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们不是商业化，我们只是利用商业的手段阻止少林寺被商业化。”年仅45岁且拥有MBA学位的史上最年轻少林方丈释永信说。


千年少林，在影视作品中一向纷争不断，欲得清净而不能。

2010年4月，少林寺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司法纠纷，经法院判决和媒体披露后，同样引起一片纷争。2009年8月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少林寺关于将“少林药局”商标用于食品类的申请，冠以“少林寺要卖方便面”的噱头大肆疯转。而今年5月，少林寺筹建的“少林药局医院”土地规划正式获准，人们又纷纷推测，少林寺的商业版图将又扩张至新领域，管吃饭、管治病，无所不包。

这条逻辑线可以追溯出一连串的事例：少林寺成立自己的公司，注册多种商标，参与数不清的商业活动积极推广自己，甚至传言有上市的企图。促使少林寺走上商业化之路的方丈释永信，也很早就被外界称之为少林寺的CEO。

在世人尚勉力维持部分对抗世俗的精神追求的时候，原本的佛门清修之地，却比谁都快地完成商业化转身，这样的作为很容易使人心生失落而至反感。

2009年11月，少林寺网站两度被黑，黑客伪托释永信张贴悔过书。释永信称之为一种鞭策。但这鞭策看似并未奏效，同年12月，少林寺要上市的风声甚嚣尘上，虽然少林寺原先多次表态不会上市，结果也证实本打算上市的“少林公司”毫无瓜葛，但揣测少林寺可以采取何种手段于将来加入之音不绝。

人们对少林寺的印象往往定格在一个赤裸裸急哄哄因此社会形象欠佳的商业集团。“我们不是商业化，我们只是利用商业的手段阻止少林寺被商业化。”年仅45岁且拥有MBA学位的史上最年轻少林方丈释永信说。

真实的少林商业版图

2005年5月后，少林景区门票由40升至100，少林寺的分成由10元提到30。但在少林寺西偏门，有一个功德箱，投入30元钱，也能放行进寺。

不管是门票分成的30元还是自付的30元，都是少林寺的主要收入来源。按照官方数字，每年少林寺的游客约在150万左右，但扣除政府招待与各类无票入场者，只有大约110万人确实支付了这30元。而在打9折或8折的团体票上，少林寺的分成也随之打折。

除了门票，香火钱也是少林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报道称，2007年少林寺的门票与香火钱合计达5000万。当时全国寺院烧高香成风，少林寺一炷香能卖出6千，现在虽已取消高香，改为免费提供，但仍有僧人劝说游客留香油钱以供诵经祷告，以百元每人计。至于信徒们的供养捐赠，其数额更不能考。

除了这两项绝大多数寺院都有的来源，被人视为拥有巨大商业王国的少林寺，其实并没有多少收入。

除了释永信名下三家公司外，少林寺创办的公司还有登封少林药局有限公司、少林欢喜地（登封)有限公司与郑州少林香堂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的业务与法人各不相同，但大多是经营特色药品、素斋馆、旅游纪念品等，事实该收入占少林寺的收入比重相当小，以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大梁的说法，基本能以此维持实业公司的运营费用。

人们习惯指责少林寺的商业经营，大多实质获利不多。如2005年，实业公司代表少林寺，授权动画及网游《少林传奇》使用少林题材而获得38万知识产权出让费。2006年，文化传播公司与深圳广电集团合作推出“中国功夫之星全球电视大赛”获得百万捐助。这类事情往往被看作少林寺商业化的佐证。

外界通常认为，最想商业化的当属方丈释永信，但记者查阅工商资料发现，释永信名下只有三家以“少林寺”冠名的公司，分别是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少林寺文化传播（登封)有限公司以及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而一位名叫任永立的神秘人物，名下注册有7家以“登封嵩山少林”起头的公司。其中，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登封嵩山少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登封嵩山少林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同为“嵩管委北楼”。

嵩管委全称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是登封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隶属嵩管委，是国有独资企业。而这位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永立，原系登封市财政局副局长。

而记者又发现，早在任永立担任法人之前，“登封嵩山少林系”的公司法人均为王绍锋，而王此前的身份是嵩管委少林管理局局长。从王绍锋到任永立，带有浓厚的政府行政职务色彩。

微妙的利益关系

“少林寺”与“登封嵩山少林”的阵容对比宛若一个隐喻。

林寺的旅游收入，一度占据登封财政收入的1/3强，目前主要围绕少林寺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也约占地方财政的1/3。政府的意图是，将各旅游资源捆绑在一起，带动整体旅游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少林寺并不愿意完全与地方经济捆绑在一起。少林寺一直以来的目标，是从景点联票中独立出来。

此前，少林景区直接由登封市政府管理，07年后，由嵩管委统一管理登封市的景区，虽然是同一套班子，但可能经营思路有变。如嵩阳书院景区、中岳庙景区，原本自己卖票，每年的营业额在200万左右。嵩管委为使景区一体化，每年自少林景区的收益，拨给这两个景区各500万，交换其售票、管理的权力，并发行联票。

当地政府的一些部门与官员，显示了其作为利益主体的一面。比如与少林寺一桥之隔的十方禅院本是少林寺招待十方居士的所在，50年代塌垮，90年代由登封县商业局与郑州市盐业公司在少林寺的土地上重建之后，却成立了郑州少林旅游公司，由当时的登封县商业局局长李松乾担任总经理。

按照当时的协议，郑州少林旅游公司经营40年后，要由少林寺收回。但2003年少林寺地区进行大规模拆迁时，十方禅院却奇怪的转售给了私人，由几个当地领导占为私有。

使少林寺与政府的关系急剧转变的是2009年12月，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投资一亿，两家分别占股51%与49%，主营旅游开发投资、文化产业开发、旅游地产等业务，12月10日的《登封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中称“新公司争取2011年上市”。

释永信当时称，少林寺也是在媒体披露后才知道此事。这一合作将少林寺排除在外，然而公司名称中又含少林二字，有悖宗教法相关规定。经多方过问下，此事最终的结果是合资公司只能在名字中使用“少林”二字，而不得用以他途。

这次合作更值得推敲的地方，在登封市何以将人人争分的“少林”利益拱手相让。与港中旅合作，相当于登封市的现有利益分人一半多。而登封市亦以实物加现金形式入股，多年的固定投资如何评估，至今不得而知。按照当地的说法，30年来登封市在少林景区的投入已近30亿，但按照合资公司的入股份额，其评估额还未超过4900万元。

无奈的商业化“保护”

少林寺的困局在于，身处当代，它所有为与不为的选择都被人关注，并被叙述成与周围的不同诉求的利益主体的某种明显或隐讳的合谋关系。在这样的处境中，它走出去的每一步，往往被直接冠以“过分商业化”的帽子，人们关注它从中明摆或可能得到的利益，而远非它的决心或苦心。

饱受争议的方丈表示他一直关注媒体、网络的报道与评论，也理解针对少林寺的批评声音的原委：“媒体报道时，都笼统说成少林寺做了什么，不会具体到具体人、具体事，因为说得太清楚就没人关注，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少林寺。其实少林寺商业基本上没做。”

譬如，实业公司只是少林寺在现代商业环境中，必须凭借的一件外衣，以此获得法律身份。它没有实业，没有产品，不进行经商，不产生效益，反而是少林寺供给经费，聘请专业人士来进行相关工作，目前已拿到45个类别、200多项商标的注册证书。

2001年新商标法实施后，少林寺这样的宗教机构被允许注册与持有商标，实业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商标并转让回少林寺。目前，除香港外，其他国家与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在内，少林寺商标都存在被抢注或使用的情况。仅日本的“少林拳法联盟”，在日本就注册了272项与少林或少林寺相关的商标，并在其他28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相关的连锁注册。

“我们只能按照国际惯例，政府没保护之前我们就用商业手段来做，其他的公司不行，只能用实业公司才能跨领域注册，所以我们就注册一个实业公司，首先在国内注册商标，然后到世界各地去注册，其实实业公司就是少林寺商标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公司。如果有保护的话就不用这样，一个文件就解决问题了。”释永信说。

“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有需求我们不做的话，就会有假冒，与其让他们去假冒，去歪曲的话，还不如我们直接做了，这也是被逼出来的。”释永信说。“我们不会生产方便面，也不希望别人生产，所以才去注册，目的是阻止别人使用，阻止少林寺商业化。”

新近少林药局商标驳回一事中，据知情人士透露，也包含着对方对少林寺商业化的判断，顾虑的是一个“特有商业眼光、特会运作，闹着要上市的方丈”注册成功后可能采取的商业扩张。

