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枢纽　

　　一个中医世家的轨迹：从“儒医”到“学院派”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院”的综合体，从他开始接触中医那一日起，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许多老中医的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遇贫穷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习医从小就受到父亲罗棣华的点拨。

　　以前的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这要求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可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罗元恺的父亲罗棣华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都是自学所得。

　　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罗元恺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而除此之外，罗元恺还学习了现代医学教育，可谓“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30门课程。广州许多赫赫有名的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该校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另外，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积极支持西医发展。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开设了西医基础课，罗元恺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斥。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的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值得一提的是，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并负责《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今天，罗元恺的独女罗颂平继承了他的学术，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的她，谈及自己的父亲，自信而骄傲。

　　从罗棣华到罗元恺再到罗颂平，一个中医世家完成了由“儒医”到“学院派”的轨迹。　　
　　
　　后世讲述　　
　　
　　罗颂平，罗元恺独女，1956年出生。自幼帮助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事实上，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已经年过四十，”说起自己的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骄傲，“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有力。　　
　　
　　祖父罗棣华曾做北伐军医　后在洪德路开诊所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于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就精通儒学，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做随军军医。因当年北伐军常遭受疾病祸害，特别是传染病和瘟疫，而爷爷擅长温病(中医学术流派之一)。

　　北伐战争结束，爷爷来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私人诊所。

　　爷爷共娶过三个妻子，养育过十一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读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校5年，他研读了很多医书，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克明医刊》。
　　
　　父亲罗元恺以头名成绩毕业于中医学校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闻名，但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内科医生。其实，在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曾在当时的广州大学进修法律，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时，罗家辗转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
　　
　　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带着爷爷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那时，母亲跟着一起去了香港，他俩在香港结婚。父亲在九龙开诊所行医，母亲则与她的两个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任校长。

　　1941年香港沦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爷爷在途中得霍乱去世。父母则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方，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行医。那时逃难，很多人死于霍乱，我的小叔也因霍乱在韶关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诊外，还与当地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编写。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广州，原先的医院和学校曾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备全部散失，那时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校董、校友取得联系，父亲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

　　1947年，学校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
　　
　　“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年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政期间，他写了很多提案，甚至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图书馆等。此外，在中国中医学教育发展方面，他也做了不少事。

　　1977年，广东省革委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带着方格纸去陶陶居喝早茶
　　
　　父亲那一辈老中医，不流行写书，很多老中医都没有学术临床经验留下，我父亲从医60多年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从50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喝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女科述要》、《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景岳全书》(《妇人规》)本为先人写的一本古文医著，是我先把它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的著作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是中医院校里的教材，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他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后世访谈　　
　　
　　“父亲很忙，整天在外奔波”
　　
　　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

　　罗颂平：对。我是1956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

　　记者：那时他已经身居要职？

　　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

　　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

　　罗颂平：建国初，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受创，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学校。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讲授。　

　　“乡下的病人追着他看病”
　　
　　记者：这种局面何时结束的？

　　罗颂平：1956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

　　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

　　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自己专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义诊”，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生产队开大会义诊，都是分别一个公社到一个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因政治运动，我们换过几次家
　　
　　记者：你出生时你们家住哪？

　　罗颂平：50年代初，我家住在宝华西二巷九号一楼，还带着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因政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时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不喜欢跟红卫兵住，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

　　1968年，我家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是官宦子弟，但也没办法，得在楼梯等。可能因这个，王首道后来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那年我们搬到惠福西路。
　　
　　“他比较洋化，爱穿西装”
　　
　　记者：从照片上看，你父亲好像爱穿西装？

　　罗颂平：我父亲并不传统，他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会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不过文革时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被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副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

　　记者：你父亲受到了冲击吗？

　　罗颂平：受到过一些。抗战胜利后，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的工作。而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我父亲下放南雄，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五七医院出诊。

　　记者：他还可以出诊？

　　罗颂平：串联过后，1968年大范围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都是传染病。但当时医生紧缺，很多医生被关，那时能干活的都被拉去凑数。父亲当时是隔离区的医生，医疗条件极端恶劣，他说那时大多用些漂白粉之类的东西洗洗就算消毒。不过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与李仲守一起办中医夜校
　　
　　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

　　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李仲守、蔡荣。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学中医的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和几个朋友晚上就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华夏大酒店，即后来的四十二中。　　
　　
　　家族逸闻　　
　　
　　重友情　宁住旧房
　　
　　建国后，罗元恺为中医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设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因为当时中医学院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明志解忧
　　
　　文革时，罗元恺受到审查，被送去干校劳动。在南雄干校放牛时，他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简谱　　
　　
　　罗棣华

　　罗元恺之父，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抗战期间染霍乱去世。娶过三房太太，育有11个儿女。
　　
　　罗元恺(1914－1995)

　　字世弘，1914年生于南海，排行第七。自幼随父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精通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兼顾内科、儿科，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
　　
　　罗元淦

