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社保、没医保、执业空间越来越窄，养老问题没着落，杏坛97个赤脚医生奔波数年未获解决

核心提示

“每次开完会，兄弟们都会很火大，社保、医保、养老一样都无。”2月23日，又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每月一次会议的日子，会议结束后，副理事长陈伦初摇着头说。

他口中的兄弟，是一群乡村赤脚医生。他们曾是村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救命恩人，如今却都成了上了年纪的“”闲人“，曾经门庭若市的卫生站，也已变成昏暗破旧的老房子。

杏坛镇卫业会是由赤脚医生组成的协会，每个月23日，都会组织各个卫生站的负责人开会，有时请老师讲课，充电。现在杏坛有30多个卫生站，10年前有100多家，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合作医疗。镇内原有的108个赤脚医生，随着年纪增长部分人已经过世，现仍健在的有97个。

“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历史，但赤脚医生却随着政策的变更以及年老体衰，深陷生存困境。

顺德杏坛97名赤脚医生正面临这样的窘况：没出路，不敢散伙，只能终日空守，但上门求医的村民越来越少，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政策也迟迟未见。

寂寞的麦村卫生站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24小时轮班不休息，相对于医生的数量，由于没被纳入医保，来这里看病的病人已经少之又少。

2010年11月，杏坛麦村卫生站。泛黄的招牌，发霉的账单，和尘埃一起挂在墙上的卫生站营业执照，这些还不是卫生站里最为古老的物品。走进卫生站，一阵浓烈的混杂着各种药味的气息扑鼻而来，主诊的医生在问诊的时候，还偶尔扯上一两句家常。旁边的凳上摆着一个水烟筒，带孙子来看病的爷爷，还不忘抽上一两口。

药房里有4个柜子，以浅绿色为主色调，药品摆放得很整齐；另外两个有些凌乱，放着不少报纸，账单。那张盛放药柜子的灰黑色木桌，被摩擦得光滑油亮，见证着这里的悠长岁月。挂在墙上的那个时钟，是屋里最年轻的东西。

注射室内的洗手盘，电风扇，都与粉墙一样，斑斑点点。浅绿色的摆放药物的桌子，四条支柱已发黄。木凳靠背深深刻着“卫生”二字，“这些桌子、凳子都是以前公社、生产队给我们造的。”具体时间，这些乡村医生也记不得了。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3女一男，年龄也都大了。男的是负责人，年纪最轻，入行最晚。

过去的卫生站，由村委会负责提供卫生站的场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个体承包制。“所有药品、器械、建设费、管理费由我们自己负责。以前都是免费看病的，现在要收群众的钱，群众不习惯了，我们收入也就少了。”赤脚医生们抱怨着。

近年来，政府规定只有医院基本门诊医疗能报销，卫生站由于条件所限，并未纳入合作医疗范畴。不能报销，来的人自然就少了。“不能吊针，不能出中药，不能接生，外伤要送到医院，慢慢来的人就少了。”59岁的赤脚医生苏瑞红说，村委会要她们交场地使用费，为了回本，即使没有病人，她们也会天天守着。

百余米外是麦村卫生所。卫生所被纳入杏坛医院基本门诊合作医疗机构，虽然开门时间很短，但那里有电脑，纳入了合作医疗，看病可以报销。2007年，顺德普及基本门诊合作医疗后，赤脚医生的境况更加凄凉。据称，2010年中的几个月，麦村的赤脚医生没有发出工资，有工资的几个月，每人也只发了几百块钱。

“坐得屁股都疼了，也挣不到几个钱。如果凑不够一年5000元的场地费，这一年又白干了。”这种窘状已经持续多年。但他们对自己的医术却又很自豪，“我们现在看一个重感冒，总共就15元左右。极少有看不好的，甚至有些在大医院怎么都看不好的，回到我们这里搞定了。”

在这种对比之下，对于一直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加入社保，卫生站也不能加入合作门诊机构，这些赤脚医生觉得很不公平。

