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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怀商、怀药、怀帮院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作者:大河报记者   许天一文

覃怀会馆禹州存


做《厚重河南》选题,父亲给我提供了一个素材。他毕业于禹州师范,对那里的历史非常熟悉,因此建议我写一写禹州药市,还有与药市相关的各大会馆。父亲说他们上师范的时候,学校在禹州城的山西会馆内,图书馆就是覃怀会馆(又叫怀帮院、怀商会馆、怀帮会馆、怀庆会馆),而十三帮会馆则成了他们的宿舍。听父亲说起当年的禹州师范竟然有这么大的规模,让我听起来很有几分神往。作为对中医药颇有研究的我,一直很想做一个关于“四大怀药”的专题,听到父亲这样说,我便留心打探,得知当年的覃怀会馆竟然被很好地保存下来,父亲上学的时候,还曾在设于覃怀会馆内的图书馆中做过助理馆员,而现在的覃怀会馆,则成为禹州市博物馆所在地。于是,几番查证之后,我对怀帮院及与之相关的怀药、怀商的采访开始了。

  禹州药市千年长

  7月21日,我来到禹州市委宣传部接洽采访事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向我推荐了据称是“禹州活历史”的专家——市博物馆原馆长教之忠老先生。70多岁的教老先生精神矍铄,讲起禹州的历史,不管是钧瓷、禹都还是药市,滔滔不绝,让我领略了几分学者的风采,心中大为敬服。
  据教之忠老先生说,禹州中药材资源丰富,盛产会全虫、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禹密二花等道地中药材,药材的种植、采集、加工、经营有着悠久的历史。禹州历史上就是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河北安国、安徽亳州、河南禹州、江西樟树),素有“药都”之称。
  据《禹州市志》记载,周安王五年(公元前397年),轵城侠客聂政刺死韩相侠累,毁容自杀,后人为彰其侠勇,于阳翟(今禹州)西关筑冢以记,史称“聂政台”。“每年二三月间,商家云集台下,山货、药材、土布入市经营,帐篷稠密,驮载辐转,货殖尤多矣。”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禹州已成为药材汇集之地,填满街市,“犹如粪土”,故药农及深山大壑采药者往来不绝。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刚统一中原地区,就诏令全国药商,集结钧州(今禹州市),恢复遭到元末战乱破坏的药业市场。关于这事儿,禹州市药材办主任南林坡先生还给我讲了一个当地的传说。他说,之所以朱元璋会将药市建于禹州,与马娘娘有关。元末大乱,马娘娘的一个弟弟失散于此,成为药市中的一个小伙计。战乱结束,马娘娘亲自到各处寻找弟弟,最终在这里找到。马娘娘目睹此处药铺林立,于是向朱元璋建议,将此处设立为“国家级”的药材专业市场,自此,钧州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地。
  到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药商已结帮而至,并在禹州筹建栈驿(明神宗万历年间,因避神宗朱翊钧之讳,改钧州为禹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另起南大街药市,当时有山西药商专门经营海南参、沉香等名贵中药材。
  乾隆十三年(1748年),原设于密县的洪山庙“药交会”,因其交通不便而迁到禹州西关,会期为每年农历三月一个月。教之忠老先生指着博物馆内的一座石碑对我说,这座碑叫“十三帮创始碑记”,其中就记录了“药交会”从密县移向禹州的历史,这可以说是禹州药市发展中的一个标志。从此,禹州的药材交易进入鼎盛时期,药材交易的规模愈来愈大,“内至全国22省,外越西洋、南洋,东极(通‘及’)高丽(今朝鲜),北际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皆舟车节转而至”。往来车脚、驮帮延伸数里,货堆如山,登至垛顶,可眺望四周山川河流。从事药材经营的辅助性行业,如打包、拣药、荆编、吹瓶、糊盒以及从事搬运的脚行,也相应崛起。京广杂货、饮食服务、钱庄票号等都应运而生。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清代乾隆年间,城内外经营中药材的商户有400多家,居民十之七八以此为生。到清朝末年,禹州“药交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药商的经营方式由地摊、布篷发展为进城赁房设院、自立牌号,并把会期增设为春、秋、冬三个,药材交易由季节性变成了常年性。

  会馆云集交易忙

  由于禹州境外的各省药商云集,各地商埠均在禹州设有常年性购销机构。同一行业、同一地域的商人为了便于联系,互通信息,结成行帮组织。各行帮为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不惜重金修建客驿会馆。自清朝嘉庆年间相继建成山西、怀帮、十三帮、江西四大会馆。在这些古代药业市场遗迹中,尤以山西会馆和怀帮会馆最为雄伟壮观,十三帮会馆占地最大。
  据《禹州市志》记载,山西会馆位于市区西北角,老城西北隅,为四大会馆首创建筑,始建于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由晋籍商人集资购地而建。到道光六年(1826年),晋籍商人再次筹银扩大建筑范围,扩建后的会馆有山门、高大的戏楼、能容纳千人的开阔地,还有雄伟的大殿、配殿、排列整齐的东西厢房。整个会馆布局严谨,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只是现在山西会馆的古建筑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原址上矗立着禹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建筑。
  怀帮会馆是怀庆府药商所建。怀庆府指的是今河南焦作市,以盛产地黄山药牛膝菊花四大中药材(也称四大怀药)闻名全国。自禹州形成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后,怀庆府大批药商来禹州设立药行。药商为保护其财产安全,就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药商筹集巨额资金,在山西会馆东侧大兴土木,修建旅禹同乡会馆——怀帮会馆。保存完好的怀帮会馆直到今天依然辉煌壮丽,按教之忠老先生的说法,整座院落内盛装的是禹州市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十三帮会馆,位于山西会馆、怀帮会馆南面,三个会馆呈品字形。十三帮会馆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落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药行帮、药棚帮、甘草帮、党参帮、茯苓帮、陕西帮、四川帮、宁波帮等十三个商帮集银共建,占地20亩。会馆建筑分为庙院、中配院、会议所三部分。庙院位于会馆西侧,建有九龙壁、铁木旗杆、山门、钟楼、鼓楼、戏楼、东西廊房、拜殿、大殿和配殿。中间为中配院,是迎宾客谋事的地方,东边是会议所。
  我在禹州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南边看到,当年的十三帮会馆现在已残破不堪,大院内树木葱茏,将整个院落遮蔽得一片阴凉,大殿上的木窗晃晃悠悠吊在窗框上,积满尘土、满是蜘蛛网的屋内显示着几分被遗弃的悲凉。即便是在当年,十三帮会馆与怀帮会馆相比也颇有不如,因此当地人有“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一个殿”的说法,现在看来,已遭毁弃的十三帮会馆与整修一新的怀帮会馆更不能相提并论了。
  禹州的中药材市场从明到清,发展到鼎盛时期。民国年间,由于军阀混战、兵匪猖獗,药商遭遇抢劫的事时有发生,几十家大药行纷纷迁往郑州,中小药行也纷纷停业,禹州药材市场日渐萧条,闻名全国的药城禹州也从此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药业市场由国有药材公司统管,禹州传统的中药材交流大会从此中断。直到1985年3月,经过政府多方努力,在河南省药材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禹州市中药材交流大会才得以恢复。

