新安街。它是经怀庆药商共议、捐施银两修建的一座药王庙。覃怀会馆即设在庙内，共占地二十五亩。
　　药王庙的建筑宏伟壮观，耗资巨大。庙门坐北朝南，门前是药帮二巷，西连凤麟禅寺。整个建筑有:庙门前一对白矶石狮分在左右，每个石狮身上和脚爪旁雕有小石狮，生动活泼，形象逼真。石狮身高两米余，宽一米许。进山门，有钟楼、鼓楼各一座。两旁各有一碑亭，碑上记载着修庙的经过。接着是戏楼，戏楼两旁是看楼，楼上为女座，楼下是男座。卷棚分设两边，卷棚前的石台阶中间是甬道，甬道两边有白矶石雕花栏杆，栏杆柱上坐卧着许多石狮子，形态各异，张牙舞爪，活灵活现。前面有一水池，池中鲤鱼闹莲。卷棚两边还建有两个配殿。正中是大殿，六角六个狮头，栩栩如生。
　　大殿和卷棚周围挂有48盏牛角宫灯，珠子、丝须挂满周围，金碧辉煌。大殿神龛内供奉药王孙思邈的牌位，墙壁上挂有许多名人字画。大殿两厢设有更衣室，为朝拜者提供方便。更衣室楼上堆放着祭祀之物。大殿后有大阁，大阁两侧为东西花园，东花园有火神殿、假山、鱼池、凉亭。两花园有各种奇花异草。再往后便是延寿桥。庙内庙外还修有很多药商住房和存放药材的处所。
　　这座雄伟的建筑，艺术价值极高。龙与狮造型之美、雕工之精细极为罕见，名人的字画也十分珍贵，建筑工艺独具匠心，所用的建筑材料多系河南产品，以示怀庆人的技艺与乡土气息。
　　当时，在汉口的各帮口供奉不同。怀帮供奉药王，山陕帮供奉关公，两湖帮供奉禹王……怀帮每年四月二十八(即药王诞辰)和八月二十在武汉组织两次药材大会。药王庙内大戏助兴，大摆宴席，各地药商云集于此。怀庆药号“杜盛兴”在龟山扬起朱砂放风筝，谓之红风放风筝。杜家的药材堆放成的巷子叫杜家巷，该药号资金达六十万两白银。怀药商号“协盛全”，买了一条巷子叫全济巷，药材堆积如山，资金达一百万两白银。在新安街一带怀帮占据的地盘有:怀药一、二、三巷和怀帮大巷、怀安里、杜家巷、全济巷等。怀帮在武汉和其他各帮竞争中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到了20世纪初，药王庙因产权纠纷，加上三次火灾未做整修，日军侵占武汉后再次遭到破坏。为了保护庙产，覃怀会馆成立了董事会，并在药王庙内办了一所小学，名为“覃怀小学”。1951年，庙产及其文物全部移交给武汉市民政局组织的“善会联”。


怀商故事有几多

焦作市的神农山风景区，相传是炎帝神农氏尝百草、辨五谷、登悬坛、祭上天的圣地，因此被称作神农坛。位于其主峰西南的老龙沟，是怀庆府特产的“四大怀药”原生地，素有“药材沟”之称，沟内生长有包括野生山药、地黄、菊花、牛膝“四大怀药”在内的药用植物97科272种。
　　在神农山当地，流传着一个“药王医虎”的故事:有一次孙思邈在行医途中，遇一雄虎挡道，因怕被虎误伤，就绕道而行，结果又遇此虎。孙思邈非常纳闷，对虎言道:“我为人治病，有何不妥？你再三拦挡，却为哪桩？莫非你也要请我治病？”此虎听罢，两眼含泪，连连点头。孙思邈恍然大悟，便随雄虎进入一个山洞，只见一只雌虎携一幼虎躺在洞口，表情极其痛苦。孙思邈撬开虎口查看，只见一截兽骨刺入虎喉，吐咽不下。孙思邈当即取出兽骨，用银针刺破肿块，消除了母虎的痛苦。之后，雄虎为报答孙思邈，便常常与他结伴而行，成为孙“真人”的坐骑。
　　当年孙“真人”将神农山上的野生“四大怀药”引至民间种植，不仅为百姓消除了瘟疫、疾病，还给后世的怀庆人留下了丰富的药材资源，让怀商因为“四大怀药”而闻名全国。这其中的佼佼者，当数杜盛兴、鲁连成、李国顺、张之杰等人。

