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从中央辐射到地方，从城市分流到农村，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难以得到医疗资源质量保障。
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焦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看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军。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于外地。进京看病大军加剧北京医疗资源紧缺的同时，也催生了庞大的看病经济圈和寄生产业。
一个只需14元的“专家号”，经号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号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给没有关系的进京看病者一个“市场途径”。如何确保医疗体系公平给予患者救治，仍将是一个难解之题。
记者·陈鸣 北京报道
10月1日的早晨，电视机里正在直播天安门广场上雄伟壮观的阅兵仪式。40岁的沈盛华带着儿子董健，从围坐在旅社前台那破旧的电视人墙中，艰难地挤开一条缝。
从小患有自闭症，8岁的董健连“妈妈”这个简单的问候，都来得困难。9月26日，求医无门的沈盛华，一个人带着儿子，从山东蓬莱老家来到了北京。
体面而盛大的阅兵仪式，与这对母子无关，从昏暗而带有霉味的地下室出来，他们要小心翼翼地越过马路，到对面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再做一次磁疗。
同一天，江苏徐州的蔡建超和患
红斑狼疮的妻子张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张雪梅的红斑狼疮发作已经半个多月，徐州的医生束手无策，北京是这对夫妇最后的希望。
在中国，医疗资源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通过中央层层辐射到地方，从城市最后分配向农村，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意味着医疗资源质量最难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集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一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汇流。
进京看病的洪流加剧了北京医疗资源的紧缺。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8月19日提供的数据，北京一年的“专家号”仅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较前年增长12%。这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外地。
为了治病，董健跟着他的妈妈，张雪梅跟着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他们不知道一趟趟开往首都北京的火车上，有几人与他们一样，为的是抓住生命那根
稻草，但是，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更为了捡回一条性命，他们毅然选择了一条拥堵的路。
看病“村落”
在海淀区的花园北路，常年拥堵，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站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们，这是一条北京出租车司机都会刻意绕开的路。路的北边是北医三院，中国最繁忙的几大医院之一，路的南边是塔院小区和邮科小区，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病人，已经把这两个普通的北京社区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住院部”。地下室、社区里的招待所和宾馆，都挤满了等待看病的人们，甚至连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的周边都形成了规模不一的“看病村”。这里常年聚居着像沈盛华、蔡建超这样的外来家庭，为了治病，他们有的干脆在这里永久地住了下来。进京的病人构建了这些区域的经济形态，补品店、药店、医疗
器械店、小旅社、号贩子围绕着“看病”这个主题，形成了一个个的“看病经济圈”，甚至临近小区的房价也因此高涨至每平方米2万到3万元。
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寄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董健的舅舅是沈盛华进京看病的最大反对者。一个在农村原本过得体面的家庭因为疾病变得贫困不堪，在几年的求医过程中，沈盛华的左眼急瞎了，右耳也听不到声音，他希望妹妹沈盛华把钱省下来，再生一个。沈盛华没有听从劝告，她留下句“你心疼的是你妹，我心疼的是我的孩子”就踏上了进京看病的路。
东北人、山东人和河北唐山人基本垄断了北京医院周边的住宿市场，一种没有营业执照的家庭式旅馆很受病友欢迎。旅馆就开设在普通居民楼里，从外面看和普通北京社区的房子没有区别。进入房间里，就会发现住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北方，为了治病临时拼住在了一起。
在塔院小区开设旅馆已五年的老板“蒋姐”，带记者看了一处3室1厅的民宅，里面住着三户人家，都是等待就医的病人，每个房间每天收费120元，厅里的床铺收费每天30元。蒋姐经营的几处居所主要服务“生殖科”人群，对于孕妇还提供专门的营养服务，每天交25元，蒋姐负责照顾孕妇饮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鸡汤。另外房间里的厨房和厨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只需要付燃气费。
在塔院小区，沈盛华收到了蒋姐递过来的卡片。在知道沈盛华经济困难之后，蒋姐转而向她介绍起廉价的地下室。
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宾馆和家庭式旅馆，更多的来自于农村的病人像沈盛华那样，被推向地下室。地下室的收费相对来说便宜得多，房间的价格在每天40元左右，如果只是单租床铺就更便宜，包月只要700元。在一家地下室，记者看到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挤满了5户人家，中间只用帘子隔开，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间里。连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则露宿在外，夜里他们时常带着铺盖直接睡在医院的挂号大厅。
20平方米，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不透光，一打开门霉味扑鼻。在地下室转悠了一圈之后，沈盛华还是决定住下来。
在生命和体面之间，沈盛华决定，更多的钱留给孩子看病。
规则与潜规则
对蔡建超来说，住宿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是地方乡镇干部，妻子是小学语文老师，都是“有单位”的人，在无数上京看病的人中，他们是相对有财力的幸运者。
不过他很快发现，上京看病需要运用的人脉资源，远远超出一个乡镇干部的活动能力。
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别到协和医院西院排队挂号，最终都无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点半赶到医院时，队伍已经蜿蜒至挂号厅门口；第二天凌晨2点，他再次赶到协和，发现打地铺排队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开始排队。
在排队无果的情况下，他只能放下面子开始寻找“关系”。他找了在北京军区、公安部、林业部、农业部工作的老乡们，结果发现没有医院内部的关系根本进不去。
