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文章是《挽救中醫──中醫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資本陰謀》一書的導言。本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揭示了許多鮮為人知、觸目驚心的事實，許多篇章是第一次公開發表。本書的編著者呂嘉戈先生以一片赤誠之心對中醫藥傳統的傳承與保護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感謝呂嘉戈先生提供電子文檔，感謝陳雪芳女士提供樣書。

    中醫是中華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和脊梁。然而今天，這個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機重重。

    大多中國人都不會相信中醫會在中國人手中被消滅，也不會理解這些中國人為什麼要消滅中醫。有人會說，中醫現今還是有發展的，國家是重視的。但這些人現在所講的中醫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醫了，而是已經西化了的或是中西醫結合的“中醫”了。

    對中醫實現“現代化、科學化、國際化”是美國洛克菲勒財團在1927年策劃的旨在消滅中醫，進而以美國的西醫實現壟斷中國醫藥行業的一個資本陰謀，即打著“現代化”的旗號，行消滅中醫之實。這個陰謀在今天可以說就要實現了。如果讓洛氏消滅中醫這個陰謀在中國實現，中國文化將失去最後的陣地，被美國人譽為“安全、有效、廉價”的中醫將不復存在。欲擺脫中醫的這種危局，認清中醫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緊迫的，是對中醫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

    讓我們回溯歷史……

    一、洛克菲勒“以華制華”的謀略和它的歷史完成

    中國文化以其無比深厚的內涵，令西方殖民主義者無所適從。1840年之後，西方用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進而一步一步，將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掠奪成一個赤貧的國家。中國人被他們在軍事上征服了，但是想征服中國文化談何容易。而不征服中國文化，就無法征服中國人的心。於是他們採取了一個從長計議的策略：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在中國建立大學，並大量吸收中國留學生，目的是培養自己的代言人。這實際上是學中國人提出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可以稱其為“以華治華”。這個策略實施的結果如何呢？事實證明，它是相當成功的。20世紀，否定中醫及中國文化最極端而決絕的往往正是中國人自己，這就是一種鐵證。

    在新文化運動經過了近百年之後，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到了行將滅亡的邊緣，其脊梁──中醫學，馬上就要被消滅了。這裡面充滿著歷史的吊詭：從來未見過一個民族這樣起勁地消滅自己本民族的優秀文化，這樣起勁地消滅本民族醫學。這是一個悲劇。要阻止這種悲劇的繼續發生，就要了解西方是如何運用“以夷治夷”或是“以華治華”手段，來對付和消滅中國文化的


    壟斷是許多西方財團的資本目的。美國洛克菲勒財團在上世紀20年代已經壟斷了中國的煤油和電力市場，其強大的藥品帝國對中國的醫藥市場同樣企圖實現其壟斷，可是中醫的存在妨礙了它壟斷之夢的實現。於是一個資本陰謀出現了，他們投入大量資金來進行說服中國人厭棄中醫，而相信西醫。用中國人來消滅中醫的“以華治華”的謀略在此被應用得天衣無縫，以至於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中醫已經走到了行將滅亡的境地時，醫學界還在爭論中醫是否科學和現代化的問題。在現今，人們看不到洛克菲勒財團所作所為，因為它的存在已經不是一般財團的規模了，而是運行到了近乎老子所說的“大象無形”的狀態，不用腦子思考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

    清末民初，由於清政府一直採取以洋壓漢的政策，尤其是慈禧與光緒相隔一天死亡的事實，太醫院被廢置，中醫就此不被重視。此時，大量的官派留學生歸來，其中學習西醫的學生基本上是一致反對中醫的。然而，從歷史上看，早在“甲午戰爭前中西醫之爭就已開始，當時只限于學術之上，加之早期的西醫幾乎全是外國傳教士，也不便公開與中醫為敵。……廢止中醫之爭始於清末，但僅出於民間，到1916年余雲岫出版《靈素商兌》大肆否定中醫並非偶然。然始創由政府職能部門進行廢止中醫，還是在1928年原協和醫學院院長及中華醫學會會長劉瑞恒當上南京政府衛生部副部長之後。他採取行政手段，照余雲岫等人主張，廢止中醫。而余雲岫于1934年主編《中華醫學》雜誌5年之久，大塊的反中醫的文章曾在該雜誌上發表。……1928年底，劉瑞恒于中華醫學會會長任滿，轉而充當南京政府衛生部副部長，其背景即在美國人的支援”。“廢止中醫案”之所以能在當時的衛生部通過，主要與會的人均是留學歸來的學習西醫者，如主持人劉瑞恒係留美學習西醫者，余雲岫係留日學習西醫者，餘下的均是留學美英學習西醫者。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由衛生部副部長劉瑞恒主持，與會17人中沒有一位中醫。這次會上通過了“廢止中醫案”。當中西醫之爭由民間討論走到了以行政手段進行廢止中醫的境地時，中醫存亡之事就成為了一件有關中華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1950年新中國衛生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也是副部長兼黨組書記的賀誠及副部長王斌，將南京政府時期廢止中醫案的主要人物余雲岫邀請來參加會議，並支援他廢止中醫的觀點。賀誠講到：“過去余雲岫先生曾批判過中醫學術，有許多是對的，即使在批評尺度方面，對中醫問題的解決方法上，有不能使中醫滿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還是好的，中醫也正是有了他的批判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獲得一些改進。......個別中醫認為余先生來參加全衛會議和中醫小組就難以同意，須得重新考慮，我以為為顯得中醫代表的進步，體會毛主席中西醫大團結的精神以及我們偉大民族的偉大胸懷和氣魄，應當歡迎余先生來參加中醫小組，並要他作更多的批評與改革中醫學術的意見，這對於中醫來說是有好處的。”