“目前情况下，与少林寺相关的方面没有一个是超越利益的，比如武校、少林品牌、一些政府部门……都有直接利益在里面。这肯定不是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也不能直接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更重要的就是在现在这种条件下，少林寺如何做好自己的本分，进行宗教、文化传承与推广发展。现在传统文化的发展空间，已经被各界挤压得很有限了，但人们还是往往以一些道德化的眼光，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如何的模式去套少林寺。”对当下少林寺的生存空间，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大梁如此评价。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一座寺庙的现代生存

　　释永信疑问

　　◎李鸿谷   摄影◎张雷

　　2004年，探索频道去少林寺拍纪录片。据说，他们不知道如何翻译“方丈”这个词，于是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直译成“少林CEO”。

　　以现代企业制度来比拟并分析一座寺院，其间当然包含着一层公众的疑问。这种称谓准确吗？答案，未必是或否那么直接。解答这一疑问，我们必须回到并且进入少林寺本身。30年的改革开放，一座寺院正在发生生存方式的演进，如果我们失去观察，任何答案不免武断。

　　在被称为“CEO”两年前，释永信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减免信徒进入风景区内寺院门票”。这一议案并不因为仅仅只是“门票”问题而可以被轻薄。200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通知，

　　《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2714号)——由此可见门票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泛。这才是中国宗教生存境况的一般性背景。

　　但是，对于少林寺而言，门票问题是个悖论：一方面，方丈释永信希望减免，最好取消；而另一方面，嵩山少林风景名胜区的门票100元一张，一年的收入超过1亿元，而少林寺将从中获得30%的收益分配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都是少林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风景区门票的政府收入与风景区里寺院的分成，这是少林寺“经济”构成的主体部分。但是，释永信真实地希望减免——他向本刊记者坦陈其理由：

　　信仰自由，却因为门票而受到阻碍，无论怎样讲，这都不合适。发改委通知，亦系遵循这一原则而刊布。少林寺众僧，比如监院释延琳告诉本刊记者：未来门票的减免将是大势所趋。但是，以依赖门票收入为主体的少林寺，在减免门票后，如何自立？这当然是悖论，同样也是疑问。

　　对于一座中国著名的寺院而言，其疑问并非门票问题这么单纯。1998年，少林寺到国家工商总局查询“少林”商标，发现截止到此时，这一商标已被与少林或佛教毫无关联的57种商品抢注。

　　那么，“少林寺”或者“少林”商标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知识产权，其归属究竟是在嵩山上的那座寺庙，还是全社会？或者，谁抢到(注册)就归谁？这是释永信与少林寺从自身的经历，向这个时代提出的真正深刻的疑问。

　　释永信提出的疑问，看起来需要足够的时间，在完善宗教、商标、知识产权、物权种种法律体系之后，才有最终明确而明朗的答案。但是，释永信似乎等不及这一结果的到来。与其被动地让别人来侵占并滥用“少林”这一有着15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资源，不如主动接受并进入这个时代，这是他和少林寺的选择。释永信的选择，自然又引发了媒体与公众的疑问。如此这般还是寺庙吗？疑问是双重的。

　　平心而论，一座寺庙比如少林寺，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现代社会，为生存而进入它所处的时代环境，并遵循时代的规则，自然而必须。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更为本土的佛教比如少林寺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传统的智慧与知识资源，显然，至少目前这一需求的满足尚待时日——需求与供给在此处构成落差。公众疑问的心理底因在此。

　　当然，疑问——无论是公众的还是释永信的，只是我们进入、发现并理解一座中国寺院在现代社会生存的起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很坦诚地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只不过在寻找一种生存的模式。对于少林寺，首先是传承，之后是能够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政府的需求、公众的需求以及信众的需求。只要这样，我们就能生存，就有价值。我们能够提供什么？生活方式、智慧和知识。”

　　生活方式、智慧和知识，这是一个已经达成的结果？不。正处于中国重大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少林寺，这只是它开始的一个方向。■

　　少林寺：由武功生发的自我重建

　　少林寺内部如何管理，是个更加复杂，可是少人关注的话题。

　　1988年，少林寺武僧表演团成立，这是一个开始。但更多的少林遗产还是处于乡土状态：少林骨科药方和药膳方极多，只是少林寺的僧侣们一直在乡间行医；而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当时几乎没人关注其禅修。2004年始，释永信成立少林药局和禅堂，药局的目标是恢复近800年历史的少林旧制和医宗传承；而禅堂恢复后，完全按照宋代仪轨集体坐禅，每年的禅七会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批“禅和子”。

　　释永信解释：少林寺选择了将传统的“禅、武、医”作为“软件升级”——释永信很喜欢用外界的流行词，这更近似自我重建，重建一个断裂的传统。

　　主笔◎王恺

　　封闭的传统武功

　　武僧团的教头延奥最后一次和外人交手，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而再之前的一次交手，更是在7年前。记忆这么清晰，并非因为交手机会少，纯粹是因为他在两次交手中轻易胜利，3年前的这次，甚至对手在一丈外就近不了身了。不过，他并不愿意提起这些。

　　和延奥的谈话，约在少林寺特有的紧那罗王殿外，这是少林寺供奉的少林功夫护法之神，为一般寺庙所无。传说“紧那罗王”就是明代一位在某个危急时刻解救了少林寺厨房的老火工，一直偷偷习武，被后世奉为神灵。

　　可是现在少林寺已经不存在那种偷练武功之人了。功夫高强者，被请入武僧团当教头。武僧团不设总教头，几个教练都强调：本寺没有绝对的武功第一。延奥说：有时可能你胜过了别人，别人也可能胜过了你，你能说谁是第一呢？人生境界也就是功夫的境界，到了高境界，功夫才会进入到随心所欲的自然状态，达到无物无我之境。

　　为了类似原因，少林寺的武僧们不参加任何武术比赛，更不参加什么电视擂台比武，拒绝了竞技和比赛。在他们看来，外界搞的是“武术”，不是他们所修炼的“功夫”。

　　如果穿着阔大的僧服，一点都看不出延奥有功夫在身，只是觉得47岁的他非常年轻。后来他身穿短打拍照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他的胳膊，是一般人的两个粗。延奥很欣然，看不出功夫才说明自己有了真功夫，不像十几年前走出寺庙的时候，经常有人来主动挑衅他。

　　上世纪80年代，那部著名的电影《少林寺》的放映，激发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少林寺学习武术的热情，延奥就是其中一位。这是少林寺的功夫还在周边乡村流行的年代，延奥向村里的老拳师学武术。1993年是延奥接触少林寺内功的年份，他本来的师傅80多岁了，功夫和医学兼通，包括修炼《易筋经》的法门，可是到了一定时候，还是劝说延奥入寺修行，因为他已无法提高延奥武功的境界。他告诉延奥，“不修炼正宗的功夫，你永远是个蛮汉而已”。

　　延奥于是就带着练武功的目的加入了少林寺武僧团，可是他立刻发现，自己在寺庙外练习的武功，和寺庙内的学习很不一样。他说，“最大的区别，外面的仅仅是技术，里面的才是功夫”。

　　不像外人所想象的神秘，少林寺《易筋经》的学习并不是封闭的，延奥进入寺庙，和几个师傅学习过《易筋经》。“修行全在各人。”寺庙里还有得了胰腺癌的僧侣学习《易筋经》的，在北京被医院拒绝收治的人，回寺庙修炼了几年，现在还活着而且被请到香港特区、欧洲教养生。

　　也就是那一年，延奥礼释永信为师皈依佛教，不过，寺庙里后来的僧侣，全是礼释永信为师皈依、出家。修行，还是各自的事情。延奥说自己的进步，全在于默默地练习内功。“少林寺内功心法很多，像外界说的铁砂掌、金钟罩其实都是不同的修炼方式，每个人的进境不同而已。”到最后，“修炼成了自我的东西，而且，光练武功不行，一定要修禅，才能进步”。

　　他说，7年前有一次，他在寺外开武校的俗家师弟请他出去，说是有个外地来的师傅很厉害，也是练习的传统少林功夫。“我也用小洪拳，和他同样的拳法，两次打败了他，而且，两次是同一个招术。”说得很轻描淡写。

　　5年前，也是师弟带一位拳师慕名前来交手，却之不过，只好见面。“对方是个山东拳师，喜欢用手顶住对方的手，双方近距离交战。我对他说，近距离交手出手见伤，还是隔开距离吧。”结果隔离了一丈远，延奥从体内发出一声大“哼”，用了俗称“狮吼功”的招术，还没动手，对方不战而退。

　　听起来很神奇。可是在普京来少林的时候，少林寺指定延奥在后大殿为他演练“心意把”，这是一套少林传统功法，表演过程中，延奥不由自主会发出吼声，明代大殿里的回响震耳欲聋。延奥说，表演结束，普京给他鞠了一躬。延奥解释，普京练习的是俄罗斯的传统摔跤，注重实力，他不会觉得那些华丽的武术动作好看，倒是传统功夫比较吸引他。

