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
　　
　　王妤嘉和父亲王洁在一起。她已能用地道的英语和外国人聊天，钢琴也弹得好。　何俊　林苑宁　摄
　　“Hello，Kristine.The　interview　starts　now.Where　have　you　been？Come　back　directly！”……

　　说话的女孩叫王妤嘉，今年7岁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她每天阅读的是高中英语教材配套读物，并用地道的英语跟外国人聊天。而这一切都因为她接受的特殊教育——从去年3月开始，原本上二年级的她被接回家中上父亲王洁的“自办私塾”。

　　王洁为什么为女儿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希望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近日，记者走进这个普通家庭，为您讲述他们的教育故事。
　　
　　教育经验总结成一本书

　　王洁拥有上海同济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武汉大学管理系，1994年来深圳，后任职于罗湖区委，其妻子则是武汉大学审计学硕士。然而，正是这两个应试教育竞争体制下的佼佼者，面对女儿的教育时，却为其选择了相反的路——大胆决定在家教学。

　　“我比较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看了厚厚一沓书(比画一尺多高)，其中著名早期教育专家冯德全先生对我的启发很大。每个小孩个性不一，我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王妤嘉的方法。”王洁认为，女儿从小想像力较丰富，3岁就会编故事，兴趣广博、好奇心强，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但属于调皮型，“定力”比一般孩子差，过于活跃和好动，对不感兴趣的东西很难集中注意力。可他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反而觉得是思维活跃的表现。

　　由于早期教育开发得较成功，幼儿园对于王妤嘉来说“过于简单”，于是王洁让当时才5岁的她插班进入罗湖区某知名小学就读一年级下学期，而自己则将对孩子早期进行的教育整理成一本24章节的书稿，内容包括培养兴趣、经历挫折、外语学习等，书名《批发神童》。

　　“第一次写，没经验，既想给家长看，又想给搞教育的人看，结果两个主题都不鲜明。”王洁说现在他正在修改，打算分研究型和实操型两种，而看过此稿的朋友则认为，英语教学是里面的精华。

　　“中国人学英语的效率比较低，从小学开始，到博士毕业，学得好的可以看看英语原文资料，学得不好就只能应付考试，但花的时间太多。相反，香港的英语教学，能让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都很强。”王洁认为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学英语的方法没有掌握最内在、最本质的规律，即“像学母语那样学习英语”。“美籍波兰裔学者乔姆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过一个‘语言习得机制’概念，就是说人的语言学习有个内在机制，即在一个语言环境下，通过与周围人交流，不断改进表达方式和改正自己的语法错误，久而久之，会自然掌握一种语言。”
　　
　　“小学教育体制很多方面要改进”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去年3月，王洁将读到二年级下学期的女儿接回家中教学，把主要精力用在学英语上，每学期末则回学校参加考试。“主要采取‘三多、三少’(多阅读、多听说、多写作，少教语法、少背单词和少做习题)的方法，并同时使用《LOOK》、上海朗文《英语》和《新概念英语》做课本，效果非常好。”

　　今年年初，搞调研出身的王洁又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体制，撰写了一篇改革报告。在报告中，他觉得当前的教育弊病，一是“教育价值取向单一化”，应试教育游戏规则具有残酷的排他性，只要和考试无关的事务很容易因无暇顾及被打入另册，如创造力、自主性、品德和人际交往等能力发展，比死记硬背和会答几道题的意义大得多，但是因为这些能力无法被纳入量化考试的范围，而在教学体系中难以占据应有地位；二是热衷于“授之以鱼”而忽视“授之以渔”，教育的功能在于告诉学生一种发现和运用知识的方法，而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本身；三是教学中，老师是课堂的主宰，学生成为被灌输的受体，这容易抑制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四是效率很低，具体表现在耗费了学生大量时间，效果却差强人意，投入和回报极不成比例，即粗放型、高消耗、低产出的教育。

