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光寿
（注：本文为2006年写作《乡村医生李春燕》时所作的后记，没有被获准发表)

      从2004年10月3日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内，李春燕的故事能够作为中国乡村医疗的一个范本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我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说，乡村的医疗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解放前中国的医疗资源90%以上集中在城市，农村便成了无人关注的区域，也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在农村人整体“短命”的情况下，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的死亡率高企，中国几乎没有发展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训了赤脚医生，建立了以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为基础保障的合作医疗制度，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苦难指标开始大量下降，而人均预期寿命这一幸福指标不断上升，成为国际的奇迹。
    
      1980年代以后，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解散，农村的合作医疗也就名存实亡了，加上医疗产业化政策和市场化的改革，医疗资源在市场的作用下逐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农村的医疗又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李春燕抢救吴健智的事件被记者报道以后，卫生部发布了一组数据，说是中国农村有一半的人看不起病，这不能不令人震惊。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我无从知晓，我相信卫生部的数据的权威性。对于乡村医疗来说，我感觉这似乎就是没有医生的村庄的比例，在李春燕所在的从江县，500多个村中，就有将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医生，而在有医生的村庄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赚钱养活自己，有三分之一的医生不赔不赚做义工，而另外三分之一的医生只赔不赚准备去打工。
    
      同样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雷山县，在现有的乡村医生中，90%以上不能靠看病养活自己。有一个叫李兴春的医生，参加了三个月的村医培训以后就开始给人看病，慢慢摸索出经验以后，来找她看病的人不断增多，药很快就用完了，她卖掉了家里能够卖掉的一切，外出打工，挣了几千元钱，又回家给村民看病，由此循环往复……
    
      最开始我认为只是贵州的问题，但我的许多朋友的父母在四川、河南、安徽、广西等地做乡村医生，给他们讲述了李春燕的故事以后，他们说自己的情况也和李春燕的差不多，也是有很多欠账，很多人也在倒贴钱，有的人也准备放弃做医生而外出打工。
    
      据了解，李春燕读卫校时从江县一共有25个同学，到目前为止只有3人继续做乡村医生；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1990年代中期为贵州省雷山县培训了70多名乡村医生，到目前为止也仅仅剩下3人；爱德基金会为西部9省区培训的16022名学员中，有8000人获得了执业资格，但目前仍然在岗的医生，没有详细的调查。
    
      在碰到并报道李春燕后，2005年的春天到夏天，记者到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对乡村医疗状况进行调查，这个村在2004年10月1日到2005年4月30日之间，曾出生了11个孩子，死去了8个孩子，婴儿死亡率高达72.7%。该村2001年出生38个孩子，不到一岁就死去了23个，死亡率是60.53%。
    
      2006年3月，记者到贵州省雷山县参加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交流会，会上来了不少的雷山、榕江、从江、台江等县的村干，有的向记者表示，近年来有些村的婴儿死亡率一般在30%左右。
         
      值得说明的事，对于婴儿死亡率，一般的社会学上的算法是用千分数，而不是百分数，记者为了说明方便，全部用了百分数。
    
      或许这些数据都只是个案，并不具备代表性，或许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乡村医疗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关注的时候了。黄岗村做了12年赤脚医生的吴国先2005年春天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已经亏了将近一万元了，从今年起我不再做医生了，谁要找我，我就给他开处方、免费打针，我再也不拿自己的钱去买药给人看病了。”
      
      乡村医生是一个没有财政工资和补贴的群体，在乡村就以私人诊所的形式存在，为本村村民服务。乡村医生一般只会治疗感冒、发烧、急救、包扎和接生，还负担有政府防疫预防的职责，他们的收入来源一般就是靠从县城的药店购药，给病人看病时加价15%到30%，以维持自己的生存。
         
      李春燕是全国102万乡村医生的代表，我对李春燕充满了敬意，对这个群体充满了敬意，是他们支撑了10亿中国人的健康保障。
    
      但我担忧的事情是，我不知道们能够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是凤凰卫视报道时说的“最后的赤脚医生”——他们坚持不下去以后，这些村庄就再也没有医生。对李春燕个人来说，在媒体的报道下，她或许会有一些捐款，能够坚持一些时间，但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我拿不准，让大家来把把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