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患者马深义家中找到的克艾特胶囊 王琪/摄

文楼村患者家中留存的民间抗艾药物，包装上没有药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单位、厂址及服药说明 王琪/摄

上蔡县王营村患者骆真已于2002年7月29日发病去世，她生前曾服用过克艾特胶囊，并被当作病情已经好转的典型病例用于宣传 王琪/摄

何大一发明的鸡尾酒疗法，指的是多种药物混合使用，并非真是一种酒，但民间中医“望文生义”研制出抗艾“鸡尾酒”，如图所示。 王琪/摄
     本报讯 (记者 王琪 田加刚)莫以贤宣称他的药物“克艾特胶囊”能够治愈艾滋病，有效率达98%。“克艾特”号称中国第一个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批文的抗艾中药，并远销非洲大陆。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调查却呈现一幅幅相反的图景：一个“被治愈”的患者从没感染艾滋“病情好转者”已死亡；“神医”治艾滋是半路出家，药监局批文则表明“克艾特”尚不能上市销售。

　　在一个个虚假宣传和个案的背后，是亟待规范的民间抗艾乱局。

　　73岁高龄的莫以贤，精神依然矍铄。

　　他在北京租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书房内略显凌乱，靠墙摆放着一个大书柜，里面除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外，就是他7年来进行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大量资料。

　　2007年12月26日，莫以贤的网站发布消息，称美国前总统卡特12月5日在北京接见了他，对他的医学理论及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这条消息所说的成果，主要是指一种名为“克艾特胶囊”的治疗艾滋病药物。它的疗效被称为是对全球艾滋病医学理论的一次颠覆——克艾特能够彻底根治艾滋病。

　　被“根治”的，是一名来自河南省上 蔡县的少年阿辉(化名)。

　　12月29日，莫以贤向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中药克艾特治疗HIV/AIDS七年临床总结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显示，到目前为止，克艾特已救治了艾滋病患者500余人。

　　据了解，这种尚处于临床II期研究阶段的药物，目前已被销往全国。

　　“有效率达98%”

　　“这是全世界医学的一个突破。”2007年12月29日傍晚，莫以贤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莫以贤公开的身份有很多个，最常用的头衔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教授”。莫以贤的发迹地在广东省湛江市，他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公司——湛江市贤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贤博科技)，莫是董事长。贤博科技的主营产品主要有：蕲龙胶囊、克艾特胶囊、护生胶囊、护生液。

　　提到克艾特的“神奇疗效”，莫以贤难掩兴奋，他说：“全世界8万科学家研究到现在，都解决不了的(艾滋病的根治)问题，我一个老百姓，只花了几年的时间。很多人当然认为是天方夜谭啦！”

　　莫以贤说，他从1998年开始研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1999年在《正血医学》理论指导下，“克艾特”被研制出来。

　　“正血理论”是莫以贤独创的一套理论，他认为，血是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包括艾滋病、癌症等一切疾病或病变，都是“血失常”引起，因此治艾滋病就是“治血”，使用药物纠正“血失常”，从而达到根治。

　　2003年，莫以贤在学术期刊《首都医药》杂志发表《中药克艾特胶囊治疗HIV/AIDS14例的临床研究》，文章称克艾特疗效率达98%。

　　2004年10月，克艾特胶囊通过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并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Ⅱ期临床试验。由此，克艾特胶囊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获得临床批文的抗艾中药；同时，“克艾特”申请配方专利，也在2004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

　　2004年10月31日，莫以贤在北京召开“克艾特治疗HIV/AIDS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经过对148名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克艾特的总有效率高达98%，并让一名艾滋病晚期患者获得了彻底根治，艾滋病这座“超级癌症”的堡垒已被攻克。

　　　被“根治”的阿辉

　　“克艾特”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文之前，莫以贤于2001年7月走进了中国著名的艾滋病村——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先后对数十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治疗。

