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安小康指数（Xiao Kang Index of Chinese Safety)

2009～2010年度中国平安小康指数：69.4



食品安全是最大不安，社会治安安全感只达到五成，医疗安全感遭遇信任危机，中等收入阶层的不安全感凸显，经常焦虑的人超过半数，在通往平安中国的道路上，仍需要跨越一道道门槛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欧阳海燕

　　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医疗安全，是当前中国人最担心的三大安全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可是在市场、超市能够“放心”地购买各种食品的受访者只占四成。尤其是对国产奶粉，投信任票的只有两成。中国乳业的信誉重建，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完成。

　　公众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也难称良好，认为所在城市社会治安“很安全”和“比较安全”的只有五成。娱乐场所被选为最缺乏安全感的场所。认为学校周边最没有安全感的也达到三成。

　　中国的医疗机构正遭受着信任危机。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的人只有四成。不过在各类医疗机构中，公立大医院还是最受信赖的。

　　相比其他安全问题，中国公众对婚姻安全比较放心。虽然离婚率的数字在攀升，很多人也洒脱地声称“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但保守的婚姻观仍占有很大比重：55%的已婚人士对“婚外恋”坚决说不；对婚姻中出现的感情“出轨”，46%的已婚人士持“力挽狂澜”的态度；61%的已婚人士认为婚姻就要“一辈子”。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本次调查涵盖的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武汉、郑州、长沙、呼和浩特、重庆、成都、西安。结合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平安小康指数为69.4分。

　　安全感也与个体特征有关，有趣的是收入与安全感的关系。本次调查发现，月收入3000～6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安全感，要明显低于月收入1500～3000元和月收入6000～8000元的人群。看来是这个收入阶层“上下皆有可能”的不确定状态，使这个群体弥散着焦虑不安的情绪。

　　本次调查还依据所选城市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对12个城市进行打分排名，重庆成为最具安全感城市。

　　食品安全成为最大不安

　　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生产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环境安全、婚姻安全、隐私安全、信息安全，11项安全问题，你最担心什么？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拔得头筹。

　　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消费者的最大不安，也是中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2010年6月12日，中国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在出席“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食品安全合作”论坛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分散的种植和养殖是影响我们食品安全统一监管的制约因素；另外，中国目前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90%是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是个体作坊，这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历来饱受批评——“多龙治水”，监管顾虑太多。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康彼得(Peter Ben Embarek)还记得七年前中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六个部门都不能保证一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并不关于到底有多少部门在监管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关于如何使这些不同的职责部门协调起来工作。”康彼得说。

　　2010年2月9日，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高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由三位副总理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食品安全问题现在已经在政治层面上摆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是中国的特点。”康彼得说，“我希望这种政治意愿也能传递到下面的机构，就是在农场里、工厂里、市场上也能有这样的意愿。”

　　不过相对于监管体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更强调生产者即农户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靠检测出来的。”他说。

　　“但是让中国的2亿多农户遵守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在目前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是办不到的。”陈君石说，目前在中国，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或者由一个中间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规模化、规范化生产，在一些地方有试点，但在全国推广还不是很快的事。

　　医疗安全感溃于信任危机

　　医疗安全以55%的比例在公众最担心的安全问题榜中排名第三。

　　安全感来自信任。本次调查中，对于“您在当地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吗？”只有4%的人表示“很放心”，36%的人表示“比较放心”。也就是说，只有四成人对所在城市的医疗服务有足够的信任。而信任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医患关系紧张，曾在2008年被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王东生称作是“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之一。

　　医患信任危机对社会安全有很大的破坏力，暂且不论医患冲突，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看来，养生乱象也与此有关联。他曾以中国医改为例，对风险社会中的专家系统与信任维持做过专门的研究。

　　“一方面，正规的医疗系统受到了怀疑；另外一方面，个体会有选择地信任对他有利的信息，比如吃绿豆、吃茄子，这都是成本最低、最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目前我们的医疗体制还不能让所有人获得相应保障的时候。”

