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藤醫生在魯迅重病期間究竟做了些什么?


作者：周海嬰


編者按：

魯迅的逝世是正常病逝嗎？他是不是被陰謀“誤診”？跟日本醫生有什么關系？

1936年10月19日，55歲的魯迅在上海逝世，他的醫生須藤五百三給他下的診斷書為：
支气管性哮喘症和胃病消化不良。而根据美國醫生鄧肯先生的診斷是晚期肺結核，若及時治療，可有望多活五六年甚至康复。魯迅之子周海嬰一直對父親的死深表質疑，更怀疑這是有陰謀的“誤診”。近日，周海嬰寫下長文披露這一歷史真相，并通過其子周令飛交給《羊城晚報》發表。本版將從今日起分三天連載刊登此文，敬請讀者關注。


引語

老年人往往話多，不僅話多而且還喜歡嘮叨，所以只要有條件，撰寫回憶錄的往往大有其人，我亦未能免俗，也于六年前寫成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我与魯迅七十年》。

自從我的這本書出版后，頗有一些社會反響。有贊許的，也有异議的；有同意我書中所闡述的事實和觀點的，也有不理解的。所有這些，我都不大措意，因為我寫書之本意只是想把我的所歷、所知、所思，如實的說出來，至于別人如何看，如何想，那是別人的事，我都不在意，更不會因此而妄生悲喜，所以也就沒有寫過什么“反響之反響”之類的文章。多年積蘊，一吐而快，本來以為可以言盡于此，不必再來饒舌了，但有些問題，比如父親最后的日子里的病和死以及須藤醫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樣的作用，仍像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上久久不能釋怀。這個問題我在回憶錄中曾經寫過一節，但我仍然時時有想繼續說話的沖動，這不僅僅是出于做儿子的固執或多疑，更是出于一种責任。我覺得我有責任把這种疑惑盡可能完整地講出來，以等待將來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一時不能還原于歷史的本來面目，也要把它留下來作為后人考證之用。

魯迅完全有可能活到60多歲

我們一直怀疑給父親看病的須藤醫生究竟充當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須藤醫生全名須藤五百三，1898年畢業于日本第三高等學校醫學部。曾任陸軍三等軍醫，隨軍到過中國大陸和台灣。后在日本國內善通寺預備病院和姬路衛戍病院等處工作，還以軍醫身份任朝鮮總督府黃海道(海州)慈惠醫院院長。1918年退伍。以后又來上海開設“須藤醫院”（1926年《上海年鑒》上已有須藤醫院名錄)。到上世紀30年代跟魯迅交往時，他已是一個有三十多年行醫經歷，有相當地位的老醫師了。

須藤醫生進入我家与我有一點點關系，因為我小時候体弱多病，哮喘病更是久治不愈，別的醫生開的藥控制不住，1933年3月，內山先生便推荐他的同鄉同時也是內山書店的醫療顧問須藤先生接替坪井學士為我看病，順乎自然地也給父親看病，時間長達三年半，看病總的次數在150次以上。父親認識他似乎更早，因為1932年的《魯迅日記》里就有寫信給須藤先生的記載。以后父親還為他買過几本書，互相之間饋贈過禮品，請過飯，這就超出一般的醫生与病人的關系，而是朋友關系了。因此須藤醫生對他的病人（我父親)了解不可謂之不深。那時父親肺結核的症狀已相當明顯，据專家說，即使是一個實習醫生也很容易診斷出來，更不必說資深的、對病人有相當了解的老醫師了。然而須藤醫生對魯迅去世前半年病情出示的“病狀經過”是：

本年（1936年)3月2日，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哮喘症，承招往診，當時檢查病者体格中等，營養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來，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總需利緩下劑或洗腸用藥。須藤先生在診治父親長達一年半的時間里，始終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進行治療的，從沒有提到父親的主要病症是肺結核，甚至連怀疑、診察化驗也“疏忽”了！

之后父親的病越來越嚴重，親友們也越來越擔心。此种情況下，1936年春，宋慶齡、史沫特萊便介紹美國的肺病專家鄧肯醫生給魯迅看病。經過听診、叩診之后，鄧肯醫生确診為肺結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療方案。之后，父親又去另外一個有拍片條件的醫院拍了一張X光胸片，證實鄧肯醫生的診斷极其准确。然而須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為系“消耗性熱型”，做“突刺實驗”得微黃色透明液，檢查咯痰為結核菌陰性，也就是還沒有認為或怀疑肺結核晚期。三個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結核菌陽性膿球”。在X光片、結核菌陽性膿球确鑿無疑的情況下，須藤醫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診為肺病晚期；但是盡管如此，他仍沒有針對魯迅的病情，做積极的治療，用藥方面也未見變換，甚至于沒有建議養病，向我母親提出一個醫生應有的勸告。

