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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岭南中医--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革新思潮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郑洪,陈朝晖 2006-5-21 16:56:09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 年 6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关键词:中医存废斗争  
        摘要:在近代社会西化的背景下,岭南中医界也提出各种革新主张,以适应时代要求。代表人物有提倡“中医科学化”的谭次仲、主张“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伍律宁、持“中医改进论”的张二仲与林昨非、建议培养“新中医”的卢觉愚以及“中西医学比观”的张公让。他们的思想,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体现了特定时代下的诉求,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


  关键词:中医存废斗争;医学史,民国;谭次仲;伍律宁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转折性的一页。伴随着政治的变革,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又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裂变,传统文化渐趋式微,西学日益普及。在医学方面,西医在中国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对传统中医学形成冲击。尽管中医学并没有被西医所淹没,仍然显现着生命力,但在言必称“科学”的社会风气下,旧有的理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甚至生存也受到威胁。新政府的医政大权掌握在留学归来的西医手中,以致1929年有余云岫提案“废止旧医”,酿成风潮。


  “废医”当然不可能成功。但面对时代的进步,中医自身也产生了变革的要求,不少人提出了各种适应时代的革新主张。这些观点与旧的“中西医汇通”有所区别,称之为“中医革新派”或“中医革新思潮”比较恰当。


  岭南是近代革命的前沿,近代广东中医界倡议或力行革新的医家亦不少,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有些观点和论述今天看来亦不无启迪。兹介绍其代表人物和观点如下。


  1 谭次仲与“中医科学化”


  谭次仲(1893-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历任广西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任、(香港)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著作有《医学革命论战》、《中医与科学首集—中药性类概说》、《中医与科学二集》等书。


  谭次仲是近代“中医科学化”的倡导人之一,与当时上海的陆渊雷齐名。他认为中医的革新,需要“萃中西而共冶,合新旧于一炉”[1]。他评述社会上论“中医科学化”的许多论点,或“只有中医实则蔑弃科学,或只有科学实则蔑弃中医”,这都是不客观的,“揆其原因,非由于不认识中医,即由于不认识科学。”谭氏所言的“中医科学化”,认为中医应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他说:“医学既无所谓中西也,特古略而今详,古疏而今密,唯此而已。……古人诊察疾病,仅恃人类自然之本能,今则几于完全建筑于科学生数理化之基础上。故必取法者也。”所以,“中医科学化”的目标是:“一方面固必切合中医获得事实上及文献上之确实证据,绝对不容虚构;一方面尤须准对科学,不容脱出生数理化之藩篱,存有玄学之丝毫色彩。其有为科学所未明者,则存其法以留待将来,务使中医观之谓之中医,科学医观之谓之科学。”[2]“科学化”的手段则是主张开展中医实验和中药药理研究,他对守旧人士晓之以理说:“吾固中医,吾爱护中医之忱,岂让诸君?……顾诸君出之以气化虚无之说,假之于天人缥渺之论,以此自固篱藩,难逃反对科学,策之至下者也。”[2]当然,谭次仲也注意到要保持中医学术特点,指出“药出于方,方出于法,故方法者,中药应用之准绳,中医经验之结晶也”[2],认为中医理论对临床有指导意义,反对弃医存药的观点。


  2 伍律宁及其“建设中国本位医学”


  伍律宁,字子建,广东台山人,生卒不详。1927年伍律宁考入广东中医专门学校,1932年毕业。他的思想,早年也受中医科学化的影响,曾说:“夫中医之在今日,勿论为国家人民计,抑为中医自身计,中医药之必须科学化,万无因循观望之理。”主张“以科学为手段,中药为材料,即根据科学原理,尽量运用中药”[3]。民国18年,他在广州创办了广州医药月报,为中医科学化声张。1937年伍律宁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一书。其书名中的“起信”来自佛教,意为通过说理使人相信。他认为在讲“科学”的时代,中医必须通过科学化,才能使人信服。


  1939年伍律宁又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二集,这次则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口号。该口号脱胎自“中国本位文化论”。1935年初,文化界10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不守旧,不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即主张学习外来文化时应有中国本位意识。伍律宁借此提出应在中国本土医学基础上建设属于中国的“本位医学”。他认为中医有“绝大能力”、“绝大价值”,“足可超越‘天演淘汰’定律”,必然能够生存。对当时的各种论战,伍律宁颇有微词,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互攻其短,恶意批评。挂学术之名,争饭碗之实”[3],他主张务实研究,从实验及临床着手。《中医起信论》两集研究了肠炎、疟疾天花、肾炎、肺炎等十余种疾病,均是先列西说论病,继用中法辨证,后用中药分证治疗,力求在临床上、学术上沟通中西。


