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辩太阳脉证并治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辩阳明脉证并治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辩少阳脉证并治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鞕。--辩太阴脉证并治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辩少阴脉证并治
厥阴之为病，
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蚘，下之利不止。--辩厥阴脉证并治
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阳三阴，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
由不可发汗篇可知，三阴三阳篇是这个重集的人所安排的，为了更加方便仓促寻按，又重集了可不可诸篇，由此可知。可不可这种方式，在重集者当时所占有的临床地位，但是同样也说明了，虽然重集者按照某个规律去安排了三阴三阳篇，但是这种安排是不够合理的，最起码仓促寻按的时候是来不及的。进一步可知更加原始的文稿在重集者看来更加不可寻按。
那么重集者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去安排这个原始文稿呢？
我们来看提纲条文，首先提纲条文和别的条文之间的关系，别的条文很难通过提纲条文推导。反之，可以通过别的条文后期总结出提纲条文。然后，提纲条文和别的条文的论述角度不是完全一致的。而具体到方剂条文，存在不存在提纲条文，对辩证的影响不是很大，反而如果只是依据提纲是不能够直接给出方剂条文的，比如相同的汤剂在各篇几乎都有不同的应用，这说明并不是按照提纲的分类去安排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提纲就是重集者所遵循的规律。
进一步，我们从可不可的角度去观察提纲条文的意义，
首先太阳提纲，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三个从可不可的角度去考虑，首先，脉浮可汗，也有可下的情况，也有可吐的情况。然后头项强痛，可汗，吐下无明确指征。而恶寒，有可汗，有不可汗。这三个体征的共同点是可汗。按照这个原则，假设我作为重集者，会把最基本的，可汗的情况放在这里，然后被误治以后仍然可汗的放在这里。不可汗，然后被汗的亦如是。误治以后可不可吐下的。于是太阳篇就出现了。
阳明，胃家实。这个只说了一个，可下。但是阳明篇里面还有部分实而不可下的组成部分。
少阳，口苦，可汗么？吐下如是。咽干，可汗么？吐下如是。目眩，可汗么？吐下如是。于是少阳的内容是什么。或然证多。
太阴，提纲已经明确说明不可下。但是具体到内容的时候又有可下的情况。
少阴，脉微细，可汗么？很少的情况下可以。可吐么，这种情况更少。可下么，也不能绝对的说没有。但欲寐，这个体征我理解不深刻。但是下证出现这个听说的少。吐证很难。汗么，有时候有。
厥阴，首先明确不可下，其次吐。汗不汗从已知条文，我很难判断。
从提纲和可不可诸篇，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临床辩证体系，首先太阳的可汗，误治后仍然可汗，误治后不可汗。阳明的可下，及其不可下。误治多在太阳篇。少阳的或然证，不一定可吐可汗可下。太阴的不可下，及其有些情况的可下。少阴的不可汗，下。及其少数情况的可汗可下。厥阴原文确实太多。忽略了吧。
然后可不可诸篇更加细致的就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及其可汗，可吐，可下，引用诸家论述。
整本
伤寒论，在魏晋南北一直到隋唐时期。就是以这个可不可作为核心的辩证体系。但是这种辩证体系和张仲景的原意是不完全一致的，更多是建立在张仲景的基础上的一直方便的使用方式。到后世，五代十国到宋金元时期这种可不可的辩证已经逐渐被临床的医生大部分遗忘了，能够只是使用可不可来临床的人越来越少。而六经的提法出现了。但是从这以后的六经辩证，辩的不在是可不可了。而是重新赋予了提纲新的意义，进而在这种新意义上赋予了，五脏辩证，阴阳辩证，经络辩证，部位辩证。等等各种概念。后来的经方使用者们不得不一方面理论上把所谓的六经愈演愈烈，变化的更加复杂。一方面临床上使用最原始的有是证用是方。
以至于从体征来套用方药这种原始朴素的方式，成为经方临床的主要手段。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可不可这种重集者所遵循的规律慢慢沦为参考，一方面伤寒论所记载的方药用法有限。于是不的不借用各种他家学术来扩大经方的使用范围。
然后六经愈发神话，但是愈发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以至于学六经的前提，必须其他各种概念都熟悉以后。难道张仲景当时需要弄这么一堆东西出来然后再学伤寒？于是临床上六经愈来愈缺乏实用性，而经方逐渐被当作一个标志性的作用，用经方也逐渐变得困难。
----2012.07.03 玄武
作于汉方中医聚义厅
－－－－－－－－－－－伤寒其实很简单。迷者自迷而已。六经皆可下。
可惜两千年过去，连
桂枝汤和
麻黄汤都弄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