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口病”、“三鹿奶粉”、“新生儿猝死”……今年，关乎儿童健康的事件连续发生，也因此，全国各地的儿童医院和儿科诊所里显得格外拥挤。

　　在全力救治患病儿童的同时，人们也又一次将焦点集中在了“孩子看病难”这个问题上。一时间，病人抱怨，医生叫难。其实，带孩子看病一直是让家长害怕和头疼的事。那么，究竟为何孩子看病这么难，儿科大夫总是这么少呢？

　　“早起到医院排队，晚上下班还看不上病，这是常有的事儿”

　　“给孩子看病太费劲。”近些年，这一直是家长们常有的抱怨。

　　“急诊不急”，几乎是所有儿科医院的“通病”。发烧到39度、身上突然起了一大片红疹……孩子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大人的心。遇到这些情况，抱上孩子跑到急诊，在家长看来很正常，可到急诊一看，才发现原来前面排了一堆病情比之严重得多的病人。“只能等着，医生看了说你这不是多大的事，不可能优先。可是孩子都已经烧到39度了，就是成人也不一定扛得住。但也没办法，已经在这里排了快3个小时的队。这哪里还能算急诊啊？”一位带着孩子的陈姓女士告诉记者，在急诊，几乎天天都是这样的状况：烧到39度的让着烧到40度的，烧到38度的让着烧到39度的；不到38度的，医生直接就打发你回家“不是什么事，先回去观察两天再说吧”。

　　在门诊，一样是人头攒动。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来说，这几天日门诊量已经达到了4900左右。“原来门诊大楼建的时候承载量计划是2500人左右，现在已经远远超标，就医环境如何可想而知了。”医院门诊部主任胡岚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儿研所一天放三次号，上午号从6点开始外放，好多人前一天就已经开始站在那里排队，差不多到八九点就很难挂上当天上午的号了，只能等下午；中午没到12点，又开始排队，“吃不吃饭无所谓，只要能挂上号就万事大吉了”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诊部内科诊室13点33分的最后挂号号码是378号，到了14点04分，已经挂到414号都是常有的事。“早起到医院排队，晚上下班还看不上病，这是常事”，大多数人对于儿童专科医院看病难已经很无奈，“没有办法，以前也曾想不费这么大的事，去综合医院看得了。可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些医院的医生看到最后对你说，你还是去儿童医院或者儿研所吧，我们解决不了。一样要来遭这样的罪，还白白耽误工夫，太不值了。”

　　可是，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儿科医院、多一点儿科医生呢？这一直是困扰很多家长的疑惑。“其实有的时候看看医生是挺辛苦的，连着一个上午看上百个号，头也不抬。这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5分钟一个病人能保证质量吗？要是能再多点儿科医院、儿科医生，他们没那么累，我们也不会遭这么多罪，还能仔细地看看孩子，和我们多讲几分钟孩子的病情，何乐而不为？”

　　儿科大夫一年比一年紧缺

　　虽然家长有着如此良好的愿望，可事实是儿科医生的数量颇有“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势头。一位在儿科工作了5年多的医生告诉记者：“不够用，如果说10个成人有2个医生的话，基本上是8个儿童才有0.5个医生。你看，偌大的北京市，满打满算也就4家专科儿童医院，可要接待来自全国的病人。真的是不堪重负！而且，总觉得身边的同事在轮番消失，今天生病了、明天探亲假，后天又休产假了。”

　　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解放军八一儿童医院院长封志纯告诉记者，这些年不断有南方城市的人托他在北京找儿科医生，觉得这里资源丰富，可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可以说是青黄不接。优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研究生选择儿科方向的就很少，还有一大批人毕业后又转到其他专业当中去了。更何况，从2000年开始，各大医科大学院系调整，大多数医学院的儿科专业都就此消失，更失去了培养儿科医生的土壤。”

　　专科医院如此，综合性医院儿科医生日子也不好过。现在，基本上所有综合性医院的儿科病房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在不少医院，儿科都被安置在“大楼”地段边缘的角落里，在上海长征医院，所有的儿科医生都是副高以上级别，而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等其他一些医院，甚至最年轻的儿科医生也都接近40岁。

　　“医生越来越少，病人越来越多，医生和家长都叫苦不迭，可最终受苦的还是孩子。没有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他们的健康何以保证？”封志纯说。

　　既要救治孩子，又得面对家长，业内还受轻视

　　儿科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其风险高、工作量大的特质是让不少医生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现在在某医药公司任职的小樊去年还是北京某三甲儿童专科医院的住院医师，7年的儿科学习经历曾经让她对自己的专业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可是长期以来，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她最终选择了离开。即使现在讲起当初的经历，也依然有心有余悸的感觉。