  覃怀会馆今犹在

  在教之忠老先生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曾经的覃怀会馆——今天的禹州市博物馆。据教老先生讲,覃怀会馆以前总共占地15亩,现在没有那么大了。从南到北,由影壁、山门、戏楼、钟鼓楼、左右庑廊、大殿和拜殿等建筑,共同构成了一处布局严谨、气势巍峨壮观的古建筑群。
  而现在,南边被一座两层小楼给挡住了,原来的大门没有了,影壁墙则紧贴在小楼的后面,显得很是局促,博物馆的大门也因此不得不改开在院子的西面。进入大院,是分隔戏楼与左右庑廊的大道,又有一道围墙把左右庑廊与拜殿、大殿圈在其中。
  紧贴小楼的影壁用青砖砌成,横长18米,顶部有仿木结构的九脊八坡屋檐装置,横列于会馆的最前方。影壁后数米处是山门兼戏楼,这组建筑南向的一面是面阔五间、明柱重檐的会馆山门,北面则是面阔三间的戏楼。戏楼顶部属九脊八坡歇山顶工单檐建筑,用彩色琉璃瓦覆盖。
  从戏楼后行数十米就到了东西庑廊,这是两座对称的配房,为面阔五间的双层楼房。再往后行,越过拜台便是拜殿和大殿建筑。拜殿面阔五间,单檐,檐下嵌透花人物、鸟兽及商帮故事浮雕,如正中的“十八学士下瀛洲”,说的是十八学士进入蓬莱仙岛的故事,它反映了人们期盼富贵、长生不老等愿望,也暗含着药材生意可以保身长全的寓意。其他像“商旅入城”、“高士贤隐”、“骆驼商旅”、“商旅歇马”等,玲珑剔透,栩栩如生,实属一组雕刻艺术珍品。
  紧接拜殿的是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内雕梁画栋,遍施彩绘,显得金碧辉煌。我注意到,大殿前的檐额上绘有金色卷发的男女头像,还有一些类似西洋建筑的风景画。听教之忠先生说,这些都是修建大殿时彩绘上去的。这说明当时的怀帮会馆还是很赶时髦的,生意做到了国外,“西洋景”则描进了会馆之内,在那个仇恨“洋鬼子”的年代里,可能也只有以利益为先的商人们才会如此“开明”与“开放”,可以接受这些“非我族类”的洋人,换作一般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将“魔鬼”一样“邪恶”的外国人画在自己的廊檐下的。商人们的胸怀,毕竟与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农”有所不同。

  敬的不该是关王

  大殿正中,供奉着武圣关羽及陪侍的周仓、关平塑像,左侧则彩绘有医圣张仲景的画像,右侧的则是药王孙思邈。只是据我所知,怀商会馆敬的本该是药王爷,但今天的禹州覃怀会馆内塑的却是关王爷,整个山西会馆的格局,看起来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国民党修庙,共产党办学”的说法,解放以后,会馆、庙宇之类都被用来办了学校,会馆内的塑像很可能在“破四旧”的时候就被毁坏了。1991年,禹州市政府重新整修会馆时,也许参照了山西会馆的格局,将药王孙思邈的塑像换成了山西人供奉的“关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改写历史”,使现存的覃怀会馆丧失了原有的真实。
  其实,禹州人自己本来也是供奉药王的,据当地人说,药王孙思邈曾长期在嵩山颍水之间采药治疾,他死后被当地百姓厚葬于禹州西关,并集资在城内西南隅(今禹州市电业局所在地)购地四亩,建造了一座“药王祠”。
  祠内大殿有一石刻雕像,刻的是药王孙思邈坐于虎背之上,右手持针,左手抚摸龙首,为龙王治病的故事。大殿左右两侧各立石碑一通:左边一通介绍孙思邈在禹州行医的生平事迹;右边一通是唐代敕封加号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告词碑。院内有东西厢房两处,是专供朝拜之人恭候小憩之处。祠门上端为九脊八坡歇山顶,绿色琉璃瓦覆盖的单檐建筑,檐下装饰着仙人、兽形图案,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据传,凡来禹州学医的人,只要到此瞻仰一下“药王”的圣容,给人治病便十治九愈。所以民间流传“药不到禹州不香,医不拜药王不灵”。为了利用禹州这块“风水宝地”,各地药商纷纷投资在药王祠以北地带建立门面店铺,两厢药行店铺林立,至今仍保留有一条约300米长的“药王祠街”,禹州药市据说也是因此兴盛起来的。
  只是关于药王孙思邈的故事实在太多,让人难辨真伪,或许是传说太多了,可能连禹州人自己也不相信了,因此才把山西的“关王爷”请到了修过的大殿之中,而药王爷却不得不靠边站了。


