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硕

中医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它经典地贯彻了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问绕中医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中医的传承遭遇诸多困难。所谓的“科学”、“进步”本身就存在问题，更不能成为衡量中医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不应成为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的宝藏。人类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了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时代的呼唤与到来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的。极富生态思想的中医化必将在生态时代大放异彩。

一、近代以来有较大影响的废中医事件

近代以来，鼓吹废中医者大有人在，并且反对中医等传统已经在近现代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每次论战的参与面甚广，从时代弄潮儿到平名百姓，各色人等纷纷亮相。普遍认为，废中医始作俑者是清末国学大师俞樾，他著有《废医论》一文，强烈要求废除中医。事实上，此文逻辑不通，说的都是外行话，很难站住脚，但这件事影响却极大。岂不知，俞先生发表《废医论》一文，很大程度是病不能医的“悲愤”所致。因为他在61岁的时候，疾病已经先后夺取了他的长兄、夫人、长子、小女的生命，次子也染病变成残废。但他的态度后来有了转变，俞樾又有一篇名为《医药说》的文章，转而说“医可废，药不可尽废”。他也多次上书清政府，要求刊印《内经》，主张“宜多刻古医书”，指望“名医出世”。原因在于，俞樾后来体弱多病，不得已求助于中药，谁料效果出乎他的意料。俞樾以86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不能说和中药没有关系。

在俞樾的影响下，他的高徒章太炎对中医中药的态度也是半信半疑。章先生对中医的一些基本思路提出质疑，写有《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但同时，章先生又精通医理，留有《章太炎医论》一书，此书已经成为中医理论经典。章太炎的态度又影响了他的一批学生，余云岫就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他没有继承老师精湛的医理，却师承了俞樾、章太炎部分反对中医的态度，而且将其放大，一生都在反对中医，可谓“执着”，此君导演了后来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中医案”和建国后1950年的“改造中医案。”诸如这样在体制上试图限制甚至清除中医的案例，另外要属1912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以及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卫生部主导的“限制中医案”。虽然以上事件都在中医界的强烈反对，或是决策者的干预下，未能得逞，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到近代以来中医所处的艰难生存环境。

2006年，中南大学哲学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再告别中医中药》等文章，在网上发布《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诉求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张教授此举一出，又引起新的一轮中医存废大战。中医的现状与未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也许会悄然发现，中医在中国的发展不容乐观，其颓然程度出乎很多有识之士的意料。

2009左右，《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发布的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调查报告。该项调查报告显示青年中医现状仍令人担忧。调查数据如下：

调查内容涵盖青年中医药工作者基本情况、执业现状、职业规划、职业信念以及对行业发展与教育模式的认识等5个方面。共有1631人参与了答卷，其中有效参与者978人。参与者覆盖了全国内地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江苏占62.5％。

调查显示，青年中医的执业环境不容乐观。有53.68％的青年中医不总是对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不会选择中医专业，还有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时不会首先考虑中医疗法。有88.14％的青年中医感觉所处医疗环境医患关系紧张，96.21％的青年中医认为工作压力大，其中63.09％的人认为工作压力很大，89.47％的人对收入情况不满意。

调查显示，中医教育模式转变势在必行。有627名青年中医认为，院校培养与师承方式结合更适合中医人才培养，占到了64.11％。此外，有18.61％的青年中医认为师承方式更加合适，仅有17.28％的青年中医对现行的院校教育模式表示认可。

调查显示，加强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有513名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最主要的困难是人才培养问题，占到了52.45％。此外，认为最主要的困难是中医药如何现代化问题的占29.76％，认为是患者认知问题的占10.12％，认为是中医药疗效问题的占7.67％。[1]

中医的境遇不佳，很多人对中医缺乏基本的了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西医的机会远远多于中医。不少人可能认为中医似乎是门玄学，它的道理很难弄明白。中医其实很完美地贯彻了中国古代哲学，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它，关心它。那它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呢？它和西医有哪些不同？

二、中医与西医比较

何为中医？“中医学是以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状况以及个体自身的心理变化影响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并从而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及预防的科学。”[2](P841)它“主要是从宏观的大系统进行探讨，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中活动着的一股力量，它处处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本身又有着心理复杂的活动，相互影响而成为一种文化生态，还要加上历史（传统)的积淀影响”。[3](P842)

中医理论是元气论、生成论、整体论、系统论，而西医理论则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原子论、构成论、分解论、还原论。两者对人体生命现象最根本的区别可能在于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上。“西医主张人体是一架机器，或者确切地说，西医是以人体是一架机器这样一种机械主义为基础而建立的。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说：‘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西方生理学创始人缪勒的四个弟子，也是四位著名的生理学家，路德维希、杜布克一莱蒙、布吕克和赫尔姆霍茨，为了反对活力论(vitalism)，甚至庄严宣誓，一定要确立并迫使人们接受这样一个真理：‘有机体内除了一般的物理化学力在起作用外别无他力。’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医认为人体是一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人体就是一架机器，也不意味着在西医的临床实践中完完全全地把人就当成一架机器，更不能说西医的人体机器观在临床实践中就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中医是以精气理论为基础来解释生命现象的。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宇宙的本原，是构成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共同原始物质，是存在于宇宙中的生生不息的极细微物质。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包括人体的一切生命现象，都是精气运动变化的表现和结果。中医学的精，是指藏于脏腑中的液态精华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其中来自于父母遗传的生命物质称为先天之精，而后天获得的水谷营养，称为后天之精。精化而成气，中医的气是运动着的精，可以说是代谢着的能量，气的不断运动，维持和调控着脏腑的功能活动。”[4](P280)