赤医中的蛇医圣手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同样是赤脚医生的蛇医陈伦初的情况则相对较好。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赤脚医生陈伦初的马宁卫生站情况则相对较好。

一座小铁板桥横跨小涌，卫生站就在桥的那头。入门处有个小天井，门楣上贴了张写着“祝君健康”的红纸，左侧墙上挂一块大黑板，板上是“卫生知识宣传栏”，小天井右侧是陈伦初的起居室，隔成了客厅和卧室。

至2012年，陈伦初已入行44年，他医治蛇伤很有一手，颇有名气。广州等外地都有慕名而来的患者，陈伦初一个月的接诊量在10到20人左右，多以毒蛇咬伤和伤寒大热症的患者为主，患者中顺德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半，一年下来，超过200人。

会诊室有30平方米，隔成诊疗室、大厅、中西药房三个部分。大厅靠近诊疗室一角摆放了一套木箱音响，晚上马东的村民会来跳舞。

一张桌子被摆在入门的右侧。桌子上放置了看诊时常用的器物：一个算盘，一份门诊日志，一个放有血压计的白色长铁盒。桌旁墙上，挂有一份《杏坛镇乡村医生门诊医疗常用药品目录》，另有一个听诊器，由于使用年月已久，橡胶已经发黄，铁已锈损。

马宁卫生站所在物业属于马宁村委会，是个鱼苗场旧址。7年前，村委会给他做卫生站之用，陈伦初花了8万多元重新修葺，“村委会不收我的租金，但将来要是不再营业了，就得无条件把物业交还给村委会。”

这是陈伦初的第五个“窦口”，在粤语中，“窦口”有谋生地盘的意思。在大厅的墙上有个玻璃橱窗，里面放置了不少证书和牌匾，来头最大的一块，是1993年获得了国家卫生部、中国农村卫生协会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与大多数默默无名的赤医相比，陈伦初是幸运的。40年来，他坚持免费为贫困群众治病送医送药，还带头募集了近200万元善款，用于马宁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在1993年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在1996年更被评为顺德市第一届文明市民，其后也当选顺德好人。

2011年11月18日，陈伦初很忙，凌晨2点接诊了一位被毒蛇咬伤的重患，治疗到早上5点多，才躺到床上算眯个眼，电话又响起来了———一个龙江人被蛇咬伤，正被送过来。

下午接近4点时，有个姓苏的小伙子开着摩托车来到。他住在附近的南华村，听了朋友介绍专程过来。他前几天有些感冒发烧，退烧后咳嗽不止。陈伦初给他号脉，看舌苔，细问情况，开药，并叮嘱要复诊，如果加剧，得到大医院去。小伙子是第一次来，对陈伦初有好印象，“病人都希望被重视，陈医生做到了。”

陈伦初说，忙碌只是偶然，大多时候，他会喝茶看报过一天。如果没有接到接诊电话，他一般早上8点钟才从家里过来，中午还回家吃趟午饭，傍晚6点半回家，看完珠江台的《今日关注》才又出来。

收入如何？陈伦初的说法比较含糊。他说，好的时候有2000元。他解释，这与卫生站不能打点滴有关。卫生所、卫生站，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卫生所，代表医生是由镇医院派下来的；卫生站，则是乡医，也就是赤脚医生。

陈伦初的执业许可证还没到期，但他表示自己不会再去考，“我跟卫生局说过，你要我去考试，我绝对不去。”说这话时，陈伦初有一种自傲，他说，一个刚从医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参加考试肯定过，但实际行医，就肯定考不过我。

根正苗红当赤医

入行稍晚，走专业化路线，这是其他赤医觉得陈伦初目优于他们的原因。不过，对于赤脚医生来说，昔日的辉煌才是最难以忘记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应对缺医少药的现状，在国家的号召下，赤脚医生（即乡村医生)应运而生。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根正苗红的青年被挑选出来，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1968年，当时年仅15岁的苏瑞红因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庭困难，个人政治表现好，属于“根正苗红”的代表，被推荐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

