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邢思邵

　　在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王永炎教授，请他就中医药发展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记者：王永炎代表，你认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对人类健康有什么积极影响？
　　王永炎：科学求真，人文求善。当前已是科学人文融合的新时代了。毋庸置疑，中医药是科学的。其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神形一体的理论精髓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原创的思维及原创的成就。至于人文涵量，不仅蕴藏有丰厚的哲学、史学、逻辑、心理等学科的内容，也体现在中医中药的理法方药之中。
　　显然，中医药的科学与文化是水乳交融的，其科学的人文奠基与人文的科学导向，二者互补互动，合而不同又相辅相承，可以自豪地说，中医药是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典范。
　　回顾上个世纪初叶，有识之士倡导“德先生、赛先生”，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对民族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则有偏颇之处，这也是中医药事业遭遇坎坷的原因之一。
　　与时俱进，形势发展到今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方开始重视学习与研究老聃、邹衍、朱熹、沈括的学术思想；圆融理念、中庸为道将为科技进入后科学时代鸣锣开道。
　　联系生物学领域，人们需求整体理论指导下的还原分析。试举例证：当今生态围绕着“人群”展开，不再是研究林中的空地，因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健康的贡献度已远远超过生物医药的作用，可见天人合一适应自然的重要性。生物界常是无序与非线性的研究对象，尽管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对探索生命奥秘卓有奉献，然而用于健康与疾病防治，尚不尽人意，多种“组合”的海量数据可能使我们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使我们亟需饮用淡水。
　　据悉：美国《财富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发表的３０余年对攻研癌症的总结资料，耗资2000亿美元，刊出150余万篇论文，筛选上千个先导化合物，然其收效甚微，自称是未取得任何实质进步。从而认为：要调整思路，学习东方人与自然和谐及个体化诊断的经验。
　　显而易见，中医“治未病”的理念措施与现代难治病的治疗方法具有原创的优势，国人应珍惜，中医当自强，应当对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应该协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人民的期望。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农村，首先要解决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就必须调动中医药工作者的积极性，农民是喜欢中医中药的，农村医生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广泛推进针灸等非药物防治疾病的方法，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医疗卫生的改革则应倡导中医药、民族医药与西医药并重，逐步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目前应把农村医生继续教育项目列入各级政府优先支持的范围，提倡与引导城市医院组织各级各类医师、教师定期轮流下乡，更新观念，将重心下移到乡镇农村。重点前移到预防疾病、健康教育、母婴保健与公共卫生工作上来，发挥中医中药、民族医药的作用，这对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是现实可行的办法。

　　记者：你认为中医药之所以长久不衰，其生命力何在？
　　王永炎：我认为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疗效。千百年来，如果中医药没有疗效，人民大众谁还会去看中医吃中药？
　　我已故的老师董建华院士本是上海名医，1957年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他精于临床诊治，对脾胃病、温热病多有建树。比如胃脘痛运用胀痛方、瘀痛方治疗，总以通降为顺，疗效显著。自创风湿肺热病证治规律推广运用，示后学以规矩。
　　董建华先生在中医医疗、教学与科研上，均以“疗效”作为检验标准与立项依据，他是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最可贵之处是他以朴素求实的严谨作风，造就了一支具有活力的发扬中医药事业的创新团队。
　　董老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六、七、八届常委，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与医疗卫生政策，为教科文卫的立法、执法做出了有意义、有力度的工作，永远是我效仿学习的榜样。

　　记者：你认为对疑难危急患者取得良好疗效的中医师靠的是什么？
　　王永炎：这全靠中医师个人的“悟性”。什么是“悟性”？“悟性”表达了医生善于思考、思维、思辨的能力。“悟性”高固然与禀赋、天分有关，但特别重要的是个人的勤奋，坚实的基本功是“悟性”的基础。为此，一个中医师必然早临床、多临床、多参师襄诊，肯于刻苦钻研，善于总结经验，敢于求真、求异。我认为一位名医，首先应当是“明医”，也就是“明白”的医生。古今中医大家的学风、文风、医风、品德、操守、修养应当是吾辈楷模。
　　王永炎代表最后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实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即中医名医)战略，面向未来，希望年轻的中医药新生代，团结进取、求实创新、我主人随地宏扬中医药事业，为生命科学的进步多做贡献。D4
－－－－－－－－－－－真正合格的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是象三七,澄空先生一样有爱心,良心的大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