俗话说：“中医治人，西医治病。”现代西医是从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化，所谓“进步”的思维方式在现代西医身上充分显现。这些思维包括“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类中心”、“理性至上”、“以科技为手段开发自然”、“以更多的物质消费营造人间的幸福”。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是整个地球系统的中的一个小系统，中医中药的目的在于扶正祛邪，通过人身体的调节来治疗疾病，药物只是外力，人自身免疫系统的恢复才是治好病的关键。而西医则是依靠外力，讲究斗争，药是杀灭病菌的，很多西药的成分在于压制人自身的变化，不是疏导。旅美中医倪海厦治愈过被西医“判了死刑”的危重病人无数，被美国患者誉为“The last hope”，他有感于中医的优势和现代西医的巨大弊端，说到：“中国文化要顺天应人，调和阴阳，中医亦如此。西医反之，甚至要取上帝而代之。所以西医惯于纯化与分离，不用天然物，而高纯度的物质对人体不只是负担，而且有害。所以，中医会直接煮金鸡纳树树皮熬汤喝，西医则是提炼奎宁。中医直接用青蒿，西医提炼青蒿素。”，“传统中医学强在以简驭繁，辨证论治，根本不在乎病名，端在医者运用存乎一心。当学者以为中医药典越厚即是进步，病理论述推陈出新即是进步，则陷于西医窠臼而不自知。孰不知中国文化强在归纳法，故万变不离其宗，而西学重在演绎，所以书本越来越厚。病人越来越多。”，“中医是数千年下来的实验科学，对像是人，把人当人。西医是近百年的新兴科技，对像是鼠，把人当物。”

西药与资本的交合，更使它成为一个庞大的资本产业，很多药物的研发并不是治病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取高额利率。可以说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已经实质上控制了全球大部分医药产业，最近一本名为《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的书横空出世，书中披露国际财团一直在中国渗透，企图打压消灭中医，控制中国的医药产业。尽管此书许多材料缺乏足够证据，但纵观这几年的国际国内形式，极有这种可能。西药抗生素及其他药物的滥用致使更多新的病种出现，西方现代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其“自作孽”的恶果，越来越困扰人类。西医西药在治病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生态污染，药物对人体的污染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诸多医药厂（其实就是化工厂)的设立，使所在地的环境极度恶化。在中国哈药厂污染、白云上药厂污染等等令人触目惊心。[5]

三、中医与“科学”、“进步”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给中医定了四大罪，第一大罪为违反文化进步；第二大罪为违反科学。“科学”与“进步”在大多数人心里绝对是好东西，可我们一旦认真考察所谓“科学”与“进步”的文化谱系，我们会发现二者暗藏玄机。

先说“科学”，当代著名德国伦理学家施贝曼看来，“就世界的整体的人类文化进程而言，西方的所谓‘科学’，不过是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空间中产生的一种文明样式，一种建立在理性主义的概念架构、逻辑运演基础上的文明样式。这一科技文明尽管显得威力强大，也只能是世界上众多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甚至只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例。”[6](P71)现在大多数人理解的“科学”其实是某种西方的话语霸权，西方推行的“普遍主义”。

“科学”的内涵其实在西方文化史上也不是稳定的，而是处于变化中。“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是指以理性的方式实现对普遍的存有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人们得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科学观一直到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时仍有广泛的影响。显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和哲学是内在相通的，科学研究不过是哲学研究在某些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相应地，从古希腊到十八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常常也是一体的。然而，十九世纪以来，科学与哲学日益决裂了。前者蜕化成了实证科学，它只研究具有经验证实性的事实，拒斥一切诸如本体、价值、意义和世界的统一性等所谓形而上学问题，哲学则因此成了纯粹的形而上学。胡塞尔曾把现代科学的这种蜕变概之为‘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自此，实证科学便成了我们关于科学的基本观念。”[7]

在古代西方，“科学”的涵义原本也是如此丰富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萎缩呢？这和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有莫大关系。“百余年来，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相比之下，形而上学却举步维艰。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再失败和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功所形成的鲜明对照’，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科学观和世界观。人们由此认为，真正的科学只能是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是各门学科获得真理的唯一方法。进而，人们对于实证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迷信,还转化成了一种(唯实证)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这一转化在现代世界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胡塞尔曾深刻地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那种客观性在方法论方面支配了我们的实证科学，并且它的影响远远超出科学本身的范围，成为支持和广泛传播一种哲学的和世界观的实证主义基础。’从此，人们逐渐产生了以科学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的习惯，世界和生活的科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8]