蔡建超很难想像世界上有这样拥挤的医院，在他的老家沛县，医院冷清得很，病人轻易就能挂上号打针吃药，有的时候，医生闲极无聊就在科室里打起牌来。不过地方医院的能力让他深深质疑，医疗事故时有耳闻，到徐州看病几乎是当地人治疗
感冒以外疾病的选择。邻居告诉他，再不行，就上北京去。
排队意味着等待，“关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挂号了，最后的途径只能是金钱。
刚到北京的那天，他在协和东院遇到过几个号贩子，要价200元-800元不等的中介费。他拨通了号贩子的手机，对方告诉他西院的风湿免疫科最近挂不上，因为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曝光过这里，号贩子都撤到了东院。
一开始他有些看不起号贩子，现在他突然又有些恨起记者来。在宾馆里躺着的张雪梅经不起等待，在地方医院大量地使用激素治疗，已经使她下肢的蛋白质大量流失。现在她连路都走不动了，精神状态也处在崩溃的边缘。
带着儿子去过青岛、南昌看病的沈盛华，也从来没见过如此规模的看病人群，北医三院门口绕几圈的挂号长队令她感到震惊。
只不过没有关系和钱，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排队，从前一天中午开始彻夜地排队，只要到得足够早，只要排在她前面的人少于放出的挂号数，并且前头没有太多加塞的壮汉，她就能拿到一张和医生见面的纸片。
“你排队也别想拿到号，我们有专门的人昼夜排队。”《南都周刊》记者自称有亲戚要看病接触了多位号贩，一位自称“张伟”的号贩子明确告诉记者，交钱会使一切变得顺利起来。
张伟说，需要哪位专家的号，只要该专家没有出国开会照常上班，头一天预约，第二天就能找他见面拿号，手续费视专家名气、职称和出诊数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医生，价格相对便宜，在200元-400元之间，如果一定要看知名专家，最高要价可能达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价格相差不多。
目前国内门诊正式的挂号价格相当低廉，普通门诊知名专家仅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
主治医师5元，
住院医师4.5元。这一价格从30年前由物价部门制定至今都没有发生改变。
巨大的供需缺口，巨额的差价，催生了挂号买卖的黑市。
在北京几大医院门口，层层分工、组织严密的号贩子网络已经形成。一位在北医三院周边开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诉记者：号贩集团里有老大、二号贩子、三号贩子和四号贩子，四号贩子是最底层的，一般他们偶尔也会自己排队挂号，更经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价格雇佣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昼夜排队。每一级号贩向上一级号贩提交一部分提成。
一个医院讳莫如深、医生和号贩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看病权最终在医生手上，挂号只是看病规则中医患见面的途径，而在现实中，医生可以临时加号。一个号贩子告诉记者：通常如果放出10个号，那就意味着起码还有5个左右的号可“灵活运用”。在协和医院东院和积水潭医院，记者都看到一些没挂上号的病人，直接向号贩子缴纳400元获得了医生的加号。
张伟告诉记者，一个号赚得的300块钱左右利润，其中起码有一半作为医生的红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给自己的上线，剩下的才归其所得。
事实上比挂号更困难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医院住院部床位长期接近饱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记者反映，为住院并尽早实施手术，他们只能通过红包的方式打点关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肿瘤患者称向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支付了1万，半个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进行手术。“1万基本上是‘市场价’，而且只是把你优先，也不能保证你马上住上。”
正式规则无力约束的领域，关系、金钱、权力成为主流，这一切构成了一条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线。
为解决挂号难的问题，打击号贩子，政府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北京市卫生局在8月份宣布，从9月份起，在不取消门厅挂号服务的基础上，北京市所有三级医院将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并逐步推广至二级医院，重点放在推动复诊和社区转诊患者的预约挂号工作，医疗机构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增加收费项目。
然而，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也坦承，实施预约挂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挂专家号难的问题。
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刘国恩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从技术层面上解决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号贩子只是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一个瘤子，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填补的医疗资源供应缺口和失衡的资源配置。
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曾小峰更为悲观，“在病人看不完的情况下，医院最近几年新推出网络预约功能基本等于作废。”
昂贵的进京之旅
曾小峰从1984年毕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一直到现在。在他印象中，从那个时候起，协和医院就有很多全国各地来求医的人。
实际上从1950年代起，就不断有全国各地的病人到北京看病，北医三院的生殖科和协和医院的骨科从那时开始就人满为患。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城市和农村的医疗水平迅速拉开，病人数量又有明显的增加。铁路发展和小旅社放开经营也相对降低了人们进京的成本。
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花费在看病和药品上的成本也在急剧上升。
在北京，2008年门诊病人人均次费用公立三级医院高达368元，远超过全国卫生部署和省属医院的281.5和219元。同年北京三级医院住院病人人均次住院费用要17015元，比全国部属、省属医院达到13980和11080元都要高很多。
沈盛华在山东蓬莱农村家中，主要经济来源是5亩地里粮食和经济作物，还有丈夫在外的打工收入，每年合计1万多。而过去3年间，沈盛华在董健身上已花去65000元的医药费。
对蔡建超这样的城镇中高收入者来说，等待成本同样十分高昂。两个人在北京吃住费用一天大约在300元左右，而到北京一周之后，他依然没能给妻子挂上号，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他不得不向单位领导又申请了一周的假期。在积水潭医院，记者遇到一对来自青岛的工薪夫妇，他们到北京给儿子看病，做完CT后需要等待3天的时间才能知道检验结果，根据结果再决定进一步如何治疗，最后夫妻二人不得不放弃等待，带着孩子飞回青岛。
即使挤进公立医院，昂贵的医药费用也让普通家庭承担不起。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大部分医院的收益与卖出药品的多少挂钩。1979年开始的医院市场化改革，国家允许医院在药品中提取15%的加价。于是，医院通过鼓励医生开大处方，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有一些医院的科室奖金甚至是基于开药数量。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介绍：“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药品是维持医院正常运作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个医院一年收入10个亿，药品收入就占到5个亿。”
