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八老上书”
致朱镕基总理
尊敬的编辑先生：
这是四年前写给朱总理的信。朱总从我身边过，我也没能把它送到总理手中。今借贵报宝贵一角，广求教正。或可被有关方面看到，引为参考。
顺颂
编安！
何足道 敬上
2004、10、25
于雅加达
就“八老上书”致朱镕基总理
尊敬的朱总理：您好！
今就中医界八老上书提点批评意见，逆耳忠言恭请笑纳。
继62年任应秋等“五老上书”卫生部、吕炳奎“恳请保留中医学院致周总理”；
64、65年吕炳奎三次向毛泽东“告状”（状告卫生部，当年即作调整)；
82年全国中医学会代表向国务院呈文；
84年11名老中医向赵总理请愿；
91年全国政协16位委员联名上交提案；
92年董建华等10老致信中央领导；
97年崔月犁致函胡锦涛、贾庆林；
98年何足道致信中央新任领导；
…………
等等一系列中医药界不满国家卫生部歧视和挤兑中医的倒行逆施之后，99年8月又发生八老上书事，列述对卫生部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指望您重视中医并亲自处理。结果您充当“二传手”，竟把它当排球“撑”给了不想管、不愿管、不会管的“中医冤家”（被告、对头、外行)去处理，实在是强其所难而且令人大失所望。您辜负了八老的重托和中医界的厚望。理由如次：
一、中医问题的战略地位与对策
医学问题关系国泰民安，中医问题关系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它一方面直接关系全国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寿夭，另一方面又涉及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从某种角度言，“吃药”问题比“吃饭”更重要。三天不吃饭不会马上死人，若患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很快就会死亡或致残。尤其眼下中国农村大部尚未脱贫，城市下岗职工数以千万计，中医问题尤显突出。西医药不断高涨的高昂诊疗费用纵然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中国自不待言。社会保险、合作医疗极其有限的医药费根本不够在西医那里看几次病。只有中医药卓有实效且耗费低廉，适合国情、民情。发展中医药势在必行。
中国乃中医大本营，有丰富药源、巨大市场、深厚学术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因此您大可不必为八老“下大本钱”的要求而头疼——中国发展中医无需国家掏一分钱，仅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不但如此，还能很快启动一个为我独有的巨型知识型产业，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先决条件是：国务院下大决心，坚决采纳崔月犁部长生前建议：
“在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应由中医按中央的方针作主，不应附属在西医控制之下。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卫生部门管中医工作的，都应安排中医干部，……管中医的部、局长都应由学习中医的干部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应又合到中央卫生部，应是独立的管理中医药的机构，否则，中医反被消灭。”质言之，坚决改变“西医管控中医，外行领导内行”局面，放手让内行管理内行，让中医自救救人。
德国著名汉学家及中医学家满晰博教授指出，中医现在面临危机，但同时在走向全球化方面又面临机遇，中国应抓住这个机遇。
满教授早年攻读汉学，后钻研中医学，并获西医博士学位。他同英国汉学泰斗李约瑟在全世界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大论战中，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坚持认为中医不仅是“经验医学”，而且是“成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是“一切生命科学的典范”。
