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医学狂论

    多少年来,人类错把“非医科学”奉为“主流医学”， 世代深受其苦而浑然不觉；真正的“人类医学”瑰宝却鲜为人知而湮没不彰。

        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何足道
    提要：本文从世界医学史角度，论述中西医学研究对象的形同实异；深刻触及了医学发展战略的根本课题，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结论。
   
    千百年来，医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困扰医学界但鲜为人察。它是医学进退原点，关乎既往医学评价和未来医学发展。对此轻忽以待，导致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志士误入迷津，酿成研究方向上的重大战略失误；同时导致不计其数的无辜患者误投医门，招致终身残疾甚至枉失健康与生命。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门类，均以其研究对象界定其研究领域或范畴。诸如：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
并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则以自然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前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均以特定现象为对象，并互相区别。以此类推，人类医学理应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并与前列诸般科学门类相区别，同时也与医学大类中的“牲畜医学”相区别。作为名实相符的“人类医学”，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其理论无一不是从人类疾病临证观察研究中得来，又回到人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恰如医坛新秀聂菁葆所言：“中医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活生生的、与整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机个体。”西医学是否恪守这一准则？很少有人质疑。认真考察一下西方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当代一个引火焚身但引人入胜的天大理论课题。从学术发展史上看，西医学可分为希底（古典医学)时代和盖仑（解剖试验医学)时代。《希波克拉底文集》表明，古典西医和中医相似，均以人类及其疾病为对象，二者同属人类医学领域的竞争理论。尽管《希底文集》和《黄帝内经》都曾提及“尸体解剖”，然而均谈不上有何重大进展，更未成为主攻方向。进入盖仑时代，西医发生巨变。首要、根本的改变，即将研究对象由人体（活体)改换为“尸体”（或辅之以动物)。研究场所也随之由临床转移到实验室。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由“大忌动刀”转而随心所欲地“挥舞利刃”。其后所得概念、术语、结论、效果及其评价标准，均发生一系列改变。盖仑不可谓不聪明。但他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尸体与活体、动物与人类、实验室与临床之间划了等号。其后西方医学的精英们即迷而忘返，乐此不疲；年复一年，将从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中得到的认识，从实验室和试管中得到的结论，移行到临床上，应用于活人诊疗。现代西医已分化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两大部份。前者以“非人”为研究对象，后者才以人类疾病为对象。很可惜，以人类疾病为诊治对象的西医临床医学却受制于以“非人”为理论研究对象的西医基础医学。西医基础研究通常并不以人体和临床现象为观察研究对象。其条分屡析的“科学结论”，并非直接从人体和临证中总结得出，而是在实验室和试管中先行造好，再拿到临床上实证应用；纵然偶尔从临床猎取一些人类疾病现象 （ 更多是在精养动物身上“仿制”人类疾病现象)，但在置入实验室和试管过程中，又将其人为变换成与世隔绝的孤立、片断和僵死之物，抽掉其作为生命特质的活的灵魂，很难说它符合人类疾病规律。但它却规定、控制、指导西医几乎一切临床诊疗活动。与其说它在给人治病，毋宁说它在“把人当机器，运用数理生化定律和手段重塑人类”——用手术利器毁坏其经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然结构与生活习性；用化学毒品摧残其与天地时运相谐的固有生存与防护本能。质言之，正是某些中国学者竭力推崇的“尸体解剖”和“实验方法”一举改变了古典西医研究对象，神鬼不觉地将其引向脱离人类医学的歧途。西方医学与其说“在方法论上走进了死巷”（德国满晰博语)，毋宁说它“尚未走进人类医学殿堂”；或更确切地说它“刚由希氏迈进第一步，随后便由盖仑拉向邪道”。张机与盖仑不同，他并不为《内径》尤其《难经》的解剖记载和
人死后可“解剖而视之”的经文所动，而是将人死（阴阳离绝)前后相区别，将人与牲畜相区别，稳稳抓住活体和临证不放，对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毫不问津，从而牢牢把住了人类医学研究对象这个大舵。足见在“研究对象”这个关系医学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张机“技高一筹”。在调控抢救实际疾病的能力和有效性方面，盖仑与张机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在攻占人类医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中国则“捷足先登”！！
不是我要故意贬盖仑。他当时基本上不会能看病——他因弄不清人体结构而不得不忙于解剖探索；生理、病理、微生物、细胞学、遗传、免疫、基因等等全是一抹黑，等待配套；更加所用西药缺如，亟待后人研制；抗生素在其千年之后才有。如此情境，任谁看病，也是说多难有多难。
不是我要存心褒张机。仲景虽然对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一无所知，更不懂英语，但他头顶蓝天，脚踏实地，背靠青山绿水，胸怀华夏传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草木皆为我用，金石化为神奇；有如神兵天降，跃马横枪，驰骋沙场，救死扶伤，纵横捭阖，挥洒倜傥。即使今日，中外何人能比？！
    因此，张机荣膺“医中之圣”人类医学桂冠，无人能与之争雄。中国中医世代以张仲景为楷模，事亲济人，活人无算；衍化出一个繁荣昌盛、盖世无双的中华民族。若非不肖子孙争相毁弃，中国早已成为举世膜拜的“医学圣地”；中医早就畅行世界、繁衍人类啦！
