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在给“号贩子”打工吗？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松涛)
《中国医院院长》记者：公立医院改革在补偿机制方面有一个说法：取消医院的药品加成，通过三种补偿方式，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服务价格、增加政府投入，以你们的经验来看，像协和医院，如果取消药品加成，每年会产生多大的缺口？
黄宇光：现在中国的情况，药开到病人身上，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加成收入，协和医院药物加成的比例占到每年收入一直是非常低的，我赞成医改把加成减下来，一个靠国家的投入，一是药事服务费，毕竟这个服务费是对医务工作者的认可。
尹佳：取消药品加成，对所有医院的运营和收入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一般的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占医院收入的50%以上，我们医院早就达到40%多，北京市很少的几个大医院能够达到这么低的水平，很多医院尤其是基层的二级医院可能会达到70%甚至80%。假如这部分收入达幅度降低的话，肯定会对公立医院的运营有影响。
我们这么大一个医院十几个亿进来差不多十几个亿出去，真正医院留下的没有什么多少利润，因为医疗费压的很低，住院费一天28块钱，手术费也非常低，医生整个成本还有整个医院的运营成本非常巨大，这个缺口是非常巨大的。
黄宇光：很多教授没有办公室，没有新的仪器设备更新来满足更好的医疗服务要求，在这上面作为院长作为医生都是有很大压力的，把药品加成砍掉，维持医院很好的状态并且可持续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危机，应该有其它的补偿机制。
尹佳：到协和医院看病的患者，在恶劣环境下排队，觉得尊严都没有了，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愿意付出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服务，怎么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这部分人的需求也是医院的潜在收入来源，并不是加重了他的负担，这些收入如果能够合理进来的话，也能弥补一些医院的收入。
刘国恩：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票贩子在协和那个地方倒票有这么大的空间？首先协和的挂号是国家定的10块钱，老百姓需求已经提到了500块、1000块钱，医生很大程度上在给票贩子打工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取消药品加成，“医药分开”对于医生开大处方的行为能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
刘国恩：起不到作用。现在医院里面开大处方这么一个现象比喻成一个人生病发烧了，现在我要解决发烧问题把药品加成砍掉，相当于拿冰过来敷最好扔到冰箱里面，但是问题是这种极端的处理也是能够看到一点效果，用冷敷丢到冷水里面，如果丢到冰箱肯定温度降下来人也死了。相当于把高烧的病人强行降温，管了温度计，管不了温度。
牛正乾：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以药养医”的问题怎么解决？医药补医院，还有一个是医药补医生。医药补医院15%并不是药价虚高的原因，医药补医生恰恰是问题的症结，如果医药补医生的问题解决不了，解决大处方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医药开大处方拿回扣是不是医生不对？我们承认不对。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能怪医生，他是被逼的。医学.全在.线www.med126.com
医药补医院的问题表面上通过取消15%的加成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医药补医生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永远不可能解决大处方的问题。
尹佳：公立医院应该有一部分涉及不同级别的保险过来。
刘国恩：不应该用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来主导整个医改方案，作为原则可以，但是绝对不能作为主导性的东西决定我们所有的制度安排，你捍卫公益性，潜台词你们就得给我低工资、低待遇、免费甚至奉献。
牛正乾：在公益性强加于公立医院之后就麻烦了，一旦取消加成就要给你拨款，一旦医院享受拨款那就意味着主管部门对医院有更加严格更加强制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似降低了药品价格，但巨大的挫伤医院医生和院长的积极性，表面上看看病不贵了，但是看不上病了，效率更低了，挂不上号了，排不上队了。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不生病是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而不应该把它都强加到我们公立医院这一个头上。
刘国恩：不反对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但是公益性的捍卫不是医院来完成的，那是国家财政的天职，如果加大给老百姓买单的力度，一个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就上升。一个产品好还是不好，我们不要管姓社还是姓资，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当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来，医生医院供给能力提高，我们才能减少排队的程度，国家财政富裕了，减少了自己购买医疗服务的程度，公益性也就提高了。在这个问题上，公益性强调不过分，但是绝对不是由机构来完成，而是国家层面。
牛正乾：强调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但不能够强调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服务是一个产品，医疗机构是生产这个产品的单位。如果一旦混淆就麻烦了，不但实现不了，反而会带来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