鄧肯醫生明确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經相當嚴重，必須首先抽出胸部積液，抓緊治療。治療方法很簡單，找位中國醫生，照他說的實施就行。如果不抓緊治療（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療)，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療，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一件簡單的隨便一個醫生都能做到的事，一個行醫三十多年資深的日本醫生卻沒有想到和做到。事實上從鄧肯醫生診斷到父親去世正好半年的時間，在這半年寶貴的時間里，須藤醫生并沒有針對肺病進行任何積极有效的治療，他的治療仍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表面治療，或者干脆說是延誤病情的無效治療。父親再活五六年、甚至漸漸恢复身体的希望就這樣被葬送了。

父親去世后，須藤醫生應治喪委員會之請，寫了一篇《醫學者眼中的魯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對家屬也是對社會、世人一個交代。然而這個交代并不真實。文章開頭就說病人身体如何一貫不好，意志如何剛強的空話，后面還把抽出積液的時間提前了，更讓人不解的是，他說魯迅先生四十四五歲時已有肺結核的預感，并且他還提醒說兩側患過胸膜炎的人大概是會患肺結核的。既然須藤醫生對父親患肺病有所怀疑，有所提醒，那么為什么不照此診斷、照此治療呢？

須藤醫生出示的“病狀經過”的結尾是：（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時)午后二時往診，呼吸已較徐緩，然尚在52乃至46之間，脈軟弱。110至114。体溫下降，為35度左右。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早晨以來僅進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鳴盡去，左肺亦然。診察左胸下半部覺有高而緊張之鼓音，肋間也覺陷落少許，心臟越過右界，橫徑約半指許。決定為心臟下方右傾，肺動与脈搏二音如稍亢進，諒已引起所謂“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狀，以致雖盡量使之絕對安靜就眠，亦不能深睡，頻頻惊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時起（原譯文“半前”疑為“午”前)，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午前五時二十分由心臟麻痹而長逝。主治醫生須藤請看這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主治醫生應盡的責任嗎？！作這個交代之后，須藤醫生從此杳如黃鶴，音訊全無。后來得知，他仍在上海行醫，并擔任過兩任日本民會議員。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鄉岡山開設診所，1959年去世。后來經有關人士證實，他是日本退伍軍人組織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一個軍國主義組織。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組織，再加上須藤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种种异常之處，所有這些都是足以啟人疑竇的。

這是一次有陰謀的“誤診”

第一個對須藤醫生診療提出質疑的是建人叔叔。鄧肯醫生診斷后，建人叔叔認為“老醫生”（指須藤醫生，他比我父親還大几歲)不行，提出更換醫生。父親去世后，須藤醫生診療的疑點更多了，提出質疑的親友也更多了，但限于當時的歷史環境，難以查證。1949年上海解放，母親、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匯報，請求幫助澄清，然而須藤醫生早于1946年被遣送回國了。雖然失去這個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机會，但多年來建人叔叔從未放棄他的怀疑和查證。1949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首次把積存在親友心中的疑團向社會公開。

1969年冬天，母親去世不久，我被單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關系、個人的業余無線電台等問題，辦個人“學習班”。几個星期之后，因患結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險”藥———靜脈推注鏈霉素(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治病，并住在建人叔叔家。在這難得相聚的日子里，叔叔經常与我敘談往事，甚至久久郁積于心的疑團。我及時地記錄了下來，直到1969年12月底。我在記錄本上記寫著這樣一段話：“得幸親聆建人叔叔的教誨，他雖年紀八十有三，但記憶力极佳，十分健談，談吐風生。且邊講邊比划當時情景……”建人叔叔的話，對我來說，是無可置疑的，對于弄清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這些話照錄在下面：

魯迅年輕時候身体十分強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場，吃飽飯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經常胃痙攣作痛，用桌子角頂住止疼。后來慢慢地恢复，而并非和章士釗筆戰喝烈酒造成的。魯迅在紹興，偶爾喝點紹興黃酒，也不過一小碗，并不經常。烈酒是不喝的。鄧醫生（Dr.Dunn)來會診之后說：“肋膜里邊有積水，馬上抽掉積液，寒熱會退下來，（這樣下來)胃口就會開，東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會增大。如果現在就這樣治療、休養，至少（還)可以活十年。如果不這樣治療，不出半年便死。治療方法极其簡單，任何一個醫生都可以做到，你們商量一下，找一個中國醫生，讓他來找我，我會告訴他治療方案。只要照我說的去做就行，無須乎我自己治療的。”