　　王洁认为，长达6年的小学教育要“放水养鱼”，让孩子有更多的空间去发展特性和优势，他希望小学尽量减少各种考试和作业，改进教学方法，设计出各种能保持个性、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实践活动。
　　
　　对话王洁
　　“我想让她保持童心，保持创造力”
　　
　　“学校的‘公平教育’与效率矛盾”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决定把孩子放在家里教育？

　　王洁(以下简称“王”)：原因有二：其一，尽管校长、老师敬业，素质也较高，但学校毕竟是“公平教育”，“公平”和“效率”历来是一对矛盾体，选择一样就要牺牲另一样。比如课堂40分钟的教学内容，自己的孩子5分钟就听懂了，剩下的时间就开始做小动作、画画，事实上她经常这样，这就影响了周围的同学，老师也不高兴；再比如，作业不断地重复，我觉得与其花1个小时让孩子做这类作业，还不如让她去玩。玩是人的天性，是孩子获得能力和促进心理、生理、行为各方面发展的有效载体，现在孩子玩的时间太少了。二是人学习语言有个关键期，而且越早越好，当时小孩已经6岁了，我想让她集中精力把英语语言关攻一攻，“读说听写、融会贯通”，短时间一齐发力，各种能力互相促进，可以使一年之内的学习效果达到几年，甚至10年才能达到的效果。集中学习比分散要好得多，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她回家读书的原因。

　　记：作出这个决定花了多长时间？

　　王：算是一闪念吧，但正式实施拖了几个月，因为当时合适的家教老师很难找，不论是通过中介还是上网，找了不下十几个，但都不是太满意。

　　记：“合适的老师”，标准是什么？

　　王：学历不用很高，但要有责任心，能完全执行我的教育想法。读小学前，孩子的早期教育是通过一个14岁的保姆去具体实施的；去年回家后，请的是大专学历的英语老师，由于她口语不好，我就要求她不读而是反复给女儿放录音听，效果不错；过了一段时间，觉得到了需要外国人直接对话的阶段，就邀请到两个外国人来家里住。(记者注：王洁家里住着两个只能用英语交流的外国朋友，白天她们在附近上班，晚上免费住在他家，这使王妤嘉有很多和外国人直接对话的机会。)
　　
　　妻子赞成，不少人质疑

　　记：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都同意你的这种决定吗？

　　王：妻子是很赞成的，教育上我们都比较开明，毕竟看了这么多早期教育的书，自己也受了这么多年教育。周围的人小部分是惊叹，相当一部分则持怀疑态度，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犯得着吗？孩子按部就班地上学，考个好大学没问题，干嘛花这么多钱和心思专门在家里教育孩子？”我对此持反对态度，如果家里有条件，能因材施教让孩子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多花一点钱和精力又如何？何况其他家庭在孩子培养上花的时间和钱也不一定就少，比如许多家长陪着孩子写作业，花钱替孩子报各种特长班等，其实我们的付出应该是在平均水平之下。

　　另一种说法是“离开集体生活，会不会对孩子有坏处？”。经济学里有个“边际效益递减”理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吃一颗糖觉得很甜，第二颗的感觉就差些，吃多了就腻。孩子上学也是一样的，她需要集体生活，但是天天泡在里面，而牺牲了一些别的机会，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要适可而止。

　　记：那你如何让她有融入人群的感觉？

　　王：周末的时候，经常带她和一些小朋友去梧桐山等地方玩，另外这个孩子本身的适应性很强，虽然集体生活少，但在与人相处的能力并不弱。相反，有些孩子即使常年在学校也会有不合群的情况，我觉得这种能力主要还是早期教育和家庭环境决定的。
　　
　　“家长要‘斗智斗勇’”

　　记：老师布置一些重复的作业，其中有巩固知识的考虑，这样的做法错了吗？

　　王：我不赞成老师布置简单重复的作业。现在学校老师的精神压力很大，竞争非常激烈，这迫使他们使用一些过激的方法。比如每天孩子大致有4小时空余时间，理想的状态是老师适当布置一点作业，剩下时间让孩子发展其他方面。但现实情况是，其他学校或其他班的老师布置了大量作业，这个班就不能少了，而且有部分家长还会因“作业少”投诉，于是原本10分钟的作业有时会花好几倍的时间去做，没有效率。我理解老师的苦衷，但作为家长要“斗智斗勇”，不能任由孩子成为这种残酷竞争下的牺牲品，所以我选择避开。

