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2006古老的中基課】節錄.其之二:經方退化.復興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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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上古時代神農氏用本草,到了漢朝時代,一些口耳相傳的理論,形成了《黃帝內經》。
在《黃帝內經》形成的時候,其實已經有幾部書失傳了,比如說《湯液經法》……相傳伊尹做湯液,然後當了商朝第一個皇帝的宰相。這種事情,你們會覺得很怪嗎?我覺得一點都不怪:我從前在一個出版社工作,因為會一點中醫嘛,幫老闆看病,而那出版社的老闆後面還有後台,就是更大的老闆,幫那個大老闆把病看好了,結果全出版社的人都對我唯唯諾諾,當那個組織最大頭目「命懸我手」的時候,誰都怕你,所以會湯液的人可以當宰相哦,聽起來是很有道理的嘛。
今天《湯液經法》已經不復存在了,可是在它還沒有消逝之前,可能有一個人,他在宮廷藏書或是什麼地方看到過一類的文件。那個人就是今天被中國人稱作醫聖的,漢朝的張仲景。
因為《湯液經法》有一些毀滅後的殘骸留下來,那些殘骸,梁朝的陶弘景,把它編成《輔行訣》,就是輔助修道人修行的一些方劑。它裡面的那些方子,其實就是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裡面那些方子的雛形。
陶弘景蒐集到這些東西,讓人可以看到:哦,可能古代真的是有《湯液經法》這個東西的結構的!就是:陰旦,陽旦,朱鳥,玄武,青龍,白虎,騰蛇,勾陳,這些各方位的神,每一個神有大小不同的方。其中的小陽旦湯,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張仲景的「
桂枝湯」。
《湯液經法》失傳以後,就算張仲景這個繼承人最偉大了。張仲景的偉大在於:古時候那些偉大的醫學,上古留下來的種種情報,那些非常重要的方子,「該怎麼用」這件事情,張仲景把它擺平了。他用《黃帝內經》的理論去對照臨床,寫出一本《傷寒雜病論》,這部書的方子都是用起來很神很神的。所以《傷寒論》的方子你用得對,幾乎就是所謂的「一劑知,二劑已」。有沒有聽過這句話?就是一帖下去,病人就感覺到不一樣了,然後第二帖就把人醫好了。我常常遇到這種一劑知二劑已的狀況,一帖藥下去,病一下子就好了。有過愛滋病的朋友,淋巴節開始腫,按得出來一坨一坨的,我想:「這東西應該是《傷寒論》裡面的少陽病吧?」,然後就開張藥單,死馬當活馬醫,叫他煎小
柴胡湯。一帖,全退;第二帖,就算保養一下。如果是西藥,照理說藥一停他就要復發對不對?那個人吃兩帖小柴胡湯到今天已經三個月還四個月了,還沒有再發過。所謂「經方」就是有這麼大的力道。張仲景的醫療水平是有到這樣子的。
而張仲景寫出來的《傷寒雜病論》,我一直都覺得是值得背下來的書。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那些古時候流傳下來的情報,它的結構很像一個我們現代人都知道的東西,就是電腦程式。《黃帝內經》也好,《傷寒論》、《湯液經法》也好,它那些片片段段的方劑跟診療的症候,會讓人覺得「它背後應該是有一個程式在跑的」,好像有一臺機器,會問你說你感覺哪裡怎麼樣,然後你回答,它就會跑:「怕熱還是怕冷?」選A,然後「喉嚨是痛還是不痛?」,再選B……像是有一個程式在跑似的,如今那一整套程式,太古時代的中醫那個最偉大的思路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情報的破片。仲景就在《傷寒雜病論》序裡面寫說:雖然我們不能拿這本書包醫所有的病,可是如果你們能夠「尋余所集」──如果你們能夠去細細推尋我找到的殘破片斷──「思過半矣」──其它的病,你們也會想通的。