還說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鄧醫生說：“經我檢查，和拍X光一樣。”說得十分有把握。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積液，直到一個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認、才抽肋膜積液。一般醫科高年級學生，都有能力診斷出肋膜積水的。

我听到這些話之后，通過馮雪峰的妻子轉告給馮，說這個日本醫生不可信，應該換個醫生。過了几天馮雪峰的妻子回复說，她同馮雪峰講過了，他（馮)是贊成“老醫生（平常大家對須藤的稱呼)看下去的”。豈知鄧醫生的診斷相當准确，到十月份魯迅就去世了。距鄧醫生的會診，正好半年。魯迅去世后須藤寫出一紙治療經過、用藥等等，你媽媽經常談到診斷書前邊一段是空話，說魯迅怎么怎么剛強，后段講使用什么藥物，把抽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我和你母親對須藤醫生的可疑跡象，向中央匯報。你母親同意應扣留須藤審查，待中央指示電報通知上海，豈知須藤在日本第一批僑民撤回時，已經走了。以致這件懸案無法得到澄清。對照蘇聯的高爾基的疑問，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來魯迅生病的時候，須藤醫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請他去日本治療，魯迅當時斷然拒絕，回复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決定些什么呢？聯系到魯迅到病重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遷到租界去居住，甚至于表示房子都不必親自過目，只需我尋妥就可以，里邊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為什么要急急忙忙遷居租界，連房子都不經自己選擇決定，只要我看妥認為合适就可以了，這里不知道魯迅有什么預感，理由他始終沒有向我講。這件事距离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況很快惡化，終于沒有搬到租界。(待续)

[ Last edited by 梁知行 on 2007/1/11 at 14:47 ]
－－－－－－－－－－－———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周海婴


日本医生对鲁迅之死的责任和态度

学界（包括日本学界)不少人认为须藤医生的责任仅止于误诊，个别人甚至对误诊还要曲为辩护，大加体谅，说须藤医生近两年的治疗和鲁迅的临终抢救是“负责的”，“
特别是挽救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其要求内山完造先生再请其他医学专家前往诊治来看，须藤医生并没有延误诊治，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须藤医生对待鲁迅的重病又是什么态度呢？

内山完造写《忆鲁迅先生》一文，它载于时隔鲁迅去世一年后，1937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1-4页。内山完造讲出这样一个情节：

那天（鲁迅去世前21小时)正巧石井政吉医生偶然来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两人谈起了鲁迅生病，石井医生说：马上去问候一下。由此可见，石井并不是须藤医生主动邀请去“会诊”的。(注：按一般惯例，“主治”医生须藤如不邀请石井医生一齐诊治，石井政吉是不会留下的。)

内山完造在鲁迅家里，他看见“这时候恰好是八点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

受内山完造重托之后的须藤医生是什么态度呢？！

“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内山完造)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这里插入一段须藤医生自己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P.25)，18日:“午前三时(鲁迅)喘息又突然发作，18日午前六时半往诊，……午后二时往诊……”

对一个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重病患者，须藤医生并没有履行一个医生应有的职责，离开他所诊断的病情严重的“气胸”病人鲁迅“回家去了”。须藤医生既然采取这种消极拖延的治疗措施，当然是不会“建议”将鲁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须藤医生态度是不是“负责的”，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情况里看得非常清楚了。

“误诊”的种种疑窦

下面来分析“误诊”这个说法或判断，我认为误诊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般性的误诊，即因诊查的时间匆促，判断有误（如急诊或首次门诊)。这种情况只要医生嘱咐病人或家属按时复诊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如化验、照X光片等，这种误诊是可以得到及时纠正的。

第二种是医生本人医学知识、临床水平低，诊断出错。但医生或医院如果对于重病人采取了会诊的办法，也可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情。

第三种情况是，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如像邓肯医生已经做了科学正确的诊断，但主治医生仍然玩忽职守，不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蓄意的“误诊”。更恶劣的是为了掩盖其用心，而使之“天衣无缝”，主观上做许多手脚。但事实总会被揭露，不会永久被掩盖的。所以，不懂医学的人大谈“误诊”，实际上只会混淆视听，产生误判，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包庇！

须藤医生对我父亲治疗是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近两年（准确地说是23个月)，应当说诊查准确无误了。其间还“邀请”了同行日本医生石井(实际上是内山完造的朋友，临时一同去探访鲁迅的)，按理他们应该早就共同“议”出来一个符合当时的治疗、用药条件的方案了。可是不幸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须藤医生长达一年零十一个月的对父亲的消极治疗，显然不能用“误诊”两个字来为他“开脱”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亲临终前夕，须藤医生在用药、医嘱、抢救等方面，不应当再“误”了吧？若抢救的措施极不得当，能不能用“误诊”为他掩盖？尤其是处于临危的“生命危机”的几个小时，在这种严重状态下，须藤医生却掷下这么一句：“过了这一夜……”的话，抽脚走掉了！据说是他的休息日。作为医生，这是失掉了职业道德的行为，简直是玩忽人命!