　　对于医患信任危机在更高层面上的破坏力，杨雪冬分析说，公众对医生及医疗机构这一“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必然会延伸到“治理不力”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从而引发对制度及政府公共权威的信任危机。

　　婚姻安全相对而言较放心

　　在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等11个项目中，选出相对而言比较放心的一项，这恐怕是一个有难度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中，婚姻安全以相对优势胜出，该项目的选择比例为38%，不到四成，不过其他选项的选择比例更低。

　　婚姻安全相对来讲比较让人放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婚姻有多么牢固。事实上，中国的离婚率在持续走高。据民政部2010年6月发布的《2009年度全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9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46.8万对，比上年增长8.8%，从近五年的情况看，离婚人数逐年上升，平均增幅为7.65%。报告称，这说明我国已婚男女收入及个性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本次调查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婚姻观颇具个性。对于“一段婚姻能维系多久？”五成受访者选择了“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可见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是卸不去的绳索，对婚姻持“顺其自然”的态度。

　　不过保守的婚姻观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对于围城里面的人来说，六成以上已婚人士认为婚姻要维系“一辈子”。

　　对于婚外恋，过半数已婚人士选择了“不会”，远多于“会”(15%)和“看情况”(30%)；如果发现他/她在婚姻中爱上别人，46%的人选择了“想方设法让他/她回头”，也比选择“放弃他/她”的多14个百分点。

　　或许就是这种自持和不放弃的态度，让人们增加了对婚姻的信心。

　　在有可能对婚姻安全构成威胁的诸因素中，调查显示，公众最担心的三项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因素；其次是外遇问题——尽管调查中86%的受访者至今没有遭遇过第三者；然后是婆媳关系。

　　中等收入人群不安全感凸显

　　问卷还对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调查。选项包括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过大、教育不公平、房价上涨过快、就业失业问题、贪污腐败、“小三”现象、黑社会等经济社会因素，也有地震、干旱、洪水、极端天气等自然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对公众安全感造成威胁的五大因素是：看病难看病贵、贫富差距过大、房价上涨过快、贪污腐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可见经济社会因素是公众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这些问题是转型期的中国人所要共同面对的，但是人们的安全感也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比如性别、职业、收入等。

　　安全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中国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姬雪松阐释说，安全感不是思想，不是理智，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取决于外面的世界是可预测的，不可预知感便是不安全感；有安全感的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焦虑是不安全感释放的信号。

　　本次调查中，六成以上受访者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经常会感到焦虑的人也超过半数，不过总体而言，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也达到七成。这说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尽管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心中常有焦虑，但对生活仍然寄予了美好的向往。

　　经过从“是否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是否经常感到焦虑”，以及“总体而言，是否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三个方面对个体的安全感进行综合衡量，并对不同特征的人群进行分析发现，男人和女人的安全感差不多，但女人的稍微高一点；已婚人士比单身状态的人更有安全感。这很好理解，围城里的日子循规蹈矩，生活的不确定感也大大降低了；所有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安全感最高，其次是干部、公务员。

　　收入对于安全感至关重要。本次调查中，有高达2/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影响职业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低。

　　分析不同收入人群的安全感，发现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人群，安全感要明显低于月收入1500～3000元和月收入6000～8000元的人群。在月收入与安全感的曲线图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凹陷。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中等收入阶层缺乏安全感现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中等收入阶层承担着高房价、高税收，一不小心就掉到下一个阶层中去，所以他们努力工作以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准，又要千方百计进入上一个阶层。他们在摇摆之中，自然会有不安全感。所以在这个阶层的群体中，常弥散着浮躁和焦虑不安的情绪。

　　打黑之后的重庆最具安全感

　　社会治安以67%的比例排在食品安全之后，成为公众最担心的第二大问题。

　　本次调查显示，五成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感到“很安全”和“比较安全”，这个水平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很难称之为良好。