果然,凡是把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整本書背到滾瓜爛熟的人,心中都會莫名奇妙的產生一種引力,它哪裡有空缺的地方,漸漸自己會把它填起來,慢慢開始在那個人的內心世界形成一套完整的醫術。
所以「背經典」在這種事情上面是蠻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說:我教《傷寒論》,講一大堆本草的藥理啦,某個病的病機啦……其實都不過是調味料,要誘使你願意看《傷寒論》的條文而已。真正進步最多的人,恐怕還是背書的人。如果《傷寒雜病論》你整本背下來的話,那醫術是醒著睡著隨時在進步的。
我說,學《傷寒》像玩數獨遊戲,數獨遊戲就是一個九宮格,有些格子有數字,有些格子空的,雖然空了那麼多的數字,可是你知道它的理法跟邏輯,漸漸可以推算出它缺的是什麼數字,你這樣玩個幾個鐘頭後,終究可以填滿。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就是一部數獨遊戲,你可以不用去理解它,就把它整本背下來,然後你就會發現它的很多方劑有些微妙的差異啊:這個方和那個方,剛好就只差一兩
白芍藥啊,那這個方跟那個方治的病症又有一些差別啊,那麼,一兩白芍藥在幹嘛,你就知道啦。那等到你看另外一個方,剛好只有芍藥跟
甘草兩味藥,那你已經知道芍藥在幹嘛了,你把那個藥方減去芍藥,那麼甘草在幹嘛,你不就知道了嗎?……就這樣它條文與條文間會彼此呼應、彼此對話,這樣,上古的本草學的功夫就會在這個理路裡面練成,一味藥要幹什麼,如果你真的背到滾瓜爛熟的話,你睡著醒著都會在推敲這些問題,這種自然形成的拉力,會迫使一個人的醫術日以千里的進步。
我常常在說,學醫最開始的教科書,當然要用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像你們的學長姊,他們雖然學醫才很短的時間,可是他們在家裡幫家人治什麼
感冒那種病,出手比外面開業的中醫還醫得好啊。才短短學這麼幾個月的時間,出手治這種西醫口中的絕症「病毒性疾病」,怎麼比外面的中西醫都還看得好呢?就是一年功力抵十年二十年苦修啊,《傷寒論》就是這種神奇的經典,放到今天已經一千七百年了,它的東西完全沒有褪色,它為什麼沒有褪色?因為它是一個程式,它不是一個僵死的東西,或許有一天,當人類進化成有二十條正經脈的時候,它就變成過時的東西,但是人類現在仍是正經十二條,一千七百年前的人是這樣,一千七百年後的人還是這樣,只要你這個硬體沒有換,你的軟體就不用換,所以當病毒進來了,癌症進來了,它在你的身體裡面下一些亂七八糟的指令,它指令整個的排列組合,你有一套解毒程式在那邊,所以堅持要用《傷寒雜病論》的方子的老醫生都認為說:《傷寒雜病論》裡面的的方,決不只是拿來醫感冒,而是醫萬病。因為當他們整本書熟透之後,會覺得可以醫萬病。
那這個數獨遊戲有多難呢?一般數獨遊戲九格乘九格,我們就已經覺得很傷腦筋了對不對?那《傷寒雜病論》的數獨遊戲大概是二百五十格乘二百八十格之類的吧?所以有一位日本醫生說:「如果你要我到荒島去當魯賓遜,只給我一樣東西打發時間的話,拜託你讓我帶一本《傷寒論》去,這樣我到死都覺得很有樂趣。」
我們的人生不夠長,要去修行《傷寒論》中的學問,即使能夠日進千里的進步,可能都沒有辦法在死前把它玩透、拼湊回當初那個最精髓的完整程式。但是,多活一天,多究一天,就會感到有賺到。
然而,學這個科目,最討厭的是什麼?就是學一大堆有的沒的,把那個程式搞壞掉。因為《傷寒論》和《黃帝內經》還算是同一個系統裡面掉出來的情報,那還可以一起拿來拼裝;最怕的就是一推拼圖裡面還摻了幾片別的拼圖,結果就不管你怎麼拼都是錯的,然後花無窮心力在那邊除錯,不斷地做這種事情,醫術就毀掉了。
所以往往那種基本教義派的經方派,非常討厭其它派別的醫術和理論,因為如果它們混進去的話,醫術會產生一個很糟糕的程式上面的糾纏跟崩潰,會有這種醫術的解體現象。