怀药有名因覃怀

怀帮商人敬的是药王爷,这可是有据可查的事儿。据《博爱县志》记载: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黄河中下游流域发生瘟疫,孙思邈闻讯来到了现在的博爱县月山镇西侧、丹河东岸的圪 坡挂牌行医,为群众治病。他以怀药为主要原料,大量制造屠苏酒等防瘟药剂,广为散发。当时用于制药的野生怀药供不应求,孙思邈便带动当地百姓广泛种植怀药,用于制药防病,不但扑灭了瘟疫,而且还在怀庆地区形成了民间种植“四大怀药”的传统。
  后来,孙思邈便在今云台山一带的太行山上采药著书长达30年,先后撰写《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合称《千金方》。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孙思邈病逝于圪 坡,享年101岁(另一说是享年141岁)。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孙思邈被追封为“妙应真人”,因此后世又称他“孙真人”。当地百姓为纪念他遏制瘟疫流行、开辟怀药种植的丰功伟绩,依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药王庙,长年祭拜,并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为庙会,天长日久便在庙前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药材大会。如果这段史实确凿,那么焦作民间大面积种植“四大怀药”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了。

  独特地理育良药

  在去怀庆府以前的治所——沁阳采访的路上,同事郭长秀对我说,焦作人的“生意经”远近闻名,周边地区的人都把焦作人称作“怀川人”。有民谚这样说:“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川精。”这里所说的“精”,可不是个贬义词,是说怀庆府的人精明能干、精打细算,懂经营、会管理的意思。
  “怀川”这个称呼来自于怀庆府“头枕太行山、脚踏黄河滩,中间夹着个牛角川”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怀川人的“精”与举世闻名的“晋商”的发展不无关联。当山西人从视野狭小的山沟里一下子来到广阔的大平原上,思维也变得活跃起来,因此他们胆子大、脑子活,做生意也有大气魄,凭着山里人的淳朴与诚信,将钱庄生意从山西盆地开到了全国各地。怀庆府的人刚好生活在晋商从山西盆地通向华北平原的出口之处,受晋商的影响,怀庆府人俭省节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自己的勤俭与精明,把自己土地上的物产销往全国各地。与山西人相比,他们勤俭持家,逐步积累,气魄虽然不足,生意却做得稳妥扎实。牛角川这样的地形,并未限制怀庆府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反倒像沁河一样,将自己汇入更大的黄河水中,在当时的经济大潮中翻起一片片浪花。
  著名的易学大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曾运用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对焦作地区独特的山川地理风貌所孕育的独特物产作出解释:焦作古称河内,位于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地势呈高山突入、大河怀抱之势,集山阳、河阳于一身,属于“乾乾为坤、阳阳为阴”之地,所生之物必以“阴”见长,比如太极拳是以柔克刚,“四大怀药”是滋阴补阳……
  我对文字学颇为偏好,因此着意研究了“覃怀”之名的由来。“覃”字的构型是会意,指的本是上有滤网(西)的酒坛子(早),因此“覃”字有呈网状交织的含义。“覃怀”之名,则是指当地的河流密集交织,结成水网。查证《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到,自古以来焦作地区就是一个多条河流交汇、湖泊沼泽遍地的冲积平原,黄河、济水、丹河、沁河等各大水系像拧麻花一样在这里滚来滚去,将各种壤土汇聚于此。
  据《修武县志》记载,在云台山主峰上的药王洞里,“内有石丸,大如绿豆,服之能已疾”。正是广泛分布于太行山的岩溶(石丸)地貌,使山区的雨水渗入地下,而遍布焦作沿山平原的泉水,将“四大怀药”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从太行山上带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四大怀药”生长的土壤条件。
  另据《尚书正义》说:“覃怀,近河地名……覃,徒南反……《正义》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温县志》上说:温县、武陟、孟县、沁阳、博爱一带,古称“覃怀”,后称“怀州”,元称“怀孟路”,明清为“怀庆府”,因此“怀”贯地望名称之始终。
  至于怀药一名,自然因怀地地名而来。此地有太行屏障,冬季北方寒流不能长驱直入其境,非常适宜地黄、山药生长,夏季,热浪有诸河调剂,气候本非多雨之域,又有河流灌溉,是一个冬不过冷,夏不过热,既不过湿,又不过旱的环境,非常适宜地黄、山药、牛膝等蓄根类药材的生长。
  古怀庆府的治下,历史上素有种植地黄、山药、牛膝、菊花的习惯,其种植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734年。据焦作市志及市辖各县(市)志记载:自公元前734年封建诸侯卫桓公以怀山药为贡品进献周王室起,直至清朝末年,四大怀药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历代王朝。
  焦作市中医院副院长谢轶哲对焦作市“四大怀药”种植分布情况划了个大致范围:在沁河与黄河相夹的部分,是地黄和山药等的高产区域。之所以“四大怀药”集中在黄河滩,根本的原因是“四大怀药”除菊花外均取用根系,因此在河滩沙地上种植更容易收获。但区域之外的怀药怎么样呢?
  在焦作山阳区李贵作的药王庙内,有一个药王花园,过去一直种植怀药,而在焦作市马村区东部、修武县北部,解放前还曾大量种植怀地黄,现在却没人种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煤矿的开采破坏了地下水源。在那一带曾经喷珠吐玉的马坊泉、蒋村泉、浊鹿泉及其周围与魏晋“七贤”同享盛名的茂密竹林,如今都随着煤矿的开采而销声匿迹了。