　　本次调查以所选城市市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对12个城市的平安状况进行评价。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评价指标具体有四个：对所在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所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去年相比发生的变化、对当地政法机关对犯罪活动打击力度的评价，以及对当地的治安防控工作，比如治安岗亭的设置、治安巡逻队的配备等状况的满意度。经计算排序，被调查的12个城市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上海、呼和浩特、郑州、广州、长沙、深圳、西安、武汉。

　　重庆成为最具安全感城市。

　　掀起打黑风暴的重庆共打掉了4781名“涉黑涉恶”人员，12名厅级官员因此落马，《小康》去年曾以《再塑重庆》为题报道了重庆在创建平安城市中的种种变化。

　　城市安全归根结底是城市人的安全，现在城市安全涉及的面越来越广。继重庆之后，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地纷纷采取行动，打黑扫黄。

　　今年6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赴重庆调研，随后签发嘉奖令，对重庆市公安局深入开展打黑除恶等专项工作予以通令嘉奖，称打黑除恶“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

　　“衡量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孟建柱在重庆调研时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小康》实习生李雅男对本文有贡献，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2009～2010年度中国平安小康指数分析

　　一级测评指标       权重(%)       2007年度       2008年度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10年度增减(百分点)

　　社会治安       24   67.5       68.1       71.1       74.0       2.9

　　卫生安全       24   58.5       57.8       59.8       62.3       2.5

　　生产安全       16   70.4       70.2       73.1       76.1       3.0

　　经济安全       16   64.6       64.2       64.2       65.5       1.3

　　心理安全       20   65.0       65.1       67.8       70.4       2.6

　　中国平安小康指数      100       64.9       64.7       66.9       69.4       2.5

　　(制表：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吕庆)

　　12城市社会治安安全感排名

　　NO1 重庆

　　NO2 北京

　　NO3 杭州

　　NO4 成都

　　NO5 上海

　　NO6 呼和浩特

　　NO7 郑州

　　NO8 广州

　　NO9 长沙

　　N10 深圳

　　N11 西安

　　N12 武汉

　　公众最担心的五大安全问题

　　NO1 食品安全 72%

　　NO2 社会治安 67%

　　NO3 医疗安全 55%

　　NO4 交通安全 51%

　　NO5 环境安全 39%

　　“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问卷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设计，调查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执行。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在东、中、西部选取了12个城市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涵盖的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武汉、郑州、长沙、呼和浩特、重庆、成都、西安。对每个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放。

　　调查执行时间为2010年6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量为1009份，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调查同时在“新浪调查”推出，6000多位网友参与调查，数据用于参考。

张鸣：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安

　　穷人怕没钱看病，富人担心财产被侵害，还担心被下层嫉妒，上上下下都缺少安全感，我们的不安源自社会失序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苏枫 实习生 李雅男

　　安全感如同幸福感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生活的一种感受。当人们对外界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而又得不到满足时，安全感就会逐渐流失。而人们内心的不安，又往往是社会不安的酵素。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12个城市展开的公众安全感调查显示，六成以上受访者“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五成以上受访者“经常会感到焦虑”。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少安全感的标志。

　　针对社会不安和个体不安发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改善中国人的安全感，《小康》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

　　个体的绝望是社会不安的根源

　　《小康》：校园安全案件频发会对大家的安全感造成很大影响。

　　张鸣：对。现在有的学校教育孩子走路时“一步三回头”，那是疯掉了。还说要加强警卫，但是你保护不过来的，还是要找根源。每个校园凶杀案的罪犯都有不同的理由，但他们都有一颗绝望的心。一个不怕死的人是不怕严打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提前化解他们的绝望情绪。

　　《小康》：在一段时间内聚集发生此类事件，是巧合吗？

　　张鸣：情绪到了一定程度，只要有一定的诱发，就会发生和传染。为什么能传染，因为很多人的情绪到了绝望的临界点。有的人绝望会自杀，有的人会杀仇人，但是最坏的选择是杀儿童，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位置。如果他没有精神病的话，那他的破坏和绝望情绪得有多大？

