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建国  


编者按：

武汉“叶开泰”曾是与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广州的陈李济齐名的中国四大中药店之一。在近400年的生涯中，它以“软硬”兼施的经营战略，以“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慎独精神铸就了“叶开泰”的品牌。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制度变迁中，“叶开泰”消失了！从“叶开泰”这个老字号中药店的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对经济、对企业、对社会信用的巨大影响。



叶开泰何许人也？叶开泰非人名，只是一个老字号中药店之名—叶开泰药店。懂点中医药历史的人皆知，中国自明代崇祯以来，产生了四大中药店，即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广州的陈李济、武汉的叶开泰。这四家大中药店都是以前店后场（前店卖药，后场制药)方式经营各自的名牌药品。近400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改朝换代，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三家药店招牌依然（虽然实质全变)，独有叶开泰药店名不存，店也不在了。尽管武汉市50岁以上的人大都记得武汉民众乐园曾有一个灯迷：“一蓬顺风到暹罗”，其迷底为“叶开泰”；知道武汉三镇曾流传一首儿歌：“叶开泰，卖得快，金字招牌传九州。论药店，它为首，卖的人参燕窝头，质既真，价又实，不欺童叟。富不骄，济苦贫，心地仁厚爱同仁；培良材，亲员工，宽雅有度；善必报，福泽长，芳名永留。”但是，叶开泰终于在1953年6月1日被迫改名换姓，不久就烟消云散，中道崩殂。而今谜语儿歌犹存，叶开泰药店却“两处茫茫皆不见”。

叶开泰的故事


叶开泰的创始人名叫叶文机，安徽人，其父是一个民间老中医，号称叶神仙。明崇祯4年（1631年)，因李自成造反，安徽大乱。叶文机随父逃难到湖北汉口镇，在今汉阳古琴台附近摆起了药摊，行医卖药，叶氏后裔将此年定为叶开泰药店创始之年。6年后，叶神仙去逝，叶文机在汉口汉正街一带的大夹街第23家买了一座青砖古屋，正式挂出了“叶开泰药铺”招牌。取名叶开泰，乃叶神仙之嘱：“叶家药铺开业，只图国泰民安”，以叶氏之姓加开泰之意，便名为叶开泰。尔后不久，又更名为叶开泰药店，与当时先后挂牌的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并称为中国四大药店。


370年来，叶开泰经历了创业、发展、兴盛、衰败、梦想复兴五个时期。


第一阶段，叶开泰创业从1631年摆药摊算起，到1736年。这一时期叶开泰的主要管理者是叶文机（叶开泰第一代)，叶时芬（叶文机儿子，第二代)，叶宏直、叶宏正、叶宏良、叶宏忠、叶宏彦、叶宏庶（第三代)。叶开泰创业时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经营战略。“软”即尽力义务救死扶伤，创建口碑信誉，创建一种经营文化。对无钱买药的穷人，叶开泰不仅施舍医药，而且义务到岳阳等地灾民中去义诊，同时在汉口设立施粥棚赈灾救民。所谓“硬”，乃是力争炮制天下第一优质的中药，以“前店后场”，绝不欺人欺世为办店方针，造社会信得过的产品。叶开泰的制药原则是从严格购进优质原材料开始，以“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慎独精神，一丝不苟地按照中医药传统炮制法制药，绝不苟且通融，正所谓“虔诚修盒，遵古炮制”。比如，鹿茸分关茸和清茸，关茸是东北的，要比陕西的清茸好，叶开泰只用东北梅花鹿的关茸，绝不用清茸。


78岁的老叶开泰员工涂石泉1929年当药店学徒，1942年进叶开泰药店，后为国营健民药厂职工。1992年他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30年前后这段日子，叶开泰出名的是参桂鹿茸丸、十全大补丸、虎骨追风酒。还有许多退烧的药：安宫牛黄丸、犀黄治宝丸，这都是救命的药。1974年我还在（健民)厂检验科的时候，我建议生产了一批这个药，有一个人用这药退了高烧，给了好几吨计划钢材给厂里。再就是光明眼药，这都 是有名的药。叶开泰的参桂鹿茸丸全用高丽参，整盒子的参。开高丽参给高丽参，开党参给党参，从不搞假。叶开泰有句老话，“虔诚修盒，遵古炮制。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80年代，《人民日报》曾在第一版发表北京医生的呼吁：“中药无效了！”原因是中药失掉了传统炮制，来生的卖生的，来熟的卖熟的，来什么卖什么……鹿茸过去分关茸和清茸。关茸就是东北的；清茸就是陕西这边的，肚子像牛，头像鹿，身像马，三不像。这种鹿茸我们是不用的。叶开泰要用关茸，是梅花鹿的茸。这有一个笑话。鹿茸要蒸熟了才能切片，切了片子才能制。有一次，叶开泰蒸鹿茸的水倒在地上，被一只狗子吃了，结果那狗子的眼睛冲瞎了，屁股也冲烂了……可见那鹿茸之好。