　　就这样，进寺庙17年，延奥由最普通的武僧团表演成员，开始变成常驻僧侣，受戒出家，现在，已经成为少林寺传统功夫的代言人之一。

　　这么些年，从武僧团走出去的高手层出不穷，有被公安机关请去当武术教练的，也有去国外开武行的，还有一对传奇的兄弟，一个叫延虎，一个叫延豹，先是被特招进了武警某部队任教，后来自己在深圳开了一家很成功的保健器材公司。可这些“外面的成功”，在延奥看来，代表不了少林寺，绝对不是武僧团团员们的目标。他说，凡是还俗了的武僧，“在世俗上取得成功，挺好，可是也挺可惜的，武功的修为，也到此为止了”。

　　他说，传统的少林功夫，只能在寺庙里得之。“少林寺讲究禅武合一，在我修行中看来，不仅是合一，禅武就是一体的，这也是我越到后面越不与人交手的原因。练习武功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自己修行。”与延奥类似，武僧团的两位教头，几乎都标榜自己多年来不与外人交手的事实。

　　在释永信的说法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说辞：“武僧团的创立，就是为了传承少林功夫的，所以，进我们武僧团的孩子，学习的全部是传统的少林套路，和国家现在的武术比赛的套路完全是两个系统。”当然，你要是学习到了一定时候，想离开也自便，因为武僧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学武的孩子本来家庭都穷困，来这里学到一技之长，出去至少能有饭吃。”

　　少林寺外的武校的门口，挂着的是有几名学生参加国家级武术比赛得奖的条幅，可是，少林寺的功夫，越到最后越是自己的修行。

　　不与人交手，少林寺的武功如何展示？武僧团凭借什么吸引新人才来习武？

武功的延展方式

　　事实上，武功在现代社会都缺乏印证——同样是90年代进寺庙学习武功的武僧团延庄教头把现在的武功分成了几类，本来就有各自的表现方式：电影里展示的是挂了绳索，仅供拍摄的武功；自己师兄在公安机关里教授的是实战的武功；可凡是进了少林寺武僧团的，学的就是最传统的武功：“不按国家比赛规则，不受约束。照理说这种功夫最有攻击能力，可是另一方面，禅武合一又要求我们的功夫不去注重输赢。所以，我们武僧团慢慢摸索出一套最严格的舞台表演功夫，这种功夫，只有会看的人才能看出门道。”

　　走这种武功的路子，也源自释永信的规定：“少林武术是为了修禅而存在的，不是为了竞技。修禅才是少林的核心。”延庄说，方丈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修行；另一方面，是为了把真正的少林寺武僧团与冒名者区分开来。

　　少林武僧团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遭遇竞争。“最初时候，我们设计的节目也没什么特点。”

　　那是武僧团初出江湖的阶段。表演的项目还有撞石头、对刀枪等传统江湖卖把式的办法，表演地点，也局限在郑州、海南等地。延庄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师弟带领僧团上台表演，对方准备的石头不对，换了几个人去撞都没撞断，最后师弟憋足了劲头，运一口气，硬生生把那块十几厘米厚的大石板撞开了。他说：“这不值得骄傲。少林功夫肯定不是通过撞厚石板来体现的。”

　　与延奥一样，满面大胡子的延庄也是在外界习武遇到困境的时候，才进入少林寺武僧团的。“我也是80年代开始习武，有阵子开武校收学生。可是突然不明白怎么遇到瓶颈了，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全国冠军，也有亚运会冠军的，我却毫无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他进入少林寺学习功夫，练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最好的功夫，是“大象无形”。

　　“我们无论是武僧团的成员，还是教学方式，慢慢地全部与外界区分开了。”这种转变，2000年后完全定型。延庄说，武僧团从招收学员开始就不一样：“我们招进来的孩子不满18岁的暂时不能出家，可是也按照佛门清规进行约束，还要诵经，甚至也需要清晨5点起床早课。等到18岁再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出家，还是还俗。出家的就要接受沙弥十方戒。”

　　在延庄和延奥看来，武僧团学习的少林功夫，注重原汁原味，虽然不与人交手，可是要求有“杀机”。延庄解释，外人听到“杀机”会误会，其实这是指内在的爆发力和速度感。这种内在功夫，很多是通过禅修才达到的，“年纪小的成员，不能练习《易筋经》那样高深的内功，可是打坐这种基本的禅修一定要做”。

　　这样培训出来的成员，能适应不同的表演要求，武僧团的成熟，代表着少林寺的武功由民间转向庙堂的时代开始。武僧团分为4个队，我们到的时候，其中的3个成人队都外出表演了，一个在世博会，两个在海外。“在世博会的那个队注重表演的是传统套路，一招一式的变化多端；而去非洲那个队突出的是力量感，这些节目虽然请人编排过，可是核心还是他们一拳出击时展现的力量和速度。”

　　延庄任教头的是预备队，初次接触，立刻就能看出与外界武校的不同——延庄并不站起身示范，可是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还是很专注，动作简朴，毫无武术比赛中常见的跳起伏低的炫耀性动作。但是在出拳的时候，空旷的大厅里能听得见出拳带起的风声。“力量在内，而不是表面上的好看。”延庄说，“这就是在传承老佛爷的香火。”

　　训练结束的孩子纷纷走到延庄身边问好，有的把手中的伞拿给他用，有的向他请假下山，眼神也由刚刚的凌厉，瞬间就转为了温顺。气质上和外界武校迥异，延庄说这就是“禅武合一”的结果。

　　方丈的解释是：寺院里清规戒律甚多，可是仔细想来，这些戒律，首先是教会这些孩子怎么做人。“能进来的就是缘分。”所以，就算是没受戒就还俗的团员，修炼的也不是外面武校那些“没有信仰的武术”，看上去自然和外面的武校学生两样。

　　武僧团的赢利并不多。延庄说：这次去世博会的那个队伍，尽管有文化部补贴和河南地方政府的补贴，可是还是有几百万元的缺口。在某种程度上，不赢利的缺憾，被荣誉感所弥补了。“少林寺的武僧团和外界的武僧团出国访问的级别是不一样的，我们去俄罗斯，被普京总统带着参观克里姆林宫，还亲自招待我们吃午饭。”

　　武僧团的表演和出国访问，是少林寺武功目前被外界所接触的唯一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给少林带来了更多的名气和资源。

　　很多外界武校的孩子，因为少林寺的武僧团能出国，所以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方丈的4个侍者之一、20岁的延战就是这样入寺的。他从小在少林寺周围的武校学习传统的少林功夫，一次武僧团招收新人。“17岁的时候，我考上了武僧团。”18岁的时候，一年的寺院生活，就转变了他的人生，“我转为常驻，出家受戒，不愿再做武僧，而去帮助老师傅卖书”。在少林寺里，出家的僧侣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选择权，并不靠分配。大概是自己卖书的认真精神被方丈看在眼中了，卖书一年后，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毫无预兆地，他被方丈宣布为自己的侍者。“我的前任，去少林寺的下院做执事了。”同受戒的师兄弟们于是纷纷恭喜他。

　　不过这种前途，并不是这个职位为大家所看重的原因。在少林寺，侍者的位置距离方丈最近，“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延战现在的工作，虽然只是每天为方丈去斋堂端饭，并且在方丈室门外带领客人，不过他很感自豪。

　　至今，少林寺很大的吸引力还是来自于武功，每在寺中碰见一僧侣，最初都由于学武的机缘前来，这就保证了少林寺的武僧团不缺乏后继者，武僧团多达200多人，比起同等规模寺庙的僧人要多，这些学武出身的僧众，正是少林寺自我重建的基础。

　　老班首和新监院

　　少林寺的班首，很例外的不是学习武术出身。

　　汉传佛教寺院管理规定，寺院应该有班首和执事，班首多选择年纪大的僧人，大的寺庙有“四大班首”。有人开玩笑说“班首”就像“顾问委员会”。

　　当少林寺班首永乾老和尚匆匆走进客堂的时候，不免让人吃惊：完全是一个河南当地老农的形象，走路、说话透着泥土气息，除了看到任何一尊佛像都会尊一声“阿弥陀佛”的举动与一般人不同之外。

　　1960年永乾在少林寺出家，不识字的他不能明白深奥的佛教理论，只是学会了“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道理，当时没有职务一说，他所管理的事情，就是照料全寺十几名僧众的饮食，不光是做饭，

　　还包括粮食的来源：“早上3点起做豆腐，5点钟上殿，然后再出门种地。30多亩，我一个人全包了，365天一天都不休息，晚上也不太得睡，我不愿意两个人一起干活，那样口舌多。”

    就这样，永乾师傅从十几岁起，干了一辈子农活，现在还在山上种着两亩地，“现在粮食多，自己吃不完，就送给人吃”。

　　他可能是少林寺唯一不学武术的人。“觉得蹦蹦跳跳，没意思。我心里苦，看见那些就心里生厌。”他不爱看一切新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和电视，包括电影《少林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外界生活的隔绝，和我在客堂说话的时候，老和尚总是露出焦虑的神态，原来，在他的僧舍里，还有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等着他去照顾。

