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风瑞按：我经历了和网友一样的心路历程，如同身心都被清洗一般。我也是在同一年接触二位老师的思想，那种感觉如同放弃一种信仰一样的剧烈，那种震撼力如同醍醐灌顶一般。深深感激二位老师，若没有你们，不知道我还要在中医学的黑夜里面独自行走多久，更不知多久才能看到光明。

我也热切希望每一位愿意探求真理的中医学子，能早早阅读到二位老师的大作，于自己内心澄清中医学界一些重大的却一直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远离玄学，务求实效！

正文：

2007年于我而言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这里当然只谈学习方面，而这种特殊，与我在这一年接触到的几本书有很大的关系，兹结合两位黄先生的著作，谈几点自己在中医学上思维的转变。先来看几段文字（我节选了几句黄煌先生、黄龙祥先生书中意思比较接近的言语，简单的做一对比，以体现二人在学术思想上的特点)

  经方研究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的问题，至于“为什么”的问题，必须在弄清“是什么”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弄弄明白。——黄煌《经方的魅力》

  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为什么”之前，一定要首先搞清楚“是什么”。 ——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我一直主张，“不求其全，但求其真”，即不想创造一种能够解释所有临床现象的学说，而愿意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临床经验和事实。——黄煌《经方的魅力》

  中医学说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学说中“规律”部分的实践含量，而不在于对“规律”的解释，因为真正指导中医实践的是经验规律本身。——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经方研究的原则，必须强调科学精神，即实证的研究，不研究看不见的东西，方证就是可以把握的东西。不去研究空洞玄虚的理论和无法在临床验证的假说。——黄煌《经方的魅力》

  采用实验方法试图去证实中医学说中的“解释”（或“假说”)部分，实际是丢掉了珍珠而抓住了“鱼目”。以古人的“理论解释”为起点，以证实古人的假说为终点，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中医的理论永远无法发展，实现不了“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目标，反而会强化人们“中医不科学”的印象。——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金元之后，医学进入杂学化时期，各种学说空论一气。到明代，医学进入理学化时期，满纸阴阳水火太极八卦，太空泛！到清代，则进入医学的文学化时期，医家皆讲文字押韵对仗，连医案也写成骈体文了，医学离自然科学的路越发远了。——黄煌《经方的魅力》

  古代中医学说中带有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哲学的包装，如果不揭开这层层包装纸，我们就不能看到中医理论的本来面目。使得中医学无法进入实验室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古往今来，中医的各家学说，都是对临床经验和事实的个体解释，想不通过临床实践，而通过理论的空想，就能完全掌握中医临床技术，那是空想。——黄煌《经方的魅力》

  关于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及其与内脏的关系，在古代有多种不同的记载，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传世的“经络学说”古代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一学派对所总结的人体特定部位之间特定联系的一种解释。——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哲学理论是无法在实验室找到实质的，即使找到了所谓实质，对中医临床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黄煌《经方的魅力》

  中医理论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其所处时代所特有的的文化哲学思想或多或少的会渗透其中，将这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混合体不加剖析地置于实验室，无论应用多么尖端的技术，不论研究多少年，也不可能获得明确的研究结果。——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设想有那么一天，中医不讲六经气化了，不讲五脏五行了，只要那时的中医还在利用中药防病治病，那也不足为怪，也许那就是21世纪的中医。——黄煌《经方的魅力》

  ……不论古人用什么样的概念（“脉”也好，“经”也好，“络”也好)来解释这种联系，都不重要，而且古人给出的这些解释，以现代的科学水平衡量，正确也好，错误也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发现的诊疗规律本身，数千年前的中医学说对于今天，正如今天的医学假说对于千百年后的未来一样，随着生命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今天的某些学说肯定会被修正或取代。……然而古代医家发现的现象和规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价值，我们应该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经络学说所揭示的人体特定部位间特定联系的规律上，而不应该被其中的“解释”部分——十二条脉牵着鼻子走。——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求实是经方医学的灵魂，多少年来，辩证论治，常常被理解为对病机的思辨，临床上直观的东西少了，而思辨的玄学的东西，许多本应该成为规范的东西变得不可捉摸，中医学必须回归经方医学的实证精神。——黄煌《经方的魅力》

  当前，中医庸俗化的趋向比较突出，青年中医往往在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理论中纠缠不清，辨证论治成了一种踏虚蹈空式的游戏。——黄煌《经方的魅力》

