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南园俞家桥扫叶村庄主人薛雪的身份比较复杂。受文坛推重的诗人，擅长画兰的画家，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易经》研究者，城市山林里的隐士，著名医人等等，这些身份从不同领域说明薛雪的社会角色和获得的重要名声。作为江南著名的诗人兼理论家叶横山先生最年轻的弟子，薛雪一出场，就受到士大夫阶层注目，这一点让薛雪日后成为时代佼佼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成名以后，他的诗作265首和诗论分别辑集为《一瓢诗存》和《一瓢诗话》，自己花钱出了家刻本，由同门师兄沈德潜为他的诗文作序；南京袁枚随园这位文坛新领袖，亦以晚辈后学大力鼓吹，所有这些信息，表明薛雪的文学地位在苏州甚至全国已不容忽视。由于文名卓著，薛雪两次荣幸地被推荐为朝廷博学鸿词科预选人。但他一直比较谦虚，这从他取“一瓢”为号可以看出。有一部出自当时文人的笔记记载，一瓢这个号，来自于一次薛雪与某位寺僧的赌酒，其实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当事人借了士大夫阶层耳熟能详的成语，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薛雪对个人文学才能的谦虚估计，显然非一般庸常之人所理解，而是深得先贤遗意。比较起来，薛雪对他另一身份，自我感觉更加看重。他一生始终研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著有《周易粹义》。如果考虑到乾嘉年间的吴学大家惠栋，其祖父和父亲以研治《易经》为吴学“三世传经”打好了基础，那么薛雪生为惠栋同时代人，他在遵循“汉儒易说”上的考释功夫，亦足以表明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学者兼透彻阴阳观念的哲学家。南园不大，然而僻静之地正是雪色生白，亮得明媚耀眼！
　　
十八世纪的中国医学，在宋元以来的新儒学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了下述看法：即，一个更为社会看重和认可的医人，他的权威性，是由他的儒学学者身份确立的。对医人正统性与权威性的要求，首先不单单看他的技术，而在于他是否熟谙儒学经典，对于中国儒学一贯秉持的宇宙观是否有深刻的哲学领会。如果达到了这两条，那么他就被尊称为儒医，从而获得医人职业最受尊重的社会权力。至于当时社会大多受儒学教育和影响的公众，也会根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来理解医学，评品医人，从而使这个看法深入渗透社会意识形态。不用说，薛雪完全符合这样的历史、时代和意识形态要求。像当时不少医人一样，薛雪对于医学的冲动，起初完全出于中国传统奉养双亲的孝子之道，为了医治母亲的疾病，他才阅读研究医学典籍，而后正式选择医人职业。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也是薛雪从事医业的道德基础。后来，薛雪表现出来的医学才能之所以不同一般医人，既非来自名师传授，则完全得益于深厚的儒学素养以及哲学智慧。对此，不但上层文化人士给予高度评价，一般社会群体亦寄予极大信任。薛雪自己也明白他作为名医的重望所在，所以一部《医经原旨》首先从理论上认证了他的权威资格。这部注解医学经典《内经》的书，其所以重要，远非撰著者在有关名词考释上溯源清流辨伪求真，而是在儒学经典思想范畴内，用易学的观点对于医学的解读，它的基础是《周易粹义》，所原之旨，亦为《周易粹义》的移译。宋儒严格要求他的后继者们，必须首先做到“究天人之际”，才可以“成一家之言”，学者薛雪做得恰如其分。他在《日讲杂记》中交待得很清楚：“在《易》先天图，乾在上在南；后天图，乾在下在西北，与《内经》之旨正合，体用互呈，生成共著，人体一小天地，岂不信哉?”所以，能成《医经原旨》这样的专家之言，不能不说薛雪参悟了易学所包含的高深的宇宙原理。
　　
于是，薛雪的诗人朋友袁枚，有更多机会亲眼见证他在运用易学思想之下高超的医术，甚至袁枚本人患重病，也是由薛雪救治的。尽管袁枚那些称赞薛雪医术的文字，辞藻华丽，不免私人情谊，却也令人信服地树立了薛雪在吴中医人群体中的地位。通过诸多地方文献以及薛雪自己的医案记录，我们得知，作为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正统儒医，薛雪以写作《湿热条辨》在乾隆十九年左右名声达到了最高点。有关他与另外一位名医叶天士的争论和较量，在此之前即已展开，不过作为历时性事件，这时候的薛雪可能在理论上更显得理直气壮，虽然叶天士已去世九年了。对手不在，理论和观点却仍然可以双峰对峙。叶天士比薛雪大15岁，成名自然早。薛雪虽后起，却也有足够时间，与叶天士分庭抗礼。清史稿的写作者，认可了他们两人相等的权威地位，说“二公各有心得，然不相下”，把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与不和关系公开化和史学化了。至于吴县及苏州府的乡亲们，对本地两大名医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一直津津乐道，但出自民间的大部分传闻，在严肃不苟的医史研究者那里遭到否定，不予采信。特别是“扫叶庄”与“踏雪斋”的取名，研究者坚决指出，与两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无关，只不过好事者利用了这种巧合进行杜撰而已。