　　在克艾特治艾滋的各种文献资料中，一个名叫阿辉的河南艾滋患者被反复作为例证，而且一般都是放在第一个患者位置，以证明克艾特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

　　阿辉现在已经9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王营村。

　　关于阿辉服用克艾特前的病情，《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母婴传播晚期患者，发热、腹泻、厌食、单疱疹、消瘦等，CD4+277 cells/μl，CD8+411 cells/μl，HIV载量24万cp/ml。(注：CD4、CD8、HIV载量是治疗艾滋病的3个重要数据指标，分别指免疫细胞、淋巴细胞、每毫升血浆含艾滋病毒数目。如果CD4、CD8数值上升，表明治疗情况好转，而HIV病毒载量数值上升，表明情况恶化。若HIV载量

　　以上描述提到的数据，依据的是北京地坛医院2001年11月5日对阿辉作出的第一份检测报告。

　　这是根据莫以贤当年10月31日送检的一份血样作出的检测报告。此前，莫以贤在王营村阿辉的家中抽取阿辉的血液，然后带往北京。

　　同样是针对类似来源的血样，地坛医院此后又多次对阿辉的血样进行了检测，其结果均为阴性。根据这一系列检测结果，莫以贤认为，阿辉“HIV血清抗体转阴，达到彻底治愈”。

　　从北京市地坛医院出具的历次检测报告来看，在阿辉身上确已产生了神奇的变化：从一名晚期艾滋病患者，变成一名病情多年不反弹的健康人。

　　但曾经负责多次对莫以贤送检的血样进行检测的北京市地坛医院一名检测者，却对所检测的血样是否阿辉的血浆表示严重怀疑。

　　“没有人晓得，他在送检之前有没有调包？”这名检测者说。由于无法确定血样来源的真实性，地坛医院在有关艾滋病血样的检测报告上，一般都会加盖一个章印：本报告只对本标本负责。在关于阿辉的最后一份检测报告上，也盖有这样一枚章印。

　　这名已经调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下属某机构的检测者，是一名专门从事艾滋病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在莫以贤的一个网站上，他的名字曾被列入克艾特临床观察项目专家组名单，头衔是负责实验检测的主管技师。

　　这名检测者为此感到恼火，说莫以贤擅自利用他人的名字对其自制药物的疗效进行宣传，是一种侵犯名誉的行为，向莫提出交涉，要求删除有关文章，但莫长时间不予回应。

　　关于阿辉的故事，这名检测者已早有所闻。他认为，阿辉不可能是艾滋病感染者。“要确认阿辉是一名艾滋病患者，你就拿出确凿的依据来，你的依据是什么？”检测者说。

　　据介绍，按照正规的程序，要确定一名被检测者是否是艾滋病感染者，一般都要经过初筛、复检、确诊3次检测。只有3次检测同为阳性，才能确定被检测对象携带了艾滋病病毒。

　　而确认阿辉是一名艾滋病患者的依据，就是送检血样受到质疑的第一份检测报告，而且是唯一检测为阳性的检测报告。

　　本报记者将有关质疑转告莫以贤，莫说那是因为所有的专家都不相信他能够治好艾滋病。而对于阿辉血样的送检过程，莫不愿多说。

　　在上蔡县王营村，有关阿辉不是艾滋病患者的说法，得到了阿辉母亲陈妮和村卫生所医生侯学义的证实。

　　陈妮说，阿辉前后做过5次检测，每次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从来没有医生告诉过她孩子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在莫以贤的《报告》中，陈妮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是“服用克艾特”让她“7年来一直很健康”。

　　然而，侯学义医生却说，陈妮患的是乙肝，阿辉母子都不是艾滋病患者。

　　侯学义是专门负责向王营村艾滋病患者发放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的医生，他掌握着全村被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的名单。由于阿辉母子从未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侯学义几年来一直没有向他们发放过抗病毒药物。