“六神丸”，我们叶开泰不用散麝香。散的是一包包来的，我们叫“断皮香”；断皮香是破开了的，叶开泰是不用的。要买一个个的，这才叫原皮、原货，是真的。麝是脚像鹿，身像鹿，狗子那样大的香獐，小得很。香脐，就是肚脐眼的分泌物叫麝香。都是公的出，母的没有。雄香獐有了麝香时，十里飘香。它睡觉时是脚朝天，各种虫都想进去闻香，蛇也喜欢闻，那叫龙头香，很难得。小蛇钻到里面去闻，把它弄痒了，它一吸就把蛇的脑壳夹断，蛇最后就烂在里面，成为分泌物结晶，叫“当门子”，大的可以有一颗豌豆大，可以起死回生。现在一斤麝香三万多元。叶开泰什么都用真药。牛黄用天然牛黄。六神丸里面的麝香、珍珠、牛黄、冰片、雄黄、珠砂，都是真的。“四制香附”是用四样炮制，一个是醋，二个是酒，三个应该用童便（小孩的尿)，现在改了秋石盐，是安徽桐城那里人的小便；小便在盐上一熬，就代表了盐；最后糖，缺一不做。大活络丸，有白花蛇、五步蛇；蛇是要斩头去尾的。头有毒，尾生风。白花蛇有一丈多长，蛇头前三寸不要，后七寸也不要。再把蛇用酒泡起来，把皮一剥，去骨头；皮有毒，骨也有毒。就只用蛇的肉烘干碾成末子。唉，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这“前三后七”?  


由于立下了义诊与优质两条铁规矩，叶开泰很快有了良好口碑，在民间传开了“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你吃叶开泰的药死了，绝不会是药有问题，而是你病入膏肓，命该去了。几百年来，民间传说了叶开泰的许多神话故事。如汉口大夹街失火了，全街都烧光了，唯有街中的叶开泰药店一丝不损，完好无缺—以此证明救死扶伤行善的叶开泰药店好心有好报。


从乾隆至咸丰年间，叶开泰药店经叶宏良到叶名琛、叶名沣这五代人约百年时间的经心精营，逐渐兴旺发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出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叶名琛死后无子，其弟名沣独生一子叶恩颐，恩颐生三子：凤池、孟纪、仲星，时称叶开泰新三房。他们继承先辈衣钵，讲诚实讲信用，图民图利。


叶名琛虽然一直做官，官至两广总督，没有直接经营管理叶开泰，但他对叶开泰的贡献却是后来所有经营者不可比拟的。广州城1857年11月29日被英法联军攻破时，他临危不屈，虽被俘却誓死不投降，以绝食自尽效忠祖国。这使得叶开泰家族精忠报国，为民除疾的声誉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在叶名琛绝食自杀消息传来后，叶开泰受到了更多百姓的尊敬，人们由此更加信任叶开泰。这种忠诚道义无形资产的猛增，使叶开泰接下来出现了华彩乐段。


叶开泰的华彩乐段也就是1858年至1930年的兴盛时期，这是其第三阶段。这期间由叶笙林（第八代)、叶仲星、叶孟纪、叶凤池（第九代)经营。其中尤以“长袖善舞”的叶凤池为佼佼者。


叶凤池1912年“即位”后，做了四件大事。其一，创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经营体制和分配制度。从叶笙林开始，叶氏家族人只当老板、董事长，而不当经理，经理全部从社会上聘任有现代商业管理经验者担任。叶氏家族只是每年年终去算帐分红，日常经营管理全部由经理负责。这就避免了资产所有者能力有限而导致企业衰亡的局面。同时，实行了股分制，管理人员、技术员、普通员工皆可以工龄和工资、资金入股，使员工从雇用者变为了股东与一定程度的主人。


叶开泰衰落时期是1938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经营者是叶开泰第十代：叶德侯、叶辅侯、叶蓉斋等。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前有抗战八年，后有国共内战。战争期间，连店铺都要一迁再迁，根本无法正常经营。


死亡三部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九州统一，天下太平。按照历史上改朝换代总会带来一些新的商机的惯例，叶开泰本当起死回生，重振旧业。