“必须经过贫下中农代表、学生代表、领导三结合组推荐选拔，才能被选上。”苏瑞红说，在杏坛医院培训半年后，她进入麦村赤脚医生站工作。1975年，她又通过考试到了佛山卫校参加复训。回到村里后，她才正式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学校曾让我进去做老师，考虑到赤脚医生为全乡的人民服务，要顾全大局，我还是选择了当赤医。”苏瑞红回忆说。

大约7公里外，杏坛马宁卫生站。现年65岁的陈伦初的入行经历与大多同乡类似：中学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头脑也灵活。

学医之前，陈伦初在马宁村委会当出纳，马东一带多种植甘蔗，“甘蔗地里多蛇虫鼠蚁，每年都很有很多人被毒蛇咬伤，1972年，大队决定送我去学医，好救治那些被咬的人，我就入了行。”

在那个年代，卫生医疗防疫工作共设有三级医疗网（村，镇医院，县医院)，赤脚医生处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村里的防疫工作。

赤脚医生中，女医生普遍比男医生入行早，年纪大，苏瑞红说，到了现在，女赤医的身体状况普遍较男赤医差。“除了接生、看病，打防疫针等，我们还要宣传计划生育，全面普查寄生虫等等。我们无法治疗的，才往上一级送。”说起那段经历，除了光荣，苏瑞红只说一个苦字。

麦村赤脚医生站最多的时候11个人，其中有3个人（女医生)负责接生。“忙起来的时候一个星期没法上床睡，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都要出诊。记得25岁的时候，我背着1岁的儿子去帮别人接生，当时大风大雨我们母子都被打湿，一日一夜接生了5个。”苏瑞红说，遇到难产之类，她们还要负责把病人送去杏坛医院，甚至广州。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整个大环境都缺资少药，她们还要亲自上附近的马陵山采药，山上还会有蛇。对于蛇，陈伦初很有一套。在其他赤医（尤其是女赤医)看来，陈伦初有专治毒蛇咬伤这一门手艺，才使得他不那么容易被淘汰，也是他经济相对较好的原因之一。

陈伦初这样形容赤脚医生：做你唔死，发达无份。除了极少数真的发达了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收入都很一般，最低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是他承认，当救治了一些危重病人时，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回家，满足感会很强烈。

陈伦初三女一子，其中有一个女儿学医，在医学院校毕业，现在在大良的同江医院工作。“对我这些手艺她不感兴趣，年轻人怎会跟你死守？”

据统计，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赤脚医生的贡献广受认可。上年纪的村民大多十分敬重赤脚医生，甚至有人视她们为救命恩人。

惊觉被时代抛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技术的发展，赤脚医生的身份、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曲线，一直在下行。

“后来要我们经常考试，一年考几次，什么乡村医生证、接生证，要交各种费用。”苏瑞红说，然而，即使一次次地通过了考试，还是无法避免被政策淘汰的命运。

“大概从85、86年开始，卫生局规定有些业务不让我们赤脚医生做了，例如接生。”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但是对于老一辈赤脚医生来说，这样的现代化培训基本上是很难通过的。

对于政策的变化，赤医们说自己能够理解，然而在调整自己心态的同时，赤脚医生也隐隐开始感觉一丝不安，而这一丝不安，很快变成残酷的现实———他们已经被时代抛弃。

当“民办教师”待遇问题获得解决时，被抛弃的感受变得更强烈。和赤脚医生一样，“民办教师”也是一定时期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民办教师”待遇问题得到解决，让赤医们想到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养老问题。

她们认为，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问题》对赤脚医生的界定，可以确认他们跟民办教师一样，是应该获得同样对待的。文件中说，“他们（赤脚医生)同民办教师一样，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文件还建议建议：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