　　《小康》：富士康事件也与类似的绝望情绪有关？

　　张鸣：富士康的问题和校园安全的问题有所不同。校园安全案的根源是绝望，富士康的问题根源是精神抑郁。

　　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有两个最大的因素。第一是富士康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泰罗制。泰罗制是19世纪福特公司发明的，就是对每道工序进行标准化管理，每道工序分得特别细。富士康是典型的泰罗制的生产线，每个人只干一个事。这种方式是不人性化的，天天这么做，对精神是一种很强的压抑。

　　第二个原因就是农民工都是外来的，对于城市没有归属感，他来就是挣钱的，尽可能多加班多挣钱然后回家，每个人干完一天回宿舍没有时间说话，没有渠道沟通，非常寂寞。人是群体动物，需要沟通。

　　富士康员工们存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交往障碍。人的频繁、友善的交往能够化解人们的不安全感。比如在宿舍没人理你，和在宿舍跟大家处得很好，哪个更有安全感？长期不交往会增加孤独感，孤独感就会产生不安全感。

　　城市再好跟他也没有关系，城市基础设施再好，他没份儿。他没有亲切感，城市的繁华对他反而是一种刺激。

　　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不像上一辈，刚从贫困中走出来，信念很强烈，就是要挣钱回去盖房子，而且也吃过苦，80后90后的农民工精神相对脆弱。自杀也是会传染的，但是必须到达临界点。大家都抑郁的时候，就会传染。

　　所以要解决富士康的问题，有两个事情可以做：第一，富士康的生产方式需要改进；第二，政府要打通城乡壁垒，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国民待遇。现在有苗头了，广东已经开始做这方面工作了。

　　仇富不是好现象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看病难看病贵、贫富差距、房价、贪污腐败、社会保障不健全这五项最影响中国人的主观安全感受。教育不公、就业歧视、户籍制度、黑社会等选项没有进入前五。你怎么看贫富差距对大家的主观安全感有这么大的影响？

　　张鸣：这个结果挺有意思。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感觉最敏感的事选出来。目前对很多人来说，大家最不平的事就是贫富差距。贫富悬殊的确会制造不安全感，会使人们产生不平感、被剥夺感、嫉妒心，会导致对社会的仇视。

　　《小康》：大家会不会觉得黑社会离我挺远的，但是贫富差距离我挺近的，是每时每刻都能切身感受到的？

　　张鸣：贫富差距直接刺激民众。比如某些电视相亲节目，赤裸裸的耀富，女的傍款，男的耀富，可能现实中没那么厉害，但是电视是大众媒体，扩散传播都很厉害，这样的节目非常强烈地刺激一般人的神经，比如一个男孩子大学毕业正在奋斗，离房离车都很远，他一看这帮女的都愿意跟富人走，对他是一种刺激。贫富差距不见得已经威胁到他，但这种感官刺激是很强烈的。

　　现在社会的上升渠道不畅通。不像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农民或大学生，靠几百块钱就能发起来。现在这种事很少，因为社会阶层已经板结化了，我们的制度没有给向上升的人留下通道，经过奋斗上来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对贫富差距有很大的抵触。就是已经富的人就是富的，就可以想要什么有什么，江山、美女都是他的，要是穷小子就啥也不是，已经有的美女也可能被权贵抢走，像电视剧《蜗居》里的男主角小贝。

　　很多人会很愤怒，他可能不会理性地探讨原因，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仇富就会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因为市场经济的第一要素是资本，不是劳动力。仇富的结果是没有人投资了，那再有劳动力也没用，等于大家都穷。有资本投入，才能有工作，工资还可以谈判，但如果没有资本，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仇富有成为一种思潮的趋势，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需要一个良好的秩序让大家踏实地奋斗

　　《小康》：你觉得安全感是什么？

　　张鸣：安全感是层次比温饱高的问题。是你的人身以及生活环境安定、安全、有保障的感觉。

　　《小康》：这种有保障的感觉是什么能够带给我们的？

　　张鸣：这需要有一个比较正常而有秩序的社会环境，第二是一个比较友善、正常的人际关系，第三是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