　　在莫以贤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报告》中，一共列举了9个艾滋病患者病例(包括阿辉母亲陈妮在内，事实上是10例)。

　　这9个病例是莫以贤7年来重点检测的对象，莫依据他们病情的发展变化，得出克艾特有关疗效的结论。

　　除阿辉外，记者详细查看了其他8份病例。除了“病例3”之外，其他7份病例都是完全一样的模式：患者服用“克艾特胶囊”后，cd4、cd8均上升，而HIV载量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中至少两个病例在血样检测与本人陈述之间存在极大矛盾。

　　王营村患者陈印红称，他是在2004年开始服用克艾特的，坚持了1年半，感觉对病情没有多大帮助，于是改服鸡尾酒疗法药物。

　　然而，在有关陈印红的7份血样检测报告中，却有5份报告的检测时间是2004年以前，最早的一份，落款日期为2002年6月28日。

　　与陈印红病例中存在的情况一样，王营村另一名患者韩中云的第一份检测报告的时间，也与他对本报记者陈述的时间相去甚远。

　　2007年12月18日，本报记者在王营村找到了韩中云。这个37岁的中年男子从1989年开始卖血，被传染上艾滋病。

　　韩中云说，他是在2003年7月开始吃“老莫的药”。但是，在莫以贤的《报告》中，却有一份落款日期为2003年4月的检测报告显示，韩中云在接受这次检测时，莫已经用克艾特对他进行了3个月的治疗。

　　在王营村数名服用过克艾特的患者中，两名女性患者骆真、张献枝已经死了。

　　骆真死于2002年7月29日。她的婆婆为儿媳的不幸喟叹不止，她说：“再过几个月，大白片(鸡尾酒疗法药物)就进村了，要是能吃上这个药，兴许能捡回一条命。”

　　这个病逝时年仅41岁的女人生前服用了多长时间克艾特，她的公公婆婆已经忘记。对于克艾特在骆真身上的疗效，她的公公侯扫盲说，最大的疗效就是能让人吃饭。

　　在莫以贤的一个网站上，骆真和张献枝都曾被作为服用克艾特后病情好转的典型病例用于宣传。

　　莫以贤证实了王营村患者们关于张献枝已经死亡的说法。

　　在后来有关克艾特的宣传材料中，这两名曾经接受过莫以贤治疗的患者，不再出现。

克艾特的“赞助式销售”

　　据调查，大多数民间医生在艾滋病村发放药物进行试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对外宣传各自的药物对若干例患者产生了明显的疗效，甚至治愈了N个病人。

　　在国家认可的鸡尾酒疗法逐渐被普及、并对艾滋病疫情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控制效果之后，一些民间医生显然感受到了潜伏的危机。他们开始鼓吹鸡尾酒疗法存在严重的负面效应，同时强调他们研制的药物无任何毒副作用。

　　“这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后果。”河南省郑州市一名患者的父亲苦笑着对记者说。

　　这种对比性的宣传，对患者选择药物时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西籍患者，就因此而在鸡尾酒疗法面前望而却步，选择了克艾特胶囊。

　　这名患者是在去年通过网上搜索发现克艾特胶囊的。在专门宣传该药的一个名叫“护生堂”的网站上，他找到了公布在上面的一个QQ号码和一个手机号码。

　　这名患者与自称小乔的机主取得了联系，随后以人民币2500元的代价获得了一个月的药物。

　　记者通过QQ与小乔取得联系，询问克艾特胶囊是否能够买到。对方称，目前还没上市，不能销售，可以通过赞助克艾特临床试验的方式取药，赞助费2000元起。交赞助费2000元，可以得到一个月的用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取药。

　　在本报记者造访贤博科技公司时，小乔的说法得到了该公司高级经理周华增的证实。

　　但实际上，克艾特胶囊目前尚处于临床试验期间。

　　2004年10月20日取得的药物临床研究批件中，“贤博科技”的“克艾特胶囊”注册分类为“中药第6类”，意思是“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由中药、天然药物制成的复方制剂”。