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流派和学术体系，论中医，世界无人能望我中国项背。所谓“中医落后论”纯属对中医似懂非懂的“假洋鬼子”的偏见。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偷换成“西医为标准”，这一谬论即不攻自破。
我有一比供参：西医如同超级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中医则是那在好大喜功者眼中无足轻重的“小舢舨”。然而谁能想到它将是落难妇孺侥幸生还的唯一法宝？只有极个别居安思危的精明人才会超前意识到：假如配备了足够的小舢舨，何至于大难临头束手无策、酿成如此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海难？！
为此我郑重建议策划实施“中医十万小舢舨”工程——在中国大陆发放10万份中医执照，恢复重建10万家中医诊疗所，统由具备中医
执业医师资格者主持。每份执照可收取1万元作为“国家振兴中医基金”，总共10个亿；给予执业者免税3—5年的优惠政策；同时建立健全 适合中医的行业管理系统和政策法规。
如此一可满足群众对中医中药的迫切需求；二可创造30—50万个就业岗位，解决中医毕业生分配难问题；三可充分发挥离退休中医药专家的余热，尤其传帮带作用；四可启动中药材生产、加工、销售；
五可促进中医教育、出版、科研和行业文化建设；六可望为国家创造巨额税收。
这是一项“无本万利”、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热望您领衔担任“名誉总指挥长”，继崔月犁、彭真之后，充任中医振兴的“统帅和旗手”。
二、“西医管控中医”局面亟待扭转
新加坡李政达先生指出：和战争一样，医学也是政治的延续。
中医学的历史并非一部因医学科学和技术进步而日显低劣，失去公众的历史，相反，是一部医学的政治史，一部控制和争取权利（反控制)的历史。
中国卫生部自组建起概由西医出任首脑。除崔月犁尊重中医、重视中医，其余历任卫生部长均程度不同地歧视和排斥中医，形成“西医控制中医，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中医药事业因之长期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中医药学术则处于被限制、改造和肢解的悲惨境地。仍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丝毫未能改变这一局面，有违初衷，有负众望。事实表明，原卫生部中医司还是中医掌权，那时无论怎样受压，还有人为中医撑腰讲话。建局后很快被西医篡权，中医界处境更糟。
“西医管控中医”具体体现在决定办医方针、任用医政干部、卫生经费调拨、学术舆论导向等各方面均向西医一边倒。
恪尽职守的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屡次越级向中央反映：卫生部对待党的中医政策不积极，存在着阳奉阴违的两面态度，在卫生部机关大院内充满歧视、排斥中医的气氛。中医屡屡受到不公正待遇，中医事业经费仅占全部卫生经费的2 %左右。
中医药管理局本是基于卫生部对中医歧视和领导不力而另建的中医专业领导机关。成立不久卫生部即利用“代管”派西医篡权，使之蜕变为“西管中医局”。多年来“形式上看来在管而（实际上)不管，不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着想”（崔部长批评)，或软拖硬抗，或大打折扣。例如业内专家早就尖锐批评中医药管理局“高位截瘫”，软弱无能。该部、局至今毫不理睬；又如崔部长指示“让1000名有经验的老中医带2000名徒弟”，结果弄了500名敷衍塘塞其后便无下文。
中医研究院西医充斥，“挂羊头卖
狗肉”，其课题大多是莫名其妙，毫无临床实用价值的非中医项目，极为有限的中医科研经费被哄抢挥霍，用来淆乱和否定中医。近年发展到引进社会骗子诈骗首都居民。令人发指！
全国中医医院绝大多数也是大权旁落，按“中西结合”模式改建，中医药人员饱受挤压。患者特地上中医院但很难得到纯正中医药诊疗，严重降低疗效，损坏中医形象和声誉。原广布乡村以中医为主的“联合诊所”全部改建为以西医为主的“卫生院”，一扫往日兴隆局面而濒临倒闭，难以为继。
中医学院培养中医“掘墓人”。西医课程喧宾夺主，教师素质低下，误人子弟。培养的学生不爱中医、不信中医、不懂中医、不干中医。“中医”教授、博士、院士咒骂中医、鄙弃中医者众。中医医、教、研机构普遍西化，按西医标准用人，中医毕业生分配难；又不准自行开业，学中医没有出路，反过来又影响中医院校优质生源匮乏，使中医后继乏人、乏术、乏药，濒临绝境。
