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何足道 --------------------------------------------------------------------------------　 　摘要： 本文从世界医学史角度，论述中西医学研究对象的形同实异；深刻触及了医学发展战略的根本课题，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结论。 　　关键词：中西医学比较 　　千百年来，医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困扰医学界但鲜为人察。它是医学进退原点，关乎既往医学评价和未来医学发展。对此轻忽以待，导致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志士误入迷津，酿成研究方向上的重大战略失误；同时导致不计其数的无辜患者误投医门，招致终身残疾甚至枉失健康与生命。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门类，均以其研究对象界定其研究领域或范畴。诸如：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则以自然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前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均以特定现象为对象，并互相区别。以此类推，人类医学理应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并与前列诸般科学门类相区别，同时也与医学大类中的“牲畜医学”相区别。　　作为名实相符的“人类医学”，中国医学自始至终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其理论无一不是从人类疾病临证观察研究中得来，又回到人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恰如医坛新秀聂菁葆所言：“中医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活生生的、与整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机个体。” 　　西医学是否恪守这一准则？很少有人质疑。认真考察一下西方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当代一个引火焚身但引人入胜的天大理论课题。从学术发展史上看，西医学可分为希底（古典医学)时代和盖仑（解剖试验医学)时代。《希波克拉底文集》表明，古典西医和中医相似，均以人类及其疾病为对象，二者同属人类医学领域的竞争理论。尽管《希底文集》和《黄帝内经》都曾提及“尸体解剖”，然而均谈不上有何重大进展，更未成为主攻方向。　　进入盖仑时代，西医发生巨变。首要、基本的改变，即将研究对象由人体（活体)改换为“尸体”（或辅之以动物)。研究场所也随之由临床转移到实验室。研究手法也就自然而然由“大忌动刀”转而“挥舞利刃”。其后所得概念、术语、结论、效果及其评价标准，均发生一系列改变。盖仑不可谓不聪明。但他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尸体与活体、动物与人类、实验室与临床之间划了等号。其后西方医学即迷而忘返，乐此不疲；年复一年，将从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中得到的认识，从实验室和试管中得到的结论，移行到临床上，应用于活人诊疗。　　现代西医已分化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两大部份。前者以“非人”为研究对象，后者才以人类疾病为对象。很可惜，以人类疾病为诊治对象的西医临床医学却受制于以“非人”为理论研究对象的西医基础医学。西医基础研究通常并不以人体和临床现象为观察研究对象。其条分屡析的“科学结论”，并非直接从人体和临证中总结得出，而是在实验室和试管中先行造好，再拿到临床上实证应用；纵然偶尔从临床猎取一些人类疾病现象 （ 更多是在精养动物身上“仿制”人类疾病现象)，但在置入实验室和试管过程中，又将其人为变换成与世隔绝的孤立、片断和僵死之物，抽掉其作为生命特质的活的灵魂，很难说它符合人类疾病规律。但它却规定、控制、指导西医几乎一切临床诊疗活动。与其说它在给人治病，毋宁说它在“把人当机器，运用数理生化定律和手段重塑人类”——用手术刀斧毁坏其经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然结构与生活习性；用化学毒品摧残其与天地时运相谐的固有生存本能。 质言之，正是某些学者竭力推崇的“尸体解剖”和“实验方法”一举改变了古典西医研究对象，神鬼不觉地将其引向脱离人类医学的歧途。西方医学与其说“在方法论上走进了死巷”（德-满晰博语)，毋宁说它“尚未走进人类医学殿堂”；或更确切地说它“刚由希氏迈进第一步，随后便由盖仑拉向邪道”。　　张机与盖仑不同，他并不为《内径》尤其《难经》的解剖记载和人死后可“解剖而视之”的经文所动，而是将人死（阴阳离绝)前后相区别，将人与牲畜相区别，稳稳抓住活体和临证不放，对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毫不问津，从而牢牢把住了人类医学研究对象这个大舵。足见在“研究对象”这个关系医学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张机技高一筹；在攻占医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中国捷足先登。比之盖仑，张机在调控抢救临床实际疾病的能力和有效性方面，则更不知强出多少倍！　　不是我要故意“水”盖仑，他当时基本上不会能看病——他因弄不清人体结构而不得不忙于解剖研究，生理、病理、微生物、细胞学、遗传免疫基因等等更是一抹黑，等待配套；更加所用西药缺如，亟待后人研制；抗生素在其千年之后才有。如此情境，任谁看病，也是说多难有多难。张机虽然对物理、化学、生物学一窍不通，更不懂英语，但他头顶兰天，脚踏实地，背靠青山绿水，心怀华夏传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草木皆为我用，金石化为神奇。有如神兵天降，跃马横枪，驰骋疆场，纵横捭阖，挥洒倜傥。即使今日，中外何人敢比？！ 因此，张机荣膺“医中之圣”人类医学桂冠，无人能与之争雄。