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希望以现代科学的原则和精神统一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认为这是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前提。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多少由此肇端。中西医冲突即是其中一例。

　　1928年中国统一，西医借重行政力量，试图废止中医；1949-1979年间，新的医疗政策改写了中西医力量的对比，及至1980年代，医疗改革又重新塑造了中西医的发展格局。不难看出，中西医冲突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变革同步。同时，冲突的历史如此曲折，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医疗行为涉及千万人群的福祉，又与政策导向紧密相关，同时受到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水平制约。

　　谋求国家现代化100多年后，西医作为主流既成事实，但社会思潮也有变化，开放选择渐渐取代了唯科学是举的态度，中医的存亡也并不取决于能否为现代医学所证实。相信中医的病家仍在吃中药，相信西医的患者自去就西医。如何增进学术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服务质量、实行信息公开和保证社会的知情权，则是中西医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这大概也是西医界在争论中保持沉默的原因。

　　患在两难抉择间

　　核心的争论在于：医疗标准是否需要统一和国家医疗资源的投入方向。

　　撰稿 汪伟

　　多年以后，生活在长沙的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还记得祖父逝世3年前一次蹊跷的昏迷。照常在晚饭时分，张家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张功耀77岁的祖父突然感觉一阵晕眩，身体摇晃，几乎从板凳上跌倒在地。张功耀和父亲急忙将祖父搀住，扶他到床上休息。老人从此陷入了昏迷状态。此后的故事离奇有趣，让张功耀终生难忘。

　　2006年，张功耀坚持认为，中医药应该退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回到民间自谋出路。有人认为他不习中医，作为一个外行指手画脚，形迹可笑。他对此的反驳就是讲述32年前祖父的昏迷的故事。他年迈的祖父昏迷之后却仍然能够进食，然而丧失了排泄功能。奇异的症状使得乡邻普遍认为，老人并不是得病这么简单，而是张功耀外祖父的魂灵附身在亲家身上，因此，他可以在昏迷中照常进食却无需排泄。当地的赤脚医生无计可施，张功耀与父亲只能延请附近的中医前来诊治，据说其中不乏富有名望的“老中医”，但没有人愿意施药救人。万般无奈之下，自学中医一年左右的张功耀鼓起勇气，开了平生第一张药方。在发给本刊的邮件中，张功耀如此描述了药到病除的过程：

　　我开了党参、生地、大黄、黄芩、枳壳、猪苓、泽泻、滑石，用灯芯草和木通做引，抓了三剂。头一服两剂一起熬，水开即起，凉透再服。服后大约一个小时，奇迹发生了。爷爷突然有要解手的表示，有了知觉……下午，再喂第二滚。到第二天，居然爷爷开声了。第三天，爷爷要下了床走路，我扶起他从睡房走到了灶屋里。吃完第三剂，爷爷居然活过来了。后来，他还上山砍了三年柴。此后，除双脚有些麻痹外，没有得过别的病。在毛主席逝世正好一周年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享年80岁。在爷爷的最后三年，他逢人就讲：“是我孙子救了我一命。”

　　张功耀18岁时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的原理，认为祖父的病症是“胃腑热积”，用药目的是“凉血”和“泻下”。但32年之后，张功耀检讨说，他开的药方不仅浪费，而且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他用西医反省自己的治疗，认为祖父当年可能发生了轻微的脑血栓，某些神经部位丧失了功能。他认为自己的药物完全无益。祖父病愈，完全是因为脑血栓自动修复了。

　　张功耀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中医的虚妄，正如一个18岁农家少年的误打误撞；所有成功归于原因未知的幸运。

　　张功耀与方舟子

　　张功耀现年50岁，任中南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10月，他的“促使中医5年内退出医疗体制”的观点，激起一波激烈争论。

　　张功耀自认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曾经撰写了题为“告别中医中药”和“再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批评中医的疗效无法证明。他认为，那些经中医治愈的患者要么是幸运自愈，要么是接受了心理暗示——正如一个失眠者服下自称有助于睡眠的药片状淀粉后可能会安然入睡，这与药片本身的医疗价值毫无关系。

　　文章大部分并未探讨中医的疗效，而倾向于指责中医界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水平低下。张功耀希望，中医能够退出国家医疗和教育体制，为国家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他相信，这能使中国更加“文明”和“科学”，甚至道德上也更加“纯洁”。

　　方舟子与张功耀相呼应，在2006年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中医。方舟子申明了自己对中医的基本态度：“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质疑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认为“某些中药、中医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药物、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但是要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和张功耀一样，方舟子对中医的批评也非自今日始。他2001年开始撰写文章，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亦对中药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大加鞭挞。他用风格尖利的文字指责“中医是一个包含了哲学、玄学、迷信、民间医术和巫术的大杂烩”，将其归为“伪科学”，认为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说与现代医学的原则相冲突，中药的疗效未经西药普遍适用的程序(临床试验和统计)检验，尤其应受批判。

　　这些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人习惯性地指责他们是崇洋媚外，将争论诉诸民族感情，方舟子则认为，对中医的批评根本不是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冲突，而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冲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最后都被现代医学所取代。中国也不会例外。”方舟子说。反对者指责他并不了解中医的时候，这位毕业于匹兹堡大学【应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反驳说，正如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现代科学门类没有民族、国家之分，现代医学的原则也是普遍适用的；既然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就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医学。

　　争论持续不断地进行，日复一日，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对话渐渐失去新意，后来往往发展成为谩骂。