无论何种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离开具体的方药，辨证往往空泛而笼统。——黄煌《经方的魅力》

  经络学说中带有很大主观推测成分的“解释”部分是以一种貌似客观性描述的形式出现，它遮蔽了含有较多实践成分的“规律”部分。——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古代经络学说即古人对人体特定部位之间特定联系的一种解释，它的精髓在于其中的观察对象本身——人体上下内外联系的规律，而不在于其直观、类推式的理论说明——十二经络循行线。    ——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许多人认为中医的用药是严格的按照理—法—方—药的程序进行的，但实际却恰恰相反。——黄煌《经方的魅力》

  长期以来，中医界以“医者意也”为搪塞，沉湎于笼统模糊的空眼虚论之中，应当指出，实事求是的医学态度，是中医学研究的灵魂。——黄煌《经方的魅力》

  不要把大量的时间解释“为什么”，而要让同学们明白“是什么”以及“怎么干”，尤其不宜提倡古代的学说去解释“为什么”。 ——黄煌《经方的魅力》

  其实整个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中都存在着如何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古代中医学说的不同成分还缺乏科学的分析——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用主观设计的理论框架套量客观实际，这样做的结果是减弱例如经络学说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并不缺乏客观事实，但为了维护理论体系形式的完美，往往采取“削足适履”的做法,对客观真实进行裁剪，以自圆其说。——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由于传统文化较强的文化性，各个时代的儒学文化、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以及地方民俗等，无不给中医学带来明显的烙印，如何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是摆在每个中医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难度相当大的任务——黄煌《经方的魅力》

  ……重要的是先弄清“是什么”，然后再探索“为什么”。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中医学之所以发展不快，从学术上找原因，那就是中医本身的许多临床经验和事实尚未整理出来，很多技术规范十分模糊，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尚未完成，如果急于寻找解释，那就容易导致学术陷于空泛。——黄煌《经方的魅力》

  要对中医经络学说进行实验研究，第一项工作就是将隐蔽在学说中的“规律”部分、准确完全的剥离出来，并对古人归纳的这些规律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严格的检验，以明确其实践含量，中国的经络学说的现代实验研究就是在缺乏这一基础的特殊背景下仓促上马的，从一开始就走如了误区：即将经络学说中的“解释”的部分作为实验研究的对象而不自知。——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1.有关于事实和理论

家庭的影响，我选择了中医院校，大学的前两年，我是个非常刻苦的学生，中医基础课程的教材每页都写的密密麻麻，那时真是一字一字的读书，认认真真的思考，中基、中诊、中药、方剂都是几十遍的看（这个数字没有夸张)，晚上熄灯之后还在用电筒看书，那时不是想考试考的好，而是真的喜欢，不仅是看，而是认认真真的去想，刨根问底的去想。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奇怪那两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情去学中医。大三时开始上中内，我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教材怎么看怎么无聊，于是只挑自己喜欢的课去上，同一学期开课的《内经》是四大经典之首，我怎敢怠慢，讲课的张登本老师是全国知名《内经》专家，课讲的极好，我上课还专门录音。有一天在伤寒教材上看到一个真武汤的病案，治疗眩晕兼肌肉颤动（帕金森病)，我立刻联想到经文“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片刻之间，只觉对这病的理解、对经文的理解都深了一个层次，心说“：经典就是经典，果然高深！”学期结束，我的论文《论“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得了全年级最高分，后来，慢慢的开始疑惑，难道我真的要知道“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才会看这种“阳虚动风”吗？非要知道这句话才会用真武汤吗？如果我只知道真武汤的方证，只知道用附子、用茯苓、用白术的指征而不知道《内经》的这句话，我是不是就真的处理不了这种疾病？反过来，如果我知道并熟悉这句经文，是不是我就真的能识得此证？是不是就真的能开的出真武汤？经文的确很好的解释了这个病案中的症状甚至是用药，但是我脑海中没有这句经文，没有“阳气——濡养筋脉——阳气不足、水湿泛滥——筋剔肉膶”的认识，我只知道这种体质、这种症状、这种脉象、甚至这种疾病对应的就是真武汤证、附子证、茯苓白术证（此处引黄煌先生学术思想中的名词)，我能不能很好的处理这种病呢？我步入中医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无知晚辈，不肖子孙，不敢对先贤前人的经典妄加非议，《内经》也确实凝结和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和心血，她对针灸的实践、人体生理、病理、养生甚至是人生、人与自然的独特视角，都有值得现代医学和科学研究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正真要打拼在临床上的中医来说，我们怎么对待前人留给我们的医学知识呢？重事实还是重理论？重规律还是重对规律的阐释？什么样的理论能真正指导中医的实践？重其所然还是重其所以然？所以然中，又有哪些是能属于规律，哪些属于尝试性解释？现行的中医理论，的确最大程度上解释了临床事实，但也在最大程度上掩盖了遣方用药的真正规律和技巧，使真正能指导实践的理论隐而不彰，脏腑阴阳五行，的确能几乎通解所有的临床实践，而且只要需要，它可以无限的深入循环，比如大二学方剂的时候，我非常不满意教材的方解，觉得它说的不够圆满，于是自己动手写方论，参考各家方论，参考“药对”学，写此方为什么一定用此药，往往写到“某经之邪，非此不能除也；某药配某药，上能通某窍，下可补某脏，左能入某经，右能达某络”的地步方肯罢手，一篇方论，往往有数个医家的言论经我整合而成，看过的同学都说我写的比教材好的多，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现在想来，这些方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不过是我对这些既定事实的个体解释，是先有了方剂的功效和方证，然后我再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某些药物某些特性，以期达到一个圆满的解释，但反过来根据方论推出一个结构严禁的方剂，却是万万不能。这种理论能解释实践却不能指导实践的困惑虽然也隐隐在心里出现，但那时学习的重点仍放在传统理论上，放在“所以然”上。直到06年底，接触到《十大类方》，思路上才有一点变化，07年初，我在图书馆见到了《经方的魅力》，从那时起，开始重点关心方证，重点关心事实和规律。