中国中医世代以张仲景为楷模，事亲济人，活人无算，衍化出一个繁荣昌盛盖世无双的中华民族。若非不肖子孙争相毁弃，中国早已成为举世膜拜的“医学圣地”。 盖仑因为在医学发展战略和方法论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一失足成千古恨”。其误己误人，贻害无穷。时至今日，小起感冒等常见病多发病，大至癌症、白血病等疑难重病，尽管已有西医仁人志士良心发现做出临床效价反省评估，但其迷失方向的豪华医学战舰已经撞向冰山而欲罢不能（但总有一天终归要推倒重来)。全世界仍然无时无刻不见“抗生素”泛滥成灾、“手术刀”寒光迸射、“放化疗”（镭钴化学剧毒品)横行无忌。业界内外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本已陷入绝境的癌症、白血病患者，又遭“高科技”无情追杀——难怪善良的网民网上惊呼：“X医杀人无罪，Z医救人无功！”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应（能)采取的研究方法。张机紧扣人类医学研究对象只能选定两相适应的辨证论治（整体调控)方法。盖仑撇开不可移易的人类医学固有对象所选取的解剖试验（还原分析)方法，一举改变了西医理论研究对象；导致中西医学自此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致使中西医学成为“两个迥然异趣的世界”，并具备“不可通约性”而绝难融合。　　由于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高瞻远瞩，自始至终扣住活人及其疾病为其整体观察与调控对象，故其以活脱的概念和语言所阐明的医学基本原理，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医学流派，都更加切合人类疾病发展变化规律。以之指导临床，在很多方面和场合常能达到西医难以企及和不可思议的神奇疗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实验室产生的“应激学说”无论达到怎样“精确”的程度，在长达50年中始终“找”不到“适应性疾病”；无论“生物导弹”在试管中杀灭癌细胞具有怎样的“魔力”以及在动物实验中获得如何“满意的进展”，在历经半个世纪后仍无法在临床取得突破；不少化学药物勉强用于临床，又由于效果欠佳或毒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不是从人类疾病本身得出的结论。　　由此不难理解，西方医学不少学说何以经受不住临床检验而短命夭折；西医诊疗方法和药物何以“日新月异”而更替不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经典”何以能饱受磨难而垂范千古；“中医经方”何以能历经千年而其效不衰。中西医学的所有巨大差异都是从“实际研究对象不同”这个根本分歧点派生而来。它与东西方社会、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前述各项不能据以解释差异产生的根源。因为上述诸方面无论怎样不同，类似西医的解剖和实验方法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且至今犹存；而类似中医的传统在古代西方亦曾发生，其后同样没有绝迹。所谓“中国缺乏产生解剖学的土壤”云云并无根据。解剖实验方法在东方文化和中医学中僻处一隅乃中国先贤在权衡利弊后的主动放弃。　　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业已彰明：中医世代坚持认定人类疾病规律只能从其本身直接观察研究中取得，只能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舍此别无它途。因此，它坚定不移地始终以人类疾病为观控对象。盖仑错误以为人类疾病诊疗规律可从尸体和动物身上取得，因此他放弃了对人类疾病的临床直接观察，一跟头栽进实验室，换以尸兽为其理论研究对象，把人类疾病降格为纯粹“应用对象”，而取消了它作为人类医学固有对象和唯一理论源泉的资格。　　由此可见，中医并不像某些“权威”或政要渲染的那样“原始”和“落后”。被人贬得一文不值以至于非彻底摒弃不可的中医学，是尔等极难识别的“旷世瑰宝”。她历经数千年的积累，已经“缓慢”（实为稳步)发展到如此境界：在西医看来必须手术治疗的病人，至少有一半以上可以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免受刀下之苦而保存完体；其康复程度反而比手术更高，费用更省。而人类种类繁多的常见病、多发病乃至不少疑难怪病，服用天然生药，比化学药物效果更好、毒副作用更小。因此，在决定手术和服用化学毒品之前，先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已成稀世珍宝、寥若晨星。假冒者太多)瞧瞧，也许是绝对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相比之下，中医学才真正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如一日，在人类医学领域艰难但却极富成效地探索着。她集以往人类医学之大成，已获得相当可观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明乎此，才不会对医界流传的“中医学代表着人类医学未来发展方向”一语感到惊愕。据此，美国医学界将中医等列为“替代医学”的提法（这一开明提法较前排斥中医于医学之外的霸主态度有所进步且使传统医学界人士受宠若惊)，纯属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医学关系全人类健康寿夭。它需要最大限度的民主，容不得半点霸道。　　我们不能否定“权宜之计”的合理性及其在医学界的存在价值。这是因为人类医学将永远面对一时难以弄清机理而又急待处理的新的病人和病种，因而无法彻底摆脱束手无策的窘境。作为“权宜之计”和必要补充（换以通俗的话说，“没有办法的办法”)，现代西医尽管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医学”，但却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接近于人类医学、迫不得已时可以借（愿)用的“非医科学”——与经典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同出一辙（拼合而成？)、同属一类。