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 12．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方一。
桂枝（去皮，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炙，二两) 生姜（切，三两)大枣（擘，十二枚)
上五味，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根据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须臾，《僧祇律》“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这样算来一须臾约等于48分钟，就是不到半个时辰。
中国的国学对于外来文明的融入性是极强的，不但一些词句，在《伤寒杂病论》中甚至很多药物都是西域舶来品，如红蓝花，诃梨勒等，三国前倒是很少舶来东洋之物，可能那时的东洋还很蛮荒，还要舶来我们的，呵呵。在舶来物品的同时，一些语言名词往往随之而来，这里面应该也避免不了佛学名词。
佛教何时传入中土比较难于精确的考证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仲景成书的建安纪年（公元196年)前（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于建安纪年+十稔也就是10年，不会早于公元206年)，佛教已经大行天下，佛经也已经融于中土文化，我们可以来溯源一番：
东汉末年(桓、灵、献三朝)已经是佛教入华之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
在此之前，还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来华授《浮屠经》；
其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 )遣使赴西域请回并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佛经；
并且明帝时有楚王刘英“为浮屠斋戒祭祀”之记载；
还有白马寺的历史也可以佐证：“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某天晚上，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神仙，金色的身体有光环绕，轻盈飘荡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御殿前。汉明帝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梦告诉群臣，并询问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学多才，他告诉汉明帝：听说西方天竺（印度)有位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幻中，全身放射着光芒，君王您梦见的大概是佛吧！于是明帝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公元70年)，他们同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一批经书和佛像，并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命令在首都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德高望重的印度名僧，储藏他们带来的宝贵经像等物品，此寺即今天的洛阳白马寺。据说是因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发源地。
汉末桓、灵之时更可由几段记载直接与佛教有关：
一、桓帝（公元147-167年)於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二、襄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上书时并引《四十二章经》、《老子》及《太平经》以相比附,可见佛教经典已为人所熟知；
三、外国僧侣陆续来华，大量翻经，并讲授经典，传布佛法，其中著名者如安息人安世高(安清)於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年)至灵帝建宁中(168-171 年)二十余年间，共译出三十余部经,共数百万言(或曰百余万言)，并亲自在洛阳讲授佛法，听讲者颇众；
还有支娄迦谶(支谶)於桓帝末游於洛阳，并於灵帝光和、中平之间
(178-189年)译《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经，又有《阿
闍世王》、《宝积》等十部经；
此外，有康居人康巨(康臣)於灵帝时出《问地狱事经》；支曜译《成具光明三昧经》；支谶再传支越(支谦)续译《首楞严经》；
由以上所述可知，“及至桓灵之世,安清支谶等,相继来华,出经较多,释迦之教,乃有所据”，并且“佛学在我国独立而为道法之一大宗，则在桓灵之世（147-188)”应是实
情。还有安玄於灵帝末至洛阳，与华人严浮调共译《法镜经》，并且《沙弥十慧章句》还是严浮调自己著述的，可见早在公元188年之前，中土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可以熟练的掌握佛经和运用佛经的理论词语进行著作；
到了献帝时期，《三国志》，<吴书 .刘繇传>便记载:
“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
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於路，经数十
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其事则大约在献帝初平三年(193年)，当时佛教之影响广泛深远可见一斑。
那么综上所述，一是《摩诃僧祇律》（佛教戒律书，简称《僧祇律》，意译《大众律》)最早的口传心授或译而成文的年代是不是比东晋会更早？例如有据可查的就有三国魏嘉平二年有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僧祇戒本》的记载，而“汉明帝使者秦景等人同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带回一批经书和佛像，并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则更早可溯远到公元70年，据仲景成书时还有130多年，在这百年中，一些佛教的词语应该能潜移默化的溶入了中华文化之中。
二是《伤寒杂病论》在流传传抄的过程中也有可能被一些医者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用词习惯加入了一些内容，后世加文，特别是加减煎服禁忌等方面在《伤寒杂病论》还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的有无只是有关乎“须臾”的训诂考证，并不影响它的本义。
三是放到原文中品味：“上五味， 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嗣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 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根据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嗣有汗者益佳”，注意这个“以助药力”，显而易见，这热稀粥一升余，是作为援兵来使用的，桂枝汤是杀敌的勇士，桂枝生姜抗邪散邪，炙甘草大枣养胃气补津液，芍药有和营和防止甘味药壅滞的作用，甘草大枣这样平和的药都要配合芍药的酸苦来佐治涌泄一下，可见这时根本不能过于再急着啜粥来增加胃的消化吸收负担，这就像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不要携带太多的干粮辎重一个道理，等桂枝汤的药力要发挥出来了，然后再啜粥，这就是援兵上来，增加桂枝汤的战斗力和补给了，那么中药汤剂从服用到吸收到达到血峰值应该不会低于48分钟（一须臾)。
四是学伤寒经方之学以来，越来越感觉我们的古人是严谨认真的，治学功力之精辟远过于今人，往往是不会作功夫行迹之心的，一字一句皆有深意，（或者是刻竹简的辛苦导致的不妄言习惯？呵呵，存疑吧。)比如，如果是服桂枝汤后需要马上就啜粥，为什么不用“服以急啜热稀粥一升余”、“服以即啜热稀粥一升余”、“服以旋啜热稀粥一升余”“服后立啜热稀粥一升余”这些比“须臾”更能表示时间紧凑的措辞呢？
个人浅见，妄言杂说，贻笑大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