一位要求匿名的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在京女患者，向记者出示了其9月份在朝阳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费用，账单显示：总费用为35421.53元，其中药物费用为16174.91元，占总费用的46%以上。医生推荐她服用一种抗癌药物，眼镜盒大小，每套120粒，价格是25500元，并告诫她要见药效起码服用一年以上，最后她购买了3个月的用量。上述的35421.53元的总费用，并未包括该药物费用。
现有医保体制的隔阂，也在急剧缩紧着进京病人的钱包。对很多人来说，低劣的地方医疗资源让他们希望渺茫，而进京看病就意味着自己掏钱。
沈盛华参加蓬莱当地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每年交费50元，但如果病人到外地就医，费用便无法报销。前述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进京患者也反映，她在京就医费用回当地很难报销，最后她只拿到12500元的报销费用，中间有5300多元用于疏通医保单位关系。
性命与金钱之间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而现状十分残酷。于是很多地方来的病人到大医院只是确认一下病情，然后就回家继续种地等待最终死亡。
制度下的“双输”
当沈盛华和蔡建超这些病人，被一张薄薄的挂号纸挡在医院之外时，办公室里的医生面对拥挤的病人同样苦不堪言。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名医和专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个社区都有水平不逊于专家的全科医生，公众看病首先是去社区看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解决不了，再转诊到上一级专科医生，专科医生解决不了的病，要预约大医院的专家会诊。这个过程大约有一两个月。大医院根本不设门诊，只接受转诊。
海量的进京看病人群带来的冲击，已经令北京三甲医院医生成为全世界劳动量最大的群体之一。
以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为例，10个大夫每年看6万个病人，最多的时候这十个大夫一天看350多个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从外地来找协和医生解决疑难杂症的，手上的病例经常厚得像一部长篇小说。”
以风湿免疫科为例，全国加起来专科数量仅在50-100个之间，却有多达1亿的患者，其中数百万的患者聚集到北京看病。曾小峰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专家，他向记者介绍了他一周的基本工作：四个半天的门诊，两次病房巡查时间，数次行政会议，数次学术会议，另有6-7名博士生的教学任务，还有一个“十一五”科技项目课题，他认为，“看病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情况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忙得要死，而地方医院却闲得发慌濒临倒闭，说到底是资源结构不均衡的问题。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在接受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采访时也提道：“北京的医院特别是像协和这样的，还有像专科很强的医院，有些医院70%的门诊和住院病人是来自外埠，但是我们作为首都必须要为这些外地的朋友提供服务，我们实际上是在面向全国提供服务。”大量外来病人让“首都”不堪重负，北京常住人口的医疗资源也大量被挤占，一次普通的感冒发烧的诊断和治疗，通常都会花去普通市民半天以上的时间。
与巨大的工作量相对，医生们也在抱怨，付出的医疗服务并没有在正式渠道上得到足够的回报。医生基本工资由国家人事部统一标准制定，正教授级别工资为3000元，另一部分收入是科室奖金，与医院效益挂钩，好的医院一般在3000－4000元左右。此外挂号也能获得提成，但挂号费用相当低廉。“有时候一个病人辗转多家医院最后来到了协和，排一夜的队挂了14块钱的号，等着协和大夫的最后诊断。我们的大夫得花很长的时间来看他那厚厚的病历，然后决定出这个病应该怎么治，病人满意而归，但是我们医院只有14块钱的挂号费的提成收入，除了这14块钱之外什么也没有。”尹佳说。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曾小峰甚至抱怨，“现实中医生出一次诊比理一次发还便宜”。
紧张的医疗资源和失衡的资源结构，也导致了近年来病患关系紧张加剧。“我有时去网上看，也有很多病人骂我，说看病时间太短”，曾小峰说：“我很理解病人通宵排队才换来一次就诊机会，他想获得更多的诊断时间，协和的愿望也是让更多的病人能看上病，但是当病人达到一定数量，分配在每个病人身上的就诊时间就少。”
曾小峰有时候感到很奇怪，在他刚工作的1980年代，并没有那么多的医疗纠纷。那时候到协和来看病的人也排队，但没有现在这么多，病人十分尊重医生的工作，医生也专心医务，很少分心。
“现在经常有报道说医生见死不救，实际上是制度上出了问题”，曾小峰举例说，“来了病人要急诊，要抢救，必须到药房里取药，医生自己也没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赤手空拳怎么救啊？有一些好心的医生最后还得给病人垫钱。”自负赢亏的医院本身的困境变得十分突出，一位协和医院的专家向记者算了笔账，整个医院有5000名医生，每年看的病人以千万计，而国家每年给的拨款，只有2000多万，如果要使医院支出和收益基本打平，拨款起码应在2亿左右。
刘国恩认为，国家出于保护老百姓的“善意”而进行的价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双输的结果。对病人而言，很难享受到低挂号费用的福利，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号贩子交更多的钱。而对于医生来说，提供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激励，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医生不得不更多转向从“灰色收入”弥补劳动价值。
转折关头
来自农村的沈盛华和小城镇的蔡建超，在蔓生的林林总总的医疗环节中忍耐并买单。最终在沈盛华的当面恳求下，医生给她直接挂上了号，而蔡建超最终也艰难地通过“关系”获得医生的联系方式看上了病。
在附生于现有医疗资源条件和制度下的机构遮蔽下，他们看不到层层叠叠的制度下不同人的困境。他们唯一明确的就是，带家人去北京，在那里找专家看上病。
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像沈盛华和蔡建超家庭这样的个体遭遇，最终将成为检验中国医疗制度是否合理，保障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标。
关于医改走向，一直存在以政府主导和进行市场改革的争论，但不论是主张政府主导还是主张市场改革的专家，所能达成的有限共识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资源供不应求”是目前中国所有医疗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
刘国恩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在全国层面上，目前医院获得的来自财政的拨款占总开支不足10%，在二级医院大概是13%－14%。“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四川某个边远县的一家医院，县财政能够拨给他的钱是多少？尽管中央这次提出了3年投入8500亿，中央财政出3400亿，地方财政还要出5100亿，这更多的压在县级、区级，尤其是县级。所以公共财政预算约束问题一直会是一个大的挑战。”
北京，这个全国医疗资源的金字塔顶上演的进京看病的一幕幕，只是失衡的供需和走样的医疗体制的一个缩影。
