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7～1936年)，字枚叔，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国学大师。他学问淹通，于小学、经史、诸子、哲学、佛学等均有颇高造诣，其成就早为世人所仰止，但他在医学上的建树却知者寥寥。其实，太炎先生之祖、父、兄“三门知医”［1］，他自幼承嗣家学，并有学医经历。成年后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曾著《内经辨言》、《药言随笔》)治经，与乃师一样，把一切古书作为考据的工具，在研治文史的同时，泛涉医典。中年以后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学术上，包括医学，不仅撰写医学论文，创办中医刊物，还组建中医学校，设立伤兵医院等，从事大量医事活动，可以说，医学是太炎先生学术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太炎先生医学著述丰富，一生共撰写各种医论百余篇，悉已被收入《章太炎全集》第八卷［2］（以下所引均出自该书)，其中既包括对医理、医术的探讨，更涉及许多文献考据、训诂、医史方面内容。尤其是后者，由于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熟谙古文献，加之精专的研究方法，太炎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是平常人难望其项背的，将这些内容整理研究，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
    文字释诂
    近代史上，章太炎在小学方面的成就极其卓越，他上承清末训诂学的殿军俞樾及孙诒让，又精研音韵文字，与其弟子黄侃开创现代训诂史上著名的“章黄之学”，因而他在解读医经的过程中常运用古文字知识释疑，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有“黔首共馀食”之句，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馀食’作‘饱食’”［3］，但未能说明讹字原因，章太炎则指出：“观饱字之误为馀，则知本依古文作■，故识者知为饱，不识者误为馀”。对《素问·生气通天论》“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之“苛”字释道：“《说文》云：小草也。”“《礼记·内则》：疾痛苛痒。苛，疥也。”“《春秋传》称：苛，匿不作。”说明了“苛”字在古书中有“细小”和“疥”二义。
    又如《伤寒论》卷三：“项背强几几”，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卷二：“几几，音殊，短羽鸟飞几几也。”［4］数百年来几成定论，章太炎重新予以解释：“《毛传》：几几，(纟句)貌。《士冠礼》注：(纟句)之言拘，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履在头（当为‘在履头’)。然则几几者以(纟句)交叉履头，故足指受拘而履不落，项背强几几，正状其牵绊多矣。”指出成氏之误。针对刘宝楠《论语正义》将“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之“达”注为通晓之义，章太炎认为不确：“达，针也，与《春秋·左氏传》‘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能’之达义同。”此乃以医学知识来训经。章太炎曾数度流亡日本，注意到日本人将(月臣)子油称(月卒)脏，疑乃“(月率)”字之误，因为《礼记·郊特牲》有“取(月率)膋燔”， (月率)为肠间脂，故有此误。
    本草钩玄
    关于本草之起源问题，章太炎著《论本草不始于子仪》，揭示郑玄注《天官·疾医》之谬，理由是：“据《说苑》，子仪为扁鹊弟子，扁鹊与赵鞅同时，而《周书·王会篇》已说桴苡宜子，《诗》载许穆夫人已知贝母愈思，《春秋传》载申叔展已知麦曲、山鞠穷愈腹疾”等等，而王会、申叔展诸人均先于子仪，“则识药效，知处方者必不始于子仪。”并进一步说：“神农无文字，其始作本草者，当在商周间，代有增益，至汉遂以郡县附之耳。”为什么说是在商周间，他根据《吕览·遇合篇》“文王嗜菖蒲菹”，因古时无茶，以菖蒲止卧强心，而《神农》草药首列菖蒲，故推断该书为周初医师所集。
    有药物必涉及剂型用法，他注意到，古时治药，或(口父)咀或刀(坐刂)，到宋代有了变化，将药物研治为散再煮服，称为煮散之法，因为“五代分裂之际，远方药物致之不易，于是简省其量，而以散煮服之，延及宋时，遂为常法。”评价此法煮之易出，量虽减，“效几相若，此具用之巧也。”