　　
医人之间技术上的竞争，前代绝非少见。仅以苏州一地来看，明清之际有记载的各类医师人数就已达到百数人，持续不断发生的竞争，使一些名医脱颖而出，获得声誉和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吴中医学的社会影响。但薛雪和叶天士的争论与较量，既为以往竞争的延续，却又凸显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在个人得失上，他们既没有取得谁压倒谁的优势，亦未两败俱伤，只是共同面对一个不能超越的文化局限而彼此角逐。说实了，薛、叶之争，乃儒医与世医之间文化观念矛盾的具体体现。如上所说，薛雪既然以儒学学者身份获得文化合法性和医学权威，就不能不使自己站在世医叶天士的对立面。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叶天士的权威，靠的是医学技能的积累和实践经验。他的祖父叶紫帆和父亲叶阳生都是当时名医，典型的世医出身。而且，叶天士在父亲去世后，又先后跟从十七位民间医人学习医术，进一步说明他的医学技能主要不是来自于研读儒学经典，而是来自于长期治疗实践。其实，要说叶天士本也可以在儒学教育方面得到深造，但因他父亲早亡失去机会，这就让他只能终身维持世医身份，而与儒医有了不能改变的文化距离。不同的文化要求，产生并加大了他们两人分别所代表的儒医立场和世医立场的异见，表面上的医术高下之争，后面的关键是价值观，在相互可能出现的敌对和攻击中，含有争取社会支持的权威性诉求，但主要看谁更有权力更能成功地捍卫各自秉承的价值思想。尤其，当医学知识和技术，被进一步要求体现正统学问后面的道德价值时，儒医和世医之间的冲突，最后反映出文化伦理上尊卑之争。所以，薛雪与叶天士两大医学高手的这场对垒和保卫战，也都可能因为各人均自负不凡，各有支持者推波助澜而意气用事，以致失掉应有的学术风度。
　　
关于他们，那则被广为传谈的民间故事，仍然是值得我们解读的有趣文本。第一回，薛雪与叶天士相遇在公共场合医药局。薛雪通过诊脉判断一个更夫染上时疫，已无药可治，叶天士随后却证实这个全身浮肿皮肤黄白的更夫，不过是夏天被蚊香熏坏了身子，只要两服药立马可以治好。结果表明叶天士技胜一筹。薛雪的失误，全在于他谨依阴阳之理而行，却忽视了人的身体外感毒气这样的偶然事故，叶天士见识的病例多，尤其多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起居，所以一眼识出更夫症结所在。薛雪在这次竞技中，与其说是叶天士大庭广众下对晚辈不留情面，让他个人自尊心受到伤害，不如说他的儒学学说的理论权威遭致轻视，心里当然不会服气，与叶天士绝交势所必然。民间故事的好意，让世医的长处在这里暂时得到发挥，在认同世医的同时，似乎对于儒医理论上的自负稍示不恭。第二回，轮到薛雪获胜。叶天士母亲生伤寒病，天士自己用药，总是不能彻底治好。薛雪听说了，就故意让人传言，必要用白虎汤云云。白虎汤是专攻阳明病的药，叶天士不敢轻易用在年迈的母亲身上，听到薛雪的一番见解，叶天士放心用了这个药方，果然治好母亲的伤寒。治疗“伤寒”这种内症，显然薛雪的理论长处就发挥出来了，而叶天士看来还不能够详解“内经”之旨，把握不定，故临症束手，需要薛雪指点。薛雪上回不满天士的轻视，且与他绝交，但医人救死扶伤原是天理人情，薛雪这回私下里援手，见出他的敦厚风范。民间由此承认了他的学问，也对他的人品做了适当的补救。于是通过第二回故事，薛、叶和好，儒医和世医达成平衡，当然这只是民间喜欢成全的大度。民间故事没有交待薛、叶二人之间发生这些事情的确切时间，也以惯常的含糊不清和宽容，抹去他们个人分歧和竞争的裂隙所在。但是薛雪和叶天士技艺较量故事，暗示了儒医和世医之间争夺医学话语权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明清医坛，薛、叶二人不同的身份和个人风格，甚至他们为自己居住工作处所的风雅命名，都易于激发民间的想象和编撰能力。