2.各家学说

我正式接触《中医各家学说》，是研究生复试阶段，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在中医界存在这样的现象，即：医家用自己的语言来阐释临床实践。前人的语言，只是为了描述他们眼中的实践，无论是“肝肾不足”，还是“胃火炽盛”，它们都只是医家的个体语言，是为了描述医家眼中所见到的医疗实践，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尤其是以书面的形式)，这种语言留了下来，但是它所对应的临床实际却模糊了，这里穿插一个小例子，我父亲在平时开处方时，常在诊断一栏中写上“肾气下陷”。按照教材上的标准，这不是一个规范的诊断，这只是他个人的语言。反过来说，因为有了这条“肾气下陷”，在父亲的用方、用药经验中，有些方药就是能够“升举肾气”的，而我学习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从“肾主封藏、肾为气之根”等角度去分析他所说的“肾气下陷”到底是哪些理论推断而来的，到底和心火、肝阳、脾土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关注每当他做出这一诊断时，是看到了怎样的人、怎样的面色、怎样的体态、怎样的脉、怎样的症状，甚至是，怎样的化验结果。做出诊断后，用什么药，用多少。这才是一条经验中真正核心和有价值的方面，至于怎么去阐释它，与父亲的自身的所学、所想，以及他的表述习惯有关，如果父亲要写一本反映他学术经验的书，那么我想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他的这条“肾气下陷”在理论上也能说的圆满，但这其实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不能反应出他的用药经验，只是在中医的理论方面，又多了一条个人见解。我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医，他的名气无法与金元四大家、与张景岳、与叶天士相提并论的，但我想这个小例子能从一个层面上说明中医各家理论、学说是如何诞生的。也提示我们怎样对待前人的经验，那就是：重点关注方药的用法而不是医家的说法。补中益气汤是一张传世名方，历代皆有善用此方的医家，然千百年来深谙“阴火论”者，又几人哉？

3.关于“医者意也”

