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倡导、推广了祖国的中医事业，直至晚年，人们还称他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早年，针对鲁迅、胡适、梁实秋、陈寅恪等中国知识分子否定中医的言论，陈立夫理性地指出：“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

    　　
陈立夫之所以能客观、公允地对待中医事业，跟他的经历有关，在大陆时，就有几件事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印象。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摔伤了腰脊，疼痛难忍，陈立夫找到一位气功师为蒋介石发功诊治，使蒋介石的疼痛减轻，蒋高兴之下，赏了该气功师2000元大洋。

    　　
1938年，陈立夫的一位友人患腹膜炎高烧不退，送到医院，西医断言该病人只剩下6个小时的生命。陈立夫情急之下找到一位当中医的朋友，这位中医为病人诊断后，两副药就把这个病人救活了。

    　　
1943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到青海视察，途中不幸染上痢疾，当地没有医生，一位兽医给陈立夫打了一针，这位兽医用的针剂分量和给牛用的分量差不多，只稍微少了一点。陈立夫打针后，病情不见好转，只好乘飞机回重庆治病，到重庆后陈立夫请名中医张简斋诊治，才把病治好。病愈后，陈立夫查看有关书籍，才知道那位兽医用的分量已经超过了正常用量的二倍，而书上说，如果超过用量，病人会浑身关节疼痛，四肢无力，严重者会因此死亡，这件事使陈立夫后怕不已。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说服力，胡适先生糖尿病病情十分严重，西医束手无策，北京协和医院的西医对胡适说：“是糖尿病也，不可为矣，速预备后事。”一直贬斥中医的胡适在生命垂危之际“临时抱佛脚”，恳请中医救命，著名中医专家陆仲安把处在弥留状态的胡适又救活了，自此以后胡适不再攻击中医，陈立夫见到胡适，也把他打趣了一番。

    　　
陈立夫有一次针对否定中医的思潮激愤地写道：

    　　
杀人方法，愈少愈好；救人方法，愈多愈好。中国医学，自成完整之体系，西医不知加以研究而思毁之，其愚孰甚！


1991年，陈立夫为大陆中医研究机构题词：

中国医药文献为最丰富之宝藏，有待吾人以现人方法之发掘者也。

    　
五千余年吾祖先智慧结晶，吾人应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之整理以尽继述之责。


陈立夫还对大陆中医研究者提出了建议：

    　　
中医学源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恢复中和曰医。故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西医则不然。诸公如能在惟像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体系，与西医之惟形方面之体系，相互辉映，合之则医学之全体大用明矣。

    　　
这句话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中医易遭一些自诩为“科学主义者”的人士攻击，也有中医体系不够完善的自身理由，怎样把中医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这不仅是陈立夫先生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医学界正在研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陈立夫对中国医学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