更有学术可比性的问题，应该还在他们立身扬名的代表性著述方面。严格地说，叶天士在世时，并没有将他的温病学发明亲自付诸著作，他这样做的原因，只能出自一些推测，我们后面再谈。十八世纪中叶，温热之论通过叶天士口授，其理论方法得以流行，在吴中医学范围内肯定大有影响，他的地位因此列在清代温病学四大家之首。但薛雪作为叶天士对手，同列温病学派中，这种既有矛盾又可融合的情况，也颇具分析探讨的必要。两人在医学上“各有心得，然不相下”的前提，已说明晚于叶天士的薛雪，不太可能追随叶天士的温病学说，所以薛雪必欲以《湿热条辨》与《温热论》相抗。如果时间论断上不错，叶天士关于温病的万言论文，在他逝世当年正式整理出来，那么九年后薛雪《湿热条辨》成书，清楚说明薛雪在对待同一类疾病认识和治疗上，将自己与叶天士长期不同的医学思想，也通过文字固定下来了。薛雪大抵认同“温病”从口鼻传入，但作为温病病原的“温热”与“湿热”之学理分析，却十分不同。叶天士只突出强调温病的外感传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循卫气营血传变”，却不明此温病之热乃“少阴、太阳同病”，而湿热病邪，则是阳明与太阴同病。他的比较，其含意并不隐晦曲折，至少说叶氏离开张仲景“伤寒论”另创新说，其实还是未能通晓人体的阴阳原理，而他认定“医经充栋，不越阴阳”，“阴阳学说，万宗归一”，所以“湿热”这个概念的提出，实非对“温热”的补充，而是直欲表明与其学术旨趣上的“大异”。至于叶氏对温病施治，惟用轻清之剂，这是一种世医惯用的取巧办法，薛氏虽未做置评，他自己当然一定会谨依正统了。乾嘉之际，唐大烈编辑《吴医汇讲》作为医学讨论之用，在收入薛、叶的论文时，是否注意到他们之间明争之外的这个暗斗？又是什么原因未收《温热条辨》只收《日讲杂记》？这些或许无关吴中医学大局，然而这其中的差别和奥秘所在，发生在当事人身上，我们不能不作一文化上的探隐发微。如明智的研究者所言，明清儒医与世医之间的竞争，在医学发展方向上实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儒医和世医在医学技艺上的区别，边界也不那么清楚，然而正统文化及其道德目标，在医学一道中仍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其价值取向之下的医学家身份认同，亦关系到当日中国文化的整合所遇到的障碍和麻烦。梳理当日薛雪与叶天士争论，意义即在此处。
　　
1751年，乾隆十六年五月十四日，薛雪在扫叶村庄水南园举行盛大宴会，宴请不久前辞官闲居的诗人、小说家袁枚，是极富象征性的一件事。众多文化精英欢聚苏州郊外，诗酒唱和，并不仅仅为了说明主人交游广泛以及好客和风雅。薛雪把自己置于这样的文化场景中，再次突出他的儒医形象，这一形象借助朝廷史官出身的袁枚加以记录和品题，无疑加重了其历史重量。考虑薛雪这几年正积极准备刻印《医经原旨》，《湿热条辨》亦将完成，薛雪这次精心举办的宴会，其后续意义不说自明。倒是我们在检查有关叶天士的事迹里，还没有发现有叶天士与文化界名人们交游的热闹。他的热闹在民间，他自己内心里好像相当寂寞。也不完全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寂，而是对于身份的自我认同，似乎存有驱之不去的犹疑和困扰。为什么叶天士不肯著述？也坚决不让子孙承继他的医业？玩味他的一些片言只语，也许可以理解。叶天士说，医学“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又说，医学太艰难了，生死之间的责任太重大，除了天资敏悟外，非得读书万卷不可，因此“吾死，子孙慎勿言医”。事情都牵涉到“读书”，弦外之音，有点正话反说的味道。既然读书尚不能“轻量”医学学问之大，那么如果不读破书卷，那就更难掌握医学的深奥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医艺艰深如此，能不做医人，还是不做医人的好！况且，世医的学问哪怕再高明，才华哪怕再超群出众，也会受到不能严格系统学习经典的怀疑，这样的“以医传世”，还有什么意思？叶天士自己在当时，未尝不知道他的天才和权威，也未尝没有著名的学者文人为他说话，称赞他“先生无日不读书”，但于身份上那又能怎么样？一种很深的文化偏见和出自正统的评价方式，仍然可能在他孤傲的内心投下一些自卑的阴影，仍然可能让他到死对与薛雪的恩怨都不能轻易释怀。事实上，后世对他的质疑并不少于对他的推崇。质疑之词，或明或暗，皆说他在张仲景“伤寒”之外另设一个“温热”，属于卖弄技艺炫耀世人。因父亲的死对中医产生成见的鲁迅先生，在文字里谈到叶天士，亦忘不了语带讥讽，“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也许是预想到未来不堪褒贬，叶天士便主动后退了，放弃了。太湖上最后数年的医学阐述，他宁可希望那是一个不得而已的绝响。出人意外的倒是薛雪的孙子薛寿鱼，这孩子偏偏无事生非，完全不了解祖父的意愿，居然在他起草的墓志铭中，一字不提他祖父光荣的医学身份，惹得袁枚勃然大怒，这孩子太不知好歹了，连医之大道，道通神圣，可传之不朽这样一些道理都不晓得，迂腐之极，荒唐之极，便写信把他大骂一顿。事见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第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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