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姚凯伦，心情并不轻松。身为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主委的他，带来了一份题为《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的提案。

　　姚凯伦还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去年他有好几个教师同事因操劳过度或身患癌症去世，年龄都在50岁左右。“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例越来越多，关注他们的健康已经刻不容缓。”姚凯伦昨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说。



　　而在上海，多年来一直处于抗癌第一线的杨秀军，也越来越感到担忧，因为自己接待的病人日益年轻化。杨秀军是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同时也是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英年早逝’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不仅是死者家人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损失。”杨秀军告诉本报记者。

　　恶性肿瘤年轻化

　　2月23日，春节刚过，曾经为邓丽君、费翔、张信哲等艺人创作过《宽容》、《心雨》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的台湾年轻资深音乐人马兆骏因病去世。在此之前的1月中旬，被誉为中国“考试学之父”的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廖平胜，因过度透支身体而结束了53岁的生命。

　　近年来，孙德棣、何勇、萧亮中、焦连伟、高文焕、蒋筑英、王均瑶、高峰、马华、傅彪、梅艳芳、柯受良……不断有年龄在38至60岁的大学教授、商界精英、演艺界明星猝然离世，委实令人扼腕。上个月，钟南山院士在一次讲座上形容说：“一些中青年中的高收入者，40岁以前是以命博钱，40岁以后是以钱买命。”

　　杨秀军说，这些年来，疾病谱已经明显发生了改变。以前最常见的疾病和疾病诱因往往是结核或者营养不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一般性肿瘤开始越来越常见，现在比较多的则是恶性肿瘤、心血管意外，以及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并发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压力的急剧增大，很多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些几乎都和知识分子们有关。

　　其次，还有死亡顺因的改变。在死亡原因中，恶性肿瘤（肺癌、肝癌、胃肠癌、乳腺癌等)、心血管意外等已经成为最“致命”的疾病。　　在中国，肝癌患病率高与乙肝比例高有最直接的关系，一般乙肝患者10～15年后就可能演变为肝硬化，15～20年后演化为肝癌。得乙肝的人就将终生不能劳累，否则必将加速肝硬化和肝癌的时间，“傅彪就是过劳导致肝癌加剧的最典型例子。”杨秀军说。

　　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临床治疗经验，总结了癌变在近年来的变化，即恶性肿瘤年轻化，患症人数上升很快，治疗越来越棘手，复杂程度越来越大。

　　“可以看见，疾病谱和死亡顺因的改变中，这些疾病都几乎是知识分子的高发病，这是年轻知识分子死亡人数迅速上升的最重要原因和现象。”杨秀军告诉记者。

　　肺癌在白领中越来越多，比肝癌的上升趋势快得多。杨秀军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肺癌在年轻白领中的高发，主要个人因素仍包括吸烟，新增因素则主要是电脑和新房装修。“电脑辐射对肺癌的潜在危害显然被大多数人忽视了，而电脑的使用人群主要在白领阶层。”

　　其次，白领长期处于封闭的小环境中，压力大、没空看病等也成为罹患癌症的因素。以前肺癌患者的年龄多在50岁以上，现在已经提前到了30岁左右的中青年为主，“最发人深省的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由于长期处于父亲酗烟的环境中，竟然患上肺癌。”

　　乳腺癌的病发原因，医学界目前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但总的来说还是跟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年轻女性不爱生育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不生育也就不会哺乳，这是乳腺癌的诱因之一；二是避孕药的刺激也可能诱发乳腺癌；三是乳腺癌的发现不太容易，一般发现就已经到了晚期。


抑郁悲剧

　　在近两年去世的知名人士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死亡因素，就是“抑郁症自杀”。一位高校心理学专家告诉记者，抑郁症患者普遍具有自杀倾向，而患病人群有一半以上为事业压力。“学校中，由于学业和就业压力导致的抑郁倾向需要心理治疗者人数明显在上升，但大多未到医学层面的抑郁症程度。”



　　2003年的愚人节，张国荣跳楼自杀，使人们更加意识到抑郁症的危害。2005年1月初，身家8.8亿元、54岁的金花集团副总徐凯在酒店自杀，原因也是抑郁症。有媒体援用过一项统计，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比一般人群高20倍，85%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倾向，10%到15%的抑郁症患者会实施自杀。

　　对此，有专家指出，企业家和演艺界人士的抑郁主要源于压力。工作过重、沟通不畅、角色冲突、社会变化、经营失败、夫妻不和、亲子关系紧张都会导致企业家压力过重。这些压力源就是抑郁症的诱因，各不相同。

　　抑郁症在国外商业界、文艺界也颇为普遍，美国报业老大普利策在和抑郁搏斗了20多年后去世。最近，韩国年轻女歌手U-Nee、演员郑多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自杀，轰动了韩国演艺圈。有媒体报道，最近韩国教育当局为了防止青少年模仿明星的自杀行为，决定在学校进行大规模的自杀预防教育，针对艺人们的教育也将于近日展开。

　　韩国Fantom娱乐公司对外表示∶“为了有效管理和应对所属艺人的精神压力及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将引进抑郁症中心所长韩尚雨教授对艺人们进行综合管理。”

　　杨秀军认为，抑郁症的后果有些被过分夸大，不过保持心情开朗对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确有预防作用。

　　从现在开始重视健康

　　上海一所高校的管理人员向本报记者表示，频繁出现的学术精英“过劳死”现象，压力大、平时不注意健康是最直接原因，“这给在校师生和管理者们敲响了警钟，高校和现有人才评价机制负有一定的责任。”

　　他认为，现在很多教授在忙于科研、教学的同时，还兼有各种行政和社会职务，有的是身不由己，也有的则是过于追求名利，这些人工作繁重，又不注意自我健康保护，难免出问题。

　　姚凯伦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知识分子中的中青年教师“英年早逝”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工作压力大，收入却不高；二是自身对健康问题的忽视；三是学校和主管部门对他们的关心有所欠缺。

　　杨秀军就此表示，“早预防、早治疗”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政府、企业、个人各方面都需要相互支持、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他说，现在很多企业的体检都流于形式或者过于商业化。很多单位让员工去体检的机构，试剂、设备都是二手的，有的甚至还在做胸部透视，“以前我们国家穷，拍不起胸片才做透视，这一形式其实早就淘汰了，因为胸透对发现关键疾病的帮助并不大，然而一般人都还不清楚，马马虎虎也就过了。”

　　杨秀军认为政府应该加大预防力度。由于肺癌和乳腺癌近年来尤其呈高发态势，应该鼓励全民禁烟，并明确规定将烟草税收部分用于卫生部门。

　　一位医学专家还特意通过本报记者呼吁，有病一定要去有实力的医院治疗，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选择特色医院、综合医院等。对于种类繁多的民营医院和部队医院，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姚凯伦委员也在提案中建议，建立知识分子的健康管理体系，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知识分子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也应强化对员工群体的服务职能，把员工健康问题当作重要的工作来抓。而到了国家财力力所能及的时候，还应该通过立法来重视知识分子群体的健康问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赵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