每逢国家精简机构，动辄乱砍中医学院，撤并原本不足的中医机构。中医药行业无时不在死亡线上挣扎。
舆论导向也是一边倒、一言堂。“中医落后、不科学”（特指学术)、“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现代化”的文章铺天盖地、千篇一律、假大空无，围剿坚持中医传统的“纯中医”，不同意见很难发表。
原指望复关后中药开发会成为我国强项之一。孰料卫生部坚持按西药标准审核新药——被中医药界戏称为“耗子点头”，致使几乎全部中药专利横遭扣押，中药发展处处受阻、举步维艰。
凡此种种均为“西医管控中医、外行领导内行”之恶果。
事实证明，把中医交给西医领导和管理，二者决无“平等”“并重”可言；依靠西医调处中西医学关系，只能把事情弄糟。中医处于西医管控之下，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时面临被废止、被取消的厄运，永无出头之日！
为何会这样？这是西医信仰和职业本能使然，很难改变。
在中西医学关系问题上，西医心态：
西医独尊论（唯我先进、唯我科学)——中医落后论——中医无用论——中医多余论——中医取消论。
崔月犁是所有部长中唯一例外。他虽出身西医，但他经历了革命战争洗礼，受命于中医危难之际。他忠于人民，恪尽职守，且矢志不渝。1978年中央书记处委派他抓中医工作，他以重病之躯，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他调查研究、虚心好学，62岁当了部长还甘当小学生去听中医课。他了解国情、民情、医卫行情；他理解老百姓需求、老中医心愿。和别的部长不同，他是中西兼知（虽非全知)。因此他在医学管理上独树一帜，在中央支持下成为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医的伟大旗手，在中医药界深孚众望。
崔氏医学管理思路（心里历程)：
西医有限论——中医有效论——中医实用论——中西结合论——中西并重论——中医独立发展论。
他“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唯求务实”，晚年为中医复兴做出重大贡献。党和人民政府只有采纳他的意见和主张，才能真正“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否则难以凑效、难辞其咎。
“发展传统医药”早已写进宪法，“中西医并重”是国家卫生工作的既定方针。而“西医管控中医”业已成为阻挡“中西医并重”方针落实的最大障碍，严重危及中医生存和发展。绵延50年的这一极不合理局面，已到非改不可紧急关头。
对民族乃至全人类健康事业而言，依靠西医孤军奋战与建立（在中国是“保存”)两支风格迥异的方面军联合作战相比，后者才是高明统帅的明智选择。因此，彻底改组卫生部，并设中、西医药局，彻底扭转“西医管控中医”局面，势在必行，行则贵速。
关于张XX
中央政府在换届时独将主管中医工作的张提拔为部长，这本来体现了中央对中医的倾斜。可惜张是个不称职的中医局长，更非中医贴心人。他在职期间，拒纳忠言，高高在上，甚至连中医管理局、中医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中医发展战略研讨会”（北京1997)——关系中医前途与命运——如此重要的专家咨询会议也不屑到会。
1997、11、17崔月犁同志召见我，气愤提及“陈XX、张XX汇报中医工作当面一套、背后另搞一套”，“搞两面派，不听我的”。此前（11、14)老部长（卸任后任中顾委委员)在电话中十分沮丧地对我说：“他们（按指大会组委会)要我讲话，我实在不想讲。”我劝他：您一定要讲，而且一定有作用。我们想讲也不一定有机会（果然我要求大会发言横遭拒绝)。崔老还是到会并讲了话。这是崔部长生前最后一次为中医讲话。崔部长和吕炳奎对卫生部的批评异口同声。
