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垂青史。早年的孙中山以习医行医为业，后投身革命。虽然孙中山没有明显的有关中西医学比较的论述，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西医的冲突之中。他患病及治疗的过程，成为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于11月13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穗经上海、日本，至12月31日抵达北京。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他得了肝病。加上这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病情加重。到了北京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激起孙的愤怒，因而促使其病情更为恶化。到北京仅五天，孙中山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1925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手术者邵乐尔为外科主任，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如木，证实是肝癌，且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当时西医治疗癌瘤最流行的方法是镭锭放射疗法，可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但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也不可不试。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效果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在孙中山手术后，围绕孙的治疗问题有两种不同声音。以张静江为首的一方，见放疗起色不大，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则犹豫不定，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但汤尔和等西医师坚决反对请中医治疗，在当时的西医院中是容不得中医中药的，协和医院的态度十分明朗，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也不能例外，尽管协和医院院长是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但也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随着病情的加重，孙中山于2月18日出院，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一周。陆仲安的首次处方为：石斛3钱、人参3钱、萸肉3钱、寸冬4钱、生地4钱、沙苑子3钱、沙参3钱、甘草2钱。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又说孙中山并未按中医之处方服药，传闻一日间黄芪用至10两，党参用至8两，不可确考。不过服用中药后病情曾经好转倒是事实，这一点连当时的外籍西医也承认。至2月26日，即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孙中山的病情以及在中西医之间的摇摆不定，在当时成为一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孙中山的地位和威望，对中西医的取舍就成为高度敏感的话题。当时的中医、西医的期刊及各大报章均逐日地、巨细弥遗地报道孙中山病情的发展，并密切注意孙所接受的治疗。正当此时，在医院之外已引起了一场中西医论争，最著名的是汤尔和与汪精卫之间的争论。汤尔和是西医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汪精卫，公开对试用中医治疗的主张加以指责：



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治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语。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同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汤尔和对待中医的态度，其实就是当时轻中重西、中医药被蔑视的现实折射。不过反对者并没有沉默，此时的汪精卫与五年后对待中医的态度大不相同，随即作《答汤尔和先生》，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回击：



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汤尔和与汪精卫的争论刊载于《晨报》和《民国医学杂志》等报刊，在社会上也引发了一些反响。此时的汪精卫还是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上，对以汤尔和为代表的西医派盲目排挤打击中医极为不满，但几年以后，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判若两人，着实让人费解。有人认为汪氏后来力主废除中医完全是出于政治派系斗争的需要，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未免有点偏颇，一说汪精卫受其亲戚褚民谊之说辞的影响，理由也不够充分，究竟何种缘故，有待进一步考论。



此外，西医界也有少数人对中医持客观态度，像留欧归来的周振禹就持折中的态度看中西医，认为中医不一定样样不如西医，而是各有长短利弊，中西医都有不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他的言论不免引来西医阵营的抨击，受到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第二号人物候宗濂的非难，可见，当时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反中医色彩最浓，因为，很多从海外归来的西医对中医临床几乎一无所知。



孙中山在病危之际，采用中西医并用的态度，折射出中国人普遍的、典型的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也反映了中西医并存的现实。孙中山病危之际在中西医之间的摇摆不定，反映一大部分中国人的医疗心态。人们都明白，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和不治之症，西医往往束手无策，而中医尚有一线生机，在这种情况下，病家是不会放弃一线希望的。事实上，对于一些疑难杂症，中医药确实发挥了自己的效用，像肝癌这样被称为“癌中之王”的疾病，虽不足以治愈，但对减轻症状，延长时日，确有其实效。这次汤、汪之间的冲突，是北洋时期中西医之间明争暗斗的一个小插曲。

（作者系皖西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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