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萸肉治脱证效胜参芪——学习经验之心得
张锡纯先生(1860～1933)是我国近代一位著名中医学家，他一生脚踏实地、勤于实践,救死扶伤，堪为大医。先生治学严谨，集毕生医疗实践之经验，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内容精湛丰富，在学术上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对临床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中对脱证的治疗别出心裁，效果卓著，令人折服。笔者认真研读，受益匪浅。中医学所述脱证，系病情发展，阴阳气血严重耗损，不相顺接，甚而即将离决之时的综合表现，可表现出神识不清、汗出、肢冷、目开口合、手撒尿遗、脉微欲绝等神气虚脱的严重症候，属临床危急重症。中医临床，自古每每以参附、独参之属予以抢救，而张锡纯于丰富临证之余，细心体味，悟出重用山萸治脱之法，可谓独辟蹊径，颇多成功。
　　张锡纯先生对于脱证的认识首先从肝论治。说：“凡人元气之脱，皆脱在肝。故人虚极者，其肝风必先动，肝风动，即元气欲脱之兆也。又肝与胆脏腑相依，胆为少阳，有病主寒热往来，肝为厥阴，虚极亦为寒热往来，为有寒热，故多出汗。”“因人之脏腑，惟肝主疏泄，人之元气将脱者，但因肝脏疏泄太过”。基于张锡纯先生的这些认识，故在治疗脱证时，主张以敛肝补肝为法则。认为“山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振作精神，固涩滑脱，因得木气最厚，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故又通利九窍，流通血脉，治肝虚自汗，肝虚胁疼腰痛，肝虚内风萌动，且敛正气而不敛邪气，与其他酸敛之药，是以本经谓其逐寒湿痹也”，他说“萸肉既能敛汗，又善补肝，是以肝虚极而元气将脱者服之最效。”“愚初试出此药之能力，以为一已之创见，及详观神农本经山茱萸原主寒热，其所主之寒热，即肝经虚极之寒热往来也，特从前涉猎观之，忽不加察，且益叹本经之精当，实非后世本草能及也”。通过山萸肉治疗脱证屡屡应用及显著效果，张锡纯先生得出结论，“萸肉救脱之功，较参、术、芪更胜。”“救脱之力十倍于参芪也”，并说“凡人身之阴阳气血将散者，皆能敛之”、“救脱之药，当以萸肉为第一”，并慨叹山萸肉为“救脱之圣药”，其“功用之妙，真令人不可思议矣，”可见张氏于临床脱证治时对山萸肉的无比厚爱和推崇。
　　张锡纯先生的这些结论，不是主观臆断，空泛之谈，而是来之于“临床数十年屡次实践中”，“因屡次重用之，以挽回人命于倾刻之间也”。观《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其治脱医案可谓不胜枚举。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霍乱门中》曾载治疗霍乱暴脱证一病例。“刘氏妇，年近四旬，得霍乱暴脱证”，“病因：受妊五六个月，时为壬寅秋令，霍乱盛行，因受传染，吐泻一昼夜，病似稍愈而胎忽滑下。自觉精神顿散，心摇摇似不能支持。”家人急延张氏诊视，“证候：适愚至欲为诊视，则病势大革，殓服已备，着于身将舁诸床，病家辞以不必入视。愚曰：此系暴脱之证，一息尚存，即可挽回。遂入视之，气息若无，大声呼之亦不知应，脉象模糊如水上浮麻，莫辨至数。”“诊断：此证若系陈病状况，至此定难挽回，惟因霍乱吐泻已极，又复流产，则气血暴脱，故仍可用药挽救，夫暴脱之证，其所脱者元气也。凡元气之上脱必由于肝，当用酸敛之品直趋肝脏以收之。即所以杜塞元气上脱之路，再用补助气分之药辅之。虽病势垂危至极点，亦可挽回性命于呼吸之间”，“处方：净杭萸肉2两、野台参1两、生怀山药1两，共煎汤一大盅，温服”，“方虽开就而药房相隔数里，取药迫不及待，幸其比邻刘翁玉珍是愚表兄，有愚所开药方，取药二剂未服，中有萸肉共六钱，遂急取来暴火煎汤灌之”。“效果：将药徐徐灌下，须臾气息稍大，呼之能应，又急煎渣灌下，较前
尤明了。问其心中何如，言甚难受，其音惟在喉间，细听可辨。须臾药已取到，急煎汤两茶杯，此时已自能服药。俾分三次温服下，精神顿复，可自动转”。此例“若初次即服所开之方以治愈此证，鲜不谓人参之功居多，乃因取药不及，遂单服萸肉，且所服者六钱即能建此奇功”，由此可知“山萸肉救脱之功，实远胜人参”。
　　张锡纯用山萸肉治疗脱证，不只主张用山萸肉，且其于救脱之时常常重用，每每用至二两以上。如张锡纯先生所言，“得一救脱之圣药……，即山萸肉一味大剂煎服也。”在选药上注明生用且干净去核者，“用时务须将核去净”，因“其核与肉之性相反”，“用药房酒浸蒸黑用之，其敛肝固气之力顿减矣，”可见张氏对山萸肉的认识和运用可谓了如指掌，何等精心！
　　综上，张锡纯先生运用山萸肉治疗脱证的经验，皆来自于实践，切合于实际，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在急救方面的学术内容，对后世也有较高的借鉴价值。笔者业医来，特别是近几年，在基层门诊的机会多一些，曾遇几例危重症患者在即将出现气脱证时，师学张锡纯重用山萸肉之法，颇有效果。今天，在国家大力提倡继承国粹”、“振兴中医”的今天，我们当进一步整理、继承、发扬医学先贤的宝贵经验，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力争使祖国医学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