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中央企业领导成为院士是何时开始的？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有何不同？

　　从级别上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级的。”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人们几乎公认，院士们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师(副部级)于康震、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晓鲁……这一连串闪亮的名字不是政府官员和央企高管的某次会议名录，而是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的2011年院士候选人名单。

　　如果连同离任官员、老总一同计算在内，包括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原交通部总工程师凤懋润和原安监总局副局长闪淳昌等人，共有23名政府高官或央企高管入围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一片“高官、高管俱乐部”、“中国工程院还是中国工程队”的非议声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旭日干接受新华社采访表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这一标准对所有的被提名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对高级干部、企业老总，还是对没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和老总要角逐“院士”头衔？这种现象从何时开始？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中国工程院”这个时常被人们提起的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外延和内涵？

　　政治光环笼罩下的院士

　　1954年中科院学部委员评选中，便有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

　　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而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不过，官员和企业领导成为院士，并不新鲜，从工程院成立之初就大量存在。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科学院。

　　1949年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科学院为归属于政务院的政府部门，后调整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并无明显学术背景的陈伯达任第一副院长。而此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则是横跨学界和政界的大腕蔡元培、朱家骅。

　　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并评选“学部委员”(大致相当于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一文中指出，学部委员的评选程序是内部提名、内部评定(即“协商”)，最后报中共中央，主要是中宣部批准。此时的评选除了学术标准，还有重要的政治标准，即“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据此标准，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学部委员。此外，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等被王扬宗称作“半官半学”的人士也大量入选学部委员。

　　中国工程院自1994年成立后，经过17年发展，现有739名院士，其中兼有企业界或政界身份的院士并不少见。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1999年12月当选工程院院士时也兼有企业界身份，那时他是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兼华中软件公司董事长。

　　199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就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黄卫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后不久，黄卫当选北京市副市长，被人们称作“院士副市长”。两年后，黄卫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常务副主席。

　　在成立于2000年的“工程管理学部”中，官员和企业家更不在少数。2001年12月，中国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当选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

　　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工程院相关负责人称该学部院士当选条件“颇为苛刻”，当选人必须“具备重大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国家科技布局与战略管理经验”。对于傅志寰院士的学术背景，该负责人称，傅志寰对繁忙线路客货混运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客运要快速，货运要重载”的解决对策，影响、价值颇大。

　　中国工程院不仅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它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长期关注院士制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从级别上讲，科学院、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级的。”

　　几乎已经形成惯例的是，工程院之前三任院长，朱光亚、宋健和徐匡迪都曾在任职或离任院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之后的历任院长，卢嘉锡、周光召和路甬祥，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工程院网站，也详细列举了在中共中央、人大和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院士名单。

　　有两位院士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路甬祥和周济。5位院士为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陈左宁、多吉、潘云鹤、王玉普和谢和平。其中多吉为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云鹤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王玉普为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还有马伟明、方滨兴等26人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路甬祥和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此外，于振文、尹伟伦、尹泽勇等4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中孙永福、袁隆平、龚惠兴担任本届全国政协常委。其中孙永福为原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5年，孙永福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还担任着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正部级)职务。

　　“他的当选是茶叶界的光荣”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院士陈宗懋，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等学术大师，人文组也囊括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家。人们公认，这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达到或接近当时相关学术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

　　当年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是学习西方的体制，但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领域与西方工程科学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中国工程院有至少5名从事中医的院士，他们是医药卫生学部的董建华(已故)、程莘农、石学敏、王永炎和张伯礼。其中董建华被视作“中医泰斗”，而程莘农和石学敏则是中医针灸专家。程莘农主持了“循经感传和可见的经络现象”和“十四经穴点穴法”的研究，石学敏院士发明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还有一名院士，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他叫陈宗懋，今年78岁。陈宗懋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2003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百度词条中，陈宗懋的“荣誉”部分称：“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称号。陈宗懋研究员当选为院士，开创茶叶界先河。他的当选是茶叶界的光荣。”

　　今年3月，陈宗懋院士在《钱江晚报》等组织的“科学会客厅”露面，谈茶道与养生。《钱江晚报》报道称：“按照他的说法，88岁是米寿，99岁是白寿，而茶寿所代表的，则是108岁。在陈宗懋看来……喝茶一分钟，可以解渴，喝茶一个小时可以休闲，喝茶一个月可以健康，喝茶一生可以长寿。”

　　“长寿”也是常常与“院士”联系在一起的话题。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72岁，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为74.1岁。所有的工程院院士中，80岁以上则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工程院资深院士有182人，而科学院80岁以上的院士有231人。