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實際上成了一次以圍剿中醫、並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消滅中醫為主題的會議。這個消滅中醫的政策在執行了三年之後，全國中醫業一片蕭條。當時國家文委副主任錢俊瑞發現了衛生部消滅中醫的做法並上報中央，毛澤東在1953年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撤銷了賀誠、王斌的副部長職務，並於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報》開展了對中醫問題的討論和對賀誠、王斌的批判。中醫這時才又有了生機，獲得了暫時的發展。

    但衛生部的行政體制以及對中醫認識上的偏見並未因此消除，衛生部西醫勢力仍佔主導地位。由於毛主席對中醫的支援，每當衛生部對中醫進行打壓的時候，只要毛主席得知，就會有批示批評衛生部。但是他對中醫的認識也有偏頗，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呂炳奎對此認為，毛主席“提出了西醫學習中醫，想以西醫學習中醫來提高中醫，事實證明不切合實際。1958年又提出中西醫結合，開始時衛生部門有抵觸，後來竟借此來控制中醫、改造中醫，限制了中醫學術的自主權。”文革以後，中醫由於沒有獨立行政權，發展一直沒有起色。1980年衛生部召開的中醫、中西醫結合會議明確提出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1982年衡陽會議又重提“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說明此時的中醫處境終於在中醫界的努力下，獲得了某些好轉。三支力量的方針因給了中醫獨立發展的地位，也成了消滅中醫勢力的眼中釘。

    在《新中國中醫藥事業的光輝歷程》(以下簡稱中醫大事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沒有記載三支力量的方針，其謂：“1980年3月，衛生部召開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會議全面總結了建國30年來中醫和中西醫結合的重要經驗教訓，研究了黨的重要政策，分析了當前存在的問題，討論了今後應該採取的措施。”(22頁)其中沒有記錄三支力量方針的提出；又謂：“1982年4月，衛生部在湖南衡陽召開了全國中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於加強中醫醫院整頓和建設的意見》、《全國中醫醫院工作條例》(試行)、《努力提高教育品質、切實辦好中醫醫院》等文件，這次會議特別強調了中醫單位要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問題和增加中醫事業經費問題，解除中醫藥後繼乏人、乏術問題，中醫藥結合問題，中醫教育工作的幾個問題，中西醫結合、中醫研究和民族醫學問題以及衛生行政部門加強對中醫工作的領導問題等等。”(24頁)也沒有記錄會議重提三支力量的方針。


    呂炳奎在上述兩次會議上的講話和文章，證實會議確實明確提出了三支力量的方針，並且是得到中央同意的。他多次闡述了這一問題，其謂：“1980年3月衛生部召開了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總結了30年來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這一方針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根本問題，對整個中醫事業和中西醫結合事業的發展是一件大事，對我國醫學科學現代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又謂：“三支力量是客觀存在，不是憑空想出來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是總結了30年的經驗教訓提出來的。……解放以後黨提出了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好像問題解決了。現在看，實際上沒有解決，中醫的地位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今天，提出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把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置於同等的地位，這樣才能真正解決中醫的地位問題。這個方針的提出，解決了幾十年來，甚至近百年來遺留下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方針提出後，中醫界皆大歡喜，西醫方面也很歡迎，同意這樣一個方針。中西醫結合方面大部分人也同意這個方針。但是仍有部分人對這個方針不太理解。”

    “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這樣一個對中醫生存發展有著巨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在衡陽會議以後沒有被執行，在大事記中也沒有被記載，中醫經過30年的努力才爭取到的獨立地位，在衡陽會議以後竟無聲無息了。這是十分吊詭的。衡陽會議以後，呂炳奎就被通知退居二線，沒有了追辦此事的權力。相反，衛生行政部門卻加緊以立法的形式即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壓制中醫，造成現今中醫的境地，而西醫則在衛生部的支援下實現了在中國醫藥市場的壟斷地位。