关于“医者意也”、“医者易也”“医者艺也（艺术)”，是黄煌先生一直非常反对的观点，认为这些提法都使得中医神秘化，严重阻碍中医的推广和传承。我很赞同黄老师的这一看法，但回头看看“医者意也”这句话，会觉得它的存在是非常有道理的，黄煌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闪亮的地方，是他始终努力将中医学中原本十分模糊和难以说清的技巧尽量用文字表述出来，尽管抽象的文字描述与直观的景象之间始终有差距，但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尝试，这种尝试，使得中医的“意”渐渐可以付诸笔端，渐渐可以成规矩，可以效仿，容易传承，比如黄煌先生的“方人”、“药人”等体质学说，就是这种尝试的典范，黄老师常说过去的某些老中医有保守的思想，对于真正核心的用药用方技巧密而不传，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想讲，而是没办法讲，讲不出，就像黄煌先生对半夏体质的把握，这是综合了望闻问切的各方面的因素，而最终努力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但无论是面部曲线柔和、主诉较多、心理敏感、还是其他的半夏体质的特征，不光是因为黄煌先生注意总结，更因为他一直努力将这些难以表述的视觉、触觉用文字表达出来。有一次，一个师妹硬要我说出“温胆汤体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给她逼急了，我就说“：除了恶心、呕吐，口苦、口黏，心慌、易惊外，你就想，某女子，年轻时是个大眼美女，白皙靓丽，后嫁入豪门，相夫教子，中年之后，略略发福，珠光宝气，肤如凝脂，但常常睡眠不好，莫名的担心一些事情，更年期也比一般人来的明显，但又不象黄芩体质的人那样容易发火，能想象的来吗？”趁她愣神，我赶忙脱身。（这段话只是当时随口一说，多少带点玩笑的成分，未必正确，黄波就不同意我的话)，我向她描述的形象，就是我脑海中“温胆汤体质”的形象，放在从前，我只会说“心虚胆怯型”，即使看的病人多了，也只是我心里明白，讲不出来，07年之后，看了黄老师的书后，也学着他的样，尽量把心中的这些“意”付诸笔端，让它可以落实，可以向人讲述，可以让主观的感觉变成客观的征象，虽然以我现在的“望诊”水平，我理解的“温胆汤体质”未必正确，但我认为，这种总结和表述自己临床经验的方式，是没有错的。但在敬佩黄煌先生这种“求实”“落实”学术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文字、文笔怎样细腻深刻，它始终与实际的视觉、触觉等各种直观的感觉有差异，种种在实践中诞生的技术，是不可能完全的通过文字表述出来的，望诊如此，切诊如此，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了在中医师成长过程中跟师和临证的不可或缺性（尽管历史上也有自学成才的中医)。尽管的确看的见、也确实摸的着，但要想讲的清，很困难。我看了黄老师的书仍然来南京学习的原因就是缘于文字和实践的差距，我想亲眼看看什么叫面色发青或发白，什么叫面部曲线柔和，什么叫体格壮实，要听听什么叫主诉甚多，要摸摸什么叫灯笼腹。中医辨证的技术之中，有许多是“视觉、触觉”等感觉性的东西，很难表述，我想，这就是中医的“意”吧！黄煌先生提倡“求实”，我想这个“实”字，有两层含义，一是要追究真正有效的东西，尊重临床事实，二是辨“实”，先生常谓：“辨证论治，是辨认，不是思辨。”辨证论证的过程是一个寻求用药、用方证据的过程，尽管中医的诊疗中有许多无法用文字确切表现出来的类似于感觉的东西（如望诊、切诊时的视觉触觉)，但不管怎样，都有确切的事实作为基础，都要在望闻问切中根据所能得到的实在的信息去处方用药，而不是在医者的脑海中经过经历所谓的“理法方药”的逻辑推理与分析。最近看过的一本医书中，卷首语里有这样一句话：“一旦通晓医理，就能以一当十，一通百通。”如果这里的“医理”指的是纯粹的医学理论的话，那我非常的不同意这句话，老百姓都晓得看中医要看名中医，要看老中医，但是老中医到底高在哪里呢？并不是高在对心火肾水等理论的无限推化和演绎，几十年的临证，真正沉淀在他们心中的，是对寒热表里的准确判断，是对方证、药证的准确识别，是对患者心理的洞悉，是对望闻问切技术千百次锤炼后升华出的一种感觉，是技术上的熟能生巧，是望人、切脉上的一会即觉。而决不是读万卷书后“得悟大道，豁然开朗”，之后便能用方如神，药无虚发。思路的开阔、他人经验的借鉴，固然可以从书本中获得，但中医是一门技术，就像弹琴和打拳一样，练到精纯之时，举手投足之间的韵味和节奏的确有艺术的味道，但这些都是由基本的、实在的实践技术锻炼而来，决不是仅仅靠深思就能达到的。