  淮南为橘淮北枳

  “四大怀药”,是中药中的地道药材。仅就“地道”二字的含义来讲,一种解释是:“地”是指地理、地带、地形、地貌,“道”是指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名称;另一种解释是:“地道”亦作“道地”,本指各地特产,后来演变成货真价实、质优可靠的代名词。道地药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一个古代药物标准化的概念。因此,道地药材是指经过人们长期医疗实践证明质量好、临床疗效好、社会公认且来源于特定地域的名优正品药材。出产道地药材的地区称道地产区(或称地道产区),这些产区具有特殊的土质、气候、生态条件。
  历代中药理论中,非常强调中药的出产地。人参以长白山的野生山参为最佳,阿胶以山东东阿所产最有名,岭南荔枝更叫人垂涎三尺。怀药,当然是怀庆府所产的地道。所谓物“离其本土,则千周同而效异”,这也正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缘由。
  以怀牛膝而言,而同属苋科牛膝在全国各地都能生长,最佳的栽培地在河南武陟、沁阳、温县一带,而武陟县又仅西陶乡、大封乡的土质最适,为沙壤两合土。该处受黄河、沁河多次泛滥和改道的影响,土层深厚,自然肥力强,牛膝根可长到1.5米,且侧根须根极少,匀称油润,成色极好。故在当地有“怀参”或“十八拳长”之称,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药商的青睐,有特肥、头肥、二肥、平条、杂条等出口等级,为他处牛膝所不及。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将焦作的土壤运回国研究,化验后重新配制土壤试种怀药,结果以失败告终。上世纪20年代,温县人许召兰、宋武堂、李令富等人先后从山西太谷引进高产山药回本地种植,时间一久,太谷山药反而失去了原来的品性,增加了药性,成为怀山药的当家品种。上世纪70年代,国家为缓解怀药产销矛盾,曾经向18个省区引种怀地黄、怀山药,结果引种后品种退化,药性大减,不得不反复来焦作引种。古时,怀商对此类现象不解,只好以“药不见药王不灵”加以解释。

  盛名之下显疗效

  我注意到,“四大怀药”皆有入肾益肾之功,特别是地黄与山药,对提高人的性能力有一定的帮助。因此当地有这样的说法,说“四大怀药”“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话虽粗俗,理却不输,这表明了怀药的功效绝不平凡。
  以地黄为例。地黄又称地髓,所谓地髓,是说它吸收了地气之精髓,“一种之后,其地便苦”,若第二年复种,“不堪药也”,因此有“地黄不重茬”的说法。沉甸甸的地黄块根,蕴含了几多精华,若用这种饱含天地精华的地黄来补益人体的先天肾气,确可起到填精补髓的神奇疗效!
  明代温补学派名医张介宾以阳虚立论,特别注重甘温益气、补肾填精,常用怀熟地以奏其功,人们因此称他“张熟地”。他在《景岳全书》曾极力称赞熟地黄的功效,并将地黄与人参相提并论。他说:“夫地黄产于中州沃土之乡,得土气之最厚者也。其色黄,土之色也。其味甘,土之味也……至若熟则性平,禀至阴之德,气味纯静,故能
  补五脏之真阴,而又于多血之脏为最要。”
  “且夫人之所以有生者,气与血耳,气主阳而动,血主阴而静……故凡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禀静顺之德。此熟地之与人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性味中正,无逾于此,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矣。”这些话语,都是张介宾多年临床的经验总结,可谓是会心之言。
  关于山药,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焦作一带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野王国很小,常被一些大国欺负。一年冬天,一个大国派军队入侵野王国,野王国的将士们虽然拼死奋战,但最终因军力不足战败,在敌人的追赶下他们逃进深山,恰巧下起了大雪,敌人觉得山中峰高沟深,易守难攻,便封锁了出山道路,想将野王国的军队困死在山中。
  大雪纷飞,逃进深山的将士们饥寒交迫,许多人已经奄奄一息。绝望之际,一名士兵抱着几块树根样的东西跑来说是在地里挖的,甜的,能吃。将士们一听说有东西可以吃,便立刻动手挖掘。士兵们刀剑并用,很快就挖了一大堆。大家饱餐后,感觉体力大增,伤兵的伤也痊愈了,就连吃那种植物的藤蔓和叶枝的马也强壮无比。此刻,将军一声令下,士兵们如猛虎般冲出山林,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
  后来,将士们为纪念这种植物,给它取名“山遇”,意思是绝望时在山中遇到的东西。随着更多人食用这种植物,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健身的效果,遂将“山遇”改名为“山药”。武陟县西滑封村78岁的前任党总支书记王在富,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曾安排村民种了一些耐旱涝的怀山药,关键时这些山药救了全村人的命,周围村子都饿死了人,唯独西滑封没有,这也算是上面故事的一个翻版。
  不过,“山药”这个名称的来历,宋代医药学家寇宗?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改为山药。尽失当日本名。恐岁久以山药为别物,故详著之。”但据我考证,事实恐非如此。
  唐代宗李豫在位18年(公元762年~77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4年(公元1064年~1067年),假若是因为避讳才改用“山药”一词,此前就不可能有“山药”这一名称,但东晋时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中就已经有了“山药”一词。后来,与唐代宗大致同时的诗人韦应物也有了“山药寒始华”的诗,家在孟州的唐代文学家韩愈也有“山药煮可掘”的诗,再者,在李豫与赵曙之间,由宋廷主持编纂的《太平圣惠方》、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中,均称山药为薯蓣。难道这些作者竟不知避讳之说而冒杀头之罪吗?因此,寇宗?的说法很难成立,只不过是一种臆说,倒是上面传说中“山药”的得名,让人觉得较为可信。
  对于“怀山药”,清代中西会通派医家张锡纯大为推赏,他曾创有“一味薯蓣饮”等多种方剂,并谓山药“色白入肺,味甘归脾,液浓益肾。能滋润血脉,固摄气化,宁嗽定喘,强志育神,性平可以常服多服”。我也曾使用医圣张仲景的《金匮》方——薯蓣丸治疗过我一位同学的痛经症候,取得了极佳的疗效。最厉害的时候,她曾疼昏在十冬腊月的操场之上,服用此方一个多月以后,痛经到现在也没有发作过。在方中,我特意在山药之前加上了“怀”字,为的就是使用道地药材以求最佳疗效。
-----------便下禹州向汉口