    中醫的被消滅是由中國人自己造成的。

    二、 所謂“現代化、科學化、國際化”，是消滅中醫藥的殺手锏  

    醫學院校被告知，如果它們想從洛克菲勒慷慨的贈予中得到好處，它們必須使五萬萬中國人民信服地把他們經過多少個世紀檢驗的安全、有效卻又廉價的草藥扔到垃圾箱裏，讓中國人民贊成使用美國製造的昂貴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藥，當這些藥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蓋不住的時候，則需要不斷地用新藥來替代。如果他們不能通過大規模的動物實驗來‘驗證’他們古老的針灸的有效性，這就不能認為有任何‘科學價值’。西醫對幾千年來證實的針灸對人類的有效性毫不關心。

    “但是共產黨在中國執政以後，既然跟中國進行貿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對中國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興趣，並逐漸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此段論述，就將前面所述南京民國政府衛生部副部長劉瑞恒以及余雲岫有關“廢止中醫案”的背景全盤托出。劉瑞恒曾是協和醫學院的院長，孫中山、梁啟超在協和醫院治病期間他都在場。而協和醫學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資創辦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說服五億中國人相信西醫而把‘安全、有效、廉價’的中醫扔進垃圾箱”的資本陰謀就成為劉瑞恒的職責。他把這種職責從協和醫學院帶到了南京政府衛生部，並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國範圍內廢止中醫。此舉雖然遭到當時全國中醫的反對，南京政府也于國代會上撤銷了“廢止中醫案”，但是南京政府衛生部消滅中醫的行政手段與體制已經建立，中醫在此之後一直未得到重視。後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醫受盡了欺辱和摧殘，一直在苦苦掙扎。

    從賀誠講話到衛生部制訂的一系列消滅中醫的政策法規，完全是打著“中醫科學化”的旗號進行的。中醫科學化、現代化是洛克菲勒為消滅中醫而設計的一個陰謀、一個陷阱。它是洛克菲勒教育基金會捐資的附加條件，即“幫助中國實現中藥現代化、科學化和國際化”。它先是強蠻地給中醫加上一把伸縮無定的、所謂“科學”的尺規，並教會你習慣於用這尺規去丈量中醫。然而，你學會的只是技術性地丈量，而那尺規的伸縮幅度，卻是由它來調定的。結果，你手裏似乎有了一把尺子，但那尺子事實上永遠也不屬於你……這就是洛克菲勒陰謀的最吊詭之處！

    大凡學習西醫的人和西醫化的人對洛氏的陰謀不但沒有認識，反而認為中醫就是不科學，就是要淘汰，並相信洛氏幫助中醫實現現代化是真誠的、可信的。這又說明洛氏消滅中醫的陰謀是多麼的“英明”、有遠見。

    “中醫現代化”在如今被衛生部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越叫越響，大有壓倒一切之勢。因為有了賀誠、王斌被撤職的前車之鑒，消滅中醫的行為變得隱蔽起來。一般人從報紙新聞上總是認為中醫是被重視的，然而卻不知中醫實際上在行政上、法律上是被壓制的。

    當然，現在不是糾纏誰的責任的時候，而是要重新執行三支力量的方針，給中醫獨立的行政權、教育權及適合其自身發展的政策和環境，還要有堅定的中醫領導層，只要有5~10年的時間，中醫是能夠起死回生的。

   三、 “西學中、中西醫結合”，成為消滅中醫的幌子

    從1954年起，中央發現了賀誠與王斌消滅中醫的做法，1955年在《人民日報》上開展了批判衛生部錯誤做法的宣傳報導。8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朱瑩的《〈健康報〉批判王斌在中醫問題上的錯誤思想》的報道，一時間捍衛中醫的呼聲響遍全國。賀誠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檢查我在衛生工作中的錯誤思想》一文，旋即，12月2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任小風的文章：《批判賀誠同志在對待中醫政策上的錯誤》。文中認為，賀誠檢討得不夠深刻：“賀誠同志對於余雲岫的備加讚揚，使鄙視中醫的資產階級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這是不能隱諱的事實。解放後數年來，余雲岫等變本加厲，大肆活動，公開出版誣衊中醫的書籍，印發消滅中醫‘方案’，未受到衛生部門的任何干涉。所以余雲岫之流興高采烈地說：‘可見我們歷來主張和所走的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所以醫學革命在現階段一定能獲得最後勝利，是絕無疑問的；四十年來的醫學革命，從今以後，應該是由理論轉向實踐的階段了。’賀誠同志的思想究竟對於什麼人有利，為什麼人所擁護，是十分明顯的。”