除了漢朝張仲景的醫術,古時候還有一個神醫叫做扁鵲,太古時候的扁鵲是一種異形生物,說有什麼鳥翅膀啊,可以看到人的臟腑,那種怪異的生物。後來有一個叫秦越人的人,因為他醫術很好,有洞視臟腑的超能力,所以大家把扁鵲這個封號加在他頭上。
那張仲景之後呢,緊接的他的時代就有華佗,華佗的醫術,就產生一個和張仲景不太一樣的地方:張仲景的醫術以六經為綱領來跑那個程式,而華佗的程式是只跑在五臟上面,是另外一個思維的向度。
華陀之後,又有一些醫者,像唐朝有孫思邈,他收集、試用很多民間的有效方,《黃帝內經》分成《素問》跟《靈樞》,裡面都有講很多針法,因為我教的是方劑學,所以針法我不太在意,但是孫思邈的醫術就比張仲景多了很多針法,張仲景的醫書裡面針法是很少的哦,主要是方劑,張仲景等於是傳說之書《湯液經法》的傳人。
當然,孫思邈的時代,也算是中醫的黃金時期。
到了宋朝的時候呢,因為社會的規定,制度的改變……宋朝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社會制度,採取國家統一規範,一個村子要蓋房子,就要求家家戶戶的那個樑柱哦,都要一樣的尺寸,他們在村口那邊有一個部門,專門幫你儲存同一個尺寸的樑柱之類的建材,某某型的國民住宅如果樑壞掉,就可以馬上在那邊換一條,不需要重新打造,非常方便。宋朝很喜歡把什麼全部都統一格式,於是宋朝的藥劑,就開始做那個時代的「科學中藥」,什麼方劑都是幾斤幾斤配好,把它打成細末,然後到藥局就說「我要什麼什麼方」,他就給你一包成藥粉,你回來水煮一煮就可以喝了,非常方便,全部統一規格化的沖劑。也因為這樣子,宋朝發展的方劑,都是小包小包的,像逍遙散就是出自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和劑局方》就像是國家藥典。
宋朝如果要提經方派的話,像我自己很喜歡許叔微大學士,他的《傷寒九十論》等等的書。張仲景的學問雖然一直寫在那邊,可是之前沒有人做實踐跟檢證的記錄,許叔微就把他這一輩子的醫案挑來寫:這個病就像張仲景說的一樣,我就照張仲景這樣子開藥,結果就是對!把張仲景的東西重新實驗過一遍,告訴你「他果然是對的」!這是很好的實驗記錄。
那另外還有像是宋朝的嚴用和,他的《濟生方》,他把張仲景的八味腎氣丸加一些藥味,然後做成不同版本的腎氣丸來適應不同的證型,幫張仲景的方子微微修個眉毛,就像已經有一個美女了,你再幫她打扮打扮。
宋朝結束的時候,中醫開始進入一道可怕的分水嶺。就是在金朝的時候出現一個醫術非常好的人,叫做張潔古,也就是張元素。這位潔古老人呢,他非常曉得五臟之間的流轉,他開始為每一味藥物編一種分類法,叫做「歸經」,就是「這一味藥吃了會走心,這味藥吃了會入脾,哪味藥吃了會入肝……」,幫藥物做這樣子的分類之後,用藥,從五臟派的角度來講,是不是很方便?我心陽虛應該吃那幾味藥,心肝陰實應該吃那幾味藥,都幫你歸類好了,就很方便。
可是呢,我個人以為,五臟派的開藥法,最妙的地方是在於它的「隔臟治法」,你某一臟有病,他會曉得是從哪一臟傳來的、會往哪一臟傳過去,所以用藥或用前一臟的藥、或用下一臟的藥,來把這個臟搞好。所謂「歸經」,或許比較像是服務於這一套系統的零件。
而,失去了更高指導原理的「歸經理論」,卻變成了張元素之後的中醫世界的「主流」,以歸經理論來研發的方劑,也就是在日本被稱為「後世方」的「時方」。
決不是說時方都無用。好用的方子還是很多的。
但是,顯不出力道的方子,卻也很多。
也可以說,現在市面上的中醫,大多數都是「時方派」。
時方派中醫怎麼看病?我想各位都經驗過:醫生手搭在你的脈上,心裡想著:「唔嗯……心脈有點兒火,加兩錢黃連;肝有點陰虛,加三錢白芍、五分
牡丹皮;腎脈蠻弱的,加一錢
熟地黃;血分有些熱,加三錢
生地黃;氣分虛而有濕痰,加兩錢參鬚、五分
半夏、兩錢蒼朮……」把脈術都堪稱穩健,一帖藥二三十味運筆如飛就這樣子開出來。以理論來講,都對,合情合理!但你若問我,這帖藥有沒有效?對不起,我不知道!