    盖仑因为在医学发展战略和方法论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小聪明、大糊涂，误己误人，贻害无穷。时至今日，小起感冒等常见病多发病，大至癌症、白血病等疑难重病，尽管已有西医仁人志士良心发现做出临床效价反省评估，但其迷失方向的豪华医学战舰已经撞向冰山而欲罢不能（总有一天要推倒重来)；全世界仍然无时无刻不见“抗生素”泛滥成灾、“手术刀”寒光迸射、“放化疗”（镭钴化学剧毒品)横行无忌。医界内外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本已陷入绝境的癌症、白血病患者，又遭“高科技”无情追杀——难怪善良的网民网上惊呼：“西医杀人无过，中医救人无功！”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应（能)采取的研究方法。张机紧扣人类医学研究对象只能选定两相适应的辨证论治（整体调控)方法。盖仑撇开不可移易的人类医学固有对象所精心设计的解剖试验（还原分析)方法，一举改变了西医理论研究对象；导致中西医学自此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致使中西医学成为“两个迥然异趣的世界”，并具备“不可通约性”而绝难融合。
    由于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高瞻远瞩，自始至终扣住活人及其疾病为其整体观察与调控对象，故其以活脱的概念和语言所阐明的医学基本原理，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医学流派，都更加切合人类疾病发展变化规律。以之指导临床，在很多方面和场合常能达到西医难以企及和不可思议的神奇疗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实验室产生的“应激学说”无论达到怎样“精确”的程度，在长达50年中始终“找”不到“适应性疾病”；无论“生物导弹”在试管中杀灭癌细胞具有怎样的“魔力”以及在动物实验中获得如何“满意的进展”，在历经半个世纪后仍无法在人身上取得突破；不少化学毒品勉强用于临床，又由于效果欠佳或毒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不是从人类疾病本身得出的结论。由此不难理解，西方医学不少学说何以经受不住临床检验而短命夭折；西医诊疗方法和药物何以“日新月异”而更替不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经典”何以能饱受磨难而垂范千古；“中医经方”何以能历经千年而其效不衰。
中西医学的所有巨大差异都是从“实际研究对象不同”这个根本分歧点派生而来；因之最终导致二者“貌合”而“神离”。它与东西方社会、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前述各项不能据以解释差异产生的根源。因为上述诸方面无论怎样不同，类似西医的解剖和实验方法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而且至今犹存；而类似中医的传统（整体调控)在古代西方亦曾发生；其后不但没有绝迹，而且当代再现“东山再起”的趋势（东方回归)。所谓“中国缺乏产生解剖学的土壤”云云并无根据。解剖实验方法在东方文化和中医学中僻处一隅乃中国先贤在权衡利弊后的主动放弃。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业已彰明:中医世代坚持认定人类疾病规律只能从其本身直接观察研究中取得，只能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舍此别无它途。因此，它坚定不移地始终以人类疾病为观控对象。盖仑错误以为人类疾病的诊疗规律可以从尸体和动物身上取得，因此他放弃了对人类疾病的临床直接观察，一跟头栽进实验室，换以尸兽为其理论研究对象，把人类疾病降格为纯粹“应用对象”，从而取消了它作为人类医学“不容替换的固有对象”和“唯一理论源泉”的资格。由此可见，中医并不像某些“权威”或政要（外行)渲染的那样“原始”和“落后”。被人贬得一文不值以至于非彻底摒弃不可的中医学，是尔等极难识别的“旷世瑰宝”。她历经数千年的积累，已经“缓慢”（实为稳步)发展到如此境界：在西医看来必须手术治疗的病人，至少有一半以上可以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免受刀下之苦而保存完体；其康复程度反而比手术更高，费用更省。而人类种类繁多的常见病、多发病乃至不少疑难怪病，服用天然生药，比化学药物效果更好、毒副作用更小。因此，在决定手术和服用化学毒品之前，先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已成稀世珍宝寥若晨星。伪劣假冒者太多)瞧瞧，也许是绝对必要和十分有益的。相比之下，中医学才真正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如一日，在人类医学领域艰难但却极富成效地探索着。她集以往人类医学大成，已获得相当可观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明乎此，才不会对医学理论界流传的“中医学代表着人类医学未来发展方向”一语感到惊愕。据此，美国医学界将中医等列为“替代医学”的提法（这一开明提法较前排斥中医于医学之外的霸主态度有所进步且使传统医学界人士受宠若惊)，纯属“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医学乃关系全人类健康寿夭。它需要最大限度的民主，容不得半点“霸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得理不饶人”；不能完全否定“权宜之计”的合理性及其在医学界的存在价值。这是因为人类医学将永远面对一时难以弄清机理而又急待处理的新的病人和病种，因而无法彻底摆脱束手无策的窘境。作为权宜之计和必要补充（换以通俗的话说，“没有办法的办法”)，现代西医尽管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医学”，但却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接近于人类医学的、迫不得已时可以借（愿)用而可供选择的“非医科学”——与经典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同出一辙（拼合而成)、同属一类。所以，它仍然是绝对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无论西方或东方，无论现在或将来（尤其在中医尚未被世人正确认识和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不管融合或取消任何一方或两方，都会使世人深感惋惜或不能适应。因此，笔者虽不无偏激地认为医学大是大非不容混淆而在所必争（不争不明)，但对“中医西化”和西医“东方回归”（即中国官方倡导的所谓“中西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医学”)均持保留意见和谨慎态度。笔者坚持认为，“中西医学平等”“两样货色齐备”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现实的最佳决策。结论：让中西医学比翼齐飞，以共襄人类健康大业。
   
    注：本文于1993年3月首次发表在作者母校《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第13卷第1期；同年5月送展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
书馆。1994年4月在“ 首届世界传统医学研讨会”（北戴河)大会
宣读。后收入作者专著《中医存亡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
10月第一版。本次重新发表有重大修改。《中医存亡论》一书的韩文翻译权已被南韩医学博士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