在黄河滩区的万亩怀药标准化种植基地内,我和长秀看到了像藤蔓一样的怀山药、刚刚出苗的怀牛膝以及长得郁郁葱葱的怀地黄、怀菊花。对于种植四大怀药,焦作市中医院副院长谢轶哲曾经指导过农户进行怀药的生产,因此给我讲起来头头是道。
  他以怀牛膝为例,说牛膝的种植首先必须洇地,大水漫灌将地浇透,其次深翻土地,用特大号的平头锨,将土地深翻至普通锨两锨的深度,然后在底部以农家肥打底,平整开垄之后撒种,再用水将地浇透。整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人力的耗费更是大于他物,只有这样,牛膝根才会扎得深,将来收获才会大。
  对于怀地黄而言,“地黄不重茬”是最基本的要求,明代的卢之颐甚至说种地黄之后,需要十年以上,才能使“苦地复甜”,这期间甚至连山药也不能种,因为山药对地力的消耗也比较大,因此也不能重茬种植,只能种对地力要求相对较低的牛膝之类。只是这种说法实在有些吓人,据当地人讲,地黄一般要相隔六年才能复种,而山药则要隔一到两年种一茬。
  我问了一下当地种植怀药的农户收入情况,他们个个喜上眉梢,说去年地黄卖到45元一公斤,有的农户因为种了几亩地黄,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一般的也能收个八九十来万的。一番话说得我心头颤动,为他们有如此高的收入水平而惊诧。同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里的农户却有如此好的收益,与一般种庄稼的农户比起来,相差不啻天壤。种药的农户如此,看来怀商的发迹也必定根植于名声远扬的“四大怀药”了。

  怀商文化出晋商

  说怀商是受到晋商的影响而产生发展的,虽属一己之见,却也有我的根据。晋商文化的雏形,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侯时,周成王用“诰命”的方式规定他到唐地之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唐叔虞根据唐地地处夏墟以及唐地境内民族杂居,实行了因地制宜的方针政策:即按照唐地地处夏人故墟的传统风尚和习俗,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按照境内和周边地区戎狄民族杂居,依照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晋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晋国实行有别于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国两制”,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即成为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
  在我以前对山阳古城进行采访时,让我认识到怀庆府是从山西盆地出太行的主要通道,这里既是当年的唐虞之地,同时也是夏商王室更替的主战场之一。晋商的形成较早,当他们走出山西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地方就是怀庆府,“经济观念”对怀庆府人的冲击,再加上本地物产资源的丰饶,使怀商迅速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商帮团体。

  会馆设至满天下

  在旧社会,单个商人是很难做生意的,大吃小,强凌弱,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增强力量,少受别人的欺负,这种道理,怀庆府的商人特别是药材商人是深刻体会到的。因此,怀货销售之处都有组织。怀帮是怀庆药材商人全行业负责人经过会议研究、订立帮规而成立的,所有怀庆的药材商都是怀帮的成员。凡加入怀帮的商人,无论商号大小,都须遵守怀帮规章。见到怀帮的药材生意日益兴隆,怀庆府其他行业的商贾也纷纷要求加入怀帮。
  面对怀药贸易昌盛带来的行栈租费高、花费大等问题,怀帮商人又集资建设了怀庆会馆。有了会馆,怀帮商人做起生意来更加方便和安全。货物到了销售地点,由当地的怀庆会馆负责接收管理,货物质量好坏由会馆评估,不致贬价出售。怀帮商人资金紧张时,货物运费可向帮内借支,待货物售出后再归还。
  会馆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怀帮的生意发展,因此各地怀帮商贾纷纷集资开设会馆。在辽宁营口、山西太原、北京、天津、山东济南、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陕西西安和河南禹州、周口及湖北武汉、四川成都、香港等中国有影响的城市及有影响的药材集散地,都有怀药商人设立的“办事处”——怀帮会馆、怀庆会馆、怀药会馆或覃怀会馆等。
  历史上的怀药贸易,以“四大怀药”原产地为中心,分别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外辐射,在东南西北四路的怀药贸易大军中,向南发展的一路影响力最大,一直辐射到了香港,并通过香港远销海外。明清时的怀药商人,从怀庆府出发,舟车转运,渡黄河入汜水至禹州,然后过社旗,入唐河、襄河,南下武汉、长沙、广州、香港等地。禹州、武汉是怀药南下途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因此建在这两个地方的怀帮会馆,规模也最为宏大。