医改方案北师大版本的主笔顾昕认为，让所有人都“有病能医”，不能再回归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应该走向全民医疗保险、探索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道路。
在全国，一些新的试验已经开始。10月11日媒体报道，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这意味着张伟这样的号贩，在未来或许有“转正”成为正规中介公司的可能。同日，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表示，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开展优化服务流程、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试点工作，今后门急诊可以先诊疗后结算。
对上千万进京看病的人来说，童健只是其中失语的一个，无数过往病人中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但对沈盛华来说，他是全部痛苦和幸福的源泉。
10月11日的傍晚，沈盛华站在塔院小区里，看着童健骑
羊角球做平衡训练，她决定要用漫长的生命和精力来治好这个孩子。头发蓬乱的沈盛华，眼神明亮而坚定，“这个病得慢慢治。”
她和儿子的北京治病之旅还在继续，代价不菲。
(文中董健为未成年人，故采用化名)
－－－－－－－－－－－每天早上7点，张伟准时到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口上班，混迹在病人中，高价兜售专家号。这是一个号贩子的江湖地带，灰色而低调。
南都周刊记者·陈鸣 北京报道
10月5日的中午，张伟坐在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的长凳上，等待最后几单生意。国庆长假中的医院只上半天班，于是张伟和朋友们也跟着上半天班。假日让他们比平时闲暇不少，大家开始交流一上午的“收成”。
大部分的号很快就卖光了，大家开始互相逗乐，有人商量着下午去健身房跑步，有人主张回家打一圈牌。一个女号贩子把手上没卖掉的那张号一条条撕成碎片，往地上一撒，说：“你们谁把这张粘起来就给谁卖了！”一伙人哄然大笑。医院的保安远远望着这群人，彼此相安无事。
从2007年开始成为号贩子之后，张伟结束了过往四五年里的飘泊生活。每天早上7点，他来到协和医院东院门口准时上班。走到导诊牌前，周围站着很多熟人，简单打一圈招呼之后，他们开始各自物色病人。
张伟会在旁边的肯德基先把“客户”前一天订的专家号交到他们手里，然后才开始招揽“散客”。
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只是帮号贩子们排队，一个晚上是25元钱，后来涨到30元。号贩子都是他的东北老乡，有沈阳的，也有和他一样来自铁岭。等他和号贩老大混熟之后，他自己也变成号贩子里的一员，号贩子也分等级，有“一号贩”、“二号贩”，他是等级最低的“四号贩”。有时候他还排队，但更多时候他拿钱雇别的民工排。
一个号正常价格普通门诊知名专家是14元，转手之后可以卖到200-400块，病人拥挤的时候他曾卖出过1000元一张的号。比普通门诊专家号贵的还有“特需号”，特需号的价格是300元，这个票也同样紧俏，病人如果需要得自己掏钱付300元，再加上400块钱左右的“手续费”。
到手的这些钱张伟并不能自己全部拿走，他得按“规矩”按比例交给自己的上线。
为了看病，所有人都在疯狂排队，排不上的总是多数人，张伟他们雇了两拨人，前一拨排完下一拨接着上。也有时候张伟也拿不到号，但张伟自有他的办法，他和一些科室医生彼此熟络。实在挂不上号他就在临近中午的时段领着病人直接去科室找医生要一个加号。双方彼此心领神会，病人很快坐下来得到诊治，当然这一切是收费的。
这种情况下，拿到的钱除了一部分上交“组织”之外，还有一部分作为酬谢交到医生手中。
这里让张伟找到了归属感。高中读完之后他就在沈阳、天津等地四处打工，累死累活的，远不如现在来得痛快。“都是为了一碗饭吃。你看我这身子板能做什么？去工地，一天50块钱？换你你干吗？”这里都是东北老乡，平时一起唠嗑，出事有人罩着，还能找着更好的差事吗？张伟说不能。
在北京，东北人垄断倒号卖号的市场，并禁止其他省份的人涉足，一个在医院附近开旅社的唐山老板说，最开始一些唐山人和山东人也曾试图经营挂号生意，最后被生生“打出来”，“从此我们唐山人只经营旅社，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但张伟否认了唐山老板的这种说法。“我们东北人从来和气，你按规矩办事就行，你要想排队倒号，明天就可以来，只是你有没有关系拿到号的问题。”
但是不同号贩子群体之间为争地盘打架斗殴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去年10月《法制晚报》报道，在协和医院西院发生了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号贩子械斗争地盘事件，于氏兄弟为了抢占由梵郭某、王某占据的地盘，纠集十余人持铁棍、铁链将对方打伤，当上了地头蛇，这个团伙后来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获，9人刑事拘留。
张伟知道这事儿，但闪烁其辞。从这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协和西院最近都没有人去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打开电视机，还刷着牙，一瞧里头的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后来才知道是央视的人偷拍我们来着。其实你们记者用不着偷拍，这行也没那么不光彩，像我现在跟你聊，没事儿，但是行有行规，你要说像朋友那样躺床板上聊深了，也不行。”
对自己的上线，张伟避而不谈。但有患者和媒体发现，网络和电话预约挂号公司很可能是从医院大量拿号并进行倒卖的主要源头。这些公司在北京市推行“预约挂号一卡通”后大量出现，形式上是医院将电话挂号和网络预约服务外包给这些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连医院正式的挂号卡都未必能约上，为何这类公司却能十拿九稳，他们出售的专家号从哪里来？
不过在张伟看来，他们这样的组织跟“我爱我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中介的一种，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病人有这种需要，有的人忙，等不及排队，我们帮一下人家；还有的人从外地大老远地赶过来，急着要回去，我们卖号给他可以帮他省好几天的吃住钱，收点报酬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为了吃饭。”
这个饭碗，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张伟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医院大门里端着。10月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不过这也只是希望，张伟对此心中没谱。
现在，张伟们不但接受现场卖号，在网上也挂出了手机号。“每天手机响个不停，说明有很多人需要。这不是你们记者曝几回光就能解决的。”有时候派出所治安联防队的人也出来巡视，张伟他们就像
鸽子一样散开，等他们一走又聚过来。“他们也不会真拿我们下手，偶尔大家一起吃吃饭，就都熟络了”，张伟笑笑，给周围的人都抛了一根烟。
每天早上7点，张伟准时到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口上班，混迹在病人中，高价兜售专家号。这是一个号贩子的江湖地带，灰色而低调。
南都周刊记者·陈鸣 北京报道
10月5日的中午，张伟坐在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的长凳上，等待最后几单生意。国庆长假中的医院只上半天班，于是张伟和朋友们也跟着上半天班。假日让他们比平时闲暇不少，大家开始交流一上午的“收成”。
大部分的号很快就卖光了，大家开始互相逗乐，有人商量着下午去健身房跑步，有人主张回家打一圈牌。一个女号贩子把手上没卖掉的那张号一条条撕成碎片，往地上一撒，说：“你们谁把这张粘起来就给谁卖了！”一伙人哄然大笑。医院的保安远远望着这群人，彼此相安无事。
从2007年开始成为号贩子之后，张伟结束了过往四五年里的飘泊生活。每天早上7点，他来到协和医院东院门口准时上班。走到导诊牌前，周围站着很多熟人，简单打一圈招呼之后，他们开始各自物色病人。