　　记：如果老师布置作业少了，就会影响升学率吗？

　　王：对，之所以能成为名校，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抓得紧，学生应试水平高。举个例子，有个朋友的孩子原来在区里一所重点学校读书，成绩只是中下水平，后来转到南山一所学校，结果学习成绩一下排得很前。

　　我认为现在的教育方法要改革，但千改万改还是离不开升学率，甚至改革之后这方面要更加好才行。可达到这个目标，不一定要用增加学生作业量、辅导班来完成，而是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效率和升学率，同时让孩子利用空余时间发展其他。这完全达得到。
　　
　　“并不排斥学校教育”

　　记：在家里教育，有没有一个计划性？例如学习的课程表之类？

　　王：没有具体的，还是一个因材施教的问题。孩子的智力基础、学习能力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不给她相应配套的学习环境，肯定阻碍她的进度，5岁让她插班入校和去年3月回家读书都是出于这种考虑。

　　目前，我采取的是比较活的方式，比如这学期让她读一些英语故事和小说，进一步加强语感、扩大词汇量；穿插学数学，每天1小时，持续1个月就把原本在校需4个月，每天2小时的课程学完了，而且应试成绩不会有什么问题；母语发展方面是让她大量阅读，比如让她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是这个书是半文半白的，对其今后文言文的基础积累有好处；二是书里很富有想像力，对思维发展有好处，语文课本只是睡前翻翻就行了。但这些书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合适，没有达到一定能力，还是看不懂。

　　记：下一步呢？

　　王：也还没想好，或许9月之前我会形成一个想法。还是那句话，看她到时发展到什么程度再决定，也可能会放在学校，也可能在家。

　　记：我觉得你把孩子放在家里教育的初衷和以前一些案例不一样。

　　王：对，那些是家长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的有抵触了，没办法了，只有跳出来。我这个是主动出来，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发展得更好。

　　记：你的意思是你并不排斥学校的教育，在乎的是孩子到了什么阶段，以什么方式教她最好？

　　王：对，你这个讲得很对。学校和家里都有有利的一面，我也可以把她放回学校，用学校有利的一方面促进她的发展，将两个有利的价值最大化，使她的潜力就发挥得更充分。
　　
　　“希望将女儿培养成‘现代型人才’”

　　记：按照你的计划，你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王：没有具体想法，走到哪步算哪步。但总目标就是“现代型人才”，这是我自己想的一个概念。

　　记：怎么定义这个概念？

　　王：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是一种“传统型人才”，比如考上一所好大学，拿到硕士、博士等高学历就是一个标志。但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现代型人才”还要有下面这些能力，一是创造力，一个重点小学的校长跟我说“中国这一百年没有出现过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是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将一些有个性的人才抹杀了；二是活动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三是具有能够过上幸福生活的品质，就是知道怎样能获得快乐，这点很重要！很多人功成名就，有权有势，但一辈子不舒心。我想孩子能成就事业最好，不能成就，生活质量也要比较高，并不是说一定要成为竞争的成功者，而是要学会享受生活。我最希望孩子一辈子能过得快乐。

　　记：中学阶段怎么办？毕竟课程复杂很多，物理、化学都有。

　　王：我想她上初中时的学习成绩维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行了，没有必要最“拔尖”，希望有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实践、培养创造力和组织能力上。数理化方面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人抽象思维能力的获得和发展具有阶段性，我有办法让她像学英语一样获得学习的主动。

　　教育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把人的潜力触发、释放出来，特别是早期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保证具有较高应试能力、达到“传统型人才”标准的基础上，上升到“现代型人才”的层面，这需要运用巧妙而有效率的方法，如果连前者都达不到，是没法变成后者的。