    1955年，通過對賀誠、王斌的批判，以及對他們給予撤職的處分，說明毛澤東是不允許對中醫藥進行這樣的滅殺的。雖然毛澤東對中醫給予了大力支援，使中醫在此之後有了短暫的發展，可是消滅中醫的路線不時會出來干預中醫工作。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中國中醫藥學會的柳秉理先生對此有很深刻的分析，其謂：“1958年，以毛澤東對衛生部黨組‘關於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總結報告’的批示和當時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的社論為基礎，鑄成了困擾中醫發展長達40年之久的一個悖論。這個悖論的核心是：既承認中醫是科學的，又將中醫自身的發展與完善寄託在西醫學術身上。其癥結在於：中醫既然是科學的，為什麼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學規律，自我發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毛澤東的批示與王斌、賀誠等的觀點不同。實際上，後者要求中醫人員通過學習西醫基礎理論，使中醫西醫化；前者要求西醫人員學習一點中醫，進而用西醫基礎理論的標準改造中醫。這雖然不算是‘朝三幕四’的遊戲，但兩者卻本同而形異，殊途而同歸，最終都將使中醫的基礎理論被徹底丟掉。應當肯定，當初毛是出於對中醫的保護。但因為他不懂中醫的科學原理，也不懂中、西醫的真正區別，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辦的仍然是余雲岫當初想要辦的事。”這就給消滅中醫人士利用中西醫結合來代替中醫有了藉口，並且利用中西醫結合來達到消滅中醫的目的更具隱蔽性。

    在消滅中醫的路線影響下，純中醫已經基本被排除在執業醫師外，成為民間的地下醫生。也是在此路線下，余雲岫的後人也開始為余辯解，其子余誕年2003年11月16日在網上發表的題為《余雲岫觀點的真偽辯》一文中，以現今中醫的西醫化為翻案藉口，只字不提“廢止中醫案”、使“新的舊醫不得產生”等余雲岫提案的實質，而謂：“從上世紀視科學實驗為‘畫蛇添足之舉’，將醫學科學教育視為‘胔骨堆中，殺生場上醫學’的‘舊醫’，到現在具備數理化知識，掌握現代醫學生物學基礎，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學甚至遺傳學、免疫學的中醫，二者之間已不可同日而語了，也許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責的‘西醫化’現象。當年余雲岫提出在醫政管理上要進行登記，要進行資格認定，並非只針對中醫而言，現在看來都是現代化國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須施行的，並提出用醫學科學基礎理論進行培訓，也是鋻於當時我國落後的醫學科學現狀和落後的醫學教育現狀，並非所謂要消滅中醫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



    此後的新中國，剛剛把美帝國主義趕出去，是不可能得到洛克菲勒“捐款”的。但是，第一屆衛生會議所制訂的一整套阻礙中醫發展的法規，卻成為中醫發展路上的一個個制度陷阱。中醫落入這陷阱中，就如同一個活的、可以自主行動的人忽然被五花大綁，動彈不得了。我們相信，這一制度陷阱與遠在大洋彼岸的那個資本陰謀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授受關係。但詭異之處也正在於此──二者的態度和行為方案竟如此的意合神契！可見洛克菲勒策劃的“以華制華”的陰謀是多麼巧妙，不給錢也同樣達到了消滅中醫的目的。建國之初衛生部消滅中醫的政策實行了整整三年，從此打下了衛生部門在認識上蔑視中醫和行政上歧視中醫的基礎，實行了一條沒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線。




    最近，美國華裔學者張緒通博士撰文揭開了消滅中醫的驚人內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國人Hans Ruesch撰寫的文章《洛克菲勒藥品帝國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訴中國人，美國的洛克菲勒藥品帝國早在1927年對中醫做了些什麼。張緒通博士說：“該文坦白地道出了緣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學術基金會的名義，捐了一點錢給中國的醫藥界，美名其曰‘幫助中國實現中藥現代化、科學化和國際化’，目的就是要中國人對自己的中醫藥學術的根源與體系產生懷疑，以至於厭棄。然後打出‘拯救中醫中藥’的美名，以‘中醫藥現代化、科學化’的幌子，達到徹底操縱、把控中國的中醫藥及其市場的目的，完全有他們的戰略預謀。”在《洛克菲勒藥品帝國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寫道：“洛克菲勒的各種各樣的‘教育活動’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以至於在1927年發起了國際教育基金會作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個人慈善事業，還捐贈了兩千一百萬美元作為啟動資金，準備毫不吝惜地給予外國的大學和政客們，當然要附帶各種條件。……洛克菲勒過去一直對中國有著特殊的興趣，由於美孚石油公司幾乎是‘中國油燈’用油的唯一供應者，因此他把錢用來設立中國醫藥基金和北京協和醫學院，扮演著‘偉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來向他卑微的孩子們傳播知識。洛克菲勒基金會投資達四千五百萬美元用來‘西化’(實際是摧垮)中醫。