4.关于门派与师承

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技术，都有不同的流派，中医也有，同一个病，不同的医生开出的方子却不同，但有时都有疗效，这就象是武术的门派之分一样，同样是对方一拳打来，太极门可能划一个云手，用化劲的办法；少林拳可能是用格挡；咏春派呢，也许理也不理，一记日字冲拳，后发先至，谁对谁不对呢？谁都对，只要能解决问题，都是对的，孰高孰低，全看个人的修为，拳法无高低，功力有深浅。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批评我：既然讲方证，讲求实，讲规范，讲中医与玄学绝交，为何还有如此唯心的观点？为何强调门派？为何强调个人的修为？其实我想这些与求实并不矛盾，在我看来，中医门派的存在大致上是由三点原因决定的，1：人体科学的复杂性。2：解决矛盾途径的多样性。3：个人思维的差异性。前两点是客观原因，第三点是主观因素。如果把疾病比喻成一座小山，把治愈疾病比喻成上山的路，那么有些时候，上山的小路也许不止一条，有门派和师承的不同，治病的思路也就不同，只要是行之有效的，就应当是我们予以承认的，然而强调这些，不意味着中医无法规范，目前的规范工作，只是一个侧面的规范，无论是谁的经验，无论是哪派的经验，它都只是发现了用药（方)的一部分规律或者说某一规律的其中一方面，所以，不但要承认中医的门派，而且应当鼓励门派发扬个性，提倡争鸣，使方药运用的规律越来越全面，但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事实和规律才是中医的核心”，因此，在门派和师承的问题上，着重关注的应当是其间的规律和事实本身，而不是覆盖在上面的理论阐释，比如最近“烧”的很火的火神派，我们要着重关心在其有效的病例中，病人出现哪些具体的症状、体征（或是疾病)时用大剂的桂附有效，用桂用附的经验具体落实到病人身上，到底哪种人出现哪种脉可用，哪种病见到什么症可用，哪种舌加上哪种腹可用，但见肢冷畏寒便曰阳虚，不但在理论上混淆视听，更使得火神派中宝贵的、真正经的起实践检验和重复的医疗经验“火种”日趋晦暗和神秘。只有把理论的东西落实下来，核心的东西才能越来越清晰，才不会因为门派的理论不同而始终使其各自的实践部分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也就是说，百家争鸣，要“鸣”在实践的层次上。为什么我们常会听到某某医生擅用某方，擅用某药呢？在主观上，固然是因为思维方式不同（或者说知识储备)，但在客观上，他们的用药也能起到和其他医家相同或近似的疗效，是因为他掌握和发现的是的另一部分规律，是因为同一问题有用不同方法解决的可能性，诚然，某些病的治法是非常局限的，甚至只严格的对应某一张方剂，但并非所有的病都如此，这就是门派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与武术类似)， 各个门派理论的不同，使得各自的实践也显得相互格格不入，令学者莫衷一是，抛开这些所谓正统的理论，回归到最基本、最实在的实践的层次上，关注经验和事实本身，是使得中医学的精华得以传承的重要心态和态度。