以「歸經理論」件為指導原則,大約就是形成這樣的醫術,不能說不好,毛病不大,但,就常常是一種溫溫的,讓人覺得「好像吃了有好一點」程度的有效。
因為我自己是學經方的,經方的「藥物組」和「抓主證」的整個框架都和時方的系統不一樣,用藥時所看待的每一味藥的作用,也和歸經理論搞的東西對不太上,比如說醫頭痛,我會問:「你這個頭痛,會不會痛時煩躁得想去撞牆、或者一面痛一面想吐?」如果會,那開吳茱萸湯;「會不會同時口渴、多汗、尿特別少?」如果會,那用
五苓散的機會就多些……一個湯一個湯的可能性用問的比較多,脈象有時只拿來作個參考,和時方醫者的作法不太相同。所以,我並不能很清楚地認識到時方派的這種開藥法可以好到什麼程度。大概只能說,我自己多半不是這樣子在開藥的。
隔行如隔山,你叫我一個用經方比較多的人去評論時方,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從前有一個朋友,拿了別的醫生開給他的藥單給我看,我看那一串藥,就說:「你
失眠、口臭、從前受過內傷……」他說:「你怎麼看藥單就都知道?」我說:「寧心安神藥用這幾味,通常是失眠嘛;清胃熱養胃陰的藥用這幾味,大多是口臭嘛;沒事不會用傷科化瘀的這幾味藥,多半是有舊傷吧?……」他一聽,樂了,還以為遇到高人:「那,我這醫生,開得好不好?」我只好苦笑:「這嘛……不好意思哩,你先吃了,再告訴我有沒有效,好不好?」我既不能斷言它必定有效,也不能斷言它必定無效。
這種在張元素之後被變成單純化、平板化的中醫醫術,照規矩開藥,我也沒有意見;但,以一個歷史的觀察而言,卻可以看到:它,造成了中醫的退化。
照著五臟歸經分配藥物的醫者,醫病的力道,不夠有效的機率還蠻高的。日本的吉益東洞罵這些醫者是所謂的「陰陽醫」。
什麼叫做「陰陽醫」?就是現在網路上很多討論版可以看到的:有一個病人他說「我口渴啊、小便黃啊」什麼的,然後就有一個學中醫的人跳出來跟他講:「你這可能是肝陰虛有熱,可能是心火下小腸,也可能是腎水不足以制火,還可能是脾津不足,又濕蓄中焦!且肺為水之上源,肺虛則……」講五臟講了兩圈,完全陷入那種可憐的天秤座模式──我常說兩個天秤座會讓地球停止轉動,我自己是一個,再加一個就可以了;要商量午飯吃什麼,隨便聊聊,就到下午三點還餓著──講起來每一句話聽起來都好玄妙哦,都是那種「專業黑話」!可是……到底要怎麼醫,你講清楚好不好?「或許是這樣,或許是那樣……」「這帖藥你拿回去吃吃看,不行的話,我們再來換。」一換可以換二十五種方,醫術就毀滅在這種事情上面。張仲景的方,你一看準了,開下去就有效。那你還「或許有效或許沒效」二十五種方在那邊轉,一圈要轉半年呢!
一旦五臟相傳的那個核心主程式被拔掉以後,那些片段的情報,很難再組合出像樣的東西了,它本身的不完整,讓它具備了一種「很容易劣化」的體質。所以現在學醫的人很會講這種黑話,黑話聽起來都是講偉大的道理,但怎麼聽都聽不懂,開藥像賭骰子。醫術在這種地方會產生急遽的毀滅。
緊接著張元素之後的時代的金元四大家,像李東垣的龍膽瀉肝湯,就看準肝經開下藥來,你會覺得這個人用藥很漂亮對不對?這樣值得誇讚。他是緊接著張元素出現的人,醫術還沒有開始墮落。但到後來,理論兜來兜去,就愈來愈不行了。
中醫的退化,直接或間接造成這件事的醫家們,你說他們會很苦惱於自己的醫術不如古人嗎?其實,不一定。你讀歷代醫書,就會發現,這些人是……滿懷「快感」地在做這件事的。
比如說,現在大家治感冒常用的「九味
羌活湯」,它就說:張仲景醫感冒分六經用方,那你看,我多聰明!每一經的驅風藥都有!一帖包醫啦!講得他自己都爽死了!他本人會覺得:我是開拓了中醫前人未到的新紀元呀!
但,張仲景治六經感冒的方子,燒到三十九度還要裹棉被的麻黃湯證、高燒煩熱的白虎湯證、吃飯拉飯、手腳冰冷的四逆湯證、煩躁欲死的吳茱萸湯證……你九味羌活湯,能醫嗎?都不能啊。何只是病醫不好,要讓病人舒服一滴滴都很難!
其實,九味羌活湯的存在理由,也很奇怪!說「怕人分不清楚張仲景的桂枝、麻黃湯證要怎麼分」所以教你用這個代替,臨床視情況作加減就可以了。這種「好心」也是很詭異!桂枝、麻黃湯證蠻容易分的耶!相反地,臨床加減九味羌活湯很難搞!