文章来源: http://big5.ce。cn/books/main/syl ... 60315_6373322.shtml
其孫余愾2000年7月在網上發表了題為《近代傑出的醫學家余雲岫醫師》的文章，掩蓋余雲岫“廢止中醫案”中消滅中醫的殺機，反而將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宇宙運行模論“陰陽五行”視為偽科學，其謂：“這樣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就是因為堅持科學，反對《黃帝內經》所主張的陰陽五行等偽科學而長期被忽略。”“近代我國幾乎全面地實行唯物論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中醫界還保留了陰陽五行等玄說，而且至今也沒有人用科學的實驗方法來證明這種學說的正確性，好像也不打算這樣做。1917年余雲岫出版了《靈素商兌》一文，系統地批判了《黃帝內經》一書，震撼了醫學界，他高舉醫學革命的旗幟，駁得中醫們無以言對，至今也沒有人對他的論點進行過像樣的反駁。”“歷史上陰陽五行學說風行了兩千多年，除了名家、法家和荀子外都被其滲入，儒家從子思、孟子開始也講起了陰陽五行，成了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主要禍根。”“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現在我國的哲學界已經沒有了陰陽五行的影子，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界也消除了陰陽五行等玄學，只有中醫還把它當寶貝，當然還有巫婆神漢、風水先生、算命先生。老百姓把‘醫、卜、星、相’歸為同類。就是因為他們的理論基礎是相同的。”中國近、現代被西化的結果，也成了余雲岫的後代為其翻案的依據，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衛生行政部門對中醫的消滅政策與余雲岫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現今，要解決中醫發展問題，首先就得解決中醫管理制度層面的問題；而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制度創新，就要對以往55年中醫政策的成敗經驗進行總結。西學中，即想讓西醫學習點中醫進而去研究和發展中醫，現在看來是行不通的。中西醫結合，想用此來代替中醫，是較長時間以來直至今日衛生部的主要做法。這裡面一方面是事與願違，並不能真正實現中醫自身的創新和發展；另一方面，容易被反對中醫人士所利用，成為一個欺騙性極強的藉口，行消滅中醫之實。試想一想，沒有了中醫，中西醫結合還能有嗎？所以，毛主席對中醫的這兩個指導方針，如果在中醫有獨立行政權時，對中醫還不會有太大危害，但在中醫沒有獨立行政權時，就會使中醫遭致滅頂之災。再加上現今對中醫現代化、中藥現代化的提法和綱要都已出臺，就更加劇了中醫滅亡的速度。這是關乎中華文化存亡的大事，不能掉以輕心！

    四、 現實的危局：西醫對中醫藥生存權的制度化剝奪

    新中國成立以來，衛生部一直是西醫的一統天下，中醫是沒有行政領導權的。經過55年的“統治”，西醫在衛生部的領導下，實現了醫藥行業的壟斷，造成醫藥費不斷高漲。據媒體報道，“從1996年以來，政府已經16次出臺降低藥價的措施，然而藥價高漲之勢卻依然得不到扼制，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已經普遍成為國民之痛”。各種文章列舉了許多原因，但未從壟斷的角度去看。

    由於西醫在醫藥行業的壟斷地位和其本身掌握著行政大權，中醫的生存權遭到鉗制。單從人數上的變化，就已說明問題。西醫人數從1950年的2萬人到2004年的157萬人，增長了70多倍；而中醫則從1950年的27～30萬人到2004年的27萬人，實現了“零增長”。70：0——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比例啊！如果沒有衛生部門通過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醫統治和其為西醫實現了行業壟斷，這種人數增長的變化是誰也無法做到的。況且，現在中醫27萬人的醫療水準是無法與55年前的27萬人相比的