　　人们往往质疑高龄带来的科技创造力衰退问题——调查显示，美国科技公司创始人平均年龄仅为39岁。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热衷于听院士们讲授长寿和养生之道。“茶业院士”陈宗懋之外，中国工程院钟南山(75岁)、张金哲(91岁)、胡亚美(88岁)和王陇德(原卫生部副部长)等等不同学部的院士，也曾多次对公众讲授长寿与养生之道。

　　不会退休的荣誉与待遇

　　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几乎公认，所有的院士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当然也有例外——本身是正部或以上级别的院士会享受更高级别待遇。

　　尽管院士已经在人数上大大增长，在地方上，他们仍然是相当稀缺的资源。公开资料显示，各地为了招徕院士，均推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2009年12月，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宣布，两院院士如果愿意到院里任职并完善协议，单位将提供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住房，并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安家费。

　　新疆则明文规定，在新疆的院士除了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还“将被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根据需要，为院士组建实验室，配备助手或秘书，安排办公室；有关单位保证院士著作及时出版，为院士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简化手续，保证经费”。

　　2010年8月，河北宣布，在冀院士特殊生活补贴由每人每年6万元增加到20万元；新引进和新当选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支持；新引进院士给予一次性安家费20万元；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每年两次健康检查；配备相对固定的专用车辆；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研发优先立项，重点保障。

　　除了普遍的待遇优厚，各省为招徕院士，奇招迭出。沈阳市曾规定飞机场和火车站对院士出行要给予贵宾待遇；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而“O”字头的汽车牌照此前一直是警务用车专属。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现行体制不变，“院士”作为终身“荣誉”不会退休，那么伴随它的待遇也不会消失。

　　今年3月以来，工程院在网站上连续发布了三封针对工程院全体院士、院士有效候选人及候选人所在单位的公开信。公开信援引部分院士的话称，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渠道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为被提名人进行“助选”和“拉票”，有的院士所在单位还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向院士提出不正当要求。

　　工程院期望院士及候选人都能够“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共同为院士增选工作营造纯净、严肃的氛围”。

　　同时公开信也提醒各位候选人，谨防上当受骗。“您可能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也在打你们的主意……根据历年院士增选工作的经验，可能会有人假冒中国工程院某领导、某院士或院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各种借口向候选人推销所谓的书籍、礼品或纪念品；或以各种名义欺骗候选人向中国工程院领导、院士或院机关工作人员赠送礼品、礼金。”

　　工程院院士人数高速增长

　　自1994年到2001年，短短七年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增长了540%。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撰文称，“院士”一词来自英文“Academician”，它实际是指“Academy的成员”，或“从事学术或艺术工作的人”。

　　在英文的语境下，任何一个学术团体，比如评选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西点军校，甚至美国的很多私立高中，都可以称自己为“Academy”，而这个词汇本身并不带有“最高地位”或“很高地位”的涵义。

　　但在汉语中，据说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最早将“学院”与东方传统中“士”的概念衔接起来，创造性地“发明”了“院士”这样的翻译以对应“Academician”。

　　顾海兵教授认为，“院士”的说法本来就遗留了古代“士大夫”、“内阁学士”的官本位思想在其中。

　　“更重要的，在汉语中‘院’代表一个实体，比如学院、研究院，但中国工程院是一个典型的虚体，它跟中科院不同，没有一个研究所和研究机构，应当是一个典型的‘学会’，”顾海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本就不是院，何来院士？”

　　中国工程院没有研究机构，院士都在各自的单位工作，但设有办公厅、学部工作局、国际合作局、政策研究室等机构。

　　1980年，中国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时，新增283名学部委员，全国共有学部委员400名。这400人全部为自然科学界人士，因为此前，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已在1977年独立为社科院。

　　1991年，中国科学院增选210名学部委员。1993年10月19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产生第一批96名院士，其中30人为中科院院士。

　　此后，中国“院士”人数高速增长。1997年，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增选113名院士，2001年再添81名，院士总人数已达到616人，还不包括24名外籍院士。短短七年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增长了540%。

　　在日益高涨的争议声中，工程院院士增选的幅度终于下降，2003、2005、2007和2009年，分别有58人、50人、33人和48人新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今年，中国工程院增选的车轮已经隆隆转动，院士增选总名额将不超过60名。一周前，工程院公布了今年的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485人的名单。第一轮评审将于6月26日至7月1日进行，第二轮评审和选举将于10月30日至11月4日进行。

　　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学术机构和机关、企业的博弈还在持续。坊间流传着关于竞选院士需要多少公关费的猜测。