　　记：也就是说，你还是会先通过应试达到一个不说最好，但至少不错的水平？

　　王：在中国，应试能力、应试成绩是绝对不能含糊的，所以王妤嘉也会全力以赴地准备高考，考上名牌大学，达到“传统型人才”的标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还有一点，现在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人才和能力是多样化的，成才的渠道也是多样化的，甚至不参加高考一样可以上好的大学。深圳就有个中学生到哈佛大学读书了，而且还拿了全额奖学金。他主要是在网上和美国很多中学、大学交流，做课题，把自己的能力显示出来了。这种经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啊，但那个孩子走了个捷径。
　　
　　“初中会返校，也会参加高考”

　　记：初中以后会让她在学校读吗？

　　王：初中以后会一直在学校学习，因为那时她已经有自制和自理能力，知道如何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在课堂知识掌握的前提下，她还可以搞些小研究、调查什么的。但现在这个阶段，她还太小，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记：这种教育方法和你以往的经历、生活有没有关系？

　　王：关系不大，主要是有了孩子之后，看了些书，发现教育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功效，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记：能描述一下你孩子目前达到的程度吗？

　　王：性格上，儿童的天性保持得很好，没有被压抑，比较乐观、自信，少有委屈，遇到批评和讥笑，看得很开；英语听说能力可能一般高中生都比不过她了，英语阅读能达到高中中等水平；语文阅读应该是初中生水平。而最关键的是，她的潜能得到了很好开发，“后发优势”会逐渐显现出来。
　　
　　链接
　　“逃学”风波
　　
　　郑渊洁自编教材教儿子

　　10多年前，“童话大王”郑渊洁让当时年仅10岁的儿子辍学回家，自己写教材教儿子，法制篇《皮皮鲁和419宗罪》、哲学篇《鲁西西和苏格拉底对话录》等。如今儿子郑亚旗已成了一家报社的技术部主任，又为父亲当起了事业策划人。
　　
　　郑州家长联合自办“互助”学堂

　　去年年底，因为觉得现在的小学教育“死板”、“单调”、“千篇一律”，根本不适合千差万别的儿童。郑州家长杨少江(化名)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家长，自聘老师、自定教学理念办了一个“为自己的孩子专门设立的”“互助”式学堂。
　　
　　记者手记
　　民间个体的教育尝试
　　
　　无意中从一位教师朋友处得知王洁在家教育孩子的事后，笔者曾一直设想这可能是个有些偏执或对应试教育极度反感的父亲，但约访的短短几句话，即让人感觉王洁的教育应该是趋于理性的，而且他也不完全排斥学校教育。

　　事实上，近几年来，家长因厌恶学校应试教育而将孩子带回家中自己教学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例如郑渊洁和杨少江事件。

　　此次，深圳父亲王洁的做法虽表面与上述情节颇为相似，部分出发点也较为雷同，但仔细辨别就会发现，他的做法更为实际和主动，即孩子这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就相应地给予，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接受教育，这只是手段而已。

　　这样观点或许也源于王洁对当前小学教育的调研，尽管一直想推动教育改革，但他在采访中坦言，“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不是想改就改那么简单的，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而在报告中，他也写道“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应试型为特征，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考试文化’。我们必须肯定，高考是当今中国影响范围最广范的公平竞争制度”，并引用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即将崛起的亚洲大国优势时，将“高考制度”作为中国选拔人才之利器的论断。但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学生创造力欠缺的问题日益显露，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逐步为国人所认识。

　　的确，10多年前，我们在讨论教育体制时，曾认为中西教育不相仲伯、各有优劣，尤其是中国学生在世界数学、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屡次以压倒性优势夺冠，因而人们津津乐道于“知识系统”、“基础扎实”。但在社会越来越开化，越来越与国际接轨的今天，高考指挥棒下的老师和学生已渐显疲态，如同背负沉重的心理十字架，而接踵而来的，还有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许多孩子面临“大学一毕业就失业”的困惑。

　　课改和素质教育的提倡诚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教育改良，在这之下，必然会有更多的民间个体对教育进行探索性的尝试。尽管教育体制改革，工程庞大、绝非易事，但谁能断定这火花不会为未来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