  禹州药市重管理

  在禹州的怀帮会馆中,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教之忠老先生指着怀帮院内的一块石碑对我说,这块石碑是成立会馆时的一块账目公示碑,上面刻的是盖会馆时的来去账目。其中甚至连土坯、麦秸之类的杂物也勒石以记,最后剩余的钱物都要上缴给本年的会首,作为会馆的日常开支。这么明晰的账目,目的是让出钱的各位商家明白,他们兑出的钱到底花在哪里了,是否有贪污挪用。完全的公开即意味着公平、公正,这一切的一切,在贪污成风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并加以深思。而怀帮院的修建,也体现着怀庆商人的谨慎细致,他们在每一块砖上,都打上“怀帮”字样,以保证建筑的质量。我在禹州覃怀会馆的拜台之上,看到不少刻有“怀帮”字样的砖头。据说不仅在禹州,其他地方的覃怀会馆所用的砖头上,也有同样的标记。
  教之忠老先生还说,当年的药商们做生意,靠的是人的诚信和药的品质。譬如说在药店学徒的小伙计,掌柜的会故意在店里一些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放置一些小的物件,来考察小伙计的人品,以保证卖药人诚实厚道、童叟无欺。药商们经营的策略,也不外是价格公道、服务热情、广开财源、薄利多销。虽说是生意,但中国人更多做的是人情,遇到萍水相逢的困顿之人,也不乏药商慷慨解囊,义气相助。遇到年景灾荒,药商们也出医出药、出钱出粮,将药王爷的仁慈布施给饥民百姓。
  禹州药市中的商人对药材的分装、加工、炮制精益求精,久负盛名。饮片加工及炮制因药制宜,严格遵古,依法炮制,技艺独特,制作精细,在国内久享盛誉,素有“药进禹州倍生香”之说。加工生地为熟地,要求必须用铜笼经“九蒸九制”,黄精须“九蒸十制”;陈皮润水后打板切制,线细如丝而不易折断;核壳去瓤后,用特制夹板切成鸭嘴形;切后的鹿茸片,置于手心能自动翘去芯,乳香没药去油,花椒去籽,巴戟抽筋,远志去骨,柏仁、娄仁制霜等工艺都相当讲究。
  各地的商人,特别是怀商对药材品质的注重,使禹州药市蜚声海内外。清乾隆年间每年举办春、夏、秋三次药交会,全国药商云集禹州,因此禹州又有不少道地药材冠以“会”字。如会白芷、会春花(辛夷)、会全蝎等,它们中的一些并不产于禹州,或者不是主产于禹州,但由于药商们把他处的道地药材运到此处进行交易,因此这些药材也成了禹州药市的品牌。这也是“药不经禹州不香”的深刻体现。
  怀商在禹州的生意做得很大,最大的商行叫做三德和,却是做杂货生意的。这就好比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青海的“淘金运动”,真正挖到黄金的没有几个人,但那些为淘金者提供服务的人,却着实捞了一把。股市是“牛”是“熊”暂且不论,但股评人士却赚了个盆满钵满。这充分说明了怀庆商人的“经营思想”,也把“怀川人”的精明表露无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会馆将商人们团结起来,很容易引起垄断,但在禹州药市中,各地药商却保持一种自由竞争的气氛。“禹州正堂禁绝开设车马行德政碑”,记载的就是禹州药市重管理的事情,碑曰:同治二十三年间,有人在禹州开设车马行,阻止药商自带车马进入药市,以垄断车马行交易,药商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共同将此事上告禹州知州马宽夫,官府下令禹州永远禁绝开设车马行,药商们额手称庆,故立碑以记。

  怀帮武汉有天地

  武汉覃怀会馆,建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位于武汉市桥口区新安街。它是经怀庆药商共议、捐施银两修建的一座药王庙。覃怀会馆即设在庙内,共占地二十五亩。
  药王庙的建筑宏伟壮观,耗资巨大。庙门坐北朝南,门前是药帮二巷,西连凤麟禅寺。整个建筑有:庙门前一对白矶石狮分在左右,每个石狮身上和脚爪旁雕有小石狮,生动活泼,形象逼真。石狮身高两米余,宽一米许。进山门,有钟楼、鼓楼各一座。两旁各有一碑亭,碑上记载着修庙的经过。接着是戏楼,戏楼两旁是看楼,楼上为女座,楼下是男座。卷棚分设两边,卷棚前的石台阶中间是甬道,甬道两边有白矶石雕花栏杆,栏杆柱上坐卧着许多石狮子,形态各异,张牙舞爪,活灵活现。前面有一水池,池中鲤鱼闹莲。卷棚两边还建有两个配殿。正中是大殿,六角六个狮头,栩栩如生。
  大殿和卷棚周围挂有48盏牛角宫灯,珠子、丝须挂满周围,金碧辉煌。大殿神龛内供奉药王孙思邈的牌位,墙壁上挂有许多名人字画。大殿两厢设有更衣室,为朝拜者提供方便。更衣室楼上堆放着祭祀之物。大殿后有大阁,大阁两侧为东西花园,东花园有火神殿、假山、鱼池、凉亭。两花园有各种奇花异草。再往后便是延寿桥。庙内庙外还修有很多药商住房和存放药材的处所。
  这座雄伟的建筑,艺术价值极高。龙与狮造型之美、雕工之精细极为罕见,名人的字画也十分珍贵,建筑工艺独具匠心,所用的建筑材料多系河南产品,以示怀庆人的技艺与乡土气息。
  当时,在汉口的各帮口供奉不同。怀帮供奉药王,山陕帮供奉关公,两湖帮供奉禹王……怀帮每年四月二十八(即药王诞辰)和八月二十在武汉组织两次药材大会。药王庙内大戏助兴,大摆宴席,各地药商云集于此。怀庆药号“杜盛兴”在山扬起朱砂放风筝,谓之红风放风筝。杜家的药材堆放成的巷子叫杜家巷,该药号资金达六十万两白银。怀药商号“协盛全”,买了一条巷子叫全济巷,药材堆积如山,资金达一百万两白银。在新安街一带怀帮占据的地盘有:怀药一、二、三巷和怀帮大巷、怀安里、杜家巷、全济巷等。怀帮在武汉和其他各帮竞争中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到了20世纪初,药王庙因产权纠纷,加上三次火灾未做整修,日军侵占武汉后再次遭到破坏。为了保护庙产,覃怀会馆成立了董事会,并在药王庙内办了一所小学,名为“覃怀小学”。1951年,庙产及其文物全部移交给武汉市民政局组织的“善会联”。