西方人自己已经开始冲破“科学”的藩篱了，而国人却固执着“科学”的老黄历。张功耀批评中医不科学，完全按照现代西方科学的标准，这简直是削足适履。作为一名哲学教授，张功耀的狭隘程度令人吃惊。

大科学钱学森生前曾仔细研究过中医，他生前写了许多研究中医的文章，他对促进中医系统论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1981年写给当时中医司司长吕斌奎的信中说到：“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然而这一缺点早在100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大约20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到，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9]他在1985年9月23日给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祝世讷的信中说：“我并不是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份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10]钱先生还指出中医要采纳“人体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观点。

钱先生作为一名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他的见解是深刻的。人体的秘密没有哪一门医学说自己彻底该清楚了，还多问题需要我们共同研究，切不可用“科学”的伪正义帽子把中医打死，况且科学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医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碰到令人头疼的复杂性难题了。面对复杂性，我们要记住以下忠告：“一是适当约束我们一心进步的热望，向自然的限制适当妥协，乃必要的退缩；二是认识自己的局限，承认理性的困境，承认我们知识的不完善性，‘无知’有时反而也是一种‘自我防护’。”[11]中医比西医能很好地解决复杂性难题，这是我的直觉。

再来谈所谓的“进步”。写出《进步的观念》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博瑞，指出：“进步论的出现其实很晚，萌生于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在这之前，历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和压倒优势的反而是‘退步论’，人类社会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历史观都是倾向于‘退步论’的”，“彻底摧毁这种‘历史退步论’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两位先驱人物培根和笛卡儿”，“ 进步观念一直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理性主义的张扬相关联，也与民主政治的斗争相关联”。[12]然而，启蒙时代至今，现实的残酷已经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这一“进步”神话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没有使世界进步多少，取得的和失去的差不多一样。

西方马克思学派是批判“进步”神话的重镇。本雅明认为：“启蒙的‘进步’是对本源的背叛与破坏，因而是盲进，是背离，带给人们的是灾难，是地狱。现代化进程留给历史的只是一座座废墟。他的名言是，‘本源就是目标，复归也是救赎’。”马尔库塞则指出“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必然结果。”[13]

由此可见，“进步”也是靠不住的。张功耀指责中医违反“文化进步”，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治病为目的的医学，治好病是最关键的。倪海厦说的好：“一种学问不以时间上的近现代为进步，不以越变越复杂为进步，而以实际效果为主，治的又快又好的方是王道。”况且西医真的比中医进步吗？正如前面指出的，西药的滥用致使许多新的疾病出现，我们的得到的往往是我们失去的。

四、中医是生态医学

很多学者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中医学本质上是生态医学。何为生态医学？“生态医学就是把人体所赖以生存的内外环境(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心理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把握，认识其运转的规律，在生命，健康和疾病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素，方式，机制，从而利用这些知识来保障生命，预防和治疗疾病。”[14]中医恰恰符合这种特征。

中医的很多理念与生态学不谋而合。“中医的平衡观、整体观念等皆可在生态学理论中找到相似观点。蒋小宁认为，中医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与生态学相通，而中医学阴阳五行理论中体现的动态平衡观蕴含了丰富而又相当完整的生态定义。阴阳平衡即生态平衡，五行学说则是在医学领域阐释阴阳理论的具体体现。此外，容景瑜等提出生态群落有分层现象,中医作用于机体也分层次；生态学有动态循环，中医也有恒动观念等。故我们可用生态学理论阐明中医学某些理论，也可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中医药。马伯英揭示中医理论中的生态观反映了其内核的科学性，包含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理环境三个方面的中医生态理念属于‘泛生态’，即宏观层面的生态医学。中医理论的本质和科学内核，是一种生态医学适应理论。不过中医理论对泛生态医学规律的总结仍需进一步修正、补充、完善，甚至重新抽象、概括、总结。”[15]

鲁枢元先生指出：“地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纪’”，“‘人类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种充盈着浓郁生态意味的‘全球化’。时代在转换，‘人类纪’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新文明’，即‘生态文明’。”[16](P276)

生态时代已经悄然而至，中医必将在这一新的时代大放异彩。

总之，中医不会消失，它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即将到来，与中华文明休戚相关的中医定会造福全人类。



参考文献：

[1]详见网址：

http://www。insightacm。com/zhongy ... zhuangtiaochabaogao

[2][3]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05.

[4]师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中西医治疗—并论中西医之差异[A]．武大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第1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08.

[5]药厂污染情况详见网址： http://cj.39。net/hyzt/098/19/966747.html
[6]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09.

[7][8]陈徽.什么是中医的科学性?—从阴阳五行论的解释框架说起[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
[9][10]祝世讷.钱学森与中医系统论研究[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01.

[11][12][13] 鲁枢元.关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反思—兼及“退步论”文学评估[J].文艺争鸣，2008.05.
[14]马伯英. 中医科学性的内涵兼论科学、非科学和伪科学[J]. 科学文化评论，2007.02.

[15] 王丽慧、薛辉、王庆其. 生态医学研究概述[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08.

[16]鲁枢元.走进大林莽：四十位人文学者的生态话语 [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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