据此，以苏瑞红等人为代表的近百名杏坛的赤脚医生，开始找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

我们没有养老金

“我们没有养老金。”这句话不停地在这些女赤医口中重复着，在这方面的抱怨，她们远多于男赤医。关于要争取的权益，赤医有两点要求：解决身份问题，至少能被视为职工待遇；纳入社保。

一直以来，对赤脚医生顺德未有明确的政策，只有部分镇街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辖区内的赤脚医生进行安排。而苏瑞红等人所在的杏坛镇同样一直没有动静。

她们自称是“被遗忘”的群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大家的代表去争取权益，苏瑞红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跑遍了几乎所有市、区的相关部门，搜集了一大堆全国各地关于解决赤脚医生问题的报道和政策。几年来，她用尽了几乎所有空闲时间，四处奔波、给当官的写信。

与其他赤脚医生一样，她也是没有文化，同样要照顾家庭，但她热心敢言。“我有一儿一女，都不宽裕；我老公68岁了，身体差，丈夫也没有养老金，我们家也未够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当年，工作量又大，工资又低，一年365日，没有一天是假期。没有过一次妇女节，没有过一次劳动节，没有过一天春节，全部节日都要工作。“苏瑞红眼带泪水说，”只是希望政府和社会不要忘记我们。“

2009年底，《佛山市农村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试行)》出台，并在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按这个政策，年满16周岁至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不含当月)之间的本市户籍农村居民（在校学生除外)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大社保。“参保人按月缴费到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申请‘延后缴费’。”

“这个政策，只对男的有利。”杏坛高赞的乡医潘肖明对“退休年龄”不满，她1975年进入赤脚医生行列，政策出台时快满49岁。虽然当时她依然有补缴资格，但她没补缴，她认为成为乡村医生是自己响应国家号召，自己辛苦为公一辈子，“这养老保险还要我们自己买，这让我觉得不被尊重。”而当时已经过了50周岁的苏瑞红没资格补缴，只能看着这个政策叹息。

陈伦初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副理事长，苏瑞红等人认为他维权“不够给力”。在她们看来，这或许是由于陈已补缴社保、还挂着头衔所致。

其实，对于现状，陈伦初同样有抱怨，只是他认为，让医院“收编”不现实。

“我没有走上访这条路，但我一直在争取。我们向杏坛镇和顺德区的卫生局申诉过，但得到的答复就只有‘研究’、‘研究’。”陈伦初介绍说，2007年，广东省实行“一村一站一万元”补贴政策，全省有1.5万多个卫生站得到省财政补贴，但这个补贴未落到顺德区内。

“我们这类人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民办教师都上晒岸了，而我们打拼几十年，连最基本的医保都没有。”陈伦初抱怨说。


仍在苦苦等待

资料显示，国内多个省市都已经就解决村医养老问题制定了措施，如上海、北京、浙江、陕西、青海、福建等地，但广东省内未见有大动静。

顺德相关部门态度如何呢？苏瑞红表示，2010年，顺德区信访局已经组织卫生、社保部门开会，同时也邀请了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卫生局的人说，他们已经把方案交到区政府，但一直未获审批通过，方案被打回重新修改。”

对于整个顺德地区赤脚医生的数量，社保、医保、身份转变等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及苏瑞红的说法，顺德卫生局暂时没有回应。

我个人看来，政府可以参照社保标准，让社保局帮忙算一下金额，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发放。目前顺德区内发放的退休金是人均1300多元，缴费年限约为28年左右，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以100人算，那么财政一年大约要拿出156万元……———顺德社保局某负责人

我们这类人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民办教师都上晒岸了，而我们打拼几十年，连最基本的医保都没有。国内多个省市都已经就解决村医养老问题制定了措施，但广东省内却未见有大动静。———赤脚医生陈伦初

