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冬，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会议上，一项来自山西的成果，犹如平地里响起的一声春雷，使中外医学界为之震惊，这就是“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宫外孕”的研究成功。它的惊人之处在于，仅靠内服中药就能够使宫外妊娠之占位性病变神奇般地消失，使万分危急的急腹症病人瞬间转危为安，并很快恢复器官的功能。该研究之成功，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之先河，改写了宫外孕必经西医手术治疗的历史，在新中国中西医结合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使古老的传统中医学再次焕发出青春的光采。
这项成果的主要发明人，正是本传的主人翁——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现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老所长李翰卿。他和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于载畿等人组成的“宫外孕非手术疗法科研组”共同完成了该项研究。会议期间，“宫外孕非手术疗法科研组”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该项成果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医学科研成果”、“卫生部级科研发明奖”及“(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一等奖”等。宫外孕Ⅰ号方、宫外孕Ⅱ号方，作为该项成果的标志，亦被先后载人各种医药学辞典及教科书中……
李翰卿，字华轩，又名希缙，1892年出生于山西省灵丘县上沙坡村。舅父张玉玺乃当地有名的儒医，李氏自幼从其学医习文，日积月累，加之勤奋刻苦，终于尽得其传。李氏15岁时即能治疗一般的疾病，以后虽在当地小学任教，但每有闲暇即为人疗疾，以治病救人为乐，逐渐医名日增，求治者盈门。27岁时，由本县推荐到山西省立医学传习所(川至医专前身)应试，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经过3年的寒窗苦读，他不但系统钻研了中医经典，对历代各家各派学说亦多有涉猎。1922年毕业，先后应邀在太原复成堂、体乾堂等行医。35岁始独立开业，悬壶并州。由于其医术高超，就医者络绎不绝，渐次在省城声名大噪。然而更为人称颂的是，他视病家如同亲友，若遇穷苦百姓，不但不收诊金，还时常资助药费济人。有一陈姓患者，身患疾病，家贫无力就医，听人称道李氏声名遂前去求治，果然李氏不但全力救治，且诊金、药费分文不取，直至痊愈。解放后陈已高龄，犹时对人言及此事。李氏因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誉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并深受中医界同仁爱戴，被公推为太原国医公会执行委员。
太原解放后，李氏更是如获新生，决心以自己的医术为新中国服务，并主动将珍藏多年的《万有文库》凡1942册图书捐献给国家，受到山西省人民政府的高度赞扬。他工作勤奋，学习努力，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于山西省总工会职工医院、太原市工人疗养院第二医院、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任医务主任、副院长、所长。历任主要社会兼职有：山西省医药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太原中医研究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副理事长。山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山西省政协第二、三届常委、委员等。1972年因病逝世，享年80岁。