　　毕竟院士的附加值是如此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养生、茶道，甚至荣誉，这也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全国性的“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培育资金”评审，就规定项目申请需要2名院士或5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推荐。

　　
(实习生沈念祖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张哲 李惠普

来源：南方周末



－－－－－－－－－－－本来就是士大夫。
－－－－－－－－－－－中国工程院“高官院士”养成记


记者_ 徐小西 北京报道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

中石化副总经理曹耀峰、

……

这些引人注目的名字，出现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名单中，由此引来坊间热议。

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前，时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和副部长孙永福，时任大庆油田董事长王玉普，时任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等人已经先行一步，且成功当选院士。

“在院士队伍中，官员色彩越来越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教授说。

院士产地

从历届当选或候选院士名单中可以发现，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汇聚了最多的政府高官和央企高管。这个被顾海兵批为“怪胎”的工程管理学部，尚未出生即争议不断。

上世纪末，中国工程院时任院长宋健等人希望增设管理学部，但这个设想在交付全体院士表决之前就已夭折。直到2000年——中央定调的“管理年”，工程院正式提出设立管理学部，并于当年6月7日的院士大会上由院士们投票表决。

不少老院士并不买账。在1994年工程院成立之初即当选首批院士的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研究员谢礼立，就坚决反对设立管理学部，因为“科学的管理和高官的管理是两回事”。更多的院士担心，掌握权力的高官，利用这个机会，当选工程院士，让管理学部变成一个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在投票的前一天，支持设立管理学部的人心里并没有底。甚至有内部人士估计，最乐观的情形也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为此，工程院主席团一直“积极”地在院士们中间做解释和说服工作。

最后的结果，236票赞成，147票反对，62票弃权，以微弱优势通过。

这个投票结果如果放到今天，管理学部根本无法成立。按照目前的工程院院士章程，只有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才能设置和调整学部。而当时只需超过二分之一赞成票即可通过。

此后，高官和高管们纷纷奔向管理学部，铁道部、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公安部、税务总局等部委多位现任或卸任的部级领导成为管理学部的有效院士候选人，宝钢、鞍钢、武钢、邯钢、唐钢、中石化、中石油等大企业的老总副总是参选院士的常客，就连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也来凑过热闹。

如今，管理学部已有44位院士，其中28人是管理学部2000年刚成立时从其他学部“拉”过来的，这28人里只有3人有过政府部级高官背景，仅1人曾任国企高管。其余16人则是后来陆续增选的，他们中有部级高官背景的7人，有国企高管背景的3人。

相比之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虽然也会出现一些争议，但高官高管较难混迹其中。

全面包装

院士增选曾被学术界认为是严苛的选举，“选上院士，得掉几层皮。”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最终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位美国科学院外籍女院士李爱珍至今也没有国内的院士头衔。

按照国际惯例，院士候选人通常由院士提名。但中国特色的院士选举还多出来一个重要渠道：由省市自治区、部委、央企等组织的单位遴选。原本是学术圈内的事务，也因此从一开始就被赋以浓重的行政色彩。

以重庆市为例，成立了由副市长吴刚挂帅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包括13位在重庆工作的院士和5位政府官员。中石化、中石油等多家大型央企角色特殊，它们享有与一个省份相同的地位，可以往工程院的每个学部各提名3位候选人。

通常，高官高管获得提名不在话下，“一个省的副省长，一个部的部长，或者大企业的老总，在系统内肯定很有地位，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初选对他们很有利的。”顾海兵说。

因为受贿等问题而落马的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郑道访和原湖北省交通厅总工（正厅级)经德良，也曾经是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为了参选院士，一些候选人及其单位不惜代价，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包装”。时任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在2005年院士增选评审会议上透露，有单位对院士候选人刻意包装，论文请人写，著作组织人来编，科技进步奖也通过包装取得。有的甚至将本单位的大多数科研成果都用来包装一位候选人，并对投诉者加以劝阻，施加压力。

所谓的“包装”，有时候实际上是对同事或下属成果的巧取豪夺。主张设立管理学部的潘家铮院士撰文称，防止这种情况的最有效措施是院士提名的彻底透明。

但是，工程院只要求院士候选人材料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与“彻底透明”相去甚远。

在1998年就成为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的李兰娟，公务不可谓不繁忙。而她在厅长任上依然拿到多项科研课题，获得大量经费，其中包括浙江省卫生厅直接掌控的课题经费。然后，她与人以各种方式合作发表论文多篇，并成功揽下浙江省唯一的2004年首届“中国医师奖”得主等荣誉。这样的背景，帮助她在2005年当选为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有人因此指控其利用职权，涉嫌学术不端，工程院也组织过调查，但调查报告并未公开。李兰娟则对媒体表示：“我能当上院士，已经说明问题了。”