我们当年，工作量又大，对社会贡献又大，工资又低，一年365日，没有一天是假期。我们没有过过一次三八妇女节，没有过过一次劳动节，没有过过一天春节，全部节日都要工作……我们只是希望政府和社会不要忘记我们。

———赤脚医生苏瑞红

■ 对话

顺德社保局某负责人建议：

参照社保标准

财政承担发放

对于赤脚医生纳入社保的要求，顺德社保局一个负责人回应表示，之前一些政策没有执行，在这一点上顺德政府要负责，但必须明白的是，有些问题并不是一个区级政府能解决的，比如说15年社保的一次性补缴，要让乡村医生进入社保体系，这个在顺德区层级上没有拍板的权限，省一级才有。

社保补缴补缴15年即可领退休金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顺德社保金的缴交是每人每月缴费300多元，其中200多元被纳入统筹基金，其中100多元被纳入个人账号。目前顺德区内个人账户总额有100多万元，但这个钱是不能动的。如让乡村医生现在进入社保体系，对原来已经缴交多年的人来说不公平。

这位负责人认为，补缴的门槛并不算高，“一次性补缴足15年进入社保体系，按照3000元一年，15年则是补缴4 .5万元，他们大多补缴后不久就达到退休年龄，马上就可以领取每月700到800元不等的退休金，如此一算，一年就有1万多的收入。此外，每个参保人在过世后都能获得一笔1万多元的丧葬费。那就是说，补足的部分，3年多就回本了。”

解决编制就是解决社保？该负责人说，二者关系并不能绝对，因为政府承担的责任和社保基金承担的责任不能等同。

解决建议财政承担100人一年约156万

该负责人还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个人看来，社保的问题虽然不能打社保基金的主意，但政府可以参照社保标准，让社保局帮忙算一下金额，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发放。医保这一块，则可以建议乡村医生参加居民医保，这居民医保是比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要低一些，这些低出的部分，可以由政府政策估算后补足。”

该负责人作了个估算表示，“目前顺德区内发放的退休金是人均1300多元，缴费年限约为28年左右，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以100人算，那么财政一年大约要拿出156万元，”医保就不好算，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些年 走在农村的赤脚医生们

摘要：“希望有人记得我们。”女赤脚医生梁顺婷的眼里隐忍着泪水说。由于经营“无贡献”，她坚守了45年的卫生站即将面临关闭，而辛劳一辈子后，她将失去本已不多的收入来源，而且也没有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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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在特定时期为农村医疗做出贡献，一些诸如邮票等收藏品见证了那个时代。

“希望有人记得我们。”女赤脚医生梁顺婷的眼里隐忍着泪水说。由于经营“无贡献”，她坚守了45年的卫生站即将面临关闭，而辛劳一辈子后，她将失去本已不多的收入来源，而且也没有退休保障。像她这样的赤脚医生，在全国不少，在顺德也有一个群体。

2011年两会，关于赤脚医生养老待遇的提案，也一度成为议论的热点。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本身就是一名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对于乡村医生的待遇也非常关注。面对代表的建议，陈竺作了回应，他表示北京、上海已经出台政策比较好地解决了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其他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能跟上北京和上海。

顺德的经济在全国来说是数一数二的，但是顺德赤脚医生的境况，却跟西部欠发达地区差不多，能否善待这些赤脚医生，或者可以为全省做出一个示范。

1

梁顺婷64岁杏坛南朗

一个人一间屋一个心酸结局

赤医45年，她的卫生站“无贡献”将关闭

“我也不解，有什么巨大的力量驱使我坚持45年。”一个人，一栋屋，互相都在记录彼此的历史：1967年，医疗培训一年的梁顺婷在崭新的杏坛南朗卫生站开始工作，改革开放后，村里要求赤脚医生承包“赤医站”，梁顺婷和两位赤脚医生经营“赤医站”自负盈亏。