如果一個醫者連桂枝證和麻黃證都分不出來,找塊
豆腐一頭撞死算了,根本沒有資格、智能走進這個領域嘛!為什麼要去「呵護」這種事?這等同「包庇罪犯」耶!古代日本的「小醫聖」永富鳳就說:強盜劫財殺人,一輩子造下的殺孽,一個生意尚可的庸醫,只要十天就贏過了。
但,就是這一類的「創新」、「突破」,從元朝到清朝,一點一點地把經方從這個市場擠兌出去。
金元四大家,有滋陰派、有補土派,像每一個人都提出一些獨特的論點,但它再也不像張仲景那樣全面化的整個包著的那麼「穩」。比如說李東垣是補土派,我也很推薦補土派啊,他說,脾胃不好你哪裡能好?你要吃補腎藥,脾胃那邊給你擋住,你補得進去嗎?這很對哦,基本上很好的一個論點,像氣虛血虛什麼的,我先開什麼
健脾丸、一些保脾胃的藥幫助消化,讓他的消化機能先好起來,調補兩個月以後,我們再吃別的補藥。這是基本中的基本,所以補土派的論點還是值得珍惜的。
但是滋陰派,滋陰派就是跟近代火神派相反的派,他說,人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他說陽比較大,陰比較小,所以陽一定是太多,所以要下火,要滋陰……那這就不一定能夠為萬世法。滋陰派也有正確的時候哦,有的,就是在國運昌隆的時候它會正確,每個人氣都很暢很旺的時候,滋陰派會正確,但是不是永遠的正確,那中國人,你也知道哦,國運昌隆的時候有幾年嘛?
那到了明朝,醫家比較沒有太多的創見,比較是整理前人的資料的年代。因為從金元四大家之後、從張元素發明了五臟歸經理論之後,醫術就在墮落之中了。那你說師父到徒弟一代代墮落,也不嚴重嘛,一般徒弟也會說:「唉呀,幸好我還有老師的九成半功力嘛。」對不對?那三十年算一代哦,金朝到民國很多代哦,我曾經把它用計算機算過哦,每一代都算有他老師的九成五功力,幾代就乘以幾次方,到了民國初年,中醫的水平,大約會是當年的百分之零點零幾。
那,的的確確,在民國初年的時候,中國大陸普徧的中醫水平,果然差不多就是零。一般醫者就是拿一個方子在亂用,搞專病專方,中醫都慘到變成「吃好藥到相報」的境界了。比如說某某中醫曉得一帖方叫白虎湯,有人發高燒醫好了,然後就以為說白虎湯能治大病,之後每一個人都開白虎湯,不是白虎湯證的人就吃死了,這中醫就給人抓去揍一頓……
民國初年的中醫,當然還是有幾位很好的中醫能夠坐鎮在幾個點,讓人能覺得「世上還是有名醫的」,但是在那幾位名醫之外,幾乎都是這種亂七八糟的郎中。
剛剛我們上課有講到「火神派」對不對?用陽藥的思考,元朝王好古的《陰證略例》就有單獨拿出來作為一個議題探討過。而火神派的理論,在明朝快要結束的那段時間,其實有過一次萌芽的機會,那時候有一個趙獻可,他寫了一本書《醫貫》──就是醫道我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把它貫串起來──那《醫貫》就講:人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就是命門火跟元氣嘛,講來講去,什麼病歸納來歸納去,都是元氣不足、都是命門火不足,所以我們應該養命門火,這樣子人全身的元氣才會夠。
通達全身的氣,用補中益氣湯;補命門火,是八味地黃丸。看《醫貫》,好像會得到一個結論: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丸,百病都可醫?
這樣子是不是正確?
其實我常常說,醫生要講「開業術」的話,不管
三七二十一,遇到誰都叫他吃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丸,什麼病也好一半;一般的人只要吃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丸,多半都會覺得「我有好我有好」,然後積年累月吃,就越來越好。這其實是很弔詭的事情,你不需要什麼醫術,病人居然蠻滿意。
而趙養葵(獻可)也有提到過一些其他論點,會使我覺得他的陰陽的觀念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說一般我們說「口瘡」我們都會說發炎那是「熱」嘛,要清火,吃什麼清胃火、心火的藥。可是趙養葵說:口瘡很有可能是因為脾胃太寒,裡面陽氣被逼得外脫,變成嘴巴燒起來,所以要吃理中湯。用理中湯這帖大暖脾胃的藥來治口瘡,這個論點是不是百分之百通用先姑且不論,但是能夠提出這個論點是很有意思的;並且,驗諸臨床,今日所見的長口瘡的人,能用理中湯醫的,的確也不在少數。