　　《小康》：你本人有没有安全感？

　　张鸣：我觉得这个社会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缺少安全感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在一段时间内，环境不会改变，人际关系不会改变。只有物质条件是在一定范围内自己可以控制的。

　　现在很明显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互相防着的状态。我和两个外国朋友在深圳，晚上打黑车，司机一看我们三个猛男，不拉我们，开车就跑。你看，连开黑车的师傅都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看起来好像挺强大的，经济发展很迅速，但这换不来安全感。

　　上层更担心财产被侵害的问题，还担心被下层嫉妒。漂亮女孩怕被侵害，一般人是怕被打，穷人怕没钱看病。但是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制度存在某些缺陷导致社会失序。

　　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其实比大陆严重。住别墅的人和住在廉租房里的人差距很大。但是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强的仇富心理，没有那么强的仇恨。因为在香港有一个守法的秩序。我们现在缺乏这种秩序。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人觉得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又对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您认为这种心态是怎么产生的？

　　张鸣：计划经济是最确定的，但是没有前途。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如果社会保障跟不上，就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现在虽然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但人们还能吃上饭，真正吃不上饭的人不是太多。包括蚁族，他们还是抱有希望，没有完全绝望。这是这个社会的福分，政府应该珍惜。所以要尽早确立一个良好的秩序，让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奋斗。

　　比如你的人生目标是发财，我给你指一个明道，奋斗，往上爬，只要学习好就能考上大学，然后就能发财，这就踏实了。上升渠道也是社会秩序之一，只要打通上升渠道，让大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看清楚了，就踏实了。追求什么都可以，一路上去，没有才能就上不去。所谓的不平之气是，明明你不如我，你家里有关系就上去了，这才觉得不平。如果都是凭本事，谁会在乎这个。

　　不安全感来自政策和法律的不稳定

　　《小康》：现在，中国富人纷纷向国外转移资产，你从这个现象里看到了什么？

　　张鸣：有很多社会精英，包括企业家、影星、知识分子等等，正在大批移民。稍微有点钱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钱、甚至自己的国籍，往国外转，这是因为公权力的伤害已经无孔不入了。特别是企业家，他们有很多灰色收入，也有很多正当收入，但是由于公权力的侵害无孔不入，他们就需要移民寻求庇护。他们为什么要走？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内缺少安全感。这样的不安全感大家都会有，只不过财产越多，不安全感越大。

　　《小康》：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是什么？

　　张鸣：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政策和法律的不稳定。其根源是政府太强势，公权力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太严重。现在我们国家在制度层面缺乏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同时忽略了对个体的保护。公权力对个体的侵害又是因为司法不公正、不独立。司法不独立就无法探究公正与否。

　　一是公权力的侵害，二是司法不独立，这两个问题是造成这个社会上上下下都缺乏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小康》：你现在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公权力的侵害，大家就都没有安全感，然后有条件的精英就到国外去寻求保护，寻找安全感，这就导致国内精英的大量流失，然后导致什么呢？

　　张鸣：企业败了、工厂倒闭，失业率上升。

　　公权力的侵害以及司法的不作为、乱作为，会刺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公权力的侵害和司法不公会导致报复社会的行为。

　　所以，要解决这个社会安全感缺失的问题，还是要靠政府。如果公权力得到一定制约，司法相对公正，安全感的问题就会有很大改善。

　　最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五大因素

　　NO1 看病难看病贵 75%

　　NO2 贫富差距过大 74%

　　NO3 房价上涨过快 64%

　　NO4 贪污腐败 64%

　　NO5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57%

　　您如何看待眼下中国的投资移民潮？

　　55% 一部分非法或灰色收入到国外寻求庇护

　　49% 到海外寻求优质教育资源

　　47% 富人移民是中国精英与财富的双重流失

　　42% 富人的责任感不强


来源：《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