所以，它仍然是绝对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无论西方或东方，无论现在或将来（尤其在中医尚未被世人正确认识和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不管融合或取消任何一方或两方，都会使世人深感惋惜或不能适应。因此，笔者虽不无偏激地认为医学大是大非不容混淆而在所必争（不争不明)，但对“中医西化”和西医“东方回归”均持保留意见和谨慎态度。笔者坚持认为，“中西医学平等”“两样货色齐备”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现实的最佳选择。　　结论：让中西医学比翼齐飞，以共襄人类健康大业。　　注：本文于1993年3月首次发表在作者母校《湖南中医学院学报》第13卷第1期；同年5月送展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94年4月在“首届世界传统医学研讨会”（北戴河)大会宣读。后收入作者专著《中医存亡论》，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本次重新发表有重大修改。
－－－－－－－－－－－摘要文章通过历史文献和自己的临床实践，探讨中医和西医在理论上的不同点，强调其互补性；在技术上的不同点，强调其可结合性，提出在中药的自己独特框架中不断地吸取现代医学知识，不断完善，已形成中国自己的崭新的医学——包含中医和西医精华的新医学。关键词： 中医 西医 互补 结合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渊源于人类的医疗实践，由于中医和西医各自不同的观察角度和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便形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体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健康、衍生、发展作出了同样伟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评价中医的时候，总是习惯于用西医来进行比较，习惯于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即用中医之“脚”来穿西医之“鞋”，成语上叫削足适履，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中医和西医在理论上可以互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互换性，更不应该相互取代。中医理论正是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伦理学等等诸学科的知识，并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构建，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古代的医学家们也多次表明：“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全其约。”“黄帝、神农、越人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故前人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素》、《难》、《本草》、《脉经》而不少略者……后学必须会群书之长，参所见而施治之然后为可。”（引自《医学集成》、《医学源流论》)所以说，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医理论。西医是相对有中医而言的，其传入中国大约在明万历年间，至今只有五百年的历史，到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其影响逐渐扩大，最后形成了中医、西医俨然鸿沟对峙的局面，甚至有人提出了废除中医，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医的存在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西医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兴起除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哲学家培根提出的经验唯物主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培根提倡观察实验，主张一切知识来自经验，并提倡归纳法，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激励了几代人的探索精神。唯物主义的代表笛卡儿把机械论的观点用于生理学的研究，对后世生命科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医学界中，物理学派、化学学派的形成，为西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自十七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便没有西医理论。有的人以为只要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论证中医理论，就是发展了中医，比如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研究三焦、经络等等。我认为，用西医理论作为尺度来衡量或论证中医理论是否科学，也许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人体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开放系统，中医和西医各自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对这个开放的系统进行各自的研究，从而有助于我们对人体生命现象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同样从人体生命器官出发，西医向“器”（即形态结构)方向发展，而中医却向“官”（即生理功能)方向发展，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论。正因为中医和西医有了各自的特色，它们才能够进行互补。