他不被稱作火神派,後來後世醫家稱趙養葵稱這個《醫貫》的論點叫做「養火派」,就是養那一點點火,還沒有燒大火;因為八味地黃丸裡面
附子、
肉桂只佔它所有的藥的二十幾分之一。我們現在的火神派,是其它藥只佔附子的二十幾分之一。
那趙養葵的這套理論呢,從明朝結束到清朝,我認為最直接繼續使用他這套理論的是傅青主那一派;而同一個時代平行支持他的理論的,是愛用左歸丸、右歸丸的張景岳。
傅青主的用藥大部分都是溫補溫補的,不過,倒也不能說傅青主派的醫術是《醫貫》中發展出來的。因為傅派用藥的「技巧」蠻誇張的,醫貫之中並沒有那麼充分的開藥手法可以啟迪後世。張景岳用地黃,那叫「濫用」,後世在臨床上也被人批得很慘;而傅青主、陳士鐸的書裡面的用地黃,那叫「特技」!好像海豚跳火圈,往往令學習者嘆道:「原來這樣搞,也行哦?」傅青主派常常會說:「你這個臟有病,那我們就幫你把其他幾個臟都補好嘛,這樣自然會把那個有病的臟也養起來。」這臟有病就補其它四個臟,隔臟治法。
傅青主這一派的醫學呢,是清朝初年的時候存在的,或許醫學流派用藥的調子,會跟「該時代的人的體質」有一點關係。像是傅青主的方,如果是今天的台灣,我在用的時候,我常常要作一點點微調,把它附子的量再加多一點點,吃的人才會比較有精神,否則吃了之後有時人會很痿靡。
也就是說在清朝初年好用的方,「滋陰的藥會偏多一滴滴」那種感覺,再加一點補陽的藥,在現代用起來就很舒服了。
反過來說,張景岳在明代後期提倡的一些溫補的方法,到清朝就被評判說「補爆人、燒死人」。
從明末到清初的時候,趙養葵的養火派又被滅掉了,或許是因為清初有一位很偉大的康熙大帝,全國國運都被炒旺起來,那人的氣一旺,那些補火藥就變得沒什麼好用的了。所以在 清朝的很好的醫家叫徐靈胎,就作了本《醫貫砭》,就是罵《醫貫》這本書,說「怎麼可以這樣子搞?」,其實徐靈胎會作《醫貫砭》也是有道理,因為每次有養火為主的流派出現時,都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某一類型的治療方式被強調成一黨獨大,所有其他的處理法全部都被忽略掉。
看趙養葵的書,如果覺得他講得對,很容易變成「那我還學那些清熱消炎的方子幹什麼?」會覺得養陰生津之類的方子沒有用。在這種補火的觀點一下子冒出來而又很有療效的時候,很多我們累積多年的其他治病觀點與方法都會被排除掉。
我覺得,如果某派一黨獨大的話,那萬一有一天人類變成不是這種體質的話,到時其它的醫術都被廢棄了,就救不到人了。
比如說大陸有幾位先生,論點就是「用陽藥!用陽藥!」,然後叫人家「保精」,不可以有房事什麼的,看他們的醫術,我會覺得有點可怕。因為我所知道的人類,會生的病,可不只他們講的那一種兩種而已。你不能妄想在治法上來個一招全包,感冒就都用很多附子的四逆湯;我們這邊,你們學長姊感冒,就是有用桂枝湯、用
葛根湯、用柴胡湯的時候啊!你不能把其中一個片段擴張到那麼大。
張仲景有教補陽破陰的方法救這些垂危的絕症,那是沒有錯,可能我們現代台灣人和大陸人都很慘,陽氣都很虛,所以對這些醫療技法會特別有需求。可是萬一有一天,人類的品質變好一點了,你不能只靠這個啊。如果是真正的上火,你還是得幫他清熱啊。
這就像所謂「鐘擺定律」,明末清初,這鐘擺從極衰擺到極盛,所以趙養葵才創出養火派,就又被打回去了。
然後,到了乾隆之後,中醫又開始重視「溫病」了。
溫病是有實火的病,或者也可以說,它是病毒性疾病「傷寒」之外的一種細菌感染的「瘟疫」。而這種瘟疫,和單純的細菌感染的「發炎」又不一樣,「發炎」傳染力很低的,你聽過牙痛在傳染的嗎?在臨床上,溫病,往往是一種「病毒幫細菌護航」的複合現象,一始似乎是感冒的,但很快就由來勢洶洶的細菌接手了。感冒了之後再併發細菌感染的溫病,你要把它當傷寒醫的話,不對,他身體這裡那裡又開始發炎了,那些發炎都是實火,所以還要用那些真正滅火的藥,和原本醫傷寒打病毒時,所需要的「人體作戰地圖」不一樣。原本和病毒作戰時,是用六經辨證的系統作為地圖的。
現在溫病流行的時候,和溫病在第一線作戰的醫生開始發現:這種感染,要用另外一種辨證系統,叫做「三焦辨證」,上焦中焦下焦,可能這種型的細菌蔓延,會剛好對到人體的淋巴網絡哦?人體自己分隔成幾個區塊來擋細菌,一旦是細菌大感染的那種病的時候,就產生了三焦辨證。
