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郭博信

因为工作关系的原因吧，我常奔走于各大中医院校，每与有关人士谈起当今的中医教育时，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现在的中医院校的学生既要学习中医，也要学习西医及现代科学知识、学习外语、学习电脑等，据说只有这样多学科渗透，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医知识的作用，不然他们毕业后，怎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呢？因此，我们现在培养的是新中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中医了。

    笔者每闻此言，心亦折之。可是观诸实际，却又觉得乃事与愿违，大谬不然。无可否认，几十年来我们按照上述理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型中医，现在在岗的不就是这些人吗？这个成绩是主要的，有目共睹的。但是，也有两个无情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一、中医整体医疗水平下降，中医西化严重，许多中医院的大夫看病也是凭的各种化验单、检验单，病房里挂的也是吊瓶，“现在看病找一个好中医太难了！”几乎成了患者的口头禅；二、中医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像一个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有的中医院校老师在新生入学第一天甚至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你们将来学成毕业后80%要改行。这既是兴冲冲踏入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的悲哀，也是教育者的悲哀。

    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不可回避的矛盾面前，或者说是在这样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面前，有人才提出培养纯中医的主张，这与培养新中医是针锋相对的，由此引发了正反两方面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由来已久，非自今日始。不过，我认为就纯中医的字眼上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就我个人理解，人们所谓的纯中医，只不过是指能够按照中医思维去诊病治病的中医。这样的中医，抑或没有系统学过西医和现代科学知识，抑或没有学过外语，抑或没有学过电脑，等等，一句话，说白了，所谓纯中医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了。

    倘若我们中医院校培养出了这种纯中医，是不是就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呢？那要看现代社会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纯中医，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不妨作点设想。比如往远里说，那张仲景应该是纯中医的鼻祖，假设他老人家现在还活着，还是他那个《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治病水平，看病还是那老一套“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主治之。”他是不是就治不了咱现代人的病？是不是要坐冷板凳？是不是也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呢？我看不会吧。我们现代社会的中医不用说精通仲景之学了，就是学好用好其中的部分内容，你就可以治疗一些大病了，甚至可以成为一方名医，何况他老人家亲自出来坐诊呢？我们现代人照样得尊称他为医圣。

    往近里说，解放前北京的四大名医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和解放后的一代宗师蒲辅周、岳美中，那当然也是纯中医了，假如他们活到现在，会不会因为他们不会开各种化验单、检验单就没有人找他们看病了？我看不会吧，恐怕找他们看病的人多得还要挤破了头哩！事情很简单，现代社会不管科技怎么发达，人受了风寒照样要感冒、生了气照样两胁胀满、阳虚了照样四肢厥冷、阴虚了照样五心烦热，与古人何异？尽管多了些病名病种，仍离不开中医的三因，八纲辨证咋就成了“昨日黄花”？

    若往眼跟前说，那我的三位老师可称是当今时代的正儿八经的纯中医了，他们是不是就不适合现代人的需求而被冷落了呢？我看诸位就不必多虑。
先说梁秀清，若论文化程度，在解放前他只上过初小，他是在父亲的引导下自学中医。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与他相识时，他居住在山西侯马一偏僻的农村小屋中，门前未挂任何招牌，但是找他看病的人，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还有来自日本、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整日门前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1986年，他的原籍河北省巨鹿县委作出决定，由县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侯马，对他治愈了的附近的几十个肿瘤病人一一进行调查落实，然后派专车把他全家六口人接回巨鹿，专门为他成立了“巨鹿县中医肿瘤医院”，任命他为院长。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黄杰熙，他本是太原市第七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而开除了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因其祖父曾是中医而从小有些耳濡目染，为了生存计，他就自学中医为人看病，1966年文革开始，因找他看病的人阻塞了太原市西米市巷内的交通，惹恼了造反派，将其投入了监狱。1986年我拜他为师时，他早已被平反恢复了教师的工作，因他善以价廉寻常之药起大病，却顽疾，每日候诊者塞门拥户，他撰写的《本草问答评注》等6本中医书，说理透彻，深入浅出，无任何浮泛之词，句句为临床家言，迥非寻常中医书可比，因此风行海内外而读者赞誉有加。

    我的第三位老师是曾当过山西省灵石县中医院院长的李可。李可本和中医无半点渊源。解放前他初中没毕业就参了军，23岁时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他在铁窗内开始研读《伤寒论》，出狱后奔走于山区乡村，为穷苦百姓看病，50岁后才被平反昭雪，恢复了他这个老革命的名誉，殊知此时这位老革命自学成才已成为一位老中医了。

    李可临证颇有大将风度，他以大剂量附子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的亦有百余人。李可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医是“慢郎中”不治急症的观念，所以他的临床经验尤为难能可贵。《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问世后，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在中医界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求医拜师者纷至沓来，孰知他的职称，虽年近八旬，亦不过一中医主治医师而已。

    以上所述，乃个人的一点实际经历，局限性在所难免。但是，若按报上某些贤达的观点，似乎是培养出像梁秀清、黄杰熙、李可或乃至鄙如我这样低水平的纯中医就无法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敢问此等高论是否有点“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