怀商故事有几多

焦作市的神农山风景区,相传是炎帝神农氏尝百草、辨五谷、登悬坛、祭上天的圣地,因此被称作神农坛。位于其主峰西南的老龙沟,是怀庆府特产的“四大怀药”原生地,素有“药材沟”之称,沟内生长有包括野生山药、地黄、菊花、牛膝“四大怀药”在内的药用植物97科272种。
  在神农山当地,流传着一个“药王医虎”的故事:有一次孙思邈在行医途中,遇一雄虎挡道,因怕被虎误伤,就绕道而行,结果又遇此虎。孙思邈非常纳闷,对虎言道:“我为人治病,有何不妥?你再三拦挡,却为哪桩?莫非你也要请我治病?”此虎听罢,两眼含泪,连连点头。孙思邈恍然大悟,便随雄虎进入一个山洞,只见一只雌虎携一幼虎躺在洞口,表情极其痛苦。孙思邈撬开虎口查看,只见一截兽骨刺入虎喉,吐咽不下。孙思邈当即取出兽骨,用银针刺破肿块,消除了母虎的痛苦。之后,雄虎为报答孙思邈,便常常与他结伴而行,成为孙“真人”的坐骑。
  当年孙“真人”将神农山上的野生“四大怀药”引至民间种植,不仅为百姓消除了瘟疫、疾病,还给后世的怀庆人留下了丰富的药材资源,让怀商因为“四大怀药”而闻名全国。这其中的佼佼者,当数杜盛兴、鲁连成、李国顺、张之杰等人。

  “连锁经营”杜盛兴

  杜盛兴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洪武年间移居到如今的博爱县界沟乡坞庄村。开始时,杜家很穷,主要靠给别人推车送怀药维持生计。清康熙年间,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药材交易大会,会期一个月。每逢此时,杜盛兴就带领家人推着独轮车往祁州送药材。长途推车的活儿是极为辛苦的,日积月累,杜家人为雇主创造了大量财富,其诚实可靠、吃苦耐劳的精神也颇得东家赞赏。后来东家赠以百金让杜家人也做起了怀药生意,杜家人遂在博爱坞庄和祁州办起了经营四大怀药的药材行,商号为“杜盛兴”。
  相传杜盛兴的药材刚进山东时,当地人并不买账,贪官污吏还时不时地到药行找点麻烦。一次,杜盛兴在送货途中,发现一个人昏倒在路边,杜盛兴先让病人服用了自己的药,然后将病人用独轮车送到家中。事后得知,这位病人原是济南府的一位师爷。有了这位师爷的全力帮助,杜盛兴终于在山东的药材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清道光年间,杜盛兴又将麝香、朱砂、黄芪、党参等名贵中药材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在四川灌县设药行专收麝香,在甘肃临洮、陕西双石铺设药行专收党参,在湖南常德设药行专收朱砂,在山西太原设药行专收黄芪。杜盛兴药行的药材,主要销往北京、天津、上海、辽宁营口、浙江杭州、山东济南、湖北武汉、广东广州及香港、东南亚等地。
  “杜盛兴”老字号能够做到上百年长盛不衰,主要靠以人为本、精打细算的经营理念和宽严结合、任人唯贤的管理机制。全国各地杜盛兴药行的管理制度十分严密,总店设总经理1名,司账2~3人,学徒2~30人。各分店设管事11人,司账1~2人,学徒10~20人。东家一年四季的开支,由各分店按规定支付。药行对于犯错误的徒工、店员,一不解雇,二不停发薪水,而是让其闭门思过,改正错误。对于亡故的店员,药行还发给类似于抚恤金的“阴俸”。
  杜盛兴能够在全国许多地方将生意越做越大,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商号严格遵循“不卖次品,不谋暴利”的原则。全国各地的杜盛兴商号,同质同价,与当今社会上的“连锁经营”颇有点相似。

  怀药奠基办纱厂

  鲁连城(1854年~1934年),字联卿,武陟木栾店人,自幼家贫,仅读过几年私塾。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24岁的鲁连城开始做小生意,先是肩挑,后是车推,寒暑无间,风雨无阻,生意逐渐兴隆。随后经营“四大怀药”,每年推独轮车往返于武陟、汉口之间,去时载怀药,还时贩布匹,生意越做越大,逐步发展到雇用伙计开店经营,在天津、汉口、上海等地设立成兴永怀药庄、成兴永布庄等。
  1908年,八国联军撤出北京时,怀庆府(今焦作地区)一带怀药滞销,价格惨跌,几乎分文不值。鲁连城预见战争结束后怀药必定涨价,遂在本县城西五车口倾囊收购怀药,大批运抵天津囤积。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后,怀药行情一日数涨,鲁连城获利数十倍之多,为日后扩大经营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14年,鲁连城在上海做生意时看到纺织工业方兴未艾,便想到家乡豫北平原是产棉区,如果在武陟开设纱厂,距京汉铁路黄河北岸车站仅20公里,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原料采购,都很方便,不但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可以降低成本谋取厚利。于是鲁连城同上海英商慎昌洋行签订合同,购买2880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和两台160马力的蒸汽机。合同签订后,因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运不通,机器无法运达,办厂计划受阻。但是鲁连城创办纱厂的雄心未减,他一边继续经商,一边在木栾店西门外的沁河滩上(今武陟县公安局靶场西侧)购买地皮100亩作为纱厂厂址。等到欧战结束时,机器价格比合同定价高出六七倍,英商反悔,拒不履约。鲁连城当即聘请外籍律师提起诉讼,终以证据俱全而胜诉,把机器全部运回家乡武陟。1919年冬,总投资80万两白银的成兴纱厂正式开工。到1928年,鲁连城又在山西绛县创办大益成纱厂,在陕西西安创办自成纱厂,由此成为当时河南省首屈一指的独资经营的民族纺织业巨头。
  在武陟县博物馆,保存有章炳麟撰文的“武陟鲁君墓志铭”碑刻。敢于当面痛骂袁世凯而被袁称为“章疯子”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鲁连城敬重有加,撰文纪念,可见鲁连城德高望重,非同寻常。
  在碑文中,章太炎记述了鲁连城24岁时的一段逸事:“时尝最坠水,随湍数十里,闷绝久之。闻有呼己者,寤,则卧草中。以是自负,后九年兴。”反映了鲁连城初涉商路时渡河溺水却大难不死、终成大业的传奇经历。碑文还记载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形势下,鲁连城一边经商“自负贩而成邺肆”,一边练武“朝暮习矢石技击”,可见先辈创业是何等的艰辛。难怪于右任先生称赞鲁连城:“奋于孤寒而创伟业,赴丛若奔不为势劫。洛水汤汤,嵩山翼翼,?史有徵,古之遗侠。”冯玉祥先生也在挽联中赞鲁连城道:“艰苦奋斗,实业大家。”