1949年３月１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及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地。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面对这样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治国大策，叶开泰人很兴奋。文件中说“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什么叫“相当长的时期”呢？至少有个三五十年才叫“相当长”吧。然而，没有想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红色浪潮很快吞没了叶开泰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所谓“相当长的时期”，实际不到一年时间。


致叶开泰于死地的计划是以“三步曲”完成的。


新中国伊始，叶开泰的经营者叶蓉斋还满怀复兴梦想。根据300多年的经验，只要停止战乱，叶开泰在任何政府之管理下，皆可以生存、发展。从1631年起，叶开泰已经历了明、清、民国、北洋军阀等几个朝代，经历的皇帝12个，总统4个， 可谓改朝换代，改不了叶开泰。可是这一次却拿不得老皇历了。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叶开泰只按照老规矩经营了几个月，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1950年8月，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这次会议上接见了当年向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书禁中医的余岩，并肯定了余岩对中医中药有研究，中医改造要考虑余岩的意见。这就把自清代俞樾以来，历届反对中医者的意见予以了高度肯定。新中国马上掀起了一场以西医改造中医、限制中医的医学改革之风。
这个大气候，使各级卫生部门下令：所有中药店场，必须重新登记，没有正规学历医师者之药店，不予登记，不许经营。当年并无中医专科学校，这种正规学历者，只有西医才有，而西医懂中药者，其时又极为少见，这就使大批中药店场走投无路。


叶开泰在1950年底也接到市卫生局通知：原有的药卖完之后，不许再生产制造。当时武汉市卫生局已组织全市几十家小药店成立“武汉市中联药厂”，叶开泰想保自己的牌号，不愿加入中联，卫生局便令叶开泰把原料配好后，运到中联去制药。叶开泰人想，这些小药店原来的药材与炮制法都不如叶开泰，现在却要叶开泰按他们的方法弄，那不是降低质量么？但没有办法。


1992年，涂石泉对这一情形回忆说—


……后来规定药店（叶开泰)自己做的药卖完了为止，再不许私自制造。药都要拿到中联厂去一起制造，叫“统一制造”。不让药店单独造药。那时把药店的制药权拿了，药店都没有药卖。逼得我们只有把药（原料)配好，用扁担挑到姚家巷中联厂，他们先成立了。叫他们帮我们加工。但他们故意压着，说：莫慌，莫慌，叶开泰的莫管它。一压就压十天八天，甚至半个月。气死人。其实中联厂成立，叶开泰也出了钱的。中联厂是全武汉市的小药店合成的，厂长叫肖晴川，原来是江岸区肖天和药店的老板。他们原来生意做不赢叶开泰，现在一起来报复。


这样就逼着叶开泰建药厂。当时卫生局局长是洪明贵，副局长是杨贵生、孙家其，药政科长曾明道是杨贵生的夫人。中联厂是她批的。我们就找他们说理，要我们送药给中联厂做，它又不做，我们叶开泰这多人还吃不吃饭？我们要成立药厂，用叶开泰的招牌。我们把房子都弄好了，结果卫生局不批。


就这样，武汉不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步先逼叶开泰向低水平药店就范。叶开泰试了一段时间，实在不忍心降低自己的质量，便想，权且也请一个正规西药师，重新登记。结果请了一个留学日本，在日本皇宫呆了6年，曾为日本军医的西医沈谨。但这样，卫生局还是不批，要求起码有三家药店联合，因为已接到有人投诉叶开泰—有嫉妒叶开泰的小药店不想再让叶开泰之招牌行世—不能再允许用叶开泰的招牌。叶开泰人明知这是无理压制，但叶家自古有“富不与官斗”传统，也只好低头，一一照办。心想，只要实质不变，到时候总会有重振叶开泰之日。


1953年6月1日，叶开泰被迫联合武汉的两家小药店陈太乙、陈天宝，三家共同成立了取名“健民”的“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三家的联合方式是，每家每名职工带一千元（银元)流动资金，叶开泰进25人，出2.5万元，陈太乙10人，出1万元，陈天宝8人，出0.8万元，总共43人，4.3万元流动资金。 而固定资产就以叶开泰原有资产为主。


这样一来，市卫生局再也无理由阻挡，叶开泰从此便以“健民”之名问世。而实际制药传统皆不变。虽然人比中联少，资产比中联少，政府关怀比中联少，但药却比中联好卖，因为人们都知道，所谓“健民”仍是叶开泰。