　　这是个老和尚收养的孤儿，来自登封的一家医院，医院知道老和尚心善，遇有遗弃孤儿就和他联系。从年轻时开始，老和尚就开始收养孤儿，陆续收养了10个，大部分长大成人，上大学的，出家的，结婚的都有。

　　眼下这个9个月大的孩子有先天性哮喘病，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医院通知了老和尚，结果，他的僧房，现在完全成了育婴堂。孩子在老和尚怀里，边喝牛奶，边大声喘息，老和尚给了他“释壮壮”之名，希望他能壮实一点。

　　每天凌晨3点要起床给壮壮冲牛奶，5点去佛殿上香，65岁的人了，还是没什么睡眠时间，他已经确定这是自己养的最后一个孤儿了。

　　“我年纪大了，一旦我走了，他还没养大的话，就受罪了。”老和尚对班首的具体职务是什么说不很清楚，方丈会将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和他商量，“不过现在200多名僧人了，好多我也叫不出名字”。

　　永乾觉得自己习惯做的还是种庄稼和养孤儿，“我这个和尚有点特殊”。

　　其实和国内多数寺庙一样，少林寺辈分高的僧人并不算多，和方丈释永信一样“永”字辈的僧人全寺只有10个，永乾老和尚和释永信都是前任方丈行正老和尚的徒弟。国家宗教局规定中，

　　班首一定要由受戒10年以上的人担当，虽然永乾老和尚不太懂得少林寺目前发展的套路，可是他仍然担任着班首的职位。
相比之下，担任监院的延琳完全是另一种人。事实上，他正是为了少林寺要建设少林药局而正式受戒的。2004年，少林药局成立，1988年就认识释永信的延琳终于在两年后出家，担当少林寺监院的工作，

　　其中一大块，是把计划中的少林药局变成现实。

　　在没有出家前，延琳就帮助少林寺在香港拓展“少林书局”的工作，也帮助少林武僧团在台湾演出。“我家海外关系比较多，舅舅是台湾医药界的人，所以能帮上不少忙。”他是杭州人，

　　年轻时就修行养生功法。1988年，他陪一个练功的韩国朋友来少林寺，当时少林寺还处于散漫状态，殿宇多未修复，从郑州到少林寺连长途汽车都没有。“我们包了个车来这里，在残旧寺庙里，

　　看见一群僧人在那里聊天，其中就有20多岁的释永信，我比他还大几岁，但是他当时出家已多年，可能也是因缘，我拜了他为师傅。”

　　延琳显然是正在发展的少林寺所需要之人。他不仅社会关系多，做事情也得体，90年代他就为少林在海外寻找机会，进入新世纪以后，在香港时，少林寺遇见若干舆论危机，包括“方丈为手机号码开光”，

　　“少林寺烧香要10万元天价”等等，一经媒体刊登，海内外转载，这些都由他出面去化解。他说：“我找到媒体，向他们解释，所谓为手机号码开光是违背常识的，佛教传统只可能为佛像开光。

　　方丈参加这些活动，是为少林孤儿院募捐款项；至于烧香要钱，也是胡说，我们的香是免费的，10万元只是个别信徒的捐款。相比之下，我们比起南方的寺庙，捐款数额还差很多。”

　　2004年，当时少林寺周围的拆迁工作已了。方丈释永信觉得，少林寺作为禅宗著名丛林的内部传统急需恢复。“少林寺的根基是武不是禅，这点我们一直很坚定。”当时就把寺内人员和资源做了内部调整和分配，

　　“禅是我们的信仰核心，也是出家人了脱生死的轨道。而武术和医学，是少林的两大传统。禅是内相，武术和医学虽是外相，但是和禅是一体的”。

　　在释永信的计划中，少林药局是一个能将少林寺的医学传统承担下来的载体，延琳的外交才能成为药局生成的必须条件。2010年，少林药局规划初步完整。“我有白头发了。”延琳开玩笑，一向重视养生修行的他虽然年近50岁，但是看起来很年轻。

　　断裂的医学如何传承

　　与武功一样，少林寺的医药传统，此前也处于原生态中。延琳说：少林药方以伤科著称，现在的药典中，不少骨科方前面冠以少林之名，而所谓的“正骨”术，也是从少林的禅医传统而来。“正，就是法于自然，少林的不少正骨手法，和印度瑜伽很像，我怀疑最早的正骨术是由印度传来中土的。”

　　虽如此，少林的医学传统，并不与中国目前的医学现状吻合，少林寺所有的经典，包括数万药方，在1928年的军阀战乱中烧毁殆尽，和武术的原始状态一样。现在的少林医术，局限于在乡间游走的一群推拿医生身上，释行真就是一位。见到他的时候，一点看不出他是附近几个县的名医，73岁的他刚从一位长辈亲戚家回到寺庙，满身灰尘。亲戚卧床不起，他去针灸了数月，等病情好转才回寺，虽然是行字辈的僧侣，可眉眼间全是谦和。

　　少林针灸非常特别，用的是两头针，行针者拿中间部位，我们完全不能明白这种针如何进行针灸，可是他就是用这种奇怪的针治老人的病的。除了针灸，行真在少林还学了点穴之道。“少林有本《血头经》，根据血流速度进行点穴，并不神秘。9岁我就进寺庙了，19岁的时候，赵朴初老来寺庙，把我推荐到中国佛学院去学习佛教典籍，还顺便去部队进修解剖和针灸。”毕业后正值“文革”，行真没有回寺庙，而是去了西安的一家部队医院做推拿医生，专长是正骨和治疗四肢麻木。不过早年的寺庙生活给了他深刻影响，“比我大的我就当父母待，比我年轻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在西安行医的时候，最多的一天，有100多人去看病。

　　退休后他又重新回到寺庙出家，“树叶总要落在根上”。回寺的主要生活，就是去周边乡镇给人看病，“都说我胆子大，有人的腿都发黑了，我也敢看”。他自己研究出一种叫“接骨膏”的草药，很多原料是在少林寺周围的山林中挖来的。邻近几县看好了谁谁谁，名字全部记得一清二楚，因为这是他的发愿，就是为有缘的众生看病，一分钱不收。

　　有郑州的医生在报纸上做广告，说自己早年在少林出家，法号行真，传承了少林医术什么的。“我就上门找他，你是叫行真吗？”不过也没更多的话，出家人不与人为难。

　　在少林寺，像行真老和尚这样的僧人还有几位，医术虽不错，外界却毫不知名。延琳解释：也没法去知名，按照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这些老僧人都没有行医资格，只能给自己人看病，才不算触犯体制。

　　“我们的传统黑膏也是这样。”延琳说。少林寺的祖传药方现在还有些手抄本，从几年前开始，延琳就开始和医学院合作，整理各大图书馆中关于少林寺医药的古籍和手抄本的药方，最后发现骨伤方和外伤方最多，也最独特。“其中最独特的骨碎补和青皮等13种中药在每个方里都出现了，我们就把这13种中草药叫做‘少林13方’，加上我们独特的药引，红药散和白药散，将之视为重整少林药局的根基。”

　　可延琳碰到了巨大困难。国家医药管理规定，药方要投入生产，都需要到国家医药管理局注册。他们没有这笔费用，于是，只能按照传统，在每年在药师佛菩萨的诞辰那天，在寺庙熬制传统的黑色膏方，并且分赠僧侣和信众，“有点像是给自己家里人看病的意思”。

　　光靠这种办法，是无法恢复少林医药传统的。于是想到了从少林僧侣中选人去攻读医学的办法。“刚开始的时候，没法挑选，方丈说谁愿意去药局，呼啦啦来了30多个，学了没多久，坚持下来的只有几个。”不过延琳有好的办法来管理，“我靠制度来约束人”。他笑着指向墙壁上悬挂的“百丈清规”，这个丛林清规从9世纪至今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讲究无事、持戒、忍辱、尽心等等，还特别强调了僧众要勤俭和劳动。

　　学武出身的僧人把学医当成了一种担当，僧众学医的同时还学习武功，“这不是我发明的，也是祖传的学习体系，文化程度不高不要紧，只要是他发心的，就会尽心去做”。

　　与此同时，延琳还申请和当地医学院合作，办“少林药局禅医功夫学院”。定下了“3加2”的学籍制度，初中生进去，经过3年中专学习，可以取得类似于护校证书的文凭，再经过两年大专学习，可以取得国家助理医师证，“这就能吸引更多的贫家子弟来我们这里学习医术，他们学习完了能够自食其力”。更大的野心还在后面，“有更多的人才，我们的药局就能办成全国连锁机构，每个下院都可以设立我们的少林药局”。