张伟会在旁边的肯德基先把“客户”前一天订的专家号交到他们手里，然后才开始招揽“散客”。
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只是帮号贩子们排队，一个晚上是25元钱，后来涨到30元。号贩子都是他的东北老乡，有沈阳的，也有和他一样来自铁岭。等他和号贩老大混熟之后，他自己也变成号贩子里的一员，号贩子也分等级，有“一号贩”、“二号贩”，他是等级最低的“四号贩”。有时候他还排队，但更多时候他拿钱雇别的民工排。
一个号正常价格普通门诊知名专家是14元，转手之后可以卖到200-400块，病人拥挤的时候他曾卖出过1000元一张的号。比普通门诊专家号贵的还有“特需号”，特需号的价格是300元，这个票也同样紧俏，病人如果需要得自己掏钱付300元，再加上400块钱左右的“手续费”。
到手的这些钱张伟并不能自己全部拿走，他得按“规矩”按比例交给自己的上线。
为了看病，所有人都在疯狂排队，排不上的总是多数人，张伟他们雇了两拨人，前一拨排完下一拨接着上。也有时候张伟也拿不到号，但张伟自有他的办法，他和一些科室医生彼此熟络。实在挂不上号他就在临近中午的时段领着病人直接去科室找医生要一个加号。双方彼此心领神会，病人很快坐下来得到诊治，当然这一切是收费的。
这种情况下，拿到的钱除了一部分上交“组织”之外，还有一部分作为酬谢交到医生手中。
这里让张伟找到了归属感。高中读完之后他就在沈阳、天津等地四处打工，累死累活的，远不如现在来得痛快。“都是为了一碗饭吃。你看我这身子板能做什么？去工地，一天50块钱？换你你干吗？”这里都是东北老乡，平时一起唠嗑，出事有人罩着，还能找着更好的差事吗？张伟说不能。
在北京，东北人垄断倒号卖号的市场，并禁止其他省份的人涉足，一个在医院附近开旅社的唐山老板说，最开始一些唐山人和山东人也曾试图经营挂号生意，最后被生生“打出来”，“从此我们唐山人只经营旅社，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但张伟否认了唐山老板的这种说法。“我们东北人从来和气，你按规矩办事就行，你要想排队倒号，明天就可以来，只是你有没有关系拿到号的问题。”
但是不同号贩子群体之间为争地盘打架斗殴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去年10月《法制晚报》报道，在协和医院西院发生了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号贩子械斗争地盘事件，于氏兄弟为了抢占由梵郭某、王某占据的地盘，纠集十余人持铁棍、铁链将对方打伤，当上了地头蛇，这个团伙后来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获，9人刑事拘留。
张伟知道这事儿，但闪烁其辞。从这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协和西院最近都没有人去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打开电视机，还刷着牙，一瞧里头的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后来才知道是央视的人偷拍我们来着。其实你们记者用不着偷拍，这行也没那么不光彩，像我现在跟你聊，没事儿，但是行有行规，你要说像朋友那样躺床板上聊深了，也不行。”
对自己的上线，张伟避而不谈。但有患者和媒体发现，网络和电话预约挂号公司很可能是从医院大量拿号并进行倒卖的主要源头。这些公司在北京市推行“预约挂号一卡通”后大量出现，形式上是医院将电话挂号和网络预约服务外包给这些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连医院正式的挂号卡都未必能约上，为何这类公司却能十拿九稳，他们出售的专家号从哪里来？
不过在张伟看来，他们这样的组织跟“我爱我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中介的一种，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病人有这种需要，有的人忙，等不及排队，我们帮一下人家；还有的人从外地大老远地赶过来，急着要回去，我们卖号给他可以帮他省好几天的吃住钱，收点报酬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为了吃饭。”
这个饭碗，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张伟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医院大门里端着。10月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不过这也只是希望，张伟对此心中没谱。
现在，张伟们不但接受现场卖号，在网上也挂出了手机号。“每天手机响个不停，说明有很多人需要。这不是你们记者曝几回光就能解决的。”有时候派出所治安联防队的人也出来巡视，张伟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散开，等他们一走又聚过来。“他们也不会真拿我们下手，偶尔大家一起吃吃饭，就都熟络了”，张伟笑笑，给周围的人都抛了一根烟。
每天早上7点，张伟准时到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口上班，混迹在病人中，高价兜售专家号。这是一个号贩子的江湖地带，灰色而低调。
南都周刊记者·陈鸣 北京报道
10月5日的中午，张伟坐在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的长凳上，等待最后几单生意。国庆长假中的医院只上半天班，于是张伟和朋友们也跟着上半天班。假日让他们比平时闲暇不少，大家开始交流一上午的“收成”。
大部分的号很快就卖光了，大家开始互相逗乐，有人商量着下午去健身房跑步，有人主张回家打一圈牌。一个女号贩子把手上没卖掉的那张号一条条撕成碎片，往地上一撒，说：“你们谁把这张粘起来就给谁卖了！”一伙人哄然大笑。医院的保安远远望着这群人，彼此相安无事。
从2007年开始成为号贩子之后，张伟结束了过往四五年里的飘泊生活。每天早上7点，他来到协和医院东院门口准时上班。走到导诊牌前，周围站着很多熟人，简单打一圈招呼之后，他们开始各自物色病人。
张伟会在旁边的肯德基先把“客户”前一天订的专家号交到他们手里，然后才开始招揽“散客”。
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只是帮号贩子们排队，一个晚上是25元钱，后来涨到30元。号贩子都是他的东北老乡，有沈阳的，也有和他一样来自铁岭。等他和号贩老大混熟之后，他自己也变成号贩子里的一员，号贩子也分等级，有“一号贩”、“二号贩”，他是等级最低的“四号贩”。有时候他还排队，但更多时候他拿钱雇别的民工排。
一个号正常价格普通门诊知名专家是14元，转手之后可以卖到200-400块，病人拥挤的时候他曾卖出过1000元一张的号。比普通门诊专家号贵的还有“特需号”，特需号的价格是300元，这个票也同样紧俏，病人如果需要得自己掏钱付300元，再加上400块钱左右的“手续费”。
到手的这些钱张伟并不能自己全部拿走，他得按“规矩”按比例交给自己的上线。
为了看病，所有人都在疯狂排队，排不上的总是多数人，张伟他们雇了两拨人，前一拨排完下一拨接着上。也有时候张伟也拿不到号，但张伟自有他的办法，他和一些科室医生彼此熟络。实在挂不上号他就在临近中午的时段领着病人直接去科室找医生要一个加号。双方彼此心领神会，病人很快坐下来得到诊治，当然这一切是收费的。
这种情况下，拿到的钱除了一部分上交“组织”之外，还有一部分作为酬谢交到医生手中。
这里让张伟找到了归属感。高中读完之后他就在沈阳、天津等地四处打工，累死累活的，远不如现在来得痛快。“都是为了一碗饭吃。你看我这身子板能做什么？去工地，一天50块钱？换你你干吗？”这里都是东北老乡，平时一起唠嗑，出事有人罩着，还能找着更好的差事吗？张伟说不能。
在北京，东北人垄断倒号卖号的市场，并禁止其他省份的人涉足，一个在医院附近开旅社的唐山老板说，最开始一些唐山人和山东人也曾试图经营挂号生意，最后被生生“打出来”，“从此我们唐山人只经营旅社，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但张伟否认了唐山老板的这种说法。“我们东北人从来和气，你按规矩办事就行，你要想排队倒号，明天就可以来，只是你有没有关系拿到号的问题。”