  3 张二仲之“中医改进论”


  张二仲,名熊飞,号访,广东西宁金滩乡人,生卒不详。他原在乡塾及学校任教,自学医学。“教学而外,稍有暇,无不肆力于中医之学术,更旁参西医之图籍。”[4]他多年读书临证,“由是发现中医之学理,真伪杂乱,非亟改善,巩不足以阐先法而式后人,遂矢改进中医之志。”曾创办郁南育元医学研究所,著作有《中医改进刍论》。


  张二仲“自任改进中医之责”,拟著《药学新发明》、《证方新发明》、《脉学新发明》、《仲景全书新编注》、《内经新编注》等书,这本《中医改进刍论》就是他初步的规划与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要改进中医,有几步工作要做,分别是:“亟宜革新”、“宜先辨谬”、“宜先祛蔽”、“宜务实用”、“宜务专修”[4]。方法上反对尊经、守旧,反对玄理。例如他提出“发明四时循环之真理而辟五运六气循环之谬说”,即肯定中医注意四时变动,但反对五运六气之牵强附会。他还主张废《难经》,认为该书脏腑之说错谬百出,不符合解剖,而且说理也多玄空。
       
  4  林昨非“改进中医”说


  林昨非,字尧钦,广东新会人,生卒不详。林氏弱冠学医,壮岁悬壶,任新会仁安医院医席28年,设有“维新医学研究所”,招生授课。1933年著成《改进中医刍言》,由新会捷元斋书局发行,主要阐述其对中西医学的看法。


  林昨非提倡“改进中医”,是“欲求医学与科学化,使医学有统一确实的见识,而扫除旧时藤葛”,他自信“言论翔实,并非杜撰。”林氏所处时代正值中央国医馆成立并开始运作之时,他对国医馆《章程》中“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的目标满怀希望,因而提出个人见解。他认为中医“已精而不能益求其精,已密而不能益求其密……至今与欧西新医学日相背驰,而我旧医派,遂陷入淘汰环境,此可为太息而长叹者也。”中医学“尝百草,制医药,与作《内经》,均属破天荒之创举。当其时,实未尝有化学实验之设备,空诸依傍,所著言论,如五气、五运、阴阳等论调,间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在所不免。”所以,“吾人研究医学,务宜本前人之发明而光大之,择其陈腐者删改之,认为不背于近代学理者保留之。取新医之长,补旧医之短,又能用旧医之长,补新医所不逮。新旧兼习,造成通材,实为今日肄习医学者的责任。”在方法上,林昨非西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他说:“改进中医办法,以讲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为第一要义。”提出“按照新学医理,配用中国药方”,并“将中药逐一化验,提取精液”,而“病理学必须根据正当科学的秩序,勿为三阴三阳及五运六气等臆说所搀杂,方能贯彻医学真理”,如此等等。他自觉这样做,可以“中西医学,一拍即合,何致为人取缔,哓哓争辨不休呢?”[5]实际上倾向于废医存药以迎合西医。


  5 卢觉愚倡导“新中医”


  卢觉愚(1898-1981),广东省东莞县樟村人。十七岁学中医,1925年卢觉愚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此后历任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名誉董事、中华国医学会医报编辑主任、香港针灸学研究社名誉社长等职,主要在香港授课及开诊。卢觉愚精通英文,对西医了解较全面,在他的著作《觉庐医案新解》(1938年)中表达了他关于中医革新的见解。


  卢觉愚客观分析了中西医的短长。他说“彼泰西医学,本科学实验之方法,客观唯物之现象,修习研究,有一定门径,复有声光电化等专门供其运使,分科细,辨析精,体用兼赅,论证详实”,但是“其治病也,循规蹈矩,守经执法……可以见理之真,不能得致用之妙。”而中医方面,虽有高明的理论,但是“门分别派,殊鲜会归,斗火冰盆,莫衷一是”,固然有高明的中医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绩时驾西医而上之”,然而普遍成才不易,流品太杂。所以卢觉愚希望“将中西医学融会而贯通之”,赞同中医学校要加授西医课程的做法,他说:“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6]可见他认为中医虽要革新,但仍应保持自身特色。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医案中。


  卢觉愚的医案,“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亦即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但以西医生理、病理等讲解,他说:“书中议论及释名,多采西说。非敢立异,以其病理定名,皆较严密考实故也。……如脚气,为末梢神经炎性病变;伤风,为菌毒作祟。事实真确,为中说所不逮。……惟西说不能确指为何病者,则仍沿用旧说。”这种做法被誉为“体裁别创,风格独标,在国医出版界中,似未之前见”[6],后来成为现代中医医案常见体例。