　　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
　　
　　罗颂平(见“后世讲述”)
　　
　　罗颂慧

　　罗元淦之女，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
　　
　　罗曼茵

　　罗元淦孙女，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家族大视野　　

　　家族的进化与退化
　　
　　某次认识一位做电视的朋友，说起来他是满族人，祖宗是正黄旗，但这位几乎是贝勒还是贝子的朋友，长得清秀而瘦弱，我就说，你很像《走向共和》里演光绪皇帝的那位演员。他说，历史上的清朝皇帝，也就是他的先祖，其实都很瘦弱，所以才选那样的演员！

　　我说，瘦不等于弱。康熙瘦，那是精干，光绪瘦，那是文弱。满清十二帝，以咸丰皇帝为分界线，前面的都是龙精虎猛，后面的都是羸形弱质。到了宣统，看上去倒十足像个书生。最后清皇室被袁世凯欺负，被冯玉祥驱赶，被日本人使唤，被苏联人戏弄，大气不敢吭一声。这位旗人朋友说，我们真是愧对祖宗的在天之灵。

　　后来我们一总结，得出一个近乎于浅薄的结论：这中间很大一个原因，是生活与教养方式。八旗子弟提笼遛鸟走狗飞鹰，缠绵于花街柳巷，皇室贵族生长于深宫与妇人的怀抱，日益孱弱无用，却要让这样的人世袭，自然是灭亡的结果。

　　再看看西方的贵族，尤其是欧洲，上流的礼仪自不必说，很多贵族一出口就是莎士比亚，一出手就是狩猎与马球。就是做殖民者，这些人也做得彬彬有礼。到了美国引领风骚时，虽然风貌不尽相同，仍可以看出其中的传承，贵族没有了，但整个精英阶层仍然气宇轩昂。

　　后来西风东渐，中国人脱下了长袍马褂，穿上了西服背心，开始习惯了牛奶、钢琴与足球。这些，只是表面的细节。深层次上，中国人开始接受进化论，这也是受清朝日益衰朽以至灭亡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喊出了“野蛮其体魄，勇武其精神”的口号。

　　体育和精神的双重强健，这在古希腊人那里是统一的并行不悖的，但我们似乎总好执其一端。清朝统治者在器具、身体与制度上落后了，但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精神传统。几个世代下来，身体固然不见得强悍，精神上与文明的距离也没有越走越近。

　　几天前台湾龚鹏程教授来广州中山大学讲学。这位龚教授30多岁就被称为“国学大师”，曾担任过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两所大学的创校校长，他在他写的《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汉代思潮》等书中，无不表现出睥睨众生的气概，我一直想象这是个惟我独尊的思想者。但眼前的他，气度文雅声音温和，进退揖让深得中庸之道，一点不像常见的成功的文化人。中大的老先生感叹说，这些传统古已有之，可惜现在只能从远方朋友身上看到。

　　其实这些感叹，更多的是知识人的自怨自艾。我本人不这么看，我虽然长期生长在底层的农村，但上述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教育，却从小耳濡目染。

　　随便举个例子，我已经考上大学，在父亲眼里仍是“百无一能”的人，至少我不能把七吨重的水泥船撑得像同龄的农民那样得心应手，也不能自己把一箩100斤重的稻子放到肩膀上，更不能爬到屋顶上抹泥水架电线。村里人跟他说读书人不用学这些苦力活，父亲反驳说，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人，能为国家做什么呢？也是这时我才开始学着干农活和重体力活。

　　至于礼仪，更不用说了。我在小镇上教学时才20岁左右，暑假补课，天很热，从村里到镇上有十多里路，我早上起来，就脱了衬衫放在车头上，光着上身，一路飞骑，快到学校一里左右时穿上，觉得很爽，也不至于不雅观。有次出村时，我遇到一个80多岁的长者，据说他年轻时是上海青帮的小头目，很强悍，他看到我的打扮，微笑着拉着我的车头说，你身为先生，怎么可以不注意自己的仪表呢？我嘴硬说先生也怕热啊，心里却惭愧得紧。

　　历史上的世家大族会退化，但民族和社会的底子还是好得很！

　　□刘根勤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图片翻拍

　　本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　　

　　补遗与更正

　　《名门望族》第46期【薛季宪家族】“家族简谱”补遗与更正
　　
　　第四代
　　
　　薛华日，薛季宪次子，1939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高级工程师。1984年底前从事邮电通信设备的研制工作22年，有科技著述和省科技奖，从1984年底调入广州开发区筹建通讯系统开始至2000年退休前的15年从事外资引进、企业筹建、企业管理的工作，退休前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总工程师兼东江口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薛安日、薛柏龄、薛掌珠、薛勉留介绍略。
　　
　　第五代
　　
　　薛季宪第五代共有四男一女，有三个男孙分别在美国、澳洲、西德工作，一孙女从美国回北京创业，一男孙任广州某报的记者编辑；这五人中一个美国有名大学硕士研究生一人、一个澳洲悉尼大学双学科硕士研究生一人、西德斯图加特大学硕士研究生一人、在职攻读国内研究生一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