但是不同号贩子群体之间为争地盘打架斗殴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去年10月《法制晚报》报道，在协和医院西院发生了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号贩子械斗争地盘事件，于氏兄弟为了抢占由梵郭某、王某占据的地盘，纠集十余人持铁棍、铁链将对方打伤，当上了地头蛇，这个团伙后来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获，9人刑事拘留。
张伟知道这事儿，但闪烁其辞。从这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协和西院最近都没有人去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打开电视机，还刷着牙，一瞧里头的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后来才知道是央视的人偷拍我们来着。其实你们记者用不着偷拍，这行也没那么不光彩，像我现在跟你聊，没事儿，但是行有行规，你要说像朋友那样躺床板上聊深了，也不行。”
对自己的上线，张伟避而不谈。但有患者和媒体发现，网络和电话预约挂号公司很可能是从医院大量拿号并进行倒卖的主要源头。这些公司在北京市推行“预约挂号一卡通”后大量出现，形式上是医院将电话挂号和网络预约服务外包给这些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连医院正式的挂号卡都未必能约上，为何这类公司却能十拿九稳，他们出售的专家号从哪里来？
不过在张伟看来，他们这样的组织跟“我爱我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中介的一种，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病人有这种需要，有的人忙，等不及排队，我们帮一下人家；还有的人从外地大老远地赶过来，急着要回去，我们卖号给他可以帮他省好几天的吃住钱，收点报酬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为了吃饭。”
这个饭碗，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张伟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医院大门里端着。10月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不过这也只是希望，张伟对此心中没谱。
现在，张伟们不但接受现场卖号，在网上也挂出了手机号。“每天手机响个不停，说明有很多人需要。这不是你们记者曝几回光就能解决的。”有时候派出所治安联防队的人也出来巡视，张伟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散开，等他们一走又聚过来。“他们也不会真拿我们下手，偶尔大家一起吃吃饭，就都熟络了”，张伟笑笑，给周围的人都抛了一根烟。
直击广州大医院挂号大厅
尖峰时刻
国庆后第一天，在广州的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来挂号的病人把整个大厅都挤满了。放射治疗科的住院治疗区，186张病床无一空缺，还有数不清的病人为一个床位翘首以待。
南都周刊记者·周鹏
5:00
清晨五六点钟的广州，哪里是最拥挤的地方？
不是上班族等车的公交站台，也不是老年人晨练的公园，而是大医院的挂号大厅里。
不仅是广州，在中国每一座省会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大型医院里，当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出现时，络绎不绝的病人就已经开始走向这些医院的挂号大厅。当寻找到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他们就会赶快走过去紧跟其后，然后忐忑地等待着挂号窗口打开那一刻。
大量当地病人与来自其他地市、甚至其他省份的病人一起，构成了这支意志坚强的看病队伍。有的病人甚至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守候在了窗口附近。他们忍受着病痛、孤独和疲劳，唯一的目的就是——挂到自己选好的知名医生的号。
与白天的车水马龙相比，清晨广州的马路显现出的是一派宁静景象。此时道路两旁的路灯还未熄灭，大多数的商店此时依然大门紧闭，除了早起的环卫工人，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在慢慢揭开将要到来的白天的序幕。
7:00
位于广州市东风东路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始忙碌起来。这家员工数量超过1500人的大型医院设有29个临床和医技科室，年门诊量超过30万人次，是国内肿瘤病患者心目中医疗水平最高的几家医院之一。
10月9日晨7点，医院大门。一旁的临时停车位里已经停放着十多辆接送病人用的私家车。其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来自其他地市和湖南、福建等其他省份。不远处的一个报摊上挂着一家旅店的广告，告诉那些外地的病人们，那里40元就能住上一天。
来自广东台山市龙门县的一辆120救护车停在医院的大门处，护士正在给躺在担架上的一位面容苍白的中年人更换
氧气袋。这位病人已经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对于医生的提问，只能以点头和摇头回应。处理完交接手续后，护士把这位病人抬到了担架车上，匆匆推进了医院。
此时医院的挂号大厅里已经人潮涌动了。约两百人构成的数列挂号队伍正在缓慢地向挂号窗口推移。大厅里摆放着一架黑色钢琴，医院的音响系统播放着各种舒缓的轻音乐。对大多脸色凝重的病人来说，这样的氛围也许能让他们好受一些。
“昨天是节后的第一天，来挂号的病人把整个大厅都挤满了”，医院咨询台的一位年轻女孩说。这位女孩说自己一个上午至少要回答上百位病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如何找到某一个科室；某位专家今天是否出诊，乃至最近的卫生间在哪里、坐哪一趟公交车能回到家之类的。
8:30
八点半的时候，记者挤上电梯登上了医院18楼的放射治疗科。此时，该科室的主任刘孟忠教授正在与一群医生和护士在进行每天例行的交班。他们要了解前晚所有住院病人的病情，并对当天新入院病人的病情进行集中讨论，以此提出治疗方案。
已有27年从医经历的刘孟忠是医院肿瘤放射治疗领域里的一位知名专家，他同时还领导着规模比一些中小型医院还大的放射治疗科。这个科室有超过200名的各类专业医务人员，有4个住院治疗区和1个门诊治疗区，共有186张病床。
在科室主任办公室里，刘孟忠说，大量登门求诊的病人已经让医院长期处于超负荷运作状态。一个例子是，这家医院用于放射治疗的高能直线加速器目前只有三台，每天从早上五点一直运行到深夜一点。但一天下来也只能为约800名病人提供治疗服务。
在目前的癌症治疗领域，主要有手术治疗、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三大手段，后者在近年临床治疗中呈快速增长态势。对于类似
鼻咽癌、
前列腺癌等癌症患者，放射治疗已经是最直接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即便是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多数病人也需要等候两个月才能得到一次放射治疗的机会。这种昂贵的医疗设备在大多数普通医院中难觅踪影。
四五个月之后，这家医院耗资1000万美元采购的四台放射治疗设备将在新建的地方放射治疗中心投入运行。刘孟忠说，这能让病人等候的时间缩减到一个月左右。按照规划，这家医院未来还将采购五台这样的先进设备。到那时，病人等待的时间会进一步缩短。
10:40
医院目前正在运行的地下放射治疗室外的通道显得有些狭窄，10点40分，七八个体型瘦削的病人静静地坐在座椅上，等待着进行治疗。
放射治疗科技术组的负责人林承光正与他的同事通过视频观察着密封治疗室里的病人。“治疗得越及时，效果就会越好”，林承光说。他最希望的就是能让病人得到及时、系统的治疗，“这能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曾经有一位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查出自己患上了早期鼻咽癌，这让她恐慌不已。但因为在这家医院得到了及时诊治，她最终摆脱了癌症的折磨。不过，不是人人都能像她那样幸运。
紧张的还不只是高级设备，普通医院里随处可见的空置病床在这里也是病人们翘首以待的资源。走在放射治疗科的住院治疗区，里面186张病床无一空缺地住满了病人。一位护士说，只要空出一张病床，马上就会有等候多时的病人入住。“等着住院的病人数量远远超过了病床的数量”，她说。