　　武僧团和药局的成立，已经超越了传统寺院方丈到比丘再到沙弥的管理模式，而代之以一套掺杂了佛教观念的管理办法，在释永信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对本刊的说法是：“不能等待社会来适应我们，而是我们要去适应社会。”

　　少林寺的僧团有极其统一的“文化系统”：完全不用动员，刚进寺院不久的小沙弥也会用“传承禅武医”来作为自己的愿景。无论做什么职位，在他们看来只是“担当”而已，少林寺的人力管理，几乎不花费任何成本。

　　肃穆的集体坐禅

　　少林寺有两个坐禅的禅堂，一个在游客所在的区域，与一般的大殿不一样，黑沉沉的，不欢迎游人进入。少林寺及外来专门坐禅的僧侣一般不到这个殿堂，还是觉得过于喧闹。他们集体坐禅的地方，在少林不开放区域的一片高塔下，要不是负责禅堂的永了禅师安排人带我们进去，我们甚至到了门口也难以找到。

　　带我们走路的僧侣步伐极轻，速度却又很快，一路笑言：你跟得上吗？见到永了禅师，他还没见我们，就说“外人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们：光看走路的姿态和听脚步声，他就能分辨出真假僧侣，甚至能判断出家已经几年。“现在有些游方僧侣手拿的是假证件，光看那没有用，还是要凭自己的观察。”遇见假僧侣，一般很客气地请走：“我们庙小，容不下大和尚。”

　　同样，40多岁的永了禅师也是出身于武僧，90年代就在寺庙里学习武术，可是没有出家，“那时候听见谁念佛我就心烦”。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少林后山找当地的老师傅习武，正好当时身体不好，师傅觉得他心不静，给了他两本佛经：《心经浅释》、《六祖坛经》。“一看就迷上了，就此专心禅修，拜了行正老方丈为师，武功也不练习了。”永了突然伸出胳膊，让我摸他的血脉，感觉是流动极快，“这就是多年修行的结果”。

　　自从开始坐禅后，永了开始了云游生活。“全国有近50万的僧侣，但是专门坐禅的僧侣，大概不超过2000人，而设立有专门集体坐禅的禅堂的寺庙，更少。所谓的四大禅林现在都没有专门的集体禅堂了，反倒是小寺庙保留了下来。”永了去的地方，包括西安城内的卧龙寺，外人都没听说过，“在佛教界内很出名”。

　　释永信说，2004年，内外部条件成熟了，“我们一直觉得少林寺的禅宗祖庭的名号不能白叫，虽然难度很大，我们还是把断裂百年的集体禅堂的历史恢复了起来，近代中国不少高僧都是在集体坐禅的时候开悟的，比如虚云老和尚。再者，集体修禅有助于精进，不会偷懒”。

　　永了向我们介绍了少林寺禅堂的规则。一听之下，哪里是不能偷懒那么简单，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完全是不可忍受的生活。他们的规则完全按照宋代禅堂的仪轨，掺杂了若干清代的更苛刻的规则：“凌晨3点起床，先上殿，然后行香和坐香。到5点钟，开始吃早饭，禅堂的僧人又叫‘粥饭僧’，按规矩，只能吃稠粥。绝对不允许吃油炸类的食品，害怕引起僧人的心火。行香就是手持香火围绕菩萨转圈，脚步要不急不缓，走40分钟有点汗后，我们称之为新汗，开始打座。中饭是9点吃，按规定，还是只能食粥，我们现在通融了一下，可以吃点干粮。上次全国政协领导来，叫我们喝点牛奶，可是在禅堂坐禅的僧人，我不愿意他们喝，那东西比较让人有温饱感，不好。”

　　吃完中饭后再次行香、坐香和打座。动不比静坐的时间少，因为永了说：僧侣不靠一张嘴，要靠两条腿。17点吃晚饭。特别饥饿的年轻僧人可以在晚上19点喝点水，吃点点心，21点则一定要求睡觉。看起来异常枯燥的生活，在永了心目中，却是修行的重要法门。“少林寺经历了几百年的传统断绝，再不赶快恢复，就辜负了禅宗祖庭之名。”他和方丈一样，反复强调，少林传统“是禅不是武”。

　　而且，禅堂的建立，使少林寺在中国佛教界影响加大。“说到底，坐禅不像武、医一样，还有迎奉世俗的意思，而坐禅修行，是引领世俗。”永了禅师说。

　　300年的断裂后，少林寺开始恢复禅堂，刚开始找了85岁的云居山的老和尚慧通来传授规则，老和尚是虚云的弟子，深知规矩。“他帮助我们安了‘钟板’。那是2005年10月份的事情，月份有讲究，因为祖传就是‘冬禅’，冬天人体外冷内热，精气内敛。一开始，少林寺内就来了70多个僧侣专门坐禅，现在还有源源不断的外来者。我们在的时候正好从西安来了一位，开了门，立刻五体投地叩拜下去，这是修禅者的礼仪。”

　　永字辈僧侣中，永了是最年轻的一个，他长得很怒目金刚，持戒非常严，也就是这个原因，方丈让其管理修行中要求最严格的禅堂，在禅堂里，谁要是修行中睡觉或者走神，常常被他一香板打中，标准沿用了“棒喝”的传统。

　　这个内部禅堂不允许参观。只能隔门偷窥数眼，黑暗的空间中，只有几个穿黄衣的僧人围绕着佛像缓步而行，悄然无声。走出门外，突然听到钟板响起，原来不是一般的寺庙钟声，而是钟鼓齐鸣，伴随着响板，不响亮，可是却很绵长，走了很远还能听到。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995年5月至2009年9月，叶小文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前身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位置上干了14年半。这一时期，叶小文所从事的领域最为核心的命题是：如何在政治与理论、实践上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破解“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无神论的执政党与部分有神论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难题。这自是重大课题，需要有空前的创新性思维和大胆的实践探索。答案如何？目前已转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的叶小文，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李鸿谷   李翊  摄影◎张雷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听说过一个故事，说你去美国访问，移民官看你是中国宗教局的官员，称你“有移民倾向”，拒绝你入境。是这样吗？

　　叶小文：那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从洛杉矶入关，移民局的官员把我留在机场，找我谈一谈。你怎么到美国来了？我说我是中国政府官员。是什么政府官员？是中国国务院宗教局局长。什么宗教局？美国没有这个机构，你有移民倾向，不能进来。我说美国的确没有宗教局，中国却需要宗教局，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的教堂里面哪有神像在里面？到中国寺庙里看，一进门就是胖乎乎的弥勒佛，是欢迎你的；旁边站着四大天王，是保护你的。弥勒佛的后面站着一个佛，韦陀，管纪律的，这就是佛教里的“宗教局长”，也就是传统的“宗教局长”……他听不懂。他说宗教局究竟干什么呢？我说，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帮助修庙，帮助修教堂。这下他听懂了，盖章，放行，进了美国。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故事很典型，说明宗教在中国与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理解的并不完全一样。那么，实质的差异在哪里呢？

　　叶小文：最核心的差异，在中国是主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其中包括无神论)的执政党与部分有神论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执政党是共产党，以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为世界观。共产党肯定是不信神的，但是信教群众在全世界是多数，5个人里面4个人信教，虽然不是确切的估计。中国也有1亿多人信教，绝对数也不小。此外，尽管中国儒家的传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心里朦朦胧胧地对宗教、对菩萨崇拜的也还大有人在。再退一步说，1亿人信教，七八千万党员，还有七八千万共青团员，还有10亿人都信什么呢？推到宗教里不行，全部是共产主义者也不可能。10亿人里面，有“准宗教”思想的大有人在。这就有个难题了，一个不信神的坚持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执政党，怎么妥善地处理与一大批信教群众的关系，或者说有宗教思想的群众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回到历史演变本身来看这个问题呢？

　　叶小文：中国的共产党人，对宗教整体上是宽容的，包括延安时代，到上世纪50年代也是很小心的，因为毛主席是懂宗教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菩萨在农民心里，要等农民自己去搬走，我们不能越俎代庖。但是“文革”的时候就乱了。“文革”结束后，开始修复教堂庙宇，重新请出来一些宗教领袖。当时许多东西都要拨乱反正，比如“知识分子臭老九”一下子跃升为“工人阶级一部分”。那么怎么看待宗教人士呢？邓小平只是很谨慎地说，宗教界也有很大的进步。后来胡耀邦经过认真研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82年，组织班子起草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承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事实，注意到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但坚信我们后代都应该是无神论者，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前进，但不能着急，要一代一代去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个接近实事求是的判断了。

　　叶小文：1982年的文件在当时是最解放思想的。连赵朴初都说，这是一个菩萨一般的文件。在这个文件指导下，对宗教开始大规模地“落实政策”。宗教在恢复性发展的阶段，难免出现一些乱象。有些地方寺庙修得很快，宗教有点热有点乱，信教群众发展比较快，境外也要利用它渗透啊。对此，政府不能不管，于是1991年出台了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文件，这是必要的。但又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本身，还是不能有这种自由。无神论与有神论是对立的，不能“有神论有人传，无神论无人讲”……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不是仍是无神论的执政党与有神论的群众，在彼此关系上的摇摆？

