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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情绪化认识有害中医学发展(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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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化认识有害中医学发展


蒋文跃 北京大学医学部

  笔者在不少场合与一些热爱中医的人士交流时,常会感受到一些对中医或西医的不甚冷静客观的情绪化认识。固然,热爱一个事业自然需要“情感”因素,然而对于事业本身的研习,意气用事往往容易使人做出偏颇的判断以致“不识庐山真面目”。佛学大师李叔同言,才高气和方为智者。
  审视中医药发展史,从张仲景、金元四大家、叶天士至近现代张锡纯、祝味菊、施今墨,善于革新和吸收新成就者,均成为一代名医宗师。对一门事业的爱分为两类,一种是爱其长,另一种是找其短,而后者更难,更需要勇气,对事业爱其深者方能如此。承认自己的不足是进步的开始。有些人一听别人说关木通有肾毒或小柴胡汤反应,立即有一种情绪,仿佛别人又在说中医的坏话,然后指责人不懂辨证故尔如此。但却没有西医大夫认为西药说明书列出的一大堆副反应或禁忌症是在指责西药。不少人至今尚不能平心静气地接受,给你指出问题恰恰是重视你。
  笔者发现,如同很多对中医不以为然的人大多对中医知之甚少一样,不少对西医和中医药现代研究持情绪化认识的“铁杆中医”对现代生物医药整体认识也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对中医药疗效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估。笔者自己喜欢上中医也同样因其临床的实际疗效,但不能就此而迷蒙自己的眼睛。
  譬如在非典防治中,中医药发挥了自身的作用与特点。但有人却就此以为中医药在这方面可以脱离西医或就此沾沾自喜,甚至有人略带讥讽地说,病毒尚未查明,中医早把病人看好了。试想,如果没有现代的流行病学一整套隔离程序和微生物学的检测成就,这样的疫情死亡岂止上万,这绝不仅仅是中医清热解毒力所能及的,翻阅古代每次疫情死亡人数便知大概。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在指责抗生素耐药性的同时,是否想过青霉素的发明才真正是活人无数,更不用提抗生素在手术消毒中的威力。笔者在此并不想贬低中医抬高西医,只是说我们必须对中医西医分别有完整客观的认识后,方可有发展中医的正确思路。
  再如经常听到有人说欧美“中医热”,笔者查看西方主流医药著名期刊,极少有中医药的原始论著。这表明中医药在西方还没有到“热”的程度。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中医的疗效评估至今仍是停留在“医案”式的个案记载水平。个案并非不是“证据”,如链霉素治疗结核即由个案获得证据。但很多疾病的疗效光用“个案”式的证据是不够的。
  许多人误以为,西方主流医药要求中医出示证据,即意味着用西医模式来衡量中医。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中心主任在英国医学杂志曾载文,详述在评估传统疗法的临床疗效时,如何做到既按传统医学固有的诊疗模式,又要在方法学上经得起考验。我们经常将“辨证论治”挂在嘴边,可至今我国尚未开展过一项严格的比较辨证与辨病的疗效的临床试验以证明辨证的优越(笔者在撰写一文章时想作为参考文献,搜遍各类期刊也未看见)。有人或许会说,证据早有了,只是你没看懂或现有的方法体现不了。这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我想,这如同法律上,在没有获得证据前,嫌疑人都是假设无罪的,哪怕你明明知道这人一定是罪犯也没用。两种体系的交流必须存在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交流媒体或语言”。这如同一个说汉语和一个说德语的人交流时,坚持各自说自己能懂的语言,那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有效交流。笔者在祝味菊《伤寒质难》(陈苏生整理)后记中,曾读到祝氏希望将来在正规的医院里进行严格的中医药疗效与副作用的评估,历史将过去一个世纪,令人唏嘘的是至今尚未有此类研究。
  我想很多“铁杆中医”并不是抵触或拒绝西医,可能最担心的是用现有的技术手段或方法不能真正体现中医的真实疗效。其核心是,中医药对人体功能状态的整体调节是否能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回答了中西医能否汇通或结合的问题。笔者认为人体功能状态只要是存在的,就有可能进行表述。整体功能状态难于表述并不等于不能表述,现在难于表述并不等于以后难于表述。这正是摆在当代中医药研究者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知难而退与知难而拒不应是一个真正热爱中医者所持有的理性态度。如果所有的学科中的思想与方法都被用于中医药研究,这一定是中医药之福而不应被看作是中医药被肢解之祸。
  笔者并不认同用现有分析还原的方法中简单的几个指标来衡量中医药。当今以西医或现代指标单纯验证式的中医研究,这仍旧是上世纪中医抗争被取缔的“后续延迟反应”,即怕人说中医不科学,所以有现代根据即是科学。但这也是中医药研究的一部分。至少这证明了这条道路行不通。科学总是在积累中产生新的变化。
  有人指责中医药现代研究几十年来没有像样的成果,也有人指责自清代后再也没有像张仲景这样的大师,这些观点反映了学术上的情绪化认识。任何学术新思想的产生是不可能孤立于整个社会环境和科技水平之外的。张仲景如果不是中医学发展到一定水平,加上大量传染病的流行等多种因素的促成,是不可能突发灵感撰写出《伤寒杂病论》的。没有唐以前的积累、宋明理学的兴起、金元战乱等多因素也不会产生金元四大家。现代医学近几年开始关注系统生物医学,开始寻找所谓的“功能性隐单位”(Functional hidden unit),这与中医脏腑辨证在思维模式上是接近的,这些都需要脚踏实地地去研究。诸如此类,现代生物医药的发展恰恰是给中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
  有人认为中医药在历代发展中吸收任何新的思想则可(所谓中医药按自身规律发展),惟独今天的西医不可被融入吸收。认为中医西化就是中医被毁的想法只能说是对中医药信心软弱和低估研究者智商的表现。我时常想,如果张仲景还在世,是接受中西医汇通,还是仍坚持他的六经辨证?临床是硬道理,但某一基础观念的改变带给临床诊治水平的提高与单纯总结某方某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今对新词汇新概念炒作与浅尝辄止居多,真正深入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思想以及复杂科学体系,并融入中医药的实际研究操作少得可怜,这表明踏实的高水平的汇通工作阙如。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曾感叹,国内中国文学的研究者的悲哀是不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与研究现状。当今中医药研究的现状同样如此。笔者读到陈可冀院士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宽容与实在的工作等词时,想必言外之苦衷亦如此。中医药的发展已真正到了呼唤兼收并蓄、精通中西的大师出现的时候。
-----------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洋奴
-----------这位笔者本身好像就不懂什么是中医。再说李叔同也不是所谓的佛学大师,而是持戒严谨的南山律宗的祖师,与佛教学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从这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中能看出作者的真实水平。
-----------看来作者还是崇尚科学主义的,呵呵。科学是好东西,但千万不能成为一种主义。
-----------对于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生命系统来说,我们有可能确定(描述)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状态吗?勉而为之,则挂一漏万。所以,易云:道不以数推以象。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之举。而西方科学从实证出发,结果无论从宏观方向,还是从微观两个方向,都没有尽头。
-----------好多东西说不清的,动物会自己治病在科学主义的眼中是什么,搞不清.人体是一个最深的奥秘,西方科学还没能解识清楚,什么时能复制并创造出所有病情方说科学
-----------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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