5．与老师的谈话

07年从陕西毕业前夕，在餐厅遇到一位关系很好的老师，长久不见，相谈甚欢，我向他简单谈了一下我的想法，他对我说“你刚才所说的，我基本同意，但这是对于一个临床医生来讲的，如果你将来想在中医上有大的成就，没有《内经》的理论是不行的，比如说，我曾经用参苓白术散治疗了一个小儿喘证，我就是根据‘培土生金’的理论选方的，难道‘培土生金’这个理论就没有指导意义了？”我说“：其一，我相信参苓白术散的确是可以用于小儿喘证，尤其是善后工作，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报道。我也相信您在用这个方的时候的确是想着‘培土生金’，但是，为什么单单这个小孩用‘培土’法？其他的小孩用其他的方子的时候，这个‘培土’的理论就不成立了？您可能要说，证不同，选方当然不一样。那么用这个方子最根本的依据，是这个小孩身上实实在在的用参苓白术散的征象呢？还是因为‘培土生金’？参苓白术散是一张补脾的方子，喘症是肺病，所以当参苓白术散治喘病时，就‘培土生金’了？我要是硬说它不是补脾的，但我就是知道它使用时针对的征象，我说的就是错的？中医的很多解释性的理论，只是针对已有的事实和经验做出解释，并不是用方用药的真正依据，如果这个方中有其他的一些补肾的药物（比如说杜仲)。用此方者便可谓：肾为先天之本，金水相生，肺肾同补。由此一来，似乎‘肺肾同补’成了用此方此药的理论根据，这样，真正用方用药的的客观规律就被隐蔽掉了，其二，我说的空洞的理论，其实并不是主要针对类似‘培土生金’这样的理论而言，毕竟这样的理论对实践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例如在认识方证不很全面的时候，它也能为我们的用方用药提供思路的平台。我所指的空洞，是指那些建立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之上，然后又脱离实践，不断衍化，进而模糊实际的理论，以及那些专为解释而解释，对实践起不到任何指导意义的理论。我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感冒之后，遗留头疼一症，始终难愈，后来我查了很多书，用川芎茶调散治好了这个病人的头痛。如果能进一步注意总结归纳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这种疾病，就能使川芎茶调散使用起来更容易、更方便。也使得此方的有效率大大提高，如果一味的追究所谓的机理，谓：肝为厥阴风木之脏，其性主升，同气相求，外风引动内风，挟痰上攻头目，故作头痛。终究于临床没有太大的意义，远不如直接从体质、体征甚至生活喜恶等方面总结来的具体和实在。这些传统的解释理论，夹杂了太多文化和哲学的痕迹，只是一种个体的见解和认识，属于‘解释’的部分，不属于‘规律’‘事实’部分。” 老师问道“：照你这么说来，课本上的理论就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了？”我回答：“当然需要学习，气血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些是构建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医独特的语言，没有这些基本的语言，难以对中医认识的生理、病理进行概念上的分类，不了解这些，就无法明白中医，了解这些，才能了解中医看待人的方式，甚至我现在思路的转变，也是在系统了解了教材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结果，但是还要看到，这些是不能指导中医丰富的临床现象的。而且，中医正真有生命力的，是客观的临床事实，至于说明事实的语言工具，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色，有时代的痕迹，汉与唐不同，明与清又有差别，将来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事实和规律保留下来就可以了。”他又问“：那中医理论中‘肾阴亏损’‘心火旺盛’这样的病机概念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吗？”我回答“：作为一套系统的理论，它有长处，便于学习，便于掌握，但是它的弊端也很大，第一，太理想化、模式化,以一个模式概括复杂的临床表现，这就像武术里的一个笑话：‘你怎么打输了？’‘不怪我，他不按套路打！’刚学医的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叹‘病怎么不按书上的得呢？’第二，改变了辩证的重点，让人觉得，用方用药是在阴阳、脏腑、五行的理论指导下去用的，忽略使用方药的客观、实在的指征和证据。还是那句话，其实怎么解释都无所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真正能指导实践的，是事实和规律本身，不是解释。 第三，理论上的无限往复和衍化，使中医中有意义的概念变的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脱离个体、脱离体质而纯粹演绎理论。说的头头是道，一张方开出来更是八面威风，气血阴阳都补，痰瘀饮癥皆化，实际的疗效却不理想。另外，以偏概全，过分从理论去理解症状，见到怕冷就是阳虚，看到眩晕就讲血虚、讲肝风。离开了具体的人，理论没有意义，有时甚至是错的。”老师说“：那你掌握的只是一条条的经验，根本不是系统的知识！” 我反驳“：那大量可以重复的经验所反映出的用药的技巧，难道就不是规律吗？非要把这个技巧、规律用阴阳五行解释出来才叫理论吗？解释之后的东西，不是还得落实下去吗？直接说出来不行吗？”他依然摇头，“这样下去，终究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末，最多只是个匠人，算不上大家，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只按你说的，学习经验和事实，中医怎么发展，历史上的那些名医，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怎么自成一派？发明那么多的方剂？”，由于时间和自己水平的原因，最后的这几个问题我没有再和他谈下去，对于中医名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不能确实的想象，但是在我心里，做一个能很好的用方、很好的用针的医匠，已是我这辈子在中医学上最大的追求了！（这段文字，根据谈话内容整理而成)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只此一篇，因为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思维的转换，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那些具体的、细节的方药、针灸的技巧与经验，杨大华先生说的好“千理万论皆过目，一方一药最关心”，我再加两句，“此经彼络多臆测，唯求实效可传真”