1953年6月1日，“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正式挂牌开张，很冷清！江汉区的工会主席陈正培来了一下子，江汉区工业部来了一个人。同行对我们仇恨得很，根本不来恭贺。只有江汉区轻工局的书记陈绍峰来时，放了一架鞭，他爱人是区委宣传部的，也来放了一架鞭。我们自己加了一餐。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四五十人一起吃。叶开泰药店的人只来了会计何明中。叶蓉斋来了，穿了中山服。当时他有五六十岁了。我们“健民”一开张，中联厂就慌了。肖晴山、郭恒堂，一个是厂长，一个是工会主席，一起来了。要跟我们联合。早几个月他们就提出联合，条件很苛刻，要我们把设备都转到他们那里去，把电磨给他们，那时他们还是手工磨；还要把制药厂大厅给一半他们。我们没有同意。现在他们说，可以无条件联合，过去的条件都不要了。当时我正在区里开会，厂里打电话我赶快回去。我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厂已经成立了，今后两个厂竞争还好些。


后来我是怎么晓得不许叶开泰建厂的联名信呢？那是1959年搞历史资料，要写武汉市药业发展史，市化工局（当时药厂归口化工局)要我和符沙（符当时下到九安药厂当技术员)一起找资料，七找八找，发现了那封联名信。“伙计，这是个好材料！”我一下子叫起来。信上说，要是叶开泰做了药厂，武汉市的药厂药店就没有生意了。是行业公会的一帮人写的。符沙就对我说：涂同志，你这该不会怪我们不批准叶开泰办厂了吧，人家写了联名信。有一次回厂干部座谈时，我说：“那个联名信中我们厂（健民厂，健民后来也有其他一些小药店的人合并进来)也还有人签了名呢。”当然，这些人也没料到健民药厂能办起来。这是1959年的事。


叶开泰满以为可以靠“健民”这顶“红帽子”瞒天过海，重振家声。不料，接着又来了公私合营。当私营“健民”成立时，叶开泰人作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是1955年10月1日变为“公私合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后， 叶蓉斋虽然还是按政策被选为董事长，但实际上，厂里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厂长马遇春和党支书王振荣说了算。叶开泰这时还有叶隆侯当副厂长，但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从部队转业的马遇春，来自政府机关的王振荣，皆是中共党员，照当时的形势，叶开泰人自然是很知趣的甘当傀儡了。自此，叶开泰由名亡实存，进入了名亡实亡只剩“皮影”的时期。算得虽生犹死。


如果这种死亡，对社会有利，叶开泰人也心甘情愿了。令人痛苦的是，所谓公私合营反不如资本家一家私营。


“健民”合私合营后，厂长马遇春最烦员工提什么叶开泰的老传统。谁要是说过去叶开泰是怎么炮制怎么进药材，他都火冒三丈。在王书记马厂长看来，他们受党教育多少多少年，当年打仗，用小米加步枪，把美国佬支持的蒋家王朝都打到台湾去了，难道就在制药上还要听一个资本家叶开泰的吗？不行，“健民”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制药。对于处处坚持按叶开泰传统办事的厂工会主席兼车间主任涂石泉，他们采取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批评。紧接三反、五反的“肃反”之后，又有了“反右”。“健民”厂早无人敢说什么“右派言论”，但上级一定要分给“健民”两个右派指标，必须落实，于是按照“成份加表现”的挑选办法，指定了两个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为右派。这两个右派，一个是财务科负责人、主管会计何明中；一个是私方副厂长戎静宇。何当时30多岁，武大肄业生，学经济的；何的利润报表经常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数字，总是对马遇春强调“会计有会计的原则”，要实事求是。他是知识分子，又有把会计原则大于党的领导的言语，这右派不给他当，谁当？加上平时别人报账，他总是过过细细地审查，有些人也恼火他。戎静宇原是“万成功”药店老板，1957年上半年才合到我们健民?  