由於西醫在醫藥行政上獨攬大權(1986年成立的中醫藥管理局由衛生部代管)和在醫藥行業的壟斷地位，對中醫在許多方面都實行了限制和打壓：

    1?衛生部及中醫藥管理局一直大力宣傳中醫藥現代化、科學化，用“現代化”概念來偷換醫學的目的，成了洛克菲勒的應聲蟲。如2002年出臺的《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2002年至2010年)》，將中藥的開發、研製完全置於西醫方法和標準之下，實行醫藥分家，尤其是將中藥飲片改換成顆粒飲片，就是對中藥的極大破壞。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那副“尺規”的詭秘。本來，醫學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講的是療效。任何醫學，只要能治病救人，有療效，不管它在現代還是在古代，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都一樣的會受到人們的認同。就是說，醫學的治病療效與現代化沒有絕對的關係。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令人們感到現代化的優越性，似乎什麼事情只要一說是現代化的，就是科學的、進步的。其實，將現代化與醫學尤其是中醫學相提並論，是一個悖論。因為它將物質文明發展與人類自身進化即生物進化混淆起來了。——現代人類與一萬年前的人類在生理上有何本質變化？據人類學觀點，一萬年以內的人類或生物基本上是沒有變化的。那麼，作為醫學是為醫治人類疾病而形成的學科，只要人類本身以及生物沒有大的變化，這個學科的對象也就不會有大的變化，就是有了變化，也不會是在本質上的。這跟文明的變遷是兩碼事。人類與生物進化是同步的，既然一萬年至今生物進化基本上沒有變化，那麼，具有五千年曆史的中醫學在治療人類疾病上也不會有大的變化，一種藥入什麼經、治什麼病，也同樣不會有大的變化。中醫與人類同時進入現代，這本身就說明中醫具備有超時代的內涵，它並沒有因為進入了現代而不能治病，相反，許多西醫無法治愈的疾病，中醫往往能將它治愈。中醫將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地融為一體，只要大自然適合人類和萬物生存與存在，中醫學就永遠能醫治人類的疾病，這與現代化與否沒有關係。物質文明則與現代化有直接的關係，古代人們出行乘的是轎子、馬車，現代則是汽車、飛機，這才是現代化的內涵，而不是生物進化的內涵。用現代化來混淆物質文明與生物進化的內涵，讓中醫藥現代化、科學化，是美國洛克菲勒財團為要消滅中醫進而達到西醫壟斷中國醫藥行業而設計的陰謀。這個命題本身就倒置了醫學的目的是治病救人、重在療效的原則。西化的中國人“相信”所謂的中醫藥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洛克菲勒陰謀的馬前卒。他們掌握著衛生行政大權，積極對中醫實行現代化，無形中成為替洛氏達到了用中國人來消滅中醫目的的中國人。這樣就使美國的西醫藥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進入中國，進而壟斷中國的醫藥市場。如1998年國家藥品監督局成立以來，每年都批准數百種甚至上千種西藥進入我國，嚴重打壓了我國醫藥工商企業的發展。洛氏對中醫的治病能力和治病效果是非常清楚的，西醫如果在平等條件下與中醫競爭並不具有當然的優勢。因此，洛氏投資設立教育基金會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讓中國人厭棄“安全、有效、廉價”的中醫，用科學化、現代化來回避中醫“安全、有效、廉價”的優勢，利用中國人近百年來被西方人征服而形成的民族自卑感，用科學化、現代化的幌子來蒙蔽中國人，進而強化中國人的這種自卑感，使他們自覺地幫助洛氏來消2? 1980年及1982年衛生部在中醫及中西醫會議和衡陽會議上兩次提出“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並得到中央同意。這是中醫為爭取獨立行政權的一件大事，是破除西醫壟斷的有利武器。三支力量方針的提出，使中醫應該享有獨立行政權有了依據，加之以呂炳奎為首的中醫界的力爭，才使國務院在1986年同意設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這本應是對中醫發展有利的大好事，然而國務院雖明確規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是國務院直屬機構，但是卻由衛生部代管。這一代管，便使得中醫為爭取獨立行政權的努力前功盡棄，使得破除西醫壟斷的戰略功虧一簣，致使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形同虛設，反而形成了衛生部機構的重疊設置，如局和部都有“醫政司”、“科技司”、“外事司”、“辦公廳”等等。中醫藥管理局根本沒有去行使也沒有權力去行使中醫的行政權。

    3? 歷史上有名的反對中醫者余雲岫，除了指責中醫不科學外，還有具體消滅中醫的措施，醫藥分家就是其中之一。衛生部將藥政局和醫療器械局合併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後又改名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該機構成立後即大肆推行美國FDA管理模式，讓中藥同美國的西藥一樣進行FDA標準管理，在行業內推行GAP、GSP、GMP等管理，花了國家數目驚人的人民幣，搞得不少工商企業負債纍纍，無法進行運轉。特別是中藥，現在是農民種藥要GAP,工廠生產要GMP，商業經銷要GSP。致使中藥成本大增，吃中藥比西藥還貴，人們吃不起中藥。中藥的生產出現了嚴重危機。醫藥管理分家後，對中醫的管理更加西化，中醫不能獨自配製中藥製劑了，要配製劑必須申請，將組方上報藥監局審批。這個中醫自古傳承至今的配藥製劑行為，是中醫將有效的藥方配製出一種有針對性的普遍可用的通方藥劑，以方便同類患者，也是擴大醫治患者人群的方法。中醫自古以來都是以醫管藥，即“用藥如用兵”，藥物的用法完全是由醫生控制監製的。不像西醫，藥物是由藥物研究機構控制監製的，西醫生根本不懂制藥。限制中醫獨立製劑，也就束縛了中醫的手腳，同樣，也是對患者一種限制。這就實現了歷史上反對中醫、並要廢止中醫的余雲岫提案中醫藥分家的條款。中醫不能配製製劑，本身就是在扼殺中醫；組方上報審批，則是蔑視中醫的知識產權，是對知識產權法的公然踐踏。而且，如果中醫配製製劑未上報，或未被批准，就以制售假藥論罪，全國不知有多少中醫因此而坐罪犯典。中醫秘方得不到保護，中醫人格遭受侮辱。