    同时，他明确指出宋代丸散药量不当之处，于平药及常用之悍药皆减轻用量，于至毒之药（如硫磺，水银)则反重，并举《局方》阴阳二胜散和《本事方》破阴丹为例，对此他持反对态度，“纵令治病得愈，亦非常法。”这也提醒我们对待宋代方书，须斟酌用量。
    在章太炎的许多论著中还时常散见有关药物的古文献记载。例如《论狐惑及疠》载：砒霜宋时始入本草，此前但有雄黄。《论脚气证治》一文记：《淮南子》有地黄质粘，有续骨之功；《周官·天师》有茱萸味酸，有养骨之效。在《论微生菌非伤寒热病因》中谈到古代对“桂”的认识：《说文》桂，百药之长。引用《梦溪笔谈》“徐锴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说明桂或有杀菌之功。《论治温者用药之妄》说：今治温家最忌柴胡，而于前胡则轻率用之，这是不对的。因为“《本草》本无前胡，《别录》有焉，陶隐居云：前胡似柴胡而柔软，为疗效欲同。按此知，柴胡、前胡本是一类，土宜小异，呼音渐殊，《秘要》、《崔氏》小柴胡汤直作小前胡汤，其证也。”
    辨异求真
    中医沿革既久，不少概念或病名出现古今异义，章太炎凭借广博的文献学知识予以澄释。例如对于《内》、《难》五脏附五行之说，引用古文《尚书》“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和《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说明“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相似，皆可比拟”。从侧面演示了五行说的演变过程。而对于病名之间的含义变化也进行了区别，举如：
    五劳六极与虚劳：《外台》中二者各列一门，治法各异：其所谓虚劳者，即传尸骨蒸，包括肺痿，《金匮》中虚劳、血痹，《外台》谓五劳六极。
    肠澼与利：古者滞下、洞泄皆称利。《难经》称泄有五：胃泄、脾泄、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实则后三者皆为肠澼，不属泄。《伤寒论》里所谓利者，前五篇指洞泄，厥阴篇则指肠澼、滞下，但亦有例外，“唯《释名·释疾病篇》泄利，言其出漏泄而利也，下重而赤白曰(月带)，言厉滞而难也，分别最审。”
    温病与温疫：认为《伤寒论》内有五种伤寒，是广义伤寒，即包括温病，且“证治甚备”，而《外台》分伤寒、天行、温病三类，温病者，以温疫、温毒为主，天行即温病之类。
    其他还有现代传染病与古代病名的对应关系之考证：《集验方》有九瘘，五曰蚍蜉瘘，初得之如伤寒，九曰转脉瘘，始发于颈，如大豆，浮在脉中濯濯，脉转苦惊惕，身如振寒热，认为颇与急性粟粒结核相合。鼠疫：宋世称黄肉随，黑骨温，明后称为纥答温。麻风：梅毒与大麻风，甚则鼻柱皆坏，故古人通谓疠，《病源》所说癞病，皆今大麻风候。
    考校医经
    《内经》之著作年代，章太炎说“宋人已知为七国时作”，但作了更深入的论证：《礼记·祭义》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因此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或有所承；加之饱之古字误为馀，故推论出该书“作于周末，始皇并天下前矣”。
    他断定《中藏经》“必是宋人伪造”，论据充分。首先，《隋志》载《华佗方》十卷，撰者吴普；梁有《华佗内事》五卷，并无《中藏经》名目，其次，元化方为《千金》、《外台》及《魏志·华佗传》所引者，均不见于此书，“徒列庸俗方剂”，且何首乌用始唐末，鹅梨名起宋时等等，“其伪可想也。然其书《三因方》已称之，作伪者盖在《局方》以后。”
    章太炎自谓上不取《灵》、《素》，下不举叶、吴，一生所重，“惟其长沙太守”，因此非常重视对《伤寒论》的研究，共写相关文章数十篇，其中在作者、注家之考证、版本沿革和校勘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曾写《王叔和考》及《张仲景事状考》，从《太平御览·七百二十》引高湛（张湛)《养生论》和《千金方》中《河东卫汛记》考证出王叔和名熙，高平人。通过《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与《后汉书·党锢传》、《魏志·王粲传》、《桓阶传》、《刘表传》、《广韵》等书进行互考，从而推论出仲景官长沙和作《伤寒论》的基本年代。以上两文被钱超尘全文附录于其所著《伤寒论文献通考》［5］一书，足见其文献价值。
    他还对《伤寒论》之演革及版本流传情况做了缜密的疏理，他据《隋志》、《唐志》载张仲景方十五卷，后世又出《伤寒论》、《玉函经》、《金匮要略》之名，敏锐地指出“《伤寒论》在其中”，意谓《伤寒论》离析于张仲景方，并说林亿所校《伤寒论》十卷为单行本，而此书明代为赵开美摹刻，但清修《四库》时已不可见，日本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摹之，复行于中土。
