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冯丹，男，42岁，大连人。我于2007年6月21日下午四点左右出现右腹疼痛症状，当夜到大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看急诊，诊断为胆囊炎，医生做了消炎吊瓶处理后，第二天疼痛减轻，但还有些持续，于是我又去大连市友谊医院就诊，确诊为急性胆囊炎。值班医生决定给我做胆囊切除手术。

　　谁都知道，这本来是个小手术，他们却从22日下午四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2:40，手术做了10个小时又40分钟，远远超过常规同类手术的时间。我的家属们在门外焦急等待，预感到手术不顺。果然是：在我的手术过程中，医生的手术刀割破了我的肝脏血管，导致我当时大出血，失血达2000ml多（期间让家属三次到医院的血库取血)。我当时命在旦夕，医生已通知我家属到场签字。后经抢救我活了下来，但当时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持续处于昏迷状态。

　　由于这次手术是有菌手术，并出现了这种割破肝脏的事故，他们在腹部伤口的缝合上，给我采用了大十字型的切口，导致我的创伤面巨大，身体受到严重损伤。而在选择抗菌素时，院方仅仅选用了单一的呱拉希林，致使我在6月26日腹部的切口出现了重度感染，从切口处流出大量的黄色脓液，由此的疼痛令我生不如死啊。然而，面对此情，院方并没有及时研究针对性治疗方案。直到6月29日在我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将抗菌素更换为头孢呱酮和甲硝唑进行治疗，但是也未能控制住伤口的重度感染。这时，已整整过了一个星期，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控制时间，我的身心几近崩溃。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7月10日，院方在我的腹部大十字切口处仍然脓性感染情况下，竟给我实施了切口的第二期缝合。这真是旧痛未去，新伤再添。术后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感染症状，我几度出现生命体征异常表现，出现严重的胸闷气短、高烧39.5等症状。这时，我和家属强烈要求会诊，可院方在事隔了一周后，才给我做胸部检查，这才发现：因全身感染、手术已伤及到我的胸腔，导致胸腔右侧大量积液。我那时的肺已不张，不能正常呼吸，生命体征微弱。

　　住院期间，院方在给我应用止痛泵的情况下，又大量给我注射毒麻药：用了杜冷丁12只，吗啡8支，还有大量口服的吗啡片剂。这种严重违规的毒麻药的大剂量应用，使我又出现毒麻品成瘾的症状。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要求封存住院病历时，发现我那些关键的病志已经丢失。一个医院，怎么能连患者的病历都可以丢失？

　　这个手术让我至今无法出院，截止本月我的住院费已高达7万多元，马上面临伤口的二次植皮。
　　住院期间我家属多次找到医院，向院方要求就手术情况给一个全面的答复，但医院是极尽敷衍和不负责任：“我们是国有医院，要想打官司，你们个人是打不过我们的”。

　　此事不仅给我个人造成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也给我的家人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尤其是年迈的父亲在多次跟院方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急火攻心，导致脑出血，至今仍在医院治疗。

　　一个堂堂大连市三甲医院，竟置行医责任于不顾，视生命如儿戏，这是国家倡导的重视医德、以人为本吗？难道这个世界真是没有天理和求告无门吗？
　　此致

　　敬礼！

　　我的电话：1394○○○○○○○
　　绝望的冯丹
　　于2007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