45年，梁顺婷从青春少艾到如今鸡皮鹤发。接下来，她面临着许多赤脚医生最后的结局———结束乡医生涯，但没有养老、医疗保险。

“没退休，靠自己养自己。”自负盈亏后的卫生站，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病人基本都是老一辈的村民，还有在村里租房的外来工，开点药、或者打针，卫生站就靠药费、针剂的费用维持卫生站经营。尽管经营上无人过问，但从用药、剂量、收费都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在行业竞争中，老去的卫生站无任何优势可言。

梁顺婷靠每月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没有养老保险，而现在又传来噩耗，卫生站即将面临关闭。她解释，乡村医生开设的卫生站要有法人担保，而梁阿姨需要村书记写“应聘书”来担任该卫生站的法人，“可是村委不批‘应聘书’，还说现在村里已经不需要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贡献。这样真的令我很心酸。”

梁顺婷感叹，她们的贡献已经被磨灭“政府不能忘本。”

当年每个村的卫生站只有3名赤脚医生，两女一男，而梁顺婷所在村共有21个生产队，“赤医站”的3名医生就要服务3000多名村民。而且，女赤脚医生还被变相规定不能外嫁其他地方，“因为村里出资源培训我们，如果我们嫁到其他村就不能对这条村做贡献。”她被选中之前，就默许不会外嫁其他村。

“希望有人记得我们。”梁顺婷的眼里隐忍着泪水，这不仅仅是心酸，更是一个时代特征被遗忘的泪。

2

尤少珊62岁杏坛北水

一次转行一个难受的对比

没做民办教师做了赤脚医生

1968年，18岁的尤少珊初中毕业，当了一个月的民办教师，随后被推举到“赤医站”工作。她首先要到杏坛医院速成班学习。尤少珊记得老师对她们这些学员说：“你们好本事啊，我们学5年的东西，你们要3个月学会。”也因为这样，这个速成班被老师叫做“速速速成班”，学员们被叫做“万金油医生”，也就是什么都会。

尤少珊说，那时候有句话叫“四术不出村”。所谓四术，是指接生、上环、除环、人流，这些都由女赤医们在村内就完成。她说那时候，跟大队里的接生员一起，每个月差不多要接生8到12个孩子。

此后，“万金油医生”尤少珊还到过顺德院卫生学校和佛山卫生学校进修。1984年，她通过全国统考，次年获得《乡村医生证书》；1995年，再次通过统考，获得《医师执业证书》。

改革开放后，原行的记工分制度改变，尤少珊所在的北水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站里的工资按级别发，“我领的是二级工资，500、600块一个月吧。”不过，到了1997年，因为医疗合作入不敷出，无法维持下去“便散了。”

“常有病人问我，为什么还不退休？”尤少珊说她也想退休，不过退了休也没有退休金，唯有一直做。但从前能做的工作已经被禁止做了，“社会在进步嘛，我们现在人老眼花，就算给我们做，我们也不敢做，怕出事。”

但是对于没有退休金，她依然心难平。“我当年也是做教师的啊，是大家推举我当赤医的。我们也吃过很多苦，也付出过很多。现在呢？好像是用完了，就把我们扔了。”

现年62岁的尤少珊早已过了补买社保的年龄，也就无法领取养老金。尤少珊曾与其他女赤医一起到医院，到卫生局上访，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真不想别人将我们当怪物看，这个不理，那个不睬。”

3

吴常芳64岁杏坛东村

一份缘一次生离死别

赤医夫妻和他们俩等不到的福利

一份正常稳定的退休金，丈夫梁浩桂已经等不到了，妻子吴常芳还在苦苦等待。

虽然是早上，但东村卫生站内依然昏暗，墙角积满了灰黑的蛛网，木桌的边缘磨得光滑，桌上的玻璃已经满是刮痕。64岁的吴常芳和丈夫梁浩桂都是杏坛东村卫生站的赤脚医生，两人在此相识相爱，梁浩桂负责内外全科，吴常芳负责接生等妇幼保健工作。2002年，当时只有55岁的梁浩桂死亡。