　　“连锁经营”杜盛兴

　　杜盛兴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洪武年间移居到如今的博爱县界沟乡坞庄村。开始时，杜家很穷，主要靠给别人推车送怀药维持生计。清康熙年间，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药材交易大会，会期一个月。每逢此时，杜盛兴就带领家人推着独轮车往祁州送药材。长途推车的活儿是极为辛苦的，日积月累，杜家人为雇主创造了大量财富，其诚实可靠、吃苦耐劳的精神也颇得东家赞赏。后来东家赠以百金让杜家人也做起了怀药生意，杜家人遂在博爱坞庄和祁州办起了经营四大怀药的药材行，商号为“杜盛兴”。
　　相传杜盛兴的药材刚进山东时，当地人并不买账，贪官污吏还时不时地到药行找点麻烦。一次，杜盛兴在送货途中，发现一个人昏倒在路边，杜盛兴先让病人服用了自己的药，然后将病人用独轮车送到家中。事后得知，这位病人原是济南府的一位师爷。有了这位师爷的全力帮助，杜盛兴终于在山东的药材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清道光年间，杜盛兴又将麝香、朱砂、黄芪、党参等名贵中药材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在四川灌县设药行专收麝香，在甘肃临洮、陕西双石铺设药行专收党参，在湖南常德设药行专收朱砂，在山西太原设药行专收黄芪。杜盛兴药行的药材，主要销往北京、天津、上海、辽宁营口、浙江杭州、山东济南、湖北武汉、广东广州及香港、东南亚等地。
　　“杜盛兴”老字号能够做到上百年长盛不衰，主要靠以人为本、精打细算的经营理念和宽严结合、任人唯贤的管理机制。全国各地杜盛兴药行的管理制度十分严密，总店设总经理1名，司账2～3人，学徒2～30人。各分店设管事11人，司账1～2人，学徒10～20人。东家一年四季的开支，由各分店按规定支付。药行对于犯错误的徒工、店员，一不解雇，二不停发薪水，而是让其闭门思过，改正错误。对于亡故的店员，药行还发给类似于抚恤金的“阴俸”。
　　杜盛兴能够在全国许多地方将生意越做越大，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商号严格遵循“不卖次品，不谋暴利”的原则。全国各地的杜盛兴商号，同质同价，与当今社会上的“连锁经营”颇有点相似。

　　怀药奠基办纱厂

　　鲁连城(1854年～1934年)，字联卿，武陟木栾店人，自幼家贫，仅读过几年私塾。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24岁的鲁连城开始做小生意，先是肩挑，后是车推，寒暑无间，风雨无阻，生意逐渐兴隆。随后经营“四大怀药”，每年推独轮车往返于武陟、汉口之间，去时载怀药，还时贩布匹，生意越做越大，逐步发展到雇用伙计开店经营，在天津、汉口、上海等地设立成兴永怀药庄、成兴永布庄等。
　　1908年，八国联军撤出北京时，怀庆府(今焦作地区)一带怀药滞销，价格惨跌，几乎分文不值。鲁连城预见战争结束后怀药必定涨价，遂在本县城西五车口倾囊收购怀药，大批运抵天津囤积。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后，怀药行情一日数涨，鲁连城获利数十倍之多，为日后扩大经营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14年，鲁连城在上海做生意时看到纺织工业方兴未艾，便想到家乡豫北平原是产棉区，如果在武陟开设纱厂，距京汉铁路黄河北岸车站仅20公里，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原料采购，都很方便，不但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可以降低成本谋取厚利。于是鲁连城同上海英商慎昌洋行签订合同，购买2880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和两台160马力的蒸汽机。合同签订后，因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运不通，机器无法运达，办厂计划受阻。但是鲁连城创办纱厂的雄心未减，他一边继续经商，一边在木栾店西门外的沁河滩上(今武陟县公安局靶场西侧)购买地皮100亩作为纱厂厂址。等到欧战结束时，机器价格比合同定价高出六七倍，英商反悔，拒不履约。鲁连城当即聘请外籍律师提起诉讼，终以证据俱全而胜诉，把机器全部运回家乡武陟。1919年冬，总投资80万两白银的成兴纱厂正式开工。到1928年，鲁连城又在山西绛县创办大益成纱厂，在陕西西安创办自成纱厂，由此成为当时河南省首屈一指的独资经营的民族纺织业巨头。
　　在武陟县博物馆，保存有章炳麟撰文的“武陟鲁君墓志铭”碑刻。敢于当面痛骂袁世凯而被袁称为“章疯子”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鲁连城敬重有加，撰文纪念，可见鲁连城德高望重，非同寻常。
　　在碑文中，章太炎记述了鲁连城24岁时的一段逸事:“时尝最坠水，随湍数十里，闷绝久之。闻有呼己者，寤，则卧草中。以是自负，后九年兴。”反映了鲁连城初涉商路时渡河溺水却大难不死、终成大业的传奇经历。碑文还记载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形势下，鲁连城一边经商“自负贩而成邺肆”，一边练武“朝暮习矢石技击”，可见先辈创业是何等的艰辛。难怪于右任先生称赞鲁连城:“奋于孤寒而创伟业，赴丛若奔不为势劫。洛水汤汤，嵩山翼翼，?史有徵，古之遗侠。”冯玉祥先生也在挽联中赞鲁连城道:“艰苦奋斗，实业大家。”