父亲临终前的30个小时，气喘、虚弱、大汗淋漓……须藤医生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气管性喘息，那就应当使用解痉药，如麻黄素、阿片酊之类。用了没有？哮喘缺氧应当使用医用氧气直接输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没有使用！使少数鲁研学者陷入误导的是家里有内山完造先生拿来的一个“氧气发生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木匣状的“臭氧”发生器，它对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对病人的缺氧状况毫无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状况越来越严重，心率越来越快，须藤医生只让看护妇每小时注射一支强心的“樟脑酊”之类的针剂，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他让病人用热水袋暖暖脚！这能够算是抢救吗？如果说是“气胸”，他也没有对症给胸腔抽气减压，这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做到，能用“误诊”来开脱吗？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况。（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须藤医生在鲁迅临终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他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护理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过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个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有采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二十一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的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和他的秘书冯仰澄。

在“抢救”濒危病人的时候，按日本的医疗和习惯，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抢救没有叫家属出去，尤其病人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地将最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生还。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症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她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70年期间的查证之旅

在父亲病危和去世的问题上，对须藤医生的行为，母亲、建人叔叔和我都取怀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我们还通过组织向中央汇报过，并请求中央帮助查证。没想到这种观点有一天忽然被上纲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国际问题”。那是在1984年5月，纪维周先生发表《鲁迅之死谜释》，指出医生疗救过程中种种疑窦，推测他有否图谋，这种怀疑，对我们亲属来说并不新鲜，但在学术界却是首次提出，因此日本鲁研界也很快有了反应，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上世纪80年代正是大讲中日友好的时代，这种时候提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纪先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无端遭受种种责难，并被迫公开检讨，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

有不合时宜的人和事，就有合乎时宜的人和事。1984年2月，上海方面组织了有9个医院23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这样大的动作，或许是有所安排有所布置的，目的是取得关于鲁迅的病情和死亡的“科学的、权威的”结论。

读片会的诊断结论是：⑴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⑵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⑶左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并推断鲁迅先生死于在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

这个结论与须藤医生诊断几乎完全一致。我想说的是读片本身大致是可靠的，但根据读片确定父亲的死因为“气胸”则不见得就是临床的事实。

2006年4月，我们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X光胸片进行了再次审读。郭教授先从右上方叙述开始，他说右侧肺上方症状是活动性结核，大量浸润及增殖性病变延续至中部。未见钙化和空洞。右侧下有胸腔积液，郭教授问及积液颜色，我说呈现透明浅橙黄色。郭教授点头说这是典型的积液，没有粉红色，说明没有别的病变。液弧面大致在第8、9肋间，应当属于中等量的胸腔积液。左肺上、中比右侧重，亦见浸润及增殖性病变，整个面积看到伴有纤维及钙化点，和右面相比，病灶早于右肺。

郭教授指向X光胸片中部说，这已是干酪性病变，而且实质量不少，有大量结核菌。从边缘线判断，不似有癌变。这也可从胸腔积液颜色判定，并没有癌症的可疑。左侧上端并见不规则的透亮点，怀疑是几个小薄壁空洞。两肺下显现透亮度增加，是肺气肿所致。

郭教授把背面的小型光源向X片下移，讲解说：这里可见多个肺大疱，以左下最为明显，左肋隔角钝，左肋表面有支气管影粘连。双侧肺门血管正常表现。主动脉弓大小与年龄相符，心形无扩大、形态正常。未见房、室扩大。可以诊断鲁迅先生他生前没有心血管粥样硬化。

郭教授拿出自备钢皮尺，测量胸腔与心脏比例，心胸比率0.4左右。正常值是0.5-0.55，郭教授说，这是肺气肿所致，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心脏很好。郭教授把X光胸片移向窗口方向，审视整体状况，发现左侧第7根肋骨有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上缘四周有骨痂，至少是有5年之上时间的旧伤。我说父亲青年时期在南京骑马时曾坠落过，郭说碰撞亦有可能。审片完毕，请郭教授写“诊断”书，书面如下：