　　叶小文：在宗教问题上，常常容易出现摇摆，以一种倾向掩盖或代替另一种倾向。我们绝不能把世界观的不同看做是政治上的对立。李瑞环说过：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我妈是信仰佛教的，我是他的儿子，这并不妨碍我热爱我母亲。我从天津调到北京，我妈天天祈祷，她说不是我在天津工作好，群众推荐我党中央要用我，说是她念经念的，我没法也不能跟她吵架，就说是她念经念的。我出国好不容易回来了，她不说飞机好，她说她念经念的，“母在巢中盼子归”，我不能给她泼冷水啊。把不同世界观的对立看成是人和人的对立，这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要和我妈对立？我永远爱我的妈，但是她信她的教嘛，我不信嘛，我们永远都是母子，要孝顺她啊。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世界观上的分歧是次要的，他们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才是更重要的。我们与他们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有了这些在认识论上的进步，特别是在实践中正确指导宗教工作的需要，所以2001年中央召开了宗教工作会议，在政治上、理论上破解“社会主义与宗教”这一难题的可能？

　　叶小文：2001年，中央召开建党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宗教工作的会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做了系统深刻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以《论宗教问题》为题，收入了《江泽民文选》。我学习这篇讲话，认为要把握宗教问题的三性：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特殊的复杂性。这三条，应该作为我们看待宗教问题的基本点。为什么强调“根本是长期性”呢？宗教有它的自然、社会、心理以及认识论根源；讲群众性比较简单，群众性就是人多；至于说特殊的复杂性，那是因为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要素相互交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后发现，上世纪90年代末，整个社会富裕到了一定程度，对文化和精神需求有一定的提高。精神需求里的一部分，包括宗教信仰这部分。这个需求的供给没有满足，形成了落差。这个落差也是富裕之后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叶小文：确切地说，是整个价值的多元化。因为原来意识形态管理得很严，现在奔富了，大家的思想也就解放了，社会中各个方面都“向钱看”，算GDP，所以信仰缺失、信仰危机的问题突出起来了。原来不管穷不穷，还是要学雷锋，现在怎么可能呢？现在一个是价值的多元化，另一个就是信仰的空虚错乱，再加上你说的大家追求幸福的强烈要求。信仰的需求，人的尊严的需求，这些东西在过去，是可以管住的。现在强烈的需求压不住，总要有个寄托和信仰，人要一点敬畏都没有，只是向钱看，这很可怕的，宗教就乘虚而入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事实上还都是内部因素，外部原因呢？

　　叶小文：还有西方的压力，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地谴责我们“迫害宗教”，每年的人权报告，还有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不断地骂，把我们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另外，就是利用达赖问题，不断向我们施压。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这样理解，除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问题认识论上的变化，加上内部与外部因素，2001年我们到了必须从政治与理论层面正式面对中国的宗教问题了。

　　叶小文：是。我们必须来看看宗教究竟是什么，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怎么让它不成为坏东西，怎么成为为我所用的好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如何判断现在中国的宗教所处的阶段呢？

　　叶小文：应该说现在中国的宗教总体上仍处于恢复发展期。讲宗教信仰自由，强调它积极的因素同时，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热和乱。那么就要管，怎么管，得依法。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

　　叶小文：对，我就要说这个。依法管，那就要定法律。一开始说要定宗教法，不好搞啊。宗教法，顾名思义要说清楚，你要管哪些宗教。中国宗教只有五大宗教，这是我们传统，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宗教可不止五大，印度教、犹太教、东正教，你认不认啊？所以，首先要确认并定义宗教本身，就很困难。再说宗教法，它是一个双刃剑，反过来就制约政府。政府还没想明白，它本来要管，先来了一个绳子捆它的手。但没法也不行，所以就搞了一个《宗教事务条例》。又一场争吵。没有宗教法，哪来宗教条例？没有母法哪来子法？但就得先从搞儿子搞起。问题又来了，宗教怎么管呢？有关信仰的事。我在理论上又做了解释。我们无意管宗教，信仰怎么能管呢？但宗教不光是信仰啊，它是个社会实体，它有它的组织，制度，公众生活。既然是社会实体，就要和其他的社会实体发生关系。一发生关系就有交叉，公共关系就出来了，公共利益就出来。所以，就要把涉及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宗教事务管理起来。政府是公权力啊，宗教信仰自由，人家要磕头烧香关你什么事情啊，对不起，你涉及宗教公共事务。要烧香可以，但不能满大街到处烧啊，不能烧到失火，我得规范你，这就涉及公共事务了。你要念经，我不管你，但你要把异教徒赶出去，就涉及公共利益了，为什么要把不信教的赶出去呢？我这就立论了，宗教事务管理，是调节涉及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涉及公共利益主要是有形的东西，团体、组织、场所、跨区的活动等等，这就是宗教事务条例规范的内容。

　　三联生活周刊：这就是你入境美国时所做的解释，帮助修庙的。

　　叶小文：我总结过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定律：我们管理的强度和涉及宗教观念的深度成反比，和涉及公共利益的深度成正比。这里所讲的公共利益，指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美国还有故事，他们经常问我，您信什么教？我不信教啊，共产党员怎么能信教呢。好啊，不信教你来管宗教，可见你是掌控宗教的。我只能来脑筋急转弯了，你说我信哪个教好？我都不信，我都信，我都尊重，我家里佛经、《古兰经》、《圣经》都有。如果我光信基督教，伊斯兰教高兴吗？我信伊斯兰教，佛教高兴吗？我都不具体加入，但我对它们都好。他们说这有道理啊。

　　三联生活周刊：在实施6年后，现在再来看《宗教事务条例》，你会有什么判断？

　　叶小文：“条例”不一定是最好的，而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我现在都不能满意。参与制定时，我们的考虑是，要让人家看到宗教信仰自由，没有管得严严的；但是也要好用，要便于政府的依法管理。这就难了。为了这个最大公约数，反复调查研究。在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反复听取宗教界的意见，最后搞了几十条。为了这几十条，我开了30多次会议，一次可以开三四个钟头，开得他们都怕我。他们要上厕所，我可以4个小时不上厕所，他们后来想招儿，老让服务员给我倒水让我去上厕所，他们好休息，结果换了好多杯，我还是不上厕所。就这么磨了30多次会议，磨了这么个东西。怎么学会依法管理，这是一个艰苦的磨合过程。这个条例出来6年之后，很多条款还要具体化，关键是规定不准你干什么，但干了怎么办？马上惩罚要跟上来啊，这个还不够清楚，不大有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研究中国宗教政策，在《宗教事务条例》之后，200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这个“优惠问题”是不是也揭示出一种关乎各方利益的现状？

　　叶小文：这个问题也是经济发展到现在导致的。古人没有这个烦恼。过去庙都是在深山老林里，去修炼的，远离城市。现在烦恼来了，全是旅游胜地，矛盾来了，旅游、园林，还有一个文物。寺庙的东西都是文物，文物所说我要管；寺庙说这是神的东西啊。比如佛指，圣物还是文物？文物所说怎么不是文物，1000多年前埋在地下的，怎么不是文物呢？有个庙如果在园林里，发明了一个词，“滴水为界”。庙堂一下雨，屋檐水会滴下来，滴水的那个界，里面是寺庙的。比如要买门票，先进园林，才能进庙里，善男信女天天烧香天天买门票怎么受得了呢？在这种情况下，发改委出台了这个优惠问题的通知。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在采访一些研究者的时候，他们普遍认为，宗教场所正处在自己原始积累的一个时期内。但是，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宗教的研究和精神层面的积累，显得和社会的需求不仅有落差，而且落差在加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叶小文：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原因。全部原因是我们整个宗教，曾经经历过一场灾难，整个的恢复期人才断层，社会应有的地位也刚刚在恢复，不觉得高僧就高。这一块就显得出来的宗教领袖不多。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与香港和台湾地区比较，内地的宗教目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与状态呢？

　　叶小文：这个不好比，但台湾确实不一样。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在韩国是最快的，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起不来。为什么？因为传统文化的土地没有受到伤害，很强，基督教代替不了。日本的神道教，大和民族的魂在那里代替不了。同理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民间的信仰很活跃，佛教就在这个沃土上生长起来了，生长出四大山，都出高僧。而我们是把这块沃土扫荡了的。第一次扫荡是大跃进，五六十年代，彻底的扫荡是“文化大革命”。扫荡之后，怎么可能一下子长出大个子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们未来宗教的发展，核心因素是什么呢？人才、经济条件，还是政策环境？