在这家医院，所有的医生几乎都具有硕士以上的学历，而教授级别的专家型主治医生也不在少数，对国内的绝大多数同类医院而言，如此规模的医生资源是难以企及的。
作为教授级的主任医师，刘孟忠除了从事大量的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业务外，每周安排有两次出诊时间，每次接诊20位以上的病人，这几乎已经是接诊的极限了。由于肿瘤病人的病情大多比较复杂，看病例、问诊、检查等环节需要花比诊治普通病更长的时间。“医生在这里看病，加班是很正常的事”。刘孟忠说这里不少医生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
但这依然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形容说：“挂号大厅的拥挤程度有时候就像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一样”。病人要想顺利地挂上到自己心仪的那些专家的号，显然并不容易。
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是广州市内每一家大医院的常态。在一家医疗类网站上，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南方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等多家三级甲等医院的重点科室的挂号和住院难易程度均被评为“极难”。
11:30
时针已经指向11点30分。但几乎每一个诊室外都还围坐着一群等待的病人。他们的脸上没有焦急，有的在摆弄手机，有的在翻看当天的报纸，有的在小声地跟陪伴的亲人闲聊。但每当叫号机传出新的通知，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将目光转向诊室里。
按照正常时间，再过半个小时，出诊的医生们就该结束上午的工作了。但很明显，不少医生并不能按时享受到中午的休息时间。坐了一上午的医生的表情还像刚上班时那样镇定。他们要把上午挂上了号的病人全部看完后才能下班。
一位年轻的女护士手拿一个小笔记本，飞快地询问并记录下有需要的同伴和医生们中午的快餐种类。只需一个电话，快餐店的服务员就会提着啤酒箱那么大的篮子送上一盒盒高高摞起的快餐。
但有的医生也许要等一两个小时以后，才能捧起饭盒。林承光说，他们放射科技术组的同事中午还有一场20分钟的会议，“只能是边吃边开了”。
“为什么政府不多开设一些医院呢？”刘孟忠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以现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求诊病人数量来看，即便再设立一家同样规模的肿瘤医院，也不一定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但只要政府舍得投资，建立这样的大医院并不是件难事，“这样做也能为医学院毕业的大量优秀人才提供就业机会”。
有一个问题让刘孟忠疑惑不解：对目前治疗肿瘤病有着大量需求的进口放射治疗器，医院必须通过卫生主管部门的审批后才能从国外进口，但有关部门对这类设备的进口审批却掌控得很严。刘孟忠说，对大医院来说，这类设备“病人有需求，医院有资金，但就是难以获得购买指标”。
他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广东省梅州市目前仅有的一台高能放射治疗设备曾因长期高强度运作状态而发生了故障，导致一段时间不能运行，这使得当地病人一度怨声载道。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河源市，全市至今没有一台放射治疗器。当地癌症患者如果需要进行放射治疗，唯一的途径就是赶到近200公里外的广州，加入大医院已经拥挤的求诊队伍。
号贩子为患者提供“市场途径”
即使把号贩子抓净，还有1亿人得不到专家服务
为何全国有那么多人要上北京看病？在相差近百倍的北京医疗资源供求矛盾中，从技术层面上看，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性？
南都周刊记者·陈鸣 北京报道 摄影·秦斌
长期实行行政配置卫生资源必然导致的结果
《南都周刊》：据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提供的数据，北京每年能提供的专家号是170多万，需求量则在1.2亿，这反映了“北京市民生病都往大医院挤，全国人民生病都往北京挤”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刘国恩：170多万对1.2亿，我们可以看到供需相差将近100倍，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总量供应不足，专家优质资源稀缺，有1亿左右的需求满足不了；另一个问题是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京，也就是医疗资源的配置结构不合理。这二者共同决定了这样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
这种配置结构不合理，我认为从根源上来说，是过去长期实行行政配置卫生资源必然导致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配置资源自上而下，其结果自然是先中央，后地方；先高端，后低端；先城市，后农村。这种行政安排的供应性结构，最终导致了不合理的需求结构，需求受扭曲的供应结构的制约而变化。
老百姓不管大病小病往大医院跑，往大城市跑，这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合理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在社区难以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社区和乡下极度缺乏优质的医疗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信誉品牌，这些都高度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下沉得很少。
如果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能有畅通的机制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城市，从城市又能流通到社区和农村，那么资源集中度的下降，市场供应结构的下沉倾斜，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医疗服务需求的逐渐下沉，促进医疗结构的逐步优化和良性发展。
《南都周刊》：为什么医疗资源下沉不到地方和农村？
刘国恩：制度层面的问题是最主要的。我举个例子，为什么人才资源不能下沉？迄今为止，我国的医生还是一个“事业单位人”，是干部式管理，不是自由从业者，所以从开始执业的那一天，医生就只能在一个机构执业。
也就是说，一个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如果要到社区去从业，他必须先放弃现有的好工作，谁会这么做呢？人为造成的制度成本如此之高，这是导致大量的中国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的最根本原因，制度使然。
可喜的是，4月6日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有一大亮点，就是允许有资质的医生在中国可以多点执业，这说明大家对此问题有了共识，并且正在采取越来越务实和科学的措施进行改革。如果地方政府能出台医生多点执业相配套的政策，我认为“看病难”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现在像河南许昌、昆明等地已经开始相关的试点。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看病难的资源约束问题，资源配置手段必须要从行政计划为主逐渐转型到市场开放为主，城市和农村之间、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之间，差距才可能逐渐缩小。我想像不到还有什么手段，能够比市场开放、公平竞争更加有效地促进我们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了。
号贩子为走投无路的患者提供了“市场途径”