2007年，我看到了《经方的魅力》和《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这两本书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医理论（主要是指包括方药理论和经络学说)的认识（我也几乎同时阅读了这两本书)。在这两本书中，我看到的是求实和严谨的思维品质，自此，我眼中的中医学不再神秘，眼中的经络不再玄妙，对于中医的实践，对于方药和针灸的作用的具体机理，依然难以有个圆满的解释，但“解释”，已经不再妨碍我理解、学习中医。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面对参杂了太多文化、哲学内容的中医学，（虽然其中也有许多心理、民俗等于治疗有益的成分，但这些也与求实并不对立)，更需要一种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两位黄先生并不相识，而且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样，一是针灸史，一是经方。 然而他们的学术观点非常相似，原因很简单，缘于他们对中医发展历史的认识，缘于他们对时下流行、所谓中医正统理论的来源及形成过程的探求！

学习中医，关注事实和规律本身，关注实实在在的技术。学习中医，大道至简，因为中医真正重要的理论最终落实到实践的层次上时，它都是简单而直接的。

在我正式学医的五年后，读到两位黄先生的书并能到南京来学习，是我的中医之路上一个重要而幸运的转折点，感谢黄煌先生的教导，让我来南京的目的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发生在生活中的一些事也让我的性格有了一些改变，这两种改变恰好发生在同一年，衷心感谢痛苦而难忘的2007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后记1.大家对《经方的魅力》一定不陌生，许多人也买了此书，对另一本书可能有些陌生，不管各位是不是了解针灸，在此，我向各位珍而重之的推荐黄龙祥先生的《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是书对历代针灸医籍版本、错误、真伪考证之严谨、全面，对经络起源探讨之细腻，对当代针灸研究乃至整个中医现代研究中的方向性的错误的指出，在同类书中，我大胆说一声：鲜有出其右者！读此书，带给我的不止是对于作者辛勤考证工作的敬意，对他研究针灸史方法的钦佩，更带给我对中医核心内容的思考。对针灸史上许多问题的探讨，可担得“振聋发聩”四字。这本书中，没有具体的针术，但能让你对针灸经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一如《经方的魅力》对方药理论的探讨和认识。

后记2.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加上这第2篇后记，今晚又看了一遍《问中医几度秋凉》，眼角还是湿润，我想我和许多学中医的人一样，选择了一项自己不会后悔的职业，中医不仅仅是我们所学习的一门知识、技术，很大程度上，她更改变了我的性格，甚至人生。这篇小文章将成之际，适逢一位师兄前来做客，师兄文笔、学问俱佳，人称“才子”，看过之后，说“：文章很好，就是太罗嗦，你就是想说‘中医中技术的主导性，希望学习的人更多的关注规律、经验本身，而不要太过于注重用传统的理论去阐释和分解规律’，对吗？” 我笑道：“不愧才子，果然一针见血！”不错，我就是想说：中医的实践也许的确体现了中国人对待宇宙万物独特的视角和人文情怀，但就像武术也有文化一样，武术的技击性才是武术文化的核心和载体，很难想象如果武术失去技击性，还能承载在其上诞生的武术文化，如果中医没有技术性，没有实践的基础，所有的中医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内部和核心腐朽了，外表不会华丽太久，前两天我看到一位名医在网上的一句话（这是位真正有本事的中医，我非常钦佩他的看病的本领)：“表面上看是‘医术’，而深层次去理解却是‘医道’，一种自然之道。” 我觉得说反了，“术”才是真正能让“道”依存的东西。

入学之前，杨奇云便有一身针灸绝活，昨一门诊患者告之，其多年便秘，奇云一针即效。为了技术学习，他还专程到了安徽农村去学习放血技艺。

     杨是为了跟随黄师学习经方才选择南中医的，因某种原因而到了文献专业。然而他对经方的学习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很欣赏和敬佩那些中医科班出生，到了研究生阶段仍能坚守中医学的人。

     他们一路上全心投入，经过教科书及浩瀚的古籍理论的学习，一开始满怀热情，临床实习后渐渐发现用非所学，开始困惑和彷徨，然而经过反思与重新抉择，他们去伪存真，善于择善而从，最终走上经方实证之路，走得从容坚定。他们对中医学的感受是复杂的，但对中医学也是体悟很深，爱得深沉的。杨奇云便是典型代表。比起他们来，我的中医经方之路要顺利得多，简单得多，这些文字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这其中的感受我也是体会不到的。