　　叶小文：核心因素是综合的。政策环境要对头，整个民族的心态要好，摆在正确的位置，而宗教的内部，关键是要出一批真正的领袖。因为宗教的“神”，是要通过人来体现的，能代表“神”的人是最重要的。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释永信称少林寺商业化不会停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他表示少林寺商业化步子不会停下来还会加快

　　他坦言自己并不留恋方丈的位置 希望找好接班人早点退下来

　　冬日的少室山已是一派萧索，少室山脚下的少林寺巍峨而庄严。即便是旅游淡季，“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佛教圣地依然像一个磁场，吸引着香客和游客蜂拥而至。方丈释永信清晨4点就起床了，他要到禅堂上早课，接下来，忙碌的一天就开始了。一旦他出现在寺院里或者山门外，就会有大批游人和香客包围上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上，功夫小子们的表演也让少林功夫再度威震海内外。上月开始，少林寺正式启动“打禅七”，包括释永信本人在内的僧人们都要闭关坐禅七七四十九天，以磨炼心性。这也惹来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最近一个月来，少林寺分外不平静。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 肖欢欢

　　(署名除外)

　　有人称释永信是政治和尚、精英和尚、少林寺CEO。说他是当今中国最风光、知名度最高的方丈也丝毫不为过，但他也是最具争议的方丈。开公司，搞“功夫之星”海选，参与拍摄少林题材电影；穿豪华袈裟，获赠豪华越野车，100万元天价给手机号码开光……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社会焦点。质疑和诟病从来都没消停过，有人说少林寺已世俗化，不再是佛门清净地。

　　在中国，享受如此“待遇”的方丈，释永信是头一个。而身为少林寺第三十代当家人，对于种种议论他却安之若素。近日，在少林寺方丈室，释永信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纷繁芜杂的局面下少林寺将走向何方？释永信给出了答案。“少林寺的脚步不会停下来，为了少林寺的下一个1500年，我只能向前看。”这位少林寺的中兴者饱含悲怆。

　　关于个人成败：

　　是非功过由后人评说

　　出家人不是神仙，也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和尚也要吃饭，也要用水、用电、坐车。消极避世从来都不是佛教真正的传统。出家人为佛教、为信仰工作，不存在“保位置”的问题。至于我是不是高僧，能不能进塔林，那是后人的事情，我说了不算。

　　记者：在传统观念中，寺庙应该是清净地，而你却把寺庙经营开展得举世瞩目。是不是太“入世”了？

　　释永信：我向来主张佛教入世。少林寺是大乘佛教道场，离不开世俗社会。出家人不是神仙，也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肯定要和世俗社会打交道。和尚也要吃饭，也要用水、用电、坐车。即便是在农耕社会，寺庙光靠几十亩薄田也是养活不了自己的。现在更不行。如今，要摆脱世俗社会，一个人待在深山老林里过避世的生活，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被边缘化。如今，寺庙的生态环境在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也必须变，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我们北方寺庙的日子很清苦，靠什么吸引人？靠政府补贴过日子？不现实！我们还有200多名僧人要养活，不动些心思能行吗？

　　长期以来，很多人误解了佛教的出世。消极避世从来都不是佛教真正的传统，积极入世可以更好地了解众生，了解他们所想、所需，从而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少林寺的入世，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佛教。虽然僧人修行表面上有些变化，但传统是不会丢的，我们只是在运用现代科技为传统文化服务。

　　记者：据说你是“空中飞人”，经常到国外旅游，真是这样吗？

　　释永信：从1990年开始，我便带着僧人们出访，如今已到了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2000年之前，主要以表演少林功夫为主。2000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在输出少林功夫时，也引入禅宗文化。

　　大乘佛法讲究的不仅是独善其身，而是分享。分享就意味着传播。坐以论道，不如走出去沟通。佛教不仅是磕头烧香这点事，而应是更高层面的文化传播，作为禅宗祖庭，少林寺必须承担起这一重任，把人类的瑰宝、优秀文化贡献给全世界。如今，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不仅传播了文化，更产生了智慧，使我这个寺庙中的和尚，不经意间也有了国际视野，拓宽了思路，做出了一些旁人看不懂、不理解的事。所以有些人觉得我太超前了。

　　记者：你是中国首个取得MBA学位的方丈，有人称呼你是少林寺CEO、“政治和尚”。这些称呼你能接受吗？

　　释永信：我读MBA是为了把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些好的做法融入寺庙管理中来。CEO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出家人，不讲究这些称呼，僧人都有传统的称呼方式，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少林寺CEO，这种称呼我也不能接受。至于政治和尚、精英和尚之类的提法，我就更不能接受了。一些媒体为了吸引人眼球，忽视了其他人的感受。但出家人戒嗔、随缘，对于这些称呼，我也不想去指责。这些年，关于少林寺的很多消息都是谣传，比如手机号码开光收100万元，烧香要收10万元等。

　　记者：少林寺在你当方丈期间闹出这么大“动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样做其实风险很大，将来落得的可能不是赞誉，而是骂名？

　　释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为了佛教的弘扬，僧众的修持以及对人心的净化，也为了巩固少林寺的禅宗祖庭地位。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好奇心。出家人为佛教、为信仰工作，不存在风险。不像世俗社会想象的那样，哪天干得不好了被政府撤了，我们不存在“保位置”的问题。当然，少林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谁把它扛在肩上都会觉得沉。至于我的是非功过，由后人评说吧。

　　记者：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能不能成为高僧，像其他高僧那样进塔林？

　　释永信：我现在想的只是如何能为少林寺多做些事情。至于我是不是高僧，能不能进塔林，那是后人的事情，我说了不算。

　　记者：在少林寺中兴过程中，你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释永信：少林寺现在还谈不上完全复兴，只能说是恢复了些元气。我期待着将来少林寺人才济济，禅师如云，似少室山林般茂密，那才能说少林寺真正中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我之所以能做成点事情，因为恰逢中国盛世，国家尊重宗教，我个人的力量真是微不足道。少林寺现在的常住院有200多僧人，加上下院和海外中心派驻的僧众，总共有500多人，我只不过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而已。延续了1500多年的少林寺，任何一位僧人，哪怕是住持和方丈，也只是少林寺发展历程中的一块铺路石。

　　关于少林寺商业化：

　　开发不是过头而是不够

　　“我们的商业开发并没有把少林寺本身拿出来进行商业化运作，拿出来开发的是经过提取的少林文化。检验这些以商业形式出现的活动对还是错，关键是看是否有利于寺院的发展和佛法的弘扬。”

　　“少林寺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如今不是开发过头，而是开发得不够。”

　　记者：这些年你一直以中兴者的形象对少林寺进行改革，少林寺在世界上的声望达到巅峰。但质疑声也不断：少林寺不再是佛门清净地了，商业化彻底毁了少林寺。

　　释永信：社会上对我们的做法有些争议，说少林寺的商业味太浓了。我能理解，毕竟，他们都是关心少林寺。但我们这些年的商业开发并没有把少林寺本身拿出来进行商业化运作，因为它属于宗教，是信徒心中的圣地。拿出来开发的是经过提取的少林文化，以此进行文化的产业化运作。少林在世界范围内已家喻户晓，具备了巨大的品牌价值，如果不加以开发，而让它遭到肆意侵权、破坏，那么，1500年少林文化的无形资产将会逐渐丧失殆尽。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我这个少林寺的当家人。

　　我们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出家人对钱看得很淡。我是通过一定的商业形式，用积极的态度来保护少林这个品牌。少林寺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如今不是开发过头，而是开发得不够。

　　记者：佛法讲究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所谓“众缘合和而生”，少林寺是不是太超前了？

　　释永信：可能是相对于其他寺院来说，少林寺步子迈得太大了。我每年有1/6的时间在外面，见得多，想得也多。很多事情，在别人还没想到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做了，别人就有些不理解。作为当家人，我不得不从少林寺的优势出发，寻找有利于佛教事业发展的生存模式和发展空间。一座寺庙，如果僧人仅限于围墙之内，不能自养，还要靠政府补贴、靠居士、靠佛事活动度日，还谈什么可持续发展？一个僧人，天天讲普度众生，如果不到众生中去，一辈子也度不了几个人，甚至一个都度不了，也就空有一颗慈悲心。

　　这些年，少林文化商业开发受到很多关注。但我们办少林医药局，开素餐馆，搞“功夫之星”海选，拍摄与少林有关的电影，都是从一个佛教徒的信仰出发，为热爱佛教文化的人服务。开展这些商业活动，是为了弘扬佛法，更关键的是让当今世界的主流人群喜闻乐见，愿意参与。这既弘扬了佛教，又解决了我们的生存问题，何乐而不为呢？但我们对少林寺包括少林无形资产公司名下的收益，始终坚持按宗教的或非营利组织的原则进行管理，除了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全部收益都用在了文化传承保护、慈善事业上。