    对《伤寒论》的古老版本《金匮玉函经》，他亦给予足够重视，指出了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后来马端临、徐镕以及《四库全书》均将其混同于《金匮要略》的错误，通过与《伤寒论》、《千金方》所引、林亿校语等详细比较，证实其书为《伤寒论》之别本，“顾篇第条目方法或少异”，但非叔和所集，因为书中有释典之语，叔和时代佛法未盛，疑为江南诸师所述。
    至于世人有将《金匮要略》误为华佗所著，则指出《抱朴子·杂应篇》记有华佗集《金匮绿囊》一事，故有此误。
    他精于校勘，对清·陈世杰刻本《金匮玉函经》在编次体例、讳字及内容方面校出与《伤寒论》异者八条，与《千金翼方》同者五条，这对研究《伤寒论》历史传系有重大价值。他还指出了陈刻本的妄改之处：其一，改“失气”为“矢气”，阳明篇：转失气、不转失气，《伤寒论》单注本、成注本、《千金翼方》皆同，成注曰，不能宣泄，必转气下失，其义甚明，宋人犹云“失气”，戏做“失气赋”。其二，改“駃”为“驶”，《千金》、《外台》“快”字多作“駃”，无用“驶”者。
    长期以来，成注《伤寒论》比林校单注本流行更广，章太炎经详细勘对，认为单注本多保留叔和按语，例如“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共四条，成注尽删之。单注本常有“明源流、较同异”者，凡七处，成注也多删去，表示出对成注本的批评，同时说：“林之校《伤寒论》，犹大徐之校《说文解字》也，其文简质，缀学者观之欲卧，既读诸家书，则知林校之精绝。”他举出例证：成注本寒实结胸“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但二者方治相反，疑论蜂起，林校则云：“一云与三物小白散。”与《千金翼方》所引相同。
    他还十分重视理校，见《金匮要略》某方剂白术下著“七钱半”，则指出“此必非汉人语也，四分一两之三，汉人但云三分，不云七钱半”，说明该书有宋人所补之处。《伤寒论》有“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林校“用前第一方，一云，用后第四方”［6］，第四方即葛根黄芩黄连汤，他认为芩、连为止利要药，而桂、麻但能发表，因此是第四方。
    结  语
    中医文献学精深繁复，非博学者难以企及，章太炎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加之他对传统医学的喜爱和长期钻研，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上所述，仅为一麟半爪。他探古寻源，注重考证，“语必徵实，说必尽理”，在他的医论当中，引用古书实料随处可见，既有医学书籍，包括一些流传不很广的医书，如《博济方》、《集验》等，也有大量文史方面的典籍，如诸子、史志、《周礼》、《尚书》、《说文》、《封禅书》、《同度记》及《楞严经》、《宝积经》等佛经，这显示了他贯通古今、疏通滞义的大家风范。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还曾广泛搜求宋明医书精本和古代验方，共选《小品》、《范汪》、《千金》及仲景、文仲、深师等人方剂三百余首，加以分析注解，对保存、研究古方有一定价值。1930年，他曾为一部不十分有名的医书《金镜台方议》作序，该书为明朝许弘所著，清《四库全书总目》未录，故一般医者鲜见其书，他从友人处先后得到两种刊本，非常重视，认为此书对古方“善于裁别”，并根据一本“弘”字作“宏”，一本不讳，判断二者刊印年代一本在乾隆之前，一本在其后。这些无不说明，章太炎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对中医文献学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熊月之.章太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16.
    ［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58.
    ［4］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6.
    ［5］  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53，69～72.
    ［6］  新辑宋本伤寒论［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