张管不好中医，也管不好西医。他上任时正值迟到的卫生改革吹响号角，国家各级政府对卫生系统“断奶”，医院被抛向市场。医卫战线向何处去？亟待政策规范引导。但卫生部作为主管机关无所作为，全国医药行业实处“无政府”状态。各级医院借口“断奶”，纷纷打出“创收”旗号，把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院变成了“治钱医院”。沉重的“经济指标”顷刻间把医务人员变成了“板斧”和“冷面杀手”；医界丑闻、医疗事故层出不穷。新闻媒体对医药系统的多次曝光绝非偶然，其普遍存在且仍在蔓延。广大群众尤其贫苦农民、下岗职工“谈病摇头”，“谈医色变”。医院声誉急剧下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院陷入恶性循环，医学发展走入歧途。单纯追求经济效益，驱使医生滥用诊疗权，滥开检查、滥开药品（一张治疗喉痛的门诊处方一次高达千余元)，无异于“滥杀无辜”。由政治腐败引发的医学腐败，更能直接造成群众的切肤之痛，引起人人自危、家家自危，平添社会不稳定因素。医院的错误方针和短期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它开罪了“上帝”（病人)，直接导致病员日减，收入降低，运转更加困难。在国家经济转体年代，相对说来医疗系统是业务最稳定的技术性行业，但现在反而惨淡经营。不少医院负债累累，倒闭在即。大批医生竟然担心国家“断奶”难以养家糊口，岂非天大笑话！
医卫界问题严重。患者宁信“菩萨”而不信医院，宁求“樟树”而怕求医生——反映医院信誉扫地。黄萍先生“临床医生的两难处境”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目前全国医药行业的真实状况，深入思考了医疗系统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黄萍大作是一篇现任部长写不出、听不进的“部长级”论文，很值得一读。这一专题本属卫生部份内责权，这篇文章本应张亲自执笔。然而卫生部形同虚设，对上述种种置若罔闻。张早该引咎辞职，也该当当医生，体验一下“两难处境”。
医乃仁术。商品社会中的医疗行业，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势下都必须坚持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最高宗旨。它当然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否则不能生存发展。但绝对不能以“创收”为目的，否则同样不能长久。医生必需时时警醒：只能对医术不懈追求而不能对金钱有任何奢望。医院和医生一旦由“救死扶伤”转向“创收第一”，必然露出“杀人不见血”的狰狞面目，危及病人、医生亲友乃至医生本人，最终遭到全社会唾弃。
中国医卫界实际处于“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混乱与污浊状态。决定医生的劳务报酬不是医疗服务质量第一，而是所谓“创收第一”。传统伦理和医德观念遭到粗暴践踏。良心尚未泯灭、坚持医理原则的医生处于最底层，其收入低到难以养家糊口；他们被称为“最傻”“最没本事”（诈钱)的一族。相反，那些不讲医学原则、不顾病人死活、不惜戕害医院信誉的家伙（医界败类、社会骗子)反而吃饱饭，而且被戴上“大
红花”、延为“座上宾”，捧上“先进”“功臣”宝座。医界贿赂、回扣、红包、吃请满天飞，愈演愈烈；院舍扩建、设备更新、药品
器械添置、官位人事升迁、体检、医事诉讼权钱交易、化公为私司空见惯。……医卫界“反腐败”若动真格，真不知多少院长、药剂设备科长要被投进监狱或送上断头台。医药界追逐钱财几近丧心病狂，对民生疾苦已经麻木不仁。它已经身患绝症，到了“必先自治，方能治人”的地步。
时下中国医药界如同身陷那艘业已无法扳转航向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身不由己向冰山撞去。速速调集10万中医“小舢板”适可防范医界大患于未然，挽狂澜于既倒，免遭船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医卫系统大动荡必致大分化、大改组。废除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实属必要。国营和私营、中医和西医的结构大调整已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近期已经和将要出台的“医药分家”“合作医疗”“分级管理”等等，均为劳民伤财、无济于事的敷衍搪塞。所谓“非盈利医院”的倡建更是对公众明目张胆的欺诈！
“医道乱则国乱”。幸勿以斯言为河汉！专此奉达。祈望明查公断。衷心祝您
健康长寿！
中医师 何足道 敬呈
二OO O年八月二十五日初成
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改
－－－－－－－－－－－朱总理是位好总理
他将名垂青史
－－－－－－－－－－－可惜这封信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