刚来到论坛几天，就看到了这样的文章，很难想象此文出自一个学医只有五年多的人，相比之下，很是惭愧，在临床上摸索打拼，的确迷惑不少，看了楼主的文章，非常有启发也非常有感触，临床的病证，的确很复杂，很不容易辨。这篇文章修改一下，然后发表，如果让广大学中医的人看一下（尤其是上过临床的人)，相信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赞叹和批评的人一定都很多。文中的观点，我并不是全部的同意，但是我要说：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如果没有对中医长期的思考，写不出来！我由衷赞一声：好贴！！！  最后，有个问题向杨奇云先生及诸位问一下：你们真的认为，学习传统理论，对中医学的实践不重要吗？

后记3.这篇文章构思于寒假，本来写的很长，想系统的比较两位黄先生的学术思想，但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两位老师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觉得写的不太好，再加上后来发现我想说的许多话已经有网友说过（尤以温小文网友的文章中为多)，修改之后，已经和最初的面貌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来我是想把它作为自己对07年的一个回顾，但没想到会有许多的回帖。现阶段的中医，已到了一个风口浪尖，无论在医疗方面、社会影响方面还是商业竞争方面，中医在中国都已经不是在世界的前列了，当前中医界许多人大呼“传统”，其实，由于对中医史学认识的不够，当代中医的主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医，与大讲明清理论的人相比，经方医学团队更像汉唐中医的“遗老遗少”，因为求实的风格和汉唐医学是一致的，前一段时间收到张薛光师兄的短信，让我说一句话，可能作为后一期《经方沙龙》的封底，我想了想，就直接地说：经方中，有中医本来的面貌。  我觉得，这里的经方研究，形式上的确有创新，但就态度而言，实在传统的不得了（如果大家了解汉唐时的中医学)

  关于岐风先生的“说明白之后，如何继续量化？”的问题，实在是严重超出了我的知识水平，这一点上，我连发空论的的知识储备都没有，所以据实相告：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出来。

岐风先生所说的“量化”，虽然目前看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和环境，但可以简单构想一下，其实“量化”并不是一定要目光锁定在生化指标或是具体的数值上，例如现代医学中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探讨的主要是人的意识层面的问题，对于人的意识，很难将它与生化检验等用于器质性病变检查的工具完全的挂钩，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依然在飞速的发展，至于中医中“感觉性”的技术，我想可以借鉴这种思路去“量化”，即：制定一系列的评判和检验标准，将它们划分成不同的层次和等级，比如说（仅仅是设想)：在药物质量已经得到规范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同的标准来确定药物的剂量，例如半夏体质，如果先能规范出半夏体质的指征，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评分标准，符合某几条，判为几分，然后会有相应的半夏剂量（此时，半夏的质量必须是规范的，能保证多少克含有多少有效成分)。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已经很生硬，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种思路，即：先总结，接着再规范，进而制定标准。

关于中医的规范和量化，尤其是量化，现阶段的还很难，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不可能一下就能规范和量化，但是我从其他学科的发展，似乎已经隐约看到一些光亮。岐风先生可以看看《经方沙龙》第一期中庄严先生写的《关于半夏体质》，今天的这一小段文字，正是受了那篇文章以及一些心理学知识的启发，讲的不好，但求辞能达意即可。

补充几句：黄老师有个经验，用温胆汤治疗精神性疾病，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现代医学对于PTSD，已经有了深入的探讨，但治疗还是以心理治疗为主，我从前始终有一种感觉：温胆汤治疗这种病的效果这样好，真可惜现在的心理学专家不懂中医，如果能和比较权威的精神病研究机构合作，使用温胆汤治疗PTSD，那么恐怕这种病的官方治疗方案要改写了。现在反过来想，既然温胆汤对PTSD有这样高的特异性，而现代医学来对PTSD的认识又如此深入和具体，那能否借助现代医学对PTSD的研究来规范半夏体质，或者说规范温胆汤体质，或者再小些，规范温胆汤在PTSD的应用，这样，即保留了中医方药的传统用法，又使得中医的“心虚胆怯”得到落实和规范，不再是玄虚的东西，尽管可能只是在一个疾病中的小范围的规范。

漫天遐想，扯的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