　　“首先，工作量是成人科室的几倍。上班连轴转、一个上午看将近上百个病人、根本没有时间喝水、吃饭，这些都不用说了。最关键的是你每天面对的是孩子，离开几分钟也不敢，因为即使是这么短的时间，都有可能发生意外。而且，他们无法描述自己的病情，我们必须仔细向家长询问孩子的病情、症状，还要把医院的诊断、治疗方案详细地向家长作解释。一个孩子的首次病程记录和入院病历加起来，常常接近2000字。其次，精神压力太大。现在孩子就是家庭的命根，大多数情况都是六个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哪次上医院都有三四个大人陪着。稍不如意，辱骂还算是好的，拳脚相加也是常有的事情。我那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值夜班，孩子和成人不同，夜里经常会闹，你根本没法睡。我坐在长廊角落的办公室里，半夜三点周边静悄悄的，可心里抽得紧紧的，就生怕有个不明事理的家长会突然冲进来找你理论一番，那种感觉真是太孤单了。你肯定很难想象，和我一起进医院的同事，差不多都患上了心脏病，最轻的也是心律不齐。最后，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太不匹配。可能说给谁听都不相信，一个住院医师最好的时候一个月也就3000元。这还在其次，关键是你对孩子真的是掏心窝子，可是只要有一点不周到或者只是家长不能理解的东西，就经常会遭遇他们的无端指责。我很佩服自己的那帮姐妹，到现在还能如此坚守。”

　　“在业内受不到重视也是越来越多的医学生不愿选择儿科的重要原因。现在哪家医院都要效益，可是儿科用药、检查费用都是成人的十几分之一，这也是儿科在院内就被轻视的关键。”封志纯说。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则认为，孩子是一个特殊群体，“苦了全家也不能苦孩子”，打个针都能心疼得掉眼泪，又怎么可能有人愿意拿自己的孩子做试验，去尝试一些新药、新技术呢？以致多年来儿科医生只是在重复一些很简单的工作，医生在这里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自身价值所在。

　　一定要多建些儿童医院，多培养些儿科医生

　　可是，谁都不会否认梁启超在近百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富则中国富”，如果守卫孩子生命安全的卫士在一天天失望中退守，代表着“祖国未来”的儿童健康成长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这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代社会，将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因此，我们需要有忠于职守的医生守护成人的健康，更需要有德艺双馨的好医生给我们的孩子把住生命大门。”袁钟说，但这是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造就的结果。第一，希望患者家长能多给医生一点宽容，多信任医生一点，多给一点鼓励的眼光。胡岚说：“现代医学也有自己的局限，不要总抱着‘药到病除’、‘一针就灵’的想法，期望值越高，失望往往也就越大。而且如果自己能掌握一点健康知识，也是对医生莫大的支持：减少小病也要排长队的现象，避免不必要的交叉感染；平时多注意，人多的地方我不去；咳嗽在家先看看，看看维生素、营养是不是都调整好了，有没有及时开窗……”第二，多建一些儿童保健机构，这能解决一大部分问题。“现在，在儿童医院，如何给孩子做好保健也分散了医生很多的精力，但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社区医院、儿保机构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专科儿童医院主要还是应该解决疑难杂症，这样不仅医生和病人的比例会趋向合理，而且医生也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新的课题，自身价值提高了，自然就愿意留下来了。”胡岚说。第三，呼吁政府加大投入，完善各项针对儿科医生的配套措施。封志纯认为，如优先建设完整的专科医生培训制度、增加儿科医生的收入、完善医保、制订保护儿科医生权益的法律法规。香港一个儿科主任年薪能达到200—300万港元（1港元约合人民币0.88元)，高级医生也有100—200万，病人的费用也完全由政府埋单，这样医生就可以一心做事情，省去了很多后顾之忧。如果能真正保证医生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如此崇高的职业又怎么会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让他们真正安下心来，作出成绩？第四，儿科医生也要不断修炼自己的本领，争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博得患者信任的前提是自己有过硬的本领，不能靠着别人给你吃补药，儿科一定要适应群众的需要，一定要真的能解决问题。

　　“如果有更多的三甲医院能承担起给孩子治病的责任，就能分流儿童专科医院的人流，也会有更多的医生愿意投身儿科队伍中。”封志纯说：“三甲医院可以根据自己本身的特色，来发展自己的儿童医疗，比如南京军区总医院儿童肾脏和同仁医院的儿童眼科在本领域内就站到了最高点，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才。这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记者:蒋乃珺 )

来源：《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