踏入2000年后，梁浩桂除了腰椎、腿脚不适之外，开始有不同程度的胃痛。“饮食不定时，工作时间不稳定，其实我们都知道原因，但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吴常芳称，直到2002年某日，梁浩桂在卫生所内倒下，才因此第一次去了医院。

梁浩桂在医院没有呆够一天，当晚就在医院死亡。吴常芳只是知道，由于丈夫长期服用止痛酊，胃部严重溃疡。当时梁浩桂在卫生站每月能够领到2000多元，吴常芳则有1800多元，家里还有3个女儿。

尽管已64岁，但赤脚医生吴常芳每月依然有固定任务，就是到东村各个孕妇的家里做产后访视，这是她现在唯一的生活来源：每访视一个产妇，她能收到30元。为了省下交通费，她常常选择步行。“有些月份，大肚婆会多，运气好会有十几个，但有时是一个都没有。”

此外，吴常芳每月还要交50元的乡村医卫协会会费，到杏坛医院学习“最新的医疗技术”，尽管无论学了什么她唯一能做的还是只有产后访视，但她仍然交钱，“如果不交，我怕会取消了乡村医生的资格，到时有政策下来，我也享受不了了。”

4

梁天有62岁伦教仕版

一次响应号召一次放弃

与医生身份擦肩而过，他说有时做人就是这样

相对于女赤医买社保的政策障碍，今年62岁的男赤医梁天有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前年一次性购买了社保，如今每月除了在村卫生站有一份工资之外，还有退休金。

梁天有的家离伦教街道仕版村的奋扬医疗所很近，步行不过3分钟。奋扬医疗所是一栋三层高的白色小楼，楼外正中高挂着一个红十字，门外还有一些计生保健的宣传栏，骤眼看，要比其他乡村卫生站要显得崭新许多。

2011年12月某日下午，医疗所内只有梁天有一个人上班，“这里一共三个医生，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个要年轻点，还有个刚毕业，最多就两个人回来，轮流轮岗。”

一个人值班，工作比较繁琐，挂号、看病、开药、打针，都是梁天有自己一个人一脚踢，每天都在这3间小房子内外穿梭。

对于自己的状况。梁天有不觉得困窘或是幸运，只是觉得一切都是机缘巧合，错过了也不能怨什么。

1969年，19岁的梁天有和村里另一个人一起到伦教医院培训。“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当医生，但当时这很光荣，响应号召，那就去吧。”一年内培训结束，梁天有回到仕版卫生站当上了乡村医生。回想起那段日子，梁天有最大印象就是“忙”，最初卫生站只有两个人，每天背着药箱都在田间、村民家里跑，到1972年，又来了个女医生负责妇幼保健、接生等“四术”。

1998年，梁天有收到通知可被收编到伦教医院，谁知天不遂人愿，当年香港顺德联谊总会捐款43万港币的仕版奋扬医疗所落成，于是他又被调到了医疗所。

“当时仕版就那么几个医生，伦教镇领导说如果医疗所空置了，香港同胞捐款的积极性都会受到打击，这么大的乡村医疗所不能空置了。”

梁天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回归到乡村医生的轨迹中。如今，奋扬医疗室属于仕版村委管理，梁天有是法人，每月定期都会参加专业培训。“我们已经对社会没用的了，只能怪自己当时的认识不够，错过一次次机会，不过也不能埋怨什么，有时做人就是这样。”梁天有笑着说，社会已经不再需要赤脚医生，自己当了一辈子医生，要是什么都不干，天天在家里反而不习惯，“不做的话回家也有子女养，现在能做就做，有工资就足够。”

2010年，梁天有在60岁之前，用4万元一次性购买了全部社保，如今他在医疗所属于留职身份，每月工资加奖金大约能够有2000多元，加上近900元的退休金，每月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

记者：何帆燕 陈宇 吴曦 宋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