你不能說開創溫病學派的中醫不辛苦、不努力,瘟疫流行的時候,死人又多又快,疾病轉證迅速又變化多端,如何能用又強又猛的藥,瀉實熱、消炎、解毒、養陰,搶在細菌蔓延開來之前救回一條人命,都是很需要拼醫術的。有人成功救到人,就要趕快把這個技術傳播出去。
葉桂(葉天士)是清朝中葉的人,溫病派的興起,跟葉天士蠻有關係的,因為他寫了一篇著作叫做《溫熱論》,一篇不太長的文章,那葉天士寫了《溫熱論》呢,後世有人就覺得溫病派的開山祖師,葉天士有他一份。
其實葉天士他寫《溫熱論》有點像是他臨床的經驗報告。他的《溫熱論》並不是自命圓熟的醫學經典,而是他面臨這種病的時候,他所處理的種種方法,提供出來跟同道分享。
我覺得這樣子的心情,好像不必去責難他。可是現在葉天士被奉為溫病派的祖師爺之一啦,然後溫病派強橫的勢力呢,又把傷寒派在中國幾乎是滅絕啦,於是有少數的經方派就會視葉天士為寇仇。可是我在看葉天士的醫案的時候,常常覺得:葉天士是經方派的。他開那些什麼「
黃耆五物湯」啦、「桂枝湯」的加減什麼的,都開得非常之好,十卷醫案中用附子的也有一百五十幾案,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不愧為一代神醫。只是很多地方他覺得可以用藥更溫和的,他不用像傷寒方那樣大陣仗的方,可以用更輕更少的藥味達到療效,反正是他醫術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而他,也不認為自己的這些招術是別人可以學、可以沿用的,他死前再三告誡,叫後代子孫除非是天縱奇才,不然不可以隨便習醫。
要再說前一些,金元時代對抗瘟疫的那些方子,已是這個學門的肇始了。葉天士之前,溫病相關的有名著作,明朝吳又可的《溫疫論》也是一部,吳又可的溫病著作,也是臨床「實戰記」,不一定完整、完美,卻也有能夠救到人的好方。
葉天士之後,有吳瑭的《溫病條辨》。
那,吳瑭的《溫病條辨》咧,雖裡面的一些方子,桑菊飲、銀翹散等等,我也常在用──但,對它也蠻不好意思的──這本書,是我目前「唯一一本」讀不下去的中醫書。每次看幾頁就想掀桌。我臺灣檢考考過了,不去考中醫特考,就是因為撐不住讀這《溫病條辨》這件事。我情願一輩子沒牌照,不當中醫師,也不要讀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是一個「狂人」寫的啊!
裡面的論點,自相矛盾的地方非常多,硬是創一些沒什麼意義的「規條、教條」,再卯足全力來強詞奪理自圓其說,實在沒道理的,就丟煙霧彈,開始大扯一堆黑到不行的黑話來搞「因為你們沒有人看得懂我在說什麼,所以是我對」的邪教教主模式。
他的序言倒是寫得很謙卑,說他只是幫仲景的傷寒論系統再補作一點外掛程式而已。可是,內容,之瘋的!不是說他哪個方子不好,而是整本書的思路、邏輯不對勁。
我有時會想:恐怕要一個邏輯很不理性的頭腦,才讀得下《溫病條辨》吧?如果說今日的中醫學習者,有很多人,都把這本書學得很上手了,那,到底有沒有問題呀?
《溫病條辨》到今天,也不過兩百年,我真不知道這兩百年間發生了什麼事……彷彿,中醫界,就在這兩百年之間發狂了。
為什麼溫病派出來之後,會變成很多人在講「南方無傷寒」呢?說「傷寒是北方寒氣所逼才會得的東西,我們現在都是南方人,所以不會得傷寒,不需要張仲景的東西。」開始有一些南派醫生堅持《傷寒論》裡面講的病,不可能會發生在南方的人類身上。
在台灣中醫界,有非常多的人會跟你講說「南方不可能有傷寒」。那些人我都覺得他是已經瘋掉了:你從小到大,沒有感冒過嗎?「感冒」,病毒感染,就是張仲景說的傷寒啊。你感冒有沒有發燒
咳嗽流鼻水過?如果有的話,不就是張仲景書裡面寫的那些東西嗎?你為什麼可以講那不是傷寒?
他們說傷寒是拿溫度定義的,不是啦,那個「風氣」也好「寒氣」也好,是病毒的代名詞啦,跟氣溫有什麼等號關係?不是拿溫度作定義的啦。更何況即使是臺灣,也會有天冷的時候啊,並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打赤膊吧?即使是夏天,處處有冷氣,超級市場裡有冰櫃,你從一個太陽很大的熱天之下衝進超級市場買東西,夏天也會受寒、著涼。
現在台灣有一些學醫的人,亂講一些話,說我們是南方,不會有傷寒,這太過分了。台灣沒有感冒嗎?那SARS流行過來,我們每個人就不要當一回事啊,不是沒有傷寒嗎?何必緊張?你為什麼SARS來要緊張,又要說「南方沒有傷寒」?