　　记者：有人提出，从性质上来讲，少林寺也是一个垄断行业，你怎么看？

　　释永信：少林寺的文化是属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人都可以参修少林文化，并从中获得法益，这正是少林寺之于中国、世界的价值，说到底，它是一个宗教场所。至于少林寺品牌开的收益，它属于附属品。即便这些年，少林寺对少林文化品牌进行开发，也是小心谨慎，尽量避免泛化。在项目上，我们只做与宗教文化有关的。至于哪种方式适当，哪种方式能顾及合作者与受众的利益，我们都不拒绝。

　　但肆意打着少林寺的幌子，把少林寺当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肯定是不行的。

　　再说，全国的寺庙也不止少林寺一家，不存在垄断的问题。

　　关于少林寺未来之路：

　　10年内有望免门票

　　少林寺现在不会上市，将来也不会上市，永不上市。在原则问题上，我绝不会让步。像少林寺这样的宗教场所圈起来卖门票赚钱，对传统知识的传承、对宗教界自身来说都是很伤感情的事。少林寺免费是早晚的事。我也把自己的想法跟当地政府说了，我估计，10年内就能实现了。

　　记者：如今旅游收入已经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3，少林寺每年的门票收入也突破1亿元。这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释永信：少林寺门票收入只有一小部分归我们支配。如果同29年前我刚到少林寺时，20多个僧人，每天连饭都吃不饱相比，少林寺今天的局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记者：去年闹出的少林寺上市风波让少林寺很被动，今后还会考虑上市吗？

　　释永信：少林寺那一次完全是“被上市”，少林寺现在不会上市，将来也不会上市，永不上市。为什么？在原则问题上，我绝不会让步。纵观世界各地的宗教场所，信众出入从来都是不收门票的，也没有拿宗教场所上市的。在这方面，少林寺绝对是保守的。少林寺一旦上市，品牌没有了，就等于主权都没有了，这简直比火烧少林寺还要可怕。如果在我手中少林寺上市了，我就毁了少林寺，那我就成了千古罪人，将来有何颜面去面对塔林中的高僧大德？

　　记者：你一直主张少林寺取消门票，何时能实现？

　　释永信：长期以来我还担着骂名，说我开了先河，少林寺靠收门票赚钱。其实少林寺收门票早从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还没到少林寺来。即便如今卖门票赚钱，我们能分到的也只是很少一部分。

　　即便这样，我还是多次以人大代表身份主张并多次建议政府取消门票。我始终觉得，像少林寺这样的宗教场所圈起来卖门票赚钱，对爱国主义教育、对传统知识的传承、对宗教界自身来说都是很伤感情的事。我期望，将来少林寺能像博物馆一样，给广大信徒、游客提供方便。少林寺免费是早晚的事。我也把自己的想法跟当地政府说了，我估计10年内就能实现。但我说了不算，那是当地政府的事。

　　记者：作为少林寺的当家人，对于少林寺的未来你有何打算？

　　释永信：处于现代化进程和大变革时代，信众素质日益提高，对佛教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僧众们来说，我们以严格的戒律和坚定的信仰来抗衡外界对僧人修行的干扰。同时，又以超前的意识，积极的心态融入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我们僧人都有手机，学英语，少林寺还有网站。

　　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难就难在如何坚持这种特殊产品的文化属性。对我们来说，难就难在身处商业社会，如何因势利导济世度人，而非被商业给“度”去了。这就要求不断提升僧人的素质和信仰的品质。另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入世，以正信正念正行面对商业化大潮。面对商业化大潮，你不化它，它就必然化你。少林寺在这方面超前，是因为犹豫、被动让我们吃了太多苦头。

　　关于寺庙生活：

　　每月领一两百元“单金”

　　说我们的生活风光，那是世俗的眼光。近30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和僧众同吃同休的习惯，生活很有规律。当方丈本来就是一种奉献，这个位置其实很辛苦。其实，我也不希望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希望有好的接班人，早点退下来。

　　记者：江湖传言让人感觉你的生活很神秘。你的生活和一般僧人有何不同？

　　释永信：社会上看我们出家人的生活，往往外表看得多。我从1981年到少林寺，近30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和僧众同吃同休的习惯，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四点或者五点起床。如要到禅堂上殿就要四点起床；如要到大雄宝殿上殿，就五点起床，然后和大家一起过堂吃饭。下午要在大殿做晚课。晚上10点左右，打板熄灯，集体都休息。日复一日都是这样的。

　　至今，我仍然坚持坐禅。每天有两个小时时间来打坐，早晚各有一次。午休的时候要么打坐，要么睡午觉。我盘腿坐在那里，比侧身睡觉要舒服得多。这个你们一般人可能体会不到。坐惯了的人，腿不疼，盘腿使身心舒服。对我来说，不坐反而不自然，坐了才舒服，这是一种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

　　记者：“少林寺CEO”、豪华袈裟、坐宝马……很多人说，你现在的生活不像“苦行僧”，好像风光无限？

　　释永信：说我们的生活风光，那是世俗的眼光，那是大家不理解。我们出家人注重修行，对钱看得比较淡。其实我们拿的不是工资，是生活补贴。用来购买一些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寺庙里，僧人们吃穿都由寺庙来供给，每个月大约一两百元的“单金”，包括我在内，也是这个数。补贴稍高一些的是一些执事和悦众。执事就是寺院的管理层，悦众就是每天上殿、监理佛事，信徒们供养的可能多一些，但绝对不是外面想象的那么多。

　　僧人们吃饭的标准，3年前还是5元/天，去年涨到7元/天。一天三餐，完全是素食，早上晚上以粥和面条为主，中午是面条。

　　记者：你的接待任务好像很繁重，过多应酬有没有让你感到疲劳或烦躁？这是一个出家人应该过的生活吗？

　　释永信：每天除了处理寺中大小事务，我还有不少接待任务，一般每天约有三四批，多的时候一天有十来批，有时候实在接待不过来，能推的就推。很多人我们不敢得罪。一不能得罪当地群众，寺庙和群众不和睦就无法生存；二不能影响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寺庙要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

　　烦躁倒谈不上。我认为凡是能找到我的人都是有缘之人，都是心向少林的，我有责任跟他们沟通、交流。再说，有智慧的人不会烦恼。繁忙也谈不上。如今除了外出开会，我平常都会在寺里。多半时间我都在禅堂坐禅、斋堂用斋、方丈室接待、大殿早晚课中度过。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佛说“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是这个道理。

　　当方丈本来就是一种奉献。这个位置其实很辛苦，每天要坚持带领僧人修持，还要为少林寺发展殚精竭虑。其实，我也不希望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希望有好的接班人，自己早点退下来。到那时，我就非常轻松自在了，没有这么多负担了。我也会跟其他僧人一样，每天待在禅堂坐禅，甚至回到山里去闭关。

　　出家生活本来就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闲云野鹤，诗情画意。出家人同样要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信仰不坚定，就会陷入新一轮烦恼。


来源：广州日报

－－－－－－－－－－－释永信：少林寺在海外买地建房 开办40余家公司


昨天，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透露说，少林寺(在国内)都不是法人单位，媒体却在说我们商业化，但少林寺在伦敦柏林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公司。

　　柏林伦敦等地开办公司

　　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举行的“第八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发表演讲时，释永信表示，少林寺目前发展的重点是在海外，“在国内没有做太多，重点主要在海外，我们的武僧和法师都用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在当地传播，海外发展壮大了，才能在国内有话语权。”

　　据他透露，目前少林寺在柏林、伦敦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公司，另外还间接办了一些公司。释永信还表示，少林寺的海外联系还包括举行剧目，“不到三年就在29个国家的50个城市演出，但不做一般性商业演出。”
他在昨天的演讲中透露说，少林寺直接办的公司(海外中心)就是要融入当地，每个地方都有少林寺的僧人任教，其中包括禅修、功夫、语言等。譬如在美国就有130多家武馆。“间接办的公司也不少”，释永信介绍说，各大洲都有少林寺的联谊会，当地申请了几百家与联谊会有关的公司，少林寺也认可了不少。

　　少林寺海外买地建房

　　但释永信也解释说，少林寺最初在海外的发展都是先花几万美元在当地租房子，收徒弟，最多的场地能收到几千人次，“有点钱就希望在那里按揭买房，再有点钱就买地建房子，我们就是要融入海外，这也不能算少林寺资产。”

　　侧重在海外发展的释永信感觉到，国外对佛教的研究重视程度超过了中国。有一次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馆方向释永信展示了明代清代的中国佛教文献，还向释永信展示了少林寺的拓片。

　　释永信还表示，少林寺促进了河南登封第三产业的发展，“每年200万游客，其中包括15万境外游客，周围有60多家武校，其中有6万多学生”，也参与了电影、电视的拍摄和一些图书的出版，“这可能与文化产业有点相关。”


记者：郭少峰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