  由官入商亦英雄

  据《温县县志》记载:张子杰,又名张英,生于1873年,卒于1935年,温县杨垒镇前杨垒村人。幼年曾读私塾,十几岁时离家到汝南兴盛布店当学徒。后入北洋军给袁世凯当警卫,陆续升至陆军中将,历任将军府将军、赣南镇守使节制第三旅旅长、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在直皖战争中,因所部受挫,一度蛰居天津。1921年解甲还乡兴办实业和教育事业,先后在本村创办“杰立尚实小学”和“女子小学”。1923年,张子杰联合温县、沁阳、济源、孟县、武陟各大怀药商家,在温县城内二街成立了“怀药股份有限公司”,兼营“豫北怀药交易所”,发动五县百姓入股,募集股洋100万元,包揽五县怀药运销,获利丰厚,累计纳税折银洋约1万元。由于垄断怀药经营且触犯省政府权贵,张子杰被中小怀商控告至北洋政府。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干预下,公司被迫停业。
  1924年张子杰创建的“怀药股份有限公司”被停办后,便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怀药贸易,1935年逝于天津,1947年迁葬于故里。在杨垒镇前杨垒村村南矗立着一通石碑,上书“先祖父前赣南镇守使故陆军中将张之杰(英)之茔”。原墓碑毁于十年内乱,此碑刻系1988年张子杰之孙、台胞张秉仪返乡探亲时所立。
  据当地人介绍,张英少年英武,曾参战抵抗八国联军,刀劈两名日军后,藏身北洋军中,更名为“张之杰”,深得袁世凯重用,不久被选送保定军官学校前身陆军军官学堂深造,从此官运亨通。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皆为张子杰的校友师弟。如今县志记载“子杰”实乃“之杰”口传之误。

  怀商义助同仁堂

  协盛全的老家,在今天博爱县张茹集乡刘村。刘村李家祖先原籍山西洪洞县东北八里多洼村,明洪武二十五年移民迁至今博爱县城东北李洼村。明朝末年,刘村李氏始祖李倜带领九锦、九绢、九丝、九绸四个儿子从李洼村迁至沁河北岸的刘村,一开始给当地大户皇甫家种地,后来为东家推独轮车往天津送货,去时送怀药,回来捎海货,一个来回需要一个多月。李氏兄弟为人厚道,忠诚可靠,深得东家喜欢,东家就让他们捎带点私货到天津卖,收入归自己。一来二去,李氏兄弟便把生意做大了,除保证为东家送货外,自己还雇人往天津送货。后来皇甫家的子弟纷纷中举做官,就把怀药生意全部留给了李家。
  李家发财后除了在刘村广置田产外,还在清化镇开药行,商号李全顺,下分义、成、永、东四记,经营怀药运销。到了第三代李九丝的儿子李国顺当家时,又分出了协盛全、协盛西等字号。此时,李国顺看到经营怀药毛货同加工后的正品价格相差甚殊,于是派店员外出学习怀药加工技术,自办加工作坊。由于严格遵古法炮制,工艺精细,协盛全的怀药迅速享誉海内外。生意越做越大,人才也就供不应求。于是协盛全就在刘村兴办义学,广招乡闾子弟,培养经商人才,并把优等生派到各个分店当学徒,表现优秀者提拔当掌柜。在经营管理上,实行“掌柜分工负责制”:大掌柜抓全面,二掌柜管内务,三掌柜跑外差,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各分店掌柜三五年一对调,避免因熟生弊。同时,总店还对各分店派驻“董家监理”,监督经营管理。此举一则对掌柜权力进行监督,二则可为东家子弟安排差事,确保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
  当时怀药运销主要走水路,怀商称外出经营为“跑水”。协盛全在国内的各个分店按水系划分管理区域,总店则根据经营需要不断迁移,开始在开封,后来到武汉,最后迁至衡阳。协盛全留下来的老账册,记录其店员总数有三四千人,很多人都是怀庆府的子弟。而像江西樟树、湖南衡阳等一些地方,至今还使用着协盛全的商号。
  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南北交通受阻,江南的怀药价格猛增而南药滞销,江北的南药却脱销。协盛全抓住商机把汉口的存货高价抛出,又指示江南分店低价买进大量南药。政局稳定后,南北交通恢复,协盛全乘南方药材尚未北运之机,迅速调集江南存货销往京津,在缓和南药紧俏的同时,大大地赚了一笔。同时在江南和北方大中城市大举收购亏损倒闭的药店40多家,使协盛全分店总数超过了100家。协盛全在老家开有舍药店,本村人免费用药,外村人可以记账。经营上对同行不嫉妒、不排挤,讲求扶危济困,同舟共济,因而在同行中享有崇高威望。
  北京老字号同仁堂在南药北进路线中断时期,一度因原料紧缺而生产停顿,陷入经营困境。协盛全闻讯急调各分店库存药材低价赊销甚至无偿相赠,帮助同仁堂渡过难关。同仁堂复兴后,与协盛全成为至交,所需“四大怀药”均由协盛全提供,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1979年同仁堂重新挂牌后,一直试图与协盛全后人取得联系。前几年同仁堂曾几经辗转托熟人通过博爱县医药公司购买地道怀药100多吨,同时供给博爱县医药公司一批紧俏药品,以答谢昔日协盛全的“救命之恩”。      

(全文完)

      (焦作日报社记者李相宜、河南电视台特约记者宋宝塘为本篇写作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特致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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