　　“临床批文”这个概念很多人不理解。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申请新药注册，应当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分为I、II、III、IV期。据介绍，I期以健康者做研究、II期以小规模病例做研究、III期是治疗作用确证阶段、IV期是新药上市后应用研究阶段。临床试验通过后，方可取得药品注册，并获准上市销售。因此，仅仅取得“临床批文”，实际处于人体试验和研究阶段，并不能进行销售。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药物临床试验被批准后应当在3年内实施。逾期未实施的，原批准证明文件自行废止；仍需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重新申请。”

　　国家药监局2004年10月下发“克艾特”临床批文，到今年10月已过3年有效期，目前未获准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但“贤博科技”至今仍在其网站上以该药治疗艾滋病如何有效乃至能够治愈艾滋病为名，招募“人体试验志愿者”。

　　另外，国家药监局批文说明，克艾特(“克服艾滋特效药”之意)不符合药物命名原则，但“贤博科技”未就此更改。

　　莫以贤的“护生堂”网站称：“克艾特胶囊已于2002年10月获得了南非共和国卫生部注册批文，为南非引进中药治疗艾滋病的首要项目，克艾特胶囊在南非共同体(南部非洲16国)已可正式上市。”在“护生堂”网站上，还公布了南非卫生部的批文影印传真件。广州一媒体编辑就此向南非驻华大使馆官员年贝喜(Manqoba Nyembezi)求证。

　　年贝喜看了莫以贤的所谓南非政府卫生部批文后，认为这个批件肯定是伪造的，因为上面盖的公章是模仿公函抬头上的南非国徽制作的，而南非政府部门没有这种带国徽的公章。他还说该批件应该是将不同途径获得的公函抬头、正文、签名三部分拼接后复印在一张纸上制成的。

　　另外这位媒体编辑仔细翻译了所谓的南非的英文“批文”，认为“批文”的意思只不过是对方确认收到材料的公函，根本没提到什么“审批注册”。

　　莫以贤目前还在为他的“克艾特”四处招商引资。2007年11月28日，湖北福广制药有限公司发出拍卖公告，项目书中称“中药‘克艾特’胶囊预计可创造576亿美元年产值，年利税200亿美元以上”。该公司计划融资8000万人民币或1000万美元来发展“克艾特”项目。

　　曾生产猪饲料的“高科技公司”

　　贤博科技公司位于湛江市海滨大道一偏僻地段，旁边是正在建造的土坯房，后面是民房。

　　2007年12月18日、1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两次造访贤博科技公司，其办公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办公室的墙壁却十分复杂，成为一个大宣传板。上方挂着大红的“正血疗法”标语，下面贴着公司的介绍、正血疗法理论介绍、合作厂家等，更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幅幅题词和照片。记者发现，墙上的宣传，大多都是针对“正血疗法”治疗癌症的，很少提到治疗艾滋病。

　　湛江市工商局的登记资料显示，贤博科技公司成立于1992年，经营范围是“医药科研，技术转让、咨询”，其注册资本为62万元。

　　在公司发展历程中，贤博科技公司还曾生产、销售过猪饲料，并因猪大面积中毒死亡而被记载在学术刊物上。1999年，中国兽医学界权威学术刊物《中国兽医》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猪铜中毒》的学术论文。论文记载，辽宁省岫岩县洋河镇供销社猪场有育肥猪930头，体重为30～50kg，从8月上旬开始应用310猪百乐系列饲料，即310猪百乐预混料和310浓缩料。由于超标喂养，饲喂1个星期后猪群发生异常，先后发病250头，发病率为26.9%，死亡96头，致死率为38.4%。该论文明确指明，310猪百乐系列饲料的生产公司为“湛江市贤博科技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据农业部网站一份资料，鞍山分公司因2000年停业一年而被注销。