反右之后，“大跃进”便不可阻挡地来了。大跃进要求中药生产也要放卫星。可健民还是忘不了按叶开泰传统到优质药材产地进药材，这样的办法，永远放不了卫星。厂长马遇春决定响应党的号召，用代用品制药。


据“健民”药厂老厂长夏庭英在《东方健民潮》书中回忆：


“健民”厂里当时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划了两个右派后，大家都吓傻了，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后来大跃进搞代用品制药时，谁也不敢放屁了。


那时各行各业都搞代用品，就“健民”不搞。“健民”当时有两层领导，除了区里，还有卫生局。对代用品制药，卫生局当时没有明确表态。有一天夜里，区里打来电话：区里算帐，今天放卫星还差3万元产值，这个帐就加到“健民”了。 我们说药材不够，区工业部阮部长说：“人家都可以搞代用品，为什么‘健民’不能搞？Ｓ厂搞得很好嘛！”部长拍令牌后，我们就开始搞代用品。用饴糖代蜂蜜。饴糖不害人，但不如蜂蜜，蜂蜜有滋补、润肺的功效，饴糖完全是小伢们吃得好玩的副食品。当时报了个单子给上去，一式两份。卫生局不表态；区工业部都是外行，就糊里糊涂说可以。我们就白天黑夜地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生产了不少代用品药，……


过了不久，卫生局说要制止“代用品浮夸风”，就派了个叫王海涛的来，拿着市委书记的签字：对药厂进行整顿。一来就宣布全厂停产。我们向区工业部阮部长汇报，他说：“这是谁说的？不行！”我们说：姓王的拿着市委宋侃夫书记的签字文件呢。他说：“不忙。”就请区委书记打电话到市委，回答说：是的，是有这个文件。结果不仅停产，还抓了人，撤了职。书记、厂长、副厂长、药剂师……都追究了责任。厂长下放到供销社，副厂长下放到包装组，书记下放到人事室。这时要厂里搞代用品的区委却不出来说话了。市里派了张博文接任厂长。后来区里说，要是区委出来说话，连他们自己也保不住。


当时厂里有个药剂师陈言之，老资格，那时都50多岁了。有一天忽然来了公安局的人，把他抓走了。原来把领导班子换了后，就穷追技术人员责任。问代用品的方案是谁想来出的？这就追到戴植樵。戴植樵说，方案是根据厂里的意见拿的。又追问谁在方案负责技术签字？结果就追到陈言之头上。当时只有他一个是药剂师，又在国民党里呆过。他怎么辩白，说是政府要求搞代用品的，也无济于事。他后来在劳改地劳改死了，临死还在喊冤……戴植樵本来也要抓，逮捕证都来了，我见过。但第二天市里来了个电话改为留厂就地劳动改造。


大跃进的代用品浪潮虽然过去了，但叶开泰那种“用关茸不用清茸”的优中优选优进药材制药的传统却再也无法全部恢复。以后因为管理不善带来的经济效益亏损更迫使“健民”不敢坚持高价进优质药材。出现了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人工牛黄替代天然牛黄等新代用品事件，这时已无人来追查这种疗效不高，但不害命的代用品药了。涂石泉记得，健民曾想登报收回一些代用品药，但“人民日报不登，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寻找代用品是一种先进经验，没有必要登。”


这种状况到1966年文革爆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后，叶开泰的诚信制药的传统影响就几乎彻底断绝了。


至于“公私合营的健民”是何时转为“国营健民”的，现在健民厂史没有明确记载，健民的厂史专家，武汉市医药局局长闵光新，也说不清，只说是随着文革时“全国统一还清资本家利息”后，“健民”就随流正式成为国营厂，具体时间，谁也说不清。也许这事根本就不用说清楚，因为其实自1955年10月1日“健民”由私营变为“合私合营”时起，一切就是按照国营的方式在操作，所以，可以说，叶开泰实际死亡期是1955年10月1日，或者，权且以中央文献记载的1966年9月全国统一“还清资本家利息”之日，为叶开泰最后的忌日吧。

后记

文革结束后，“国营健民”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健民自1992年成为武汉市健民药业集团后，1998年产值达4.5亿元，利税达0.64亿元，连续12年以30% 以上的速度递增。12年来，他们先后创造了龙牡壮骨颗粒、健民咽喉片等十个产值过亿过千万元的名牌产品，先后被评为中国明星企业、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等许多桂冠。


1988年5月25日， 国营武汉健制药厂突然举行了一个叫人难忘的庆祝活动：“隆重庆祝武汉市健民（叶开泰)制药厂建立355周年”。从此在厂门口挂了两牌招牌，一块是原有的“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一块是“武汉市叶开泰制药厂”。


一直到今天，武汉市健民药业集团始终挂着这两块招牌，似乎始终想恢复叶开泰。
但是，今天重新挂叶开泰之牌的“国营健民”早已没有叶开泰的后人参与，早已没有叶开泰的股份，早已没有叶开泰的诚信精神和严格的叶开泰管理体制。


经历了制度变革的生死轮回，现在的“国营健民”与曾经的“叶开泰”之间横亘着难以回头的阴阳之隔。


转载自《企业家与社会》（第七期)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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