《南都周刊》：在现有条件下，从技术层面上看，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最近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这是否意味着号贩在未来或许有“转正”的可能？
刘国恩：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在现有条件下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第二，我觉得这也不应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重点。
坦率地讲，号贩子只是我们存在问题的表现形式而已，你只有170万的专家资源提供能力，要应对1.2亿的需求，供需差别之大，就必然有接近1个亿的人得不到专家号。如果这170万的资源分配，不是靠比较公平、公开的手段进行，比如说排队，而是靠一些非市场的手段获得，比如说靠关系、权势，那么最受影响的群体将是缺乏关系或权利的弱势人群。在此状况下，对一个没关系的患者，号贩子的存在，至少还为其没有关系提供了一个获得票号资源的“市场”途径，拿钱买号，还不至于走投无路。
因此，如果不改变供需现状，只靠警察去抓，即使全抓尽了，依然还有1个亿的人得不到专家服务，因为专家号总量的供需缺口依然，结果只会使那些没有社会关系的人情况更糟，因为连用钱找号贩子买号的机会也丧失了。
在一个经济系统里，有票贩子存在的地方，必然是因为市场的供不应求所致。在计划经济年代，哪个行业管得越死，哪个行业的黑市票贩就越猖獗，如现在的火车票，为什么票贩子层出不穷？因为火车服务市场没有开放，车票是价格管制。政府管制价格，这只是一种缓解供需矛盾的权宜之计，事实上从长之计，它并不利于供需矛盾的解决，反倒是滋生黑市票贩的温床，因此要慎用。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政府应该尽力发挥价格机制调节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价格松动，使之更好地反映市场供需缺口的信息，提供激励机制促进供应，减少不必要的需求。看上去这样似乎使一部分人要承担更高的费用，但它同时使供应方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激励，有利于促进医疗供应能力。比如说，如果医院相应地能够根据供需情况，直接提高专家挂号费，因此获得的发展资金和动力都要比现在价格管制条件下大，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增加专家服务能力。
现在的情况是，在国家价格管制下，虽然专家挂号费本身很便宜，但这个实惠并非全部公平地落实到真正需要服务的百姓头上。一方面，很多患者可能因为缺乏关系或经济能力而不能及时获得医疗；另一方面，高价的黑市专家号费又被号贩子拿走，医院并没有因此得到合理回报，高票价的付出也没有产生对供方的激励，因此价格管制带来的可能是最糟糕的结果。
《南都周刊》：号贩子的存在也涉及医院的利益，比如有个别医务工作者向号贩子提供一些便利，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医疗机构趋利的问题？
刘国恩：我不认为逐利本身是什么不正常之举，关键在于是否因此损害了他人。我想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办法，使大多数医生可以无止境地为病人提供无偿、无私的服务。
现在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医生成为一个常人，能够从正常的工作服务中获得充分的激励和动力，使服务他人与回报自己的双重目标统一起来。这在制度安排上是可以进行改革探索的，尤其是支付手段，比如用按人头付费取代现在的按项目付费，以后还可以尝试以人群的健康管理付费等更为高级的支付手段。
几十年来，劳务性的医疗服务基本上属于赔本提供，没有真正的价格形成机制，道理很简单，因为医院是事业单位，医生是事业单位人，所以服务自然是行政定价又定地点，事无巨细到全国各省市都会规定每一项诊疗服务的具体价格。举个例子，我在浙江省的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中看到“吸痰”这项服务，行政规定是一次两块钱，每天不能超过3次，此规定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又基于什么而编的。
一句话，在现行体制下，医生利益与患者利益在方向上产生了根本矛盾，我想这个问题的症结既不在医务人员也不在病人，而在于制度本身。
打破公费医疗的铁饭碗是趋势
《南都周刊》：现在也有很多人反对以“市场化”为方向改革医疗体制，其中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医改上现在同样困难重重。什么样的经验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呢？
刘国恩：医疗体制改革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句话没错，但并无太大的指导意义。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就面临着不同特点的挑战。
像美国，它面临的并不是基本医疗服务不能够满足的问题，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使医疗服务的成本不至于上升这么快，这其中核心的价格推动因素是它快速发展的新医学技术。政府试图对这方面进行约束，自然会引发老百姓的反感。另外政府试图推行全民医保，也引发了老百姓的担心：我们自主选择医疗服务的权利是否会打折呢？在一个信奉“选择自由”的国家，这和它的价值观是冲突的。这是它医改面临的最大障碍。
美国的医疗服务技术无疑是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中国的医疗服务技术与供给水平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如果美国在医疗服务上是“富裕”的水平，中国则是努力实现“温饱”。以新药研发为例，中国至今还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实现“零的突破”，而美国每年研发了世界上近百分八九十的新药，情况能一样吗？要判定一个制度改革好不好，至少在中国现阶段，我认为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资源动员，促进发展，因为发展瓶颈是我们现阶段所有问题最核心的挑战。
《南都周刊》： “看病难、看病贵”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病致贫的例子并不鲜见，但对一些人群来说看病相对简单得多。在医改过程中，有哪些人群是属于强势人群？对医改走势又有哪些影响？
刘国恩：我觉得，医疗和其他领域大同小异，都存在不同等级的人群。目前在医疗卫生的坐标系上，最强势的人群是像我们这种拿公费医疗的人，国家机关、事业机关的人，公费医疗意味着大部分的门诊、住院、吃药，都会有国家财政支撑的医疗体系所保障。所以对这个人群来说，当然不存在特别严重的看病就医问题。
相对而言，其他社会人群的医疗保障力度就差很多，这主要包括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根据1994年当时国家设计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改革计划，公费医疗和劳保本来应该是要合二为一，打破机构间的条块分割状态，建立以城市为基础的基本保险制度，扩大医保的风险分担能力。可是也就是因为我们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人主要享受着公费医疗，所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确实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改革到人们自身头上的时候自然是最痛苦的。
可喜的是，近期有了良好的进展，特别是在北京，有几个区政府率先提出要打破公费医疗的铁饭碗，建立全区从业人员更为公平有效的基本医疗保险，我相信这必然是今后城市医保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
来源：南都周刊
－－－－－－－－－－－发人深醒啊，同志们多努力。
－－－－－－－－－－－痛心啊，同志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