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年约有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巨大的需求缺口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患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不是获利者，他们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法治周末记者 刘立民 发自河北邢台

　　2011年9月23日下午，在河北省霸州市兴华南路临街一间小诊所里，正在准备着一场大手术。

　　21岁的安徽安庆小伙杨某躺在三楼一张简易的手术台上，听着手术器械的叮当声。作为卖肾的“活供体”，他已经被备皮、灌肠和消毒。来自山东省德州市医院的三位医生分外忙活，即将对杨某实施麻醉，开刀取肾。

　　“受体”进来看了看，嫌卫生条件太差，离开了。

　　正在这时，警察突然破门而入，手术没能进行下去。

　　这台手术如果成功，医生、中介和供体总共可得报酬28万元，而供体只会分得两万元。医生和中介为了暴利铤而走险不难理解，而“活供体”仅仅为了两万元甘愿献出一只肾脏却令人费思量。

　　10月20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霸州，被称作摘肾诊所的“门秀杰诊所”早已人去楼空，两面的卷帘门上贴着霸州公安局的封条。

　　隔壁超市老板告诉记者，诊所老板姓刘，是江苏徐州人，听说德州医生是租用的三楼，摘肾事件与诊所无关。

　　由于此案正在侦查阶段，记者只得到杨某卖肾是为了还债的说法，而什么样的债急迫到非要出卖器官来偿还？难道就没有他路可走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邢台去年曾破获一起多人卖肾、贩肾案件，主要组织者已经刑满释放，这两起案件有无相似度？杨某身上的谜题能否从这起案件中找到答案？

　　从卖肾到介绍卖肾

　　2010年7月，邢台街头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案件，公安人员在讯问一方4名当事人时，发现他们竟然分别来自四个省份，虽然租住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其中两人左腹部都有一条长达20多公分的弧形刀痕。

　　经过进一步审查，得知他们是来卖肾的，两人已经卖出，警察在他们的出租房里，又发现了3个等候卖肾的人。7人聚集邢台，是被一个网名叫“老刘”的人召唤而来，“老刘”管吃管住，并为他们联系买方。

　　很快，“老刘”被警方抓获。老刘并不老，只有29岁，这名李姓男子是邢台市人，他的腹部同样有一条长长的手术刀痕。

　　李某的到案，揭开了一个从卖肾者到介绍卖肾者的私密历程。

　　2009年上半年，对于李某来说是烦心事接连不断，父亲多病；母亲遭遇车祸后肇事者逃逸；生意亏本、讨债者上门。身为长子的他一筹莫展。

　　一次偶然机会，他从网上看到一条求肾信息，便动了卖肾的心思，经过多次联系洽谈，李某瞒着父母家人来到北京。

　　中间人是一名医生，他带着李某与需要肾移植的患者和家属见了面，经过检验配型，竟然成功了，双方谈定报酬18万元。

　　在医院，李某顺利地完成了肾摘除手术。

　　事后，李某感觉自己的运气挺好，“从联系患者到做手术只用了两个月时间，还碰到一个好买家，得了18万元。”通过这次卖肾，他得知医院有很多等待肾移植的患者，如能联系到肾源和患者，从中牵线搭桥挣点钱还是可以的。

　　于是，李某开始上网搜索肾源的信息，找到卖肾的，就留下联系方式，然后搜寻买肾信息，让卖肾方跟买肾方去接洽。然而，因为两方电话不断变换，经常打不通，他的中介生意一次也没做成。

　　看来该下点本钱了。李某在邢台市租了套单元房，联系到卖肾方，就让他们到邢台，免费吃住，以保障肾源的稳定。

　　截至案发，10个月时间里，全国各地陆续有30多名卖肾者来到邢台，但李某只介绍成功两例，都是由“受方”中介带领在郑州某医院做的肾移植手术，李某为此挣得介绍费8500元。

　　邢台市桥东公安分局郭警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时刑法第八修正案还未出台，没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这个罪名，我们只能参考北京的案例，对李某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2010年12月16日，邢台市桥东区法院认为李某构成非法经营罪，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据本案主审法官魏茜透露，李某在介绍卖肾之初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他说这是在做好事。

　　李某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这事不想说了，我本意为救人，尽管收点中介费，但这么多人(卖肾者)来吃来住，还要承担体检费用，实际赔了钱。没想到会触犯法律，蹲了一年监狱，丢死人了，我都没脸回家。”说完他立即挂断电话。

　　地下肾交易流程

　　陈某，21岁，湖北人，原来在北京打工，由李某介绍到郑州某医院卖掉左肾，得款4万元，失去左肾后感觉体质下降，不能继续打工，便留在邢台帮李某联系肾源，希望从中挣点钱。

　　他在接受警方的讯问时说：“做‘人体器官移植生意’有三个必要条件，首先要有‘供体’，就是像我们这样自愿提供本人身体器官的人，其次要有患者，就是那些需要我们器官做移植手术的人，也叫‘受体’，再就是中介，把供体和受体联系到一起的人，是供患之间的纽带。”

　　据李某交代，在卖肾过程中，仅有单方中介是不够的，卖方有卖方中介，买方有买方中介，他作为卖方中介负责联系供体，然后再与买方中介联系，“联系多了才知道，买方中介一般都是患者医院的医生。”