    4? 在中醫高等教育方面，強化西醫的教授，將中醫四部經典改為選修課，中醫大學生甚至碩士生、博士生沒有通讀過《黃帝內經》的大有人在；中醫藥大學畢業生考上西醫研究生的也不在少數。忽視中醫臨床的教育，而把西醫的小白鼠實驗搬來教授中醫碩士生和博士生。這種西化教育被中醫大學教授自嘲為他們在培養中醫的“掘墓人”。這種教育方法是1950年衛生部所辦中醫進修學校(實為以西醫改造中醫消滅中醫)的翻版和擴大。據《中國中醫藥報》2004年5月12日《中醫院校西醫課程教改取得成果》一文報道：“教育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圍繞中醫類專業的培養目標和業務要求，以嶄新的思路開展西醫基礎與橋梁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改革的探索性研究。他們首先對中醫院校目前設置的西醫學基礎課程主要知識點在中醫人才知識結構中的相對重要程度開展了大規模的諮詢調查。在此基礎上，對傳統設置的人體解剖、組織胚胎學、生理學等10多門西醫學基礎課與橋梁課教學知識點進行了分解和重新組合，形成了新的課程群，構築了包括《人體形態學》、《人體機能學》、《病原生物學》、《西醫診療學基礎》、《應用藥理學》和《預防醫學概論》等新的綜合性西醫基礎課程體系，編寫出相應的改革教材，並同步進行了綜合性實驗課程教學改革的研究。……第四，項目在實驗教學方面更重視對中醫學生實驗動手能力及科研設計能力的培養，把以往單一驗證性的實驗課傳統模式，改革為綜合探索性實驗教學模式，更有利於培養中醫學生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研究發展中醫學的意識與能力。”從這篇對中醫學課程改革及安排的報道看，現今中醫的教育，已經全然西化，其培養目標就是不培養真正的中醫師。


  以上報道證明，中醫現今的教育，仍然在走50多年前被撤職的衛生部賀誠副部長所推行的消滅中醫的教育路線。賀誠當年解釋中醫進修學校如何施教時說：“所謂進修，就是學習現代科學醫學的基本知識，學習預防醫學的基本知識，用礦物學醫學的基本知識去解釋問題，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中醫比起西醫是落後一些，這一點應當承認，否則便會阻礙進步，而進步得少或慢，就不能滿足客觀的要求。……如果辦中醫進修學校還教中醫理論，對中醫的前途並不有利。……世界上只有一個醫學，中國也只有一個醫學……中醫對於這個醫學貢獻得越多越好，但卻沒有可能長期存在，這個前途必須認清。”賀誠消滅中醫的路線實行三年後被中央發現，當即被毛主席取締，他本人也被撤職，但是他的這條消滅中醫的路線，又在上世紀80年代逐步復活。進入21世紀，中醫面臨即將被消滅的境地。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鍵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中醫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因此，這條消滅中醫的路線是一定要糾正的！不糾正，中華民族將失去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心力和體力。

    5? 同樣在教育上，貶低中醫師帶徒的優越性，取消了師帶徒這個中醫傳承的法寶。為了混淆視聽，又以行政手段指派一定學歷、一定職稱的中醫去向有職稱的名老中醫拜師。這在形式上看似師帶徒，本質上已背離了中醫自古傳承的師帶徒內涵。真正的師帶徒，帶的是從未學過或剛剛入門的弟子。如果已經學成或行醫多年，這種拜師或學徒與師帶徒的本質有著天壤之別，結果是這種師帶徒根本無法將老中醫的全部學問和醫療思想繼承下來。這種指定或指派的師帶徒形式完全是以現今《執業醫師法》的框架設計的，而《執業醫師法》恰恰把民間的名老中醫及民間醫師給排除掉了，所以，至少要把“指派”與民間的師帶徒並舉，才能保證中醫得以有效傳承。

    6? 由於否定了師帶徒的傳承，大量學徒出身的中醫師被排除在中醫隊伍之外。1999年出臺的《執業醫師法》使許多中醫師尤其是學徒出身的中醫師沒有得到醫師執業證，無法公開行醫，成為賀誠在50年前檢討中所說的“政府取締，人民批准”的“地下醫生”。與50多年前不同的是，現在的這種“地下醫生”一旦被發現是要以非法行醫論罪的。由於許多民間中醫沒有執業醫師證，而《執業醫師法》對這些無證的中醫師的行醫行為可以進行取締、罰款甚至判罪。據報載，2004年5萬餘無證行醫戶被取締；2005年7月前又有3.4萬非法行醫戶被取締。當然這8萬餘人中肯定有一些騙子，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應是未得到中醫師執業證的民間醫師。認定8萬人都是行騙，卻還有患者相信，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從這些數字可以證明，《執業醫師法》又一次造就了大量的“政府取締，人民批准”的“地下醫生”。例如，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報》劉磊撰文《百餘居民為“遊醫”求情說明什麼？》——文中將所謂“遊醫”能將“感冒在大醫院花一兩百元都看不好，在這裡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現實與無證行醫的矛盾列舉出來，文中所提及的“遊醫”，應是未得到執業證的民間醫生。

