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震泽老中医钱星若先生（吴江日报)
震泽，地处吴头越尾，千年古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镇虽不大，但历来经济发达，因此，也滋养与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历史上的震泽曾有几度良医云集。建国前后，钱星若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钱老，名文炜，号星若，别署自怡室主，生于1897年5月，乃吴江望族。太平天国之后，祖庐被战火烧毁，遂移居吴县甪直。先父以工商为业，先生性不近商贾，年十四随伯父钱友菊学习中医内科历时五载。为求深造，复从苏州宋轮一夫子临证实习，凡二年。轮一为孟河费伯雄再传弟子刘莲荪之高足。民国6年（1917年)重返震泽，悬壶济世。
先生治学严谨，业务繁盛，为同仁所称道。民国廿三年（1934年)8月19日成立吴江县中医公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第三事务所主任干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改称吴江县中医师公会，当选为理事。
古代中医独步医坛。晚清以降，欧学东渐，中医不断遭受打击，旧社会中医始终处于低谷。先生尝言：“政局屡变，有关于群众健康，不容有所自怠，日在恶劣之环境下，低头忍耐，从事本位工作，坚持意志，以待澄清。”先生认为自己学了中医就要把中医工作做好，但中医无前途可言，所以不收学徒，不传子女。钱老二子一女，其中一子一女就读于西医院校，后分别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教授。迨解放后，阴霾尽消，天日重睹，先生胸中郁勃之气为之一舒，毅然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纠集同志，于1952年1月10日成立震泽联合医院，被荐为院务委员会主任（1964年后任院长)，克服困难、苦心经营，逐步扩展业务，使震泽医院不落人后，逐步走向正规。先生深得领导嘉许，群众赞扬，先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医学会副会长。
解放之后，先生破格带徒，对后学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循循善诱，诲人无倦容。尝谓“医乃仁术，攸关人命寿夭，审证必须周详，与病家共休戚。”亲自为院内学徒集体授课，间或挑灯夜读。我之中医学养多受益于先生。他强调学以致用，借鉴现代医学，认为：“中医虽有其长，也有其不足，苟能兼通西医，则中医的辨证、辨病、辨因更为确切，其疗效更好。”先生虚心探索，互相引证，求其真理所在，而后作为定论，数十年来为人起沉疴，除痼疾，每有手到春回之妙。步入耄耋之年，尚有不少远道慕名而来的病人，必得其一诊为快。
我中医学徒满师后，由南浔来震泽组建针灸治疗所，根底浅薄，所诣不深，难免有惶恐之感。于戊戌之夏，参加震泽联合医院，蒙先生厚爱，追随左右，常沐春风。知先生学说渊博，上承轩岐，中及仲景，下至百家，靡不贯串，遣方用药俱有古今圣贤纪例，且虚心嗜学，勤奋笔耕，早年著有《天痘流行之感言》等文章，发表于全国名医裘吉生主办的《绍兴医药学报》，头角峥嵘，声誉
鹊起。解放以来，又撰有《论四诊八纲运用于临床的意义》、《
肾气丸治疗慢性肾炎的探讨》等多篇论文。对于脾胃学说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所写《试谈脾统血》被收入《脾胃学说及其临床运用》一书，由《江苏医药》编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79年11月出版。他认为脾为血气之源，又为五脏精微供养之仓库，后天之本。近人研究证实，李东垣《脾胃论》所称之脾胃，是属于广义之综合功能系统，除消化系统外，还包括内分泌、植物神经、代谢、血液以及免疫等方面。“凡治疾，必先扶植脾胃”，先生主张“外感宗仲景，内伤宗东垣”。
先生虽然声望卓著，但不自高身价，不骄傲自满。1960年推荐我到苏州中医专修班学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跟我学，只是一家之言，专修班是各家之言，可以广开思路，年轻人要多学一点。你虽长于针灸，但中医各科理论都是一脉相承，药之理亦即针之理，可以触类旁通，况法不
厌多，贵在合拍、有效。古代医家都是针、药兼容，内、外精通。”1973年3月28日给我的信件中说：“……我已衰老无用，切盼后起有人，能为我院争光。”在上世纪40年代，先生为吴县中医师公会会所落成纪念征文赋诗，诗中有“丝丝
白发渐盈巅，衰朽难将新学研，此日何堪弹旧调，殷殷属望在青年”。先生为中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毋使堕绪，愿祖国医学发扬光大。
先生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一生追求务实，没有“先进”、“模范”的耀眼光环。1981年首批职称晋升时，上级领导部门几次上门要评先生为主任医师，被他婉言谢绝。1989年春，93岁的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回忆在一九五八年戊戌之烁，相偕从事于医院工作，抽暇共同研习中医学术，意志相投，倍觉心情愉快……”事实上，先生是我的领导、老师，充其量我不过是一个小小院务委员，是他的学生。先生谦虚待人，使我极为感动。尔后，我请他为我陋室题名，先生略加思考后说：“用‘远香’可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致远，希望祖国医学四海飘香。”后来我请苏州书法名家江波先生题写“远香阁”三字作为陋室之名。先生道德、学问、医术三者俱全，成为江苏一代名医，名至实归，确非偶然。
由于先生年事渐高，加之慢性疾病困扰，不幸于1992年2月11日在震泽当弄寓所驾鹤西去，享年96岁，远近闻之，莫不悼惜，数以百计的市民自发赶来向一代名医作最后告别。本人在先生灵前急就挽联：“为岐黄振兴倾吐肺腑扶掖后学一代典范 以仁术济世呕尽心血福利人群千古永誉”。先生之高风亮节，不因岁月流逝而淡然消失，追忆师恩，益自淬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策的支持下，我走出去积极参与外界交流，先后应邀参加省、市、全国及国际性有关学术会议，在各级各类会议、杂志（包括台湾地区)发表演讲和论文40余篇，已出版著作有：1996年与常熟、无锡、杭州、嘉兴同志合编大型工具书《中医辨治经验集萃》（副主编)、2006年整理推介台湾著作《从生活中防癌抗癌》、2008年参订台湾著作《针灸学新论》、2009年著《针灸精义》，力图使吴江中医在国内外有一席之地。本人虽尽力而为，恨心长才短，辜负先生一片赤诚，静夜思之，深感不安。去年，经上级领导核准，品嘉为之作序、先生遗著《自怡医庐论证医案选存》（1964年油印本)，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利溥社会，功非浅显，钱老在天有灵，当可以告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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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暗想中国思想大碰撞的三个时期：春秋战国，宋金元，清末民国。只是清末民国的萌芽被文革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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