　　郭警官告诉记者，在李某介绍卖肾案中，经过调查发现郑州某医院有医生参与，但地方保护太厉害，医院不配合调查，致使受到法律追究的只有李某一人。

　　李某介绍成功的另一位卖肾者是山东人谢某，他被买方中介直接带进郑州某医院病房，与需要肾移植的患者孟立伟见了面，为了卖肾，谢某谎称自己是“孟连伟”，即孟立伟的哥哥。

　　据专业人士介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需要向医院出示或递交供体户籍证明、与患者系近亲属关系证明以及亲属活体捐献志愿书、亲属活体捐献手术同意书等，经医院审查同意后方能手术。

　　该案主审法官魏茜说：“该案涉及的两例肾移植手术，所有以上证明全部是虚假伪造的，虽未证明医院涉案，但是可以说医院的监管缺失也是这条黑色交易链的催化剂。如果医院不仅仅审核书面证明，而是与供体、患者分别面谈，关于双方身份关系能多了解一下，假的证明也许就不攻自破了。”

　　据了解，地下黑市肾交易报酬的多少，一般根据供受之间的配型、匹配点的程度决定，配型与匹配点越高，患者支付的费用就越多，但往往“供体”只得到很少一部分，大多被中介、医生等中间环节所瓜分。

　　在上述案例中，供体获得卖肾费仅4万元，而患者购买肾源却花费了12万元。

　　卖肾低龄化隐忧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自愿卖肾者多为青少年，在邢台卖肾案中，年龄最大的是李某，时年28岁，年龄最小的是四川达州人胡某，只有16岁。

　　在警方审讯的记录中，他们是这样诉说卖肾理由的？

　　“父母、哥哥都是农民，家里十分穷，翻盖房子需要钱，不能为家里出力我十分苦恼，偶然看到一篇父亲卖肾救白血病儿子的报道，便动了卖肾的念头……”这是21岁的陈某的谈话记录，讯问人员为这段笔录特别注明“低头、哽咽”四字。

　　谢某，26岁，山东烟台人，与陈某情况相同，卖肾得到4万元，留下来帮助李某联络肾源，李某承诺成功一例提成3000元。

　　山东人快人快语：“因为我缺钱，卖肾就是为了挣钱。”

　　赵某，27岁，黑龙江明水人，来邢台卖肾前在北京打工。

　　问：“为什么不顾身体健康出售自己的肾脏？”

　　答：“我媳妇想在北京买房子，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没办法才想到出卖肾脏。”

　　问：“为什么不靠自己的能力工作挣钱？”

　　答：“我在北京的工作收入仅够吃饭租房，根本买不起一套房子。”

　　于某，21岁，山东日照人。“我欠别人钱，上班赚钱太少，不够花，卖一个肾可以得到三四万元。”

　　21岁的吉林永吉人庄某和27岁的吉林桦甸人方某，他们的理由都是“因为缺钱花”。

　　23岁的黑龙江人李某说，钱不好挣，以前干的工作都不顺心，想多挣点钱翻翻身。

　　在众多的等待卖肾的名单中，《法治周末》记者看到未成年人胡某的名字，他出生于1994年9月，应约来邢台卖肾时还不满16岁。

　　胡某初三即辍学外出闯荡，因为笔录没有记载，他为什么卖肾不得而知。

　　根据胡某留下的QQ号，记者上网欲加他聊聊，发现他不在线，昵称是“×××”，在他的空间里，记者看到他和朋友在邢台市达活泉公园游玩时的一组照片，阳光、帅气的胡某时而依傍雕像，时而爬上树杈，稚气未脱的他俨然一个孩子，丝毫看不到愁苦的神情。

　　“之前，我曾听说过为亲人捐肾卖肾的案例，觉得其状可怜，值得社会同情，后来在网上看到卖肾为了买手机的帖子，不以为真，一笑了之。当接触到本案、阅完卷宗后，我很心痛，无语了。”李某的辩护人林东阁律师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这些卖肾或等待卖肾的人如此年轻，他们的人生之路还很长，创业机会也很多，只要稍稍努力，就会衣食无忧，毕竟钱财乃身外之物，没了还可以再挣，而器官割下却不能重生。

　　魏茜法官表示，通过本案来看，确实有些人是因为经济窘迫、急需用钱而卖肾的，但大多数属于好逸恶劳、贪图眼前利益走上卖肾路。地下卖肾朝着年轻化、规模化蔓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才能杜绝？

　　10月25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在霸州险些被割掉肾脏的杨某的家人。

　　杨某的母亲说：“我真不知道孩子去卖肾，我们就这一个孩子，不缺他吃穿花销，即使家里经济状况再困难也不会让他去卖肾的。吓死人了！幸亏公安民警去的及时，要不然孩子一生就毁了。”

　　据杨某的母亲介绍，杨某原来在浙江打工，后来不知怎么去了霸州，“经过盘问才知道他是被骗到一家传销公司，是不是为了完成业绩才卖肾？孩子不愿多说，我也不敢问。现在杨某已经在当地找到工作，去上班了，以后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远离了”。

　　(感谢河北张舰律师事务所对本文的支持)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