李氏治学，以《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四大经典为基础，治病尤遵仲景，精于《伤寒》《金匮》，喜用经方、小剂。每能救危难、起沉疴而得心应手。如曾治一李氏患者，因患二尖瓣狭窄，于西医医院实施二尖瓣分离术后，不久发生严重心力衰竭，虽经抢救脱险，但心衰仍不时发生。半年后转入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先请某医以生地15克、麦冬15克、天花粉15克、五味子15克、人参15克、当归9克、茯苓15克治之，服后约20多分钟，心悸气短加剧，咳喘不足一息，腹满浮肿更甚，乃急请李氏会诊，李云：“可予真武汤加减治之。”遂处方：附子0．3克，白芍0．6克，茯苓0．3克，人参O．3克，白术0．3克，杏仁0．3克。服药25分钟后，心悸气短咳喘即减轻，1小时后排尿1次，腹胀浮肿亦减，平卧睡眠数小时，至次日晨，亦可以自行翻身。遂照原方继服，3日后，竟能下床走路20余步，且云：“一年来未能步也。”全方药量总共不过3克，如此小量，竞能起沉疴于顷刻，救危难于既倒，医患均不明，遂求教其理。李曰：“此患阴阳大衰，又兼水肿，乃阳虚至极也，虚不受补，补其阳，则阴液易伤而烦躁倍加，补其阴则阳气难支，浮肿短气更甚。故治之宜小剂耳，取《内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意也。”
李氏于疑难之症，尤重视辨其夹杂证情，尝言：“慢性病、危重病夹杂证多，急性病、轻微病夹杂证少……夹杂证中有表里夹杂、寒热夹杂、阴阳夹杂，有脏病兼腑、腑病兼脏，或数脏之病同见，数腑之疾共存，或数经之病同见，数络之疾共存……”曾有一长期慢性痢疾患者，虽经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医院专家名医之手，皆未奏效，乃求治于李氏。李诊后曰：“此乃寒积不化，虽寒中夹热，但总属寒多热少，故治宜温中导滞。”处方：附子3克，党参4．5克，干姜4．5克，白术7．5克，木香4．5克，大黄3克，焦楂6克，山药9克。又嘱曰：“首日服1剂，停药6日，第7日再来诊。”3日后患者即来，言药无效，李曰：“待7日后。”第7日来诊，云：“大便已由一日十五六次，减为一日六七次。”李曰：“原法原方再服l剂。”再来诊云：“大便减为一日四五次。”李曰：“仍遵前方前法。”1月后而愈。求教其理，李曰：“我擅长治疗夹杂证。治疗之关键在于辨别夹杂的比例多少，夹杂多者，用药少了不可，．夹杂少者，用药多了也不可。另外还要注意脏腑之气的七日来复，此例取效者，即是也。”
李氏治病，用药非常精练，循规蹈矩，严于法度，从不用一味多余之药。常言：“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而在精，开方用药，务求药证相投。”曾治一老妇，患腹泻久治不愈，其处方仅为白术6克，鸡内金6克。病人虑其用药过简，未必能效，姑照方服用，不料竟获奇效。又曾为一位高于治病，处方药只六味，药价仅值两角钱，患者秘书担心无效，要求重开贵重药，李曰：“大黄虽贱，用之得法，常能救人；人参虽贵，用之不当，常能害人。”而后患者遵方服药，一剂显效，二剂痊愈。秘书赞道：“药到病除，真不愧为名医!”
李氏不仅精于中医内科、妇科，而且对儿科、外科及老年病学方面亦研究颇深。其学术思想，主张熟读中医经典，兼及后世各家流派，加以融会而贯通之，并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以验证之。李氏对于经方，尤其研究精深，他喜用经方并善用经方，却又不泥于经方。在诊断上，他强调应按四诊八纲进行综合分析，尤其还重视腹诊，以及观察色脉喜恶，务求辨证精确；在治疗上，重视脾胃，认为难病多瘀，久病多瘀，善用活血祛瘀之法，用药配伍注重标本兼顾，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但攻而不猛，补而不滞，更强调用药力求精练。
李氏为人，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好学不倦，对病人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尤对劳动人民深为同情。1965年他一度居家养病，单位在其家门口挂出“李老有病，暂不接诊”的通知，一远道而来的农民患者，求医心切，上前敲门，当秘书出来劝阻时，李氏却振作精神下床，请患者进屋，立刻为其诊疗，令患者深为感动。事后他还对秘书说：“今后凡是病人找我，只要我有点精神，尽量不要拒绝他们，特别是农民，远道治病多不容易呀……”
李氏生前爱好书法艺术，闲暇以笔墨为乐事。曾书写诗句“献身要读润芝(毛泽东字)书，报国应行翔宇(周恩来字)路”、“但愿人皆寿，何妨我独劳”等为条幅，悬挂于壁，以勉励自己。
为了启迪后学，李氏集平生治学《伤寒论》之心得及临证经验，于1959年编著成《伤寒一百一十三方使用法》一书，并计划撰写一部以中医各科疾病及症名为纲，病、证、方、药为目的临床医师必备的工具书．笔记资料积累甚多，然终因诊务、政务繁忙，未及完稿而逝去，深可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