　　中国人的两难

　　有人质问方舟子，如果得了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是否会就诊于中医？方舟子对此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这个问题不出奇，回答也在意料之中。同样的问题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和回答在几十年前就有过。至少，诗人郭沫若、史学家傅斯年和地质学家丁文江给出了和方舟子一样斩钉截铁的回答。当然，在为自己服膺的医学体系献身时，中医的信徒表现得同样坚决，毫不逊色。数年前，一位笃信中医的75岁的老人突然出现轻度中风的症状，家人没有将他送进西医院，而是选择留在家中以中药调养。两天后，老人病情加重，入院经CT检查显示有大面积脑出血。子女必须在转到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或者采取保守疗法两种方案中做一选择。

　　这个两难的选择摆在患者儿子的面前，他除了医学上的考虑，还必须顾虑父亲的心愿： “这些年来，年老的父亲对中医的‘忠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状态——听不得任何找他看病的人说‘西医如何如何’，每逢此时他一定会把病人大骂一顿，把西医大骂一顿，并经常说‘我决不会住医院、让西医去诊治’。”与此同时，半昏迷状态中的父亲还在用行动表示对西医的抗议。每当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进来查房时，他总是“怒目而视，掀开被子，表现出要回家的样子”。

　　和西方人不同，许多中国人在选择医疗方案时有过这样两难的经验。不仅中风，许多危重病症对中西医都属疑难，例如肺癌，一旦诊断结果出来，“中医还是西医”，就变成一个问题。对一个乐观主义者而言，这似乎多了一种选择。但对多数人来说，不管作何选择，都意味着风险。不仅是医疗上的风险，病人还要担心的是，将来会不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被抉择所煎熬的儿子名叫廖育群，时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必须替父亲选择医疗方案的时候，他很难不去想象，如果父亲经手术治疗而得以存活，父亲将“是怎样一种尴尬的表情与心态”，他担心，笃信中医的父亲能否承受这种现实的折磨，他不能确定父亲“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结果”。

　　廖育群最后选择了保守治疗。数日后，他的父亲离开人世。

　　廖育群的父亲原是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工程师，中年患病始信中医。廖育群受此影响开始接近医学，由此改变了一生。在“上山下乡”时代，他曾担任生产建设兵团的卫生员，“祖传中医”一度是他离开边疆的唯一希望。“文革”结束后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接受系统医学训练。北京第二医学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前身。生于1953年的廖育群不仅是张功耀的同龄人，也是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同行。但与张功耀相比，廖育群似乎更愿意体察中国人面对中医和西医时候的复杂心态。尽管对中医说NO的向来不乏其人，廖育群仍然认为：不管多么信仰科学，宁死不吃中药的人究竟不多。尽管西医的效用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和发展，“在‘科学’或‘不科学’成为‘正确’与‘不正确’之同义语的当今社会，中国人仍然能够‘承认’中医是一种‘医学’——尽管它与称之为‘科学’的现代西方医学是那么的不同”。

　　这种承认是来自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吗？还是像某些人士说的那样，是一种愚昧风气的残余？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这种承认，中医或许已经像世界上其他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那样，已经被西方现代医学完全取代，乃至不复存在了。现代科学虽然发展神速，但对人类身体的奥秘仍然所知不多。中医根据临床经验，能够治病，不管是否属于个案或者诸多个案的集群，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中医说道，“还能治疗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能看好毛病就是最硬的科学。”

　　当然，坚持一种标准——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似乎可以避免可能两难境地。廖育群至今常常自问：“父亲对我的决定是否满意？”而坚决主张中医退出的张功耀有一位做中医的太太。当媒体提及这一点，张功耀苦恼地说，他不在家里讨论中医的问题。

　　证明与存在

　　张功耀说，发起“促使中医退出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是为了向卫生主管部门“展示民意”。曾有媒体称签名者多达上万人，其中多为中医界人士；但在张功耀的博客上，签名者的数量并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多。据10月31日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的说法，签名者只有138人；当然，这并没有阻碍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被问及如何评价签名活动时，发言人表态说，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这句话立刻被中医界和媒体广泛引用。

　　卫生部发言人表明了医疗行政机关对中医之争的态度。民间的争论却并未停息。其背景则是中医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一点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医还是西医，抱有罕见的一致。中医从药材生产、中医院办院模式和中医教育传承，都面临诸多危机。而其中最大的危机即是：中医正全面丧失自身的传统和作为一种医疗模式的特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中医界人士认为，反对中医的人士往往“对中西医都缺乏了解”，然而他也承认，中医的教育传承出了问题。中医院校的培养模式“并不理想”，好的中医越来越少。“我藏书40万册，30万册是中国传统文史哲书籍，大多并不是医书”，操宁波口音的老中医说，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同情和理解，很难成为一个好中医。

　　关于中医警世危言般的讨论，表面看来在中医是否确有疗效的问题上陷于胶着状态，但核心的争论却在于：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体制能不能变成以西医作为唯一标准的医疗体制？实际上，无论是张功耀还是方舟子，核心观点只有一个：西方现代医学已经建立完整的理论、技术和价值标准，这套排他性的标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得到应用，因此，中国应该放弃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体制，转而以西方现代医学作为唯一的医疗标准。

　　这个问题不是2006年第一次提出来的。实际上，更加激烈的言行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绵绵不绝。令人困惑的是，中医并未如同中国传统天文学、农学或者数学那样，最终被西方学术体系所取代。

　　“中医治疗疾病的原理，科学至今还不能解释”，年逾90的中医生说，“我不认为中医比西医更高明，我也不认为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东西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