　　上世纪90年代初，莫以贤曾致力于猪饲料研究。1991年、1992年，莫以贤分别申请了“畜禽营养胶及其生产方法”和“猪百乐及其生产方法”两项专利，当时所在单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学院博白兽药厂”。1994年，他在湛江又申请了“一种畜禽营养精”专利。

　　亟待规范的民间抗艾乱局

　　莫以贤自称是第一批赶赴河南文楼村向艾滋病患者发放药物的民间中医。在莫以贤以外的民间中医中，在当地较为有名的还包括：

　　孙传正：浙江义乌中草药研究所所长；李传和：山东省新泰县一村医；李之焕：广西一家民间癌症防治所所长；李德敏：湖北襄樊市人，自称是中国气味医学研究创始人；刘志明：祖传中医。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在2000年至2003年的艾滋病疫情高发期，到底有多少民间中医来到艾滋病村发放药物进行试验，不得而知。

　　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说，那是一个无序的年代，国家和患者一样，在这股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慌了手脚，民间医生得以自由进出。

　　患者们抓住每一根稻草，期望能够救命。但是，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严重的疫情，造就了一些人。文楼成为一个民间自制药物的试验和宣传基地，治疗艾滋病的神奇药物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宣称“艾滋病已被攻克”、“艾滋病很好治”的医生不断涌现。

　　在影响较大的上述几路民间中医中，“彻底治愈”艾滋病患者最多的，要数孙传正。他在自己的博客里撰文说，经过他治疗的患者，已有13人获得彻底治愈，另有133人获临床治愈正常生存。

　　而李传和则声称，他研制而成的一种特效中药配方，是“艾滋病患者康复的福音，不管艾滋病毒如何变异，不论是艾滋病中期还是晚期，都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满意疗效”。

　　在2005年民间中医被彻底从艾滋病村清除以前，上述各路中医均在文楼村开展过药物试验，时间长短不一。

　　在患者程国印家中，10余名程姓患者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团团围住，声讨一个向他们提供“吸毒疗法”的民间医生。

　　这种疗法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锯末的东西，患者使用时，将这些“锯末”放在一个小碗里点燃，然后找一跟管子插进鼻孔，拼命吸燃烧产生的烟雾，“跟吸毒一模一样”。

　　据患者们说，在试用过这种疗法的患者中，有人吸坏了肚子，不停地往厕所跑；有人吸了呕吐不止；有人脑袋肿得像面包；有人呼吸不畅，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就死了。

　　患者程建中还保存着一种名叫“药物加温吸入器”的器械。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艾滋病治疗仪器，它包含一个充电器、一个主机和一根塑料吸入管。它的使用方法与“吸毒疗法”相差不大，唯一的不同是这种疗法的药物是用电来加热。

　　该仪器的使用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主治艾滋病的仪器，每个患者一般使用1-2台后，病毒即可排除，直至痊愈。

　　程建中至今也不明白，那个塑料壳包裹着的“葫芦”(主机)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因为是免费发放自制的药物，进入文楼村的民间中医，头上一般都闪耀着“救死扶伤”的人道光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凡在艾滋病村开展过一段时间药物试验的民间中医，都会将自己在艾滋病村的“治疗经历”(事实上试验经历)作为一种无形资本对外宣传，以引起外界的关注。

　　一些知识滞后而“疗效”也不易让人信服的人，只能采取传统的方式印制小册子四处散发，而一部分人则选择了互联网——建网站、开博客或在相关的网络论坛上发帖子。

　　而在河南省郑州市，本报记者还接到当地艾滋病患者及有关人士的反映称，同样是未取得国家批准的一种民间抗艾药物，已在郑州以人民币两万元/疗程的价格向患者销售。

　　据国家卫生部去年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庞大的群体，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空间。

　　记者此间接触的一名民间中医，已经开始策划他的抗艾药物未来的商业开发思路。在他的设计蓝图中，他的药物将来的市场，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

(记者 王琪 田加刚)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