　　由官入商亦英雄

　　据《温县县志》记载:张子杰，又名张英，生于1873年，卒于1935年，温县杨垒镇前杨垒村人。幼年曾读私塾，十几岁时离家到汝南兴盛布店当学徒。后入北洋军给袁世凯当警卫，陆续升至陆军中将，历任将军府将军、赣南镇守使节制第三旅旅长、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在直皖战争中，因所部受挫，一度蛰居天津。1921年解甲还乡兴办实业和教育事业，先后在本村创办“杰立尚实小学”和“女子小学”。1923年，张子杰联合温县、沁阳、济源、孟县、武陟各大怀药商家，在温县城内二街成立了“怀药股份有限公司”，兼营“豫北怀药交易所”，发动五县百姓入股，募集股洋100万元，包揽五县怀药运销，获利丰厚，累计纳税折银洋约1万元。由于垄断怀药经营且触犯省政府权贵，张子杰被中小怀商控告至北洋政府。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干预下，公司被迫停业。
　　1924年张子杰创建的“怀药股份有限公司”被停办后，便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怀药贸易，1935年逝于天津，1947年迁葬于故里。在杨垒镇前杨垒村村南矗立着一通石碑，上书“先祖父前赣南镇守使故陆军中将张之杰(英)之茔”。原墓碑毁于十年内乱，此碑刻系1988年张子杰之孙、台胞张秉仪返乡探亲时所立。
　　据当地人介绍，张英少年英武，曾参战抵抗八国联军，刀劈两名日军后，藏身北洋军中，更名为“张之杰”，深得袁世凯重用，不久被选送保定军官学校前身陆军军官学堂深造，从此官运亨通。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皆为张子杰的校友师弟。如今县志记载“子杰”实乃“之杰”口传之误。

　　怀商义助同仁堂

　　协盛全的老家，在今天博爱县张茹集乡刘村。刘村李家祖先原籍山西洪洞县东北八里多洼村，明洪武二十五年移民迁至今博爱县城东北李洼村。明朝末年，刘村李氏始祖李倜带领九锦、九绢、九丝、九绸四个儿子从李洼村迁至沁河北岸的刘村，一开始给当地大户皇甫家种地，后来为东家推独轮车往天津送货，去时送怀药，回来捎海货，一个来回需要一个多月。李氏兄弟为人厚道，忠诚可靠，深得东家喜欢，东家就让他们捎带点私货到天津卖，收入归自己。一来二去，李氏兄弟便把生意做大了，除保证为东家送货外，自己还雇人往天津送货。后来皇甫家的子弟纷纷中举做官，就把怀药生意全部留给了李家。
　　李家发财后除了在刘村广置田产外，还在清化镇开药行，商号李全顺，下分义、成、永、东四记，经营怀药运销。到了第三代李九丝的儿子李国顺当家时，又分出了协盛全、协盛西等字号。此时，李国顺看到经营怀药毛货同加工后的正品价格相差甚殊，于是派店员外出学习怀药加工技术，自办加工作坊。由于严格遵古法炮制，工艺精细，协盛全的怀药迅速享誉海内外。生意越做越大，人才也就供不应求。于是协盛全就在刘村兴办义学，广招乡闾子弟，培养经商人才，并把优等生派到各个分店当学徒，表现优秀者提拔当掌柜。在经营管理上，实行“掌柜分工负责制”:大掌柜抓全面，二掌柜管内务，三掌柜跑外差，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各分店掌柜三五年一对调，避免因熟生弊。同时，总店还对各分店派驻“董家监理”，监督经营管理。此举一则对掌柜权力进行监督，二则可为东家子弟安排差事，确保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
　　当时怀药运销主要走水路，怀商称外出经营为“跑水”。协盛全在国内的各个分店按水系划分管理区域，总店则根据经营需要不断迁移，开始在开封，后来到武汉，最后迁至衡阳。协盛全留下来的老账册，记录其店员总数有三四千人，很多人都是怀庆府的子弟。而像江西樟树、湖南衡阳等一些地方，至今还使用着协盛全的商号。
　　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南北交通受阻，江南的怀药价格猛增而南药滞销，江北的南药却脱销。协盛全抓住商机把汉口的存货高价抛出，又指示江南分店低价买进大量南药。政局稳定后，南北交通恢复，协盛全乘南方药材尚未北运之机，迅速调集江南存货销往京津，在缓和南药紧俏的同时，大大地赚了一笔。同时在江南和北方大中城市大举收购亏损倒闭的药店40多家，使协盛全分店总数超过了100家。协盛全在老家开有舍药店，本村人免费用药，外村人可以记账。经营上对同行不嫉妒、不排挤，讲求扶危济困，同舟共济，因而在同行中享有崇高威望。
　　北京老字号同仁堂在南药北进路线中断时期，一度因原料紧缺而生产停顿，陷入经营困境。协盛全闻讯急调各分店库存药材低价赊销甚至无偿相赠，帮助同仁堂渡过难关。同仁堂复兴后，与协盛全成为至交，所需“四大怀药”均由协盛全提供，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1979年同仁堂重新挂牌后，一直试图与协盛全后人取得联系。前几年同仁堂曾几经辗转托熟人通过博爱县医药公司购买地道怀药100多吨，同时供给博爱县医药公司一批紧俏药品，以答谢昔日协盛全的“救命之恩”。      

(全文完)

      (焦作日报社记者李相宜、河南电视台特约记者宋宝塘为本篇写作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特致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