学而优则仕，一些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学者，后来担任了行政或技术领导职务。现任工程院院长周济在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历任武汉市市长、教育部部长。

高官高管中也有真才实学者。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参选院士的高官高管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高官高管手中往往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为他们当院士提供很好的包装。这样的话，很容易迷惑不了解情况的院士。”谢礼立院士说。

铁道部、建设部等部委，宝钢、鞍钢、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都掌握着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其高层参与或领导过名目繁多的重大工程不足为奇。但他们究竟是名义上的行政管理，还是具体实施的工程管理，难以厘清。

顾海兵尤其反对在职的高管高官参选院士。他说：“在职的时候评选院士，容易产生利益的输送，很多人都在利用这种力量为自己铺平道路。你真想成为院士，等退休或者放弃职位之后，再去竞选”。

送礼拉票

被提名之后，要想成功当选院士，最终得赢下本学部应投票院士三分之二的选票。管理学部的候选人，还需首先通过一个相关专业学部的评审投票。

耐人寻味的是，有院士向工程院反映，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渠道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为被提名人助选和拉票。据称，有的候选人是单位领导，他们以博士生答辩、学术咨询等名义邀请相应学部的院士，“场面隆重，规格极高，甚至付高额报酬”。

工程院的知情人士透露，一次院士选举中，某学部一位候选人已经获得院士们三分之二的选票，眼看就要戴上院士桂冠，此时有院士站出来提醒，该候选人向自己送过礼金。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工程院院士均表示，接到过院士候选人的拉票请求或礼品。

中国工程院也为此发出公开信，希望参与投票的院士们保持高度警惕，不参与以“助选”、“拉票”为目的的各类活动或会议，不接受各种名目的礼品礼金。

为了保证公正性，各学部院士对候选人进行评议和投票的情况，应当保密。但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承认，有的院士将投票排序等信息告诉了候选人。结果呢，已经有院士感到在评议讨论中不能畅所欲言，难以发表不同意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院院士对本刊记者说，好些老院士已经不方便公开对院士增选中的跑票、买票现象发表太多意见，因为投鼠忌器。

总之，“现在评上的这些院士，就有跑票、拉票进来的。”

讽刺的是，5月26日，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对新华社解释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脱离科研很久，没有高水平的学术背景，称不上科学家的人，难进第二轮评审。”

当选之后

获得工程院院士这一“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后，各种好处都会随之而来。?

院士头衔的好处之一是，此为终身荣誉。

院士的另一好处是话语权。顾海兵说，在整个中国的体系里，很多地方都得院士说话，从重大科研课题的确定和经费的分配，到直通中央的意见反映渠道，院士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优势。

很多地方都将院士奉若神灵，并且抛出物质诱惑。2011年5月，大连市就将引进院士的安家补贴从过去的30万提升至100万元。

一些高官高管或许并不在乎安家费或科研经费，但院士称号还会带来非物质的、无形的好处。

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2009年年底当选为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2010年年初即被聘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没多久，他又成为母校太原理工大学的“双聘院士”。当选院士之前，他在学术界并未获得如此认同。

时任大庆油田董事长的王玉普当选之后，从高管成功转型为高官，出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高官呢，手中本来就有权力。如果再加上院士称号，就可以在其他官员或其他专业人员面前有更多和更高的话语权。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荣誉，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几万元的院士津贴，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谢礼立说。

院士头衔还有一个好处：即使出现严重学术问题也不容易落马，其保险程度远远高于高官高管职位。

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清华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范维澄教授，有多篇论文被认定构成剽窃。其弟子陈晓军称，他冒用了范维澄及其他作者的名义进行投稿。无论如何，范在事发后不仅未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反而将剽窃内容作为课题研究进展上报科技部。

工程院院士章程规定，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可依据程序撤销其院士称号。质疑者因此认为范维澄的工程院院士称号应被撤销。但工程院2007年仅给予了范维澄全院范围内的通报批评。

工程院成立管理学部的初衷，并非方便高管和高官们行事，而是“有责任为提高我国管理科学和工程的水平，推动其发展和推广应用做出自己的努力”。不过，几位工程院的院士都表示，目前看不出管理学部对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有什么大的推动。

谢礼立说，科学管理不靠权力，你得提出科学管理的方法，尽管你不是当官的，全世界也都能用。而管理学部院士中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他主张在当前情况下“应该严格控制，甚至应该紧急暂停”。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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