矛盾到如此地步的人,你不覺得他可以去住瘋人院了嗎?
溫病,它可以是一個學門,可以是一支很重要的技術流派,但,曾幾何時,它有立場取代「傷寒」這個處理不同疾病的另一個學門了?
「傷寒」是張仲景特別拿來作為書名,讀者還能從「寒」字聯想到「受涼」「感冒」,《黃帝內經》講感冒六經傳變那一篇,篇名叫〈熱論〉,總讓人因為為「發燒」這件事,就忍不住覺得是熱症,而把寒涼藥開下去;SARS流行時,大家搶購板藍根、金銀花,就是這種思考下的行徑。這種事情,其實好早以前就有人在講了,唐代孫思邈就說過:「嘗見大醫療傷寒,惟
大青、
知母諸冷物投之,極與仲景本意相反。湯藥雖行,百無一效。」唐朝就這樣了。近代江西的萬友生教授也講:「不少人以為流感是熱性病,所以要用涼藥治療。初時還以辛涼為主,銀翹、桑菊廣為運用,後來漸至苦鹹寒(如板藍根),理由是它們可以抑制病毒生長。至今國內感冒藥市場為寒涼藥占領。結果是,大量的可用辛溫解表的麻黃湯一二劑治愈的風寒感冒患者,卻隨意用寒涼藥,令表寒閉鬱,久久不解,釀成
久咳不已,或低熱不退,或咽喉不利等後果。臨床屢見不鮮,而醫者、患者竟不知反省!」劉渡舟教授在教書時,還有人問他:「你還給學生講麻黃湯麼?你用過麻黃湯嗎?」仲景方治感冒,是好用得不得了的耶!可是在當今的中醫市場,這麼淺而易見、臨床可驗證的事情,被當成是什麼邪教一樣!
溫病派興起之後,莫名其妙地形成一種很可怕氛圍,把經方派完全逼成弱勢族群,以致於到了近世,在中國一百個醫生裡面有沒有兩個經方派的都不知道了。張仲景這麼好用的系統被整個廢棄掉,只因為有人捏造了另外一套理論,說他那一套理論才是對的。
拜託,張仲景的那套理論,是不知道哪裡流傳下來的宇宙機密呢,不是你這種僅靠一世一代的人類智能就可以篡掉的啦!張元素的本草歸經理論,使得後人再也難以理解、認許經方派的用藥邏輯,這是經方系統的第一次重創;溫病學派的毫無理由的膨脹擠兌,使得經方派遭到全面性的忽視和否定,這是第二次的大覆滅。
你說中醫和西醫有什麼好互相敵對的?毀掉中醫的,不都是行內人的惡搞嗎?
於是,到了清末民初,一般中醫差不多什麼病也醫不好了。時局到達這個壞到極點的時候,又有一些讀書人說:「怎麼外面醫生都這麼糟啊?家裡人給他們治死一個又一個……受不了了!我不要出去給醫生看了可以吧?我自己在總可以吧!」於是在家裡面古書拿出來開始翻一翻,可能是翻到中醫「基礎教材」《傷寒論》,從第一課開始看……開始開藥,然後發現:「吔~~!?怎麼會這麼有效?」很強呢,於是這些儒生們,又開始重新創造下一梯的經方派,那時候像惲鐵樵就是這樣。曹穎甫、張錫純、章次公……這些人又重新開始了經方的輪迴。
而在他們那個時候之前一點,清末,四川那邊鄭欽安抓著傷寒論創出了火神派。火神派的幾個分支在大陸那邊也很強哦,到現在還是很強。
如果要說火神派是如何發出來的,當然,用陽藥的鄭欽安是個傳奇人物。但,如果要說到這種用藥風格,其實在更之前,就有人在四川準備好了這塊培育它的土壤。用生附子破陰實的思考,之前四川的齊秉慧,就清清楚楚地倡行過,而齊氏和他的師祖舒馳遠,醫術都可說是經方派和「傅青主.陳士鐸派」融合的混種。所以,也可以說傅派的醫術,和火神派的誕生,也脫不開干係。
到了清朝末年,四川那邊的鄭欽安就正式形成火神派,陽藥用得很足,並且留下相當完整的醫術理論。一代一代精鍊下來,鄭欽安沒有講清楚的事情,我們在上一堂課也說了,他的徒孫孫第四代的小火神盧崇漢講清楚了,終於用《黃帝內經》陰平陽密的這幾句話,