    否定了師帶徒教育形式的另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就是2003年衛生部全面撤銷民辦中醫院校，甚至包括國家自學考試中的中醫藥專業。大量中醫藥學子被迫改專業和改行，或終止學業。


    7? 在衛生行政管理上，也出現了怪事。由衛生部代管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從1986年成立至今已近20年，可是其在各省市的下設機關卻根本沒有配套成一完整的管理體系。據《中國中醫藥報》報道：“全國36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及計劃單列市中，成立地廳級中醫藥管理局的有7個，處級局有13個，中醫處有16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不為中醫說話，是中醫界眾所皆知的事，因此其機構的不完善，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這也是對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的一個諷刺。《條例》規定：“國務院中醫藥管理部門負責全國中醫藥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醫藥管理的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內的中醫藥管理工作。”全國有三千余縣基本上沒有中醫管理機構，也可以說是由於衛生部代管、中醫藥管理局不管造成的。

    8? 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對中醫進行了更加嚴厲的打擊。呂炳奎生前呼籲對中醫重新立法，就是因為現今的醫藥法規對中醫是不平等的，許多法規根本就沒有把中醫放在眼裏。例如《傳染病防治法》。根據此法，中醫根本就接觸不到傳染病人，更何況治療了。但在“非典”流行期間，中醫治療的優越性超過了西醫，這一點是令西化人士備感尷尬的。

    2005年6月，中醫立法起草小組已經成立，但是誰在主持、成員是誰等等資訊都是不透明的。應該增加透明度，不能讓反中醫的和西化中醫的人主持，但願中醫的立法別又是主張消滅中醫的人在起草。要讓中醫藥法規真正起到促進中醫藥發展的作用。

    中醫在中國，為什麼被西醫這樣打壓，並且恨之入骨，甚至有對中醫置之死地而後快的行為和做法，這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和國際背景的。當我們了解了這些歷史和國際背景後，困惑我們中國人的中醫情結和為什麼中國人學了西醫就反對中醫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五、選中醫之中堅分子行使中醫之獨立行政權，是中醫起死回生的首要條件

    當今，應當清楚地認識到洛克菲勒資本陰謀的陰險性和隱蔽性，真正將中國文化復興起來。這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這個工作，宏觀地說就是21世紀中國人自主文化立場的覺醒和民族文化復興的工程。中醫作為中國文化核心構成的一部分，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中醫行將滅亡的制度環境：給中醫起死回生的機會；給中醫獨立行政權；按中醫傳承和發展規律制訂法律；承認並資助中醫師帶徒；改變中醫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等等。

    被譽為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的呂炳奎生前曾多次因中醫問題向中央報告，希望能給中醫與西醫平等的政策，進而解決中醫瀕危的境地。他為中醫奮鬥了一生，現在看來，這本質上仍然是在與洛克菲勒資本陰謀進行的鬥爭。他生前對中醫藥爭取獨立行政權寄予深厚希望，並曾提名駱詩文同志擔任第一任“中醫藥部”部長。他在給溫總理的信中說：“讓駱詩文同志擔任中醫藥部第一任部長。他是中醫界難得的人才。……如果中醫藥部再讓西醫以及反對中醫的人掌權，將使對中醫藥學的挽救功虧一簣，將使設立中醫藥部的決定形同虛設！”為了能保證中醫起死回生的大事，他對中醫藥幹部的選拔還提出了超齡和破格並用的建議，因為擔當中醫藥事業起死回生的重任，沒有豐富的經驗和對中醫藥現實情況的深刻了解以及對中醫藥事業的無限熱愛，是無法勝任的。

    總之，中醫的命運岌岌可危，檢討歷史只是為了厘清認識，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而是要儘快將中醫藥搶救回來。因此，設立“中醫藥部”，讓真正熱愛中醫又具有豐富經驗的中醫藥幹部來領導中醫藥，是真正能使中醫藥起死回生的前提，再拖延不決、優柔寡斷，中醫就完了，——這一代人都將成為歷史罪人。

    一個民族文化的興衰，制度起著關鍵性作用。挽救中醫藥，一切將取決於中央的決心。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中國文化是其靈魂，中醫藥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中國政府在了解了衛生部長期以來因為制度偏差而實際上不斷在消滅中醫、致使中醫藥已經到了滅亡境地的情況之後，搶救中醫藥、搶救中國文化，自然就成為當屆政府的首要任務。這實際上是對中華民族靈魂的搶救。一個民族沒有了自己的文化，這個民族就會魂不附體，就會成為其他民族或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所以，搶救中醫藥不只是中醫藥界的事情，也是中華民族的事情。

    為了對近百年來中醫的危局以及這危局的癥結有個更清醒的認識，讓我們走進歷史……

    (摘自《挽救中醫——中醫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資本陰謀》，感謝編著者呂嘉戈先生提供電子文檔，感謝陳雪芳女士提供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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