  结合科学探讨中医治疗机理,卢觉愚的论点颇有见地,如他解释中医之治感染性疾病:“细菌原虫,虽为病原之一,而疾病之本体,却为体细胞之异常变化。故传染病之治愈机转,不在菌毒方面,而在体细胞能否复其正规生活为断。中医治法,正适合此条件,此其所以有特效也。”[6]


  6 张公让与“中西医学比观”


  张公让(1904-1981),原名其升,广东梅县人,出身中医世家,但其本人则毕业于西医院校,因此可谓中西兼通,在民国时期曾任两广考铨处中医考试委员会专科顾问。20世纪40年代,张公让陆续出版了《伤寒金匮评注》、《中西医典》、《中西药典》、《肺病自医记、吐血治验记》和《医案医话、治医杂记》,合成《中西医学比观》一、二集共7卷。1950年张移居香港,点注出版杨鹤龄的《儿科经验述要》及选评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创办《中国新医药》杂志和“中国新医药研究院”等,在社会上颇有声望。


  张公让在医学上主张中西医学的合流,主要反映在《中西医学比观》中。他说:“我觉得二三十年来,中西医界划了一个很深的鸿沟,互相诋毁,不相为谋。中医骂西医太呆板,太机械,长于外科,绌于内科,过重局部,忽略全体;西医骂中医不合科学,理论荒诞,盲人瞎马,夜临深池。他们所骂的确也有他们的道理,但平心而论,西医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不少人体生理病理的秘密,治疗亦日有进步,中医则有数千年丰富的遗产,经验药物多可宝贵。西医好象年少气盛的青年,有时不免有点幼稚,中医好象饱经世故的老者,有时不免有点腐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若能冶二者于一炉,择长去短,则今日之医学,岂不更为完善?所以我希望西医不要气盛心粗,要留心字纸篓中有无宝贝,中医不要抱残守缺,要留心科学王座,有无真理。”张公让著《中西医学比观》,就是“想在这伟大而繁重的工作队伍中,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7]。


  不过在实践中,张氏偏于用西医的思维,求证中医的实效,他自称“偏重中医”,实际是指心目中“用纯粹科学解说的中医”。他“以科学为依归,病名采用西医”,“完全辟去五行岁露等谬说”,认为“中医说的‘肝’是指自律神经;‘心’多是指脑中枢神经;‘肾’兼指肾上腺皮质内分泌及性腺内分泌;肝阳旺是指交感神经兴奋、血压高……”[8]他还批评《伤寒论》“识症不识病”,虽然辨症极细,但“只能行对症治疗”,而西医则能针对病因治疗,发明特效药以杀灭病菌,比中医高明。张公让也肯定中药有一定长处,他说:“无论药物如何进化,中医之强壮剂、兴奋剂、健胃剂,仍有其极崇高之地位,……西医此时似无其匹,故我曰治疗急性热病,则中不及西;若治疗慢性病,及恢复元气者,则中或胜西。”否定中医理论,不能正确认识中医治热病的特色等,都反映出张公让以西医思维为主的立场。张氏还说:“今世之药物,西药日有发明,……其将来之发明尚无止境,似此则治疗之领域,西医将日扩,而中医将日促,吾人对此能不愧死?”[7]这正是他要改造中医的动因,其所担忧的虽然并非全为事实,但确实指出了可能的危机,值得后人思考。
民国时期岭南中医革新思潮表现不一,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这些论点折射着当时社会纷繁复杂的思想情况。近代以来的医学史证明,只有保持临床疗效,发扬中医特色,中医才能继续发展,但是中医与现代科学的交叉研究也不容忽视。近代岭南中医革新医家的探索,有进步性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其经验和教训可供今人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伍律宁.中医起信论[M].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六年(1937).1.


  [2]谭次仲.中医与科学二集[M].雪兰莪: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国医学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8.


  [3]伍律宁.中医起信论二集[M].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八年(1939).1.


  [4]张二仲.中医改进刍论[M].广州:广州开智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1


  [5]林昨非.改进中医刍言[M].新会:新会捷元斋书局,民国廿二年(1933).1-5.


  [6]卢觉愚.觉庐医案新解[M].自刊本,民国廿七年(1938).1-10.


  [7]张公让.中西医学比观[M].梅县:梅县张公让诊所,印本,1946.1-5.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405)


  基金项目:2002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2F49)文章编号:1007-3213(2004)03-02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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