比如对于“病”的概念，中医和西医的认识就大不一样，已故名老中医任应秋先生曾经对“病”的概念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任老先生的这段精辟的论述：“西医所称的病，大多数是取决于病原体，或者就某种特殊病变的病灶而命名，或者就生理上的某种特殊变化而命名。总之，西医的病名，必取决于物理诊断和实验诊断，是比较具体的。”“中医的病，或与病因的性质而命名，或与突出的症状而命名，或从病机的所在而命名，虽然比较抽象，但它却往往能从整体观出发，局限性比较少。”（引自《任应秋论医集》第108页)。任老先生的论述在临床上也每每得到验证。在临床，我曾经遇到一位中年女性患者，右胁部胀痛引至肩背，脘胀纳差。经西医的B超检查和胃镜检查，都没有发现疾病。患者惶惶，四处求医而不得要领。我从她的脉象、舌象等方面辩证，认为她的病为胁痛，病因病机为肝血不足，肝气郁结而致木旺侮土，我从舒肝理气、养血柔肝、平木培土立法，用逍遥散加减治疗而获痊愈。又有一位患者，西医诊断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心率每分钟仅32次左右。患者多次晕厥，卧病在床，坐起则昏昏欲倒，住院治疗疗效不显，西医建议他安装心脏起搏器。患者迫于经济困难而来诊。按中医理论诊断为阳气虚衰的厥证，我从温补心阳立论，用参附汤、复脉汤两方加减治疗，现患者心率每分钟增加至64次，可以参加户外活动。但是，经西医心电图检查，房室传导阻滞并没有多少变化。这就说明了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在理论上是很不相同的。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西医强调规范化、标准化。对疾病首先必须确诊，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用药方法都有严格的规定，大家都必须按规定办，不得违反操作规程，而中医却不同，几乎每一个成熟的中医师都有一套自己的方谱和用药谱（我将中医师各自的习惯用方和习惯用药称为方谱和药谱)。安庆过去有一个大黄医生，几乎每一张处方必用大黄，他认为疾病皆因邪作祟，用大黄清除外邪，可以使疾病速愈，让病人少花钱，少跑路。所以，求他看病的人很多。芜湖名医杨绍祥，几乎每一张处方都离不开侧柏炭，因为杨老先生是中医妇科专家，而凉血止血是妇科疾病常用的方法。中医理论在临床的应用用时很大的灵活性，随着认识主体——中医师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蒲辅周不同于方药中，任应秋有别于程门雪。现在有人提出中医也要规范化、标准化，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中医不同于西医，其规范化、标准化往往缺乏客观性，如实证如何规范化，虚证又如何标准化。而且临床常常出现虚中挟实，实中有虚，往往还有大实有羸状和真虚假实的症象出现。所以我认为中医在理论上应该维护其传统，保持其特点，不应强求西化。但是，中医和西医在理论上的互补，离不开它们在技术上的结合，中医诊疗技术的提高和发展，必须有赖于现代科学知识，许多病理现象，因为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才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我曾经治愈一例多发性肾结石伴肾积水的患者。就诊时，她的临床表现为面浮肢肿，少气懒言，畏寒腰痛，小便短涩而频。如果没有西医的检查结果，我就不可能考虑到从排石利水以通阳立论治之。在肿瘤的辩证论治中，中西医诊疗技术的结合，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据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中医内科学》载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对400例原发性肝癌病例进行回顾性总结，认为在治疗肝癌时，当西医用攻法时，中医用补法，出血率从39.8%降到12.2%（参见该书第631页)，将中医和西医的医疗技术结合于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在我们的临床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一位教授，患结肠癌，在上海某医院手术根治以后，一直坚持服中药，近30年来，身体一直很好，现年逾七旬，随女儿在美国安享晚年。而芜湖市工商联的一位干部，患结肠癌，手术根治后，不愿服中药，虽然经西医用支持疗法，不到一年，便发现肝脏转移瘤，再经介导疗法，体力大耗，元气得不到恢复，卧病数月而不治。所以，我认为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应当携手共进。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的吸收外来知识以充实自己，现在也不断的再吸收新知识、新技术。我们应该在自己独特的框架中不断的完善，形成中国自己的崭新的医学——包含中医和西医精华在内的新医学，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
－－－－－－－－－－－在一个患外感病早期的人身上，大的不同治疗方法有中西之分，小的方法有寒热不同。其实多数情况下，只要用的是发汗解表方法，都可以治好。对疾病的认识是允许有多种方法的，西医的研究方法明显优于中医是不争的事实。但不等于中医的方法一定是错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中医的特色，赞同镜水居士的看法，中医可以发展成“包含中医和西医精华在内的新医学”。
－－－－－－－－－－－中医的先进性就在辨证论治，不能规范化、标准化。
－－－－－－－－－－－“如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一位教授，患结肠癌，在上海某医院手术根治以后，一直坚持服中药，近30年来，身体一直很好，现年逾七旬，随女儿在美国安享晚年。”
既然手术根治了，为何还要服中药？五谷为养足矣！
“芜湖市工商联的一位干部，患结肠癌，手术根治后，不愿服中药，虽然经西医用支持疗法，不到一年，便发现肝脏转移瘤，再经介导疗法，体力大耗，元气得不到恢复，卧病数月而不治。”
也是手术根治，不愿服中药，最后不治。
到底是手术的功劳还是中药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