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

左侧第7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

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查证结果：当年的差错真不可思议

审片之后，我又向郭德文教授请教了几个问题：

周：鲁迅的肺病程度怎样估计？

郭：如果吐血并不严重，痰中带血，病症似有多年。后期的下午有潮热、体温37度以上，
虚弱、胃口差，是结核病灶的毒素所致。

周：在鲁迅去世之前半年，即1936年5月15日，他给曹靖华去信，自己是这样叙述的：“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5月23日鲁迅给赵家壁信中说：“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

周：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请问郭医生，父亲的病是不是难以诊断？

郭：从鲁迅历年的体征和病史，即便是刚刚毕业稍有实习经验的医生都能诊断出。以胃病为治疗目标，令人难以想象。

周：有个别人说，鲁迅去世前用了氧气，我只见到内山完造拿来的是一只一尺见方的木制匣，通电后有“蝇蝇”声，叫做“阿纯”发生器，似乎是臭氧发生器，而非给重症病人使用的氧气。连我的母亲也误认为是“输氧”。

郭：那是一种简易的臭氧发生器，没有治疗作用。只对室内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

周：父亲病情危急时，有用口、鼻输送氧气的需要吗？

郭：即使在那1936年时代，医院是广泛使用钢瓶氧气给病人输送氧气，就像电影里所见那种。以鲁迅病情，如使用吸氧，可缓解许多。

周：能援救临床濒危吗？

郭：有这种可能。判断鲁迅是“气胸”为死亡原因，根据不足。估计是肺病菌毒素引起身体衰竭，肺氧不足致功能衰竭死亡。

周：医生为什么不提出鲁迅病情的严重性，急迫需要送医院抢救？！

郭：应当立即送医院。医生没提出过这个建议？

周：没有！须藤医生离开大门前仅仅这样回答母亲，他讲：“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许广平《最后的一天》，原载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二卷第二期)须藤医生以轻松状态走了。因此母亲安下心了。哪知道……

郭：真不可思议！周：如果不是这样的“疏忽”，父亲的寿命可不可能像另一位美国医生的估计，按结核病治疗，还可能再多活5-10年？

郭：以他的年龄，有这种可能。须藤医生用的“苏忽儿”药（Solfol)我查出是德国药，仅仅用于缓解支气管咳嗽气喘之类症候，也略有止痛、退烧作用。

周：谢谢，此药查证多年未获结果，日本医生也表示无可查询。再比如某位鲁迅研究家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中，把蒸汽吸入器注明是吸氧器，通大便器注明是注射针剂的器械，外用药重碳酸曹达、黄碘误为内服用药，许广平被日寇抓捕后的补血剂亚硫酸铁丸药……当成鲁迅用药，写入书籍中。其实，此事只要稍稍问问我，当不至出此差错。郭：以你的高龄，今天讲出当年的实际情况很重要。周：谢谢郭教授今天的科学判断。（以上涉及郭德文教授的内容，均经本人审定。)

一份弄虚作假的死亡证明

依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状，有些学者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他们所根据的是“病状经过”，即根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历。须藤医生所写的病情简史，是在事后才补做出来的，母亲和亲友曾纷纷指出他倒填日期，含有弄虚作假成份。

鲁迅“死于”“左侧自发性气胸”的诊断还有其他医生的证明吗？没有！

因此，这种“诊断”不能作为事实的依据。

须藤医生没有按医疗程序签署死亡证明，更没有第二位医生的证明、签署。早在1984年2月22日下午2时，有23位专家学者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也没有从胸部X线片上发现有“气胸”迹象。

鲁迅去世前半年，既然没有“气胸”迹象，他的X线胸片上必然拍摄不出这个“事实”，郭德文医生也没有从X线片上读判出“气胸”现象，因此须藤的诊断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有人曾经问我根据什么对鲁迅死于“气胸”产生怀疑？我的回答是没有“证明”就是最好的反证。

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完)

2006年9月于北京木樨地寓所

来源:羊城晚报
－－－－－－－－－－－师傅说了。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看来真对啊！
－－－－－－－－－－－我说你们怎么都没注意这个天大的事实啊：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正好吴佩衡在上海啊。
他要是找到吴佩衡，别说是死了，彻底根治都不成问题的。
其他绝症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倒不敢说吴佩横治不治得了，但肺结核却是吴最擅长治的病，而且治愈的很多例都是最后终末期的必死坏症。我看就是等鲁迅临死前一天给他来治都可能还来得及吧。
－－－－－－－－－－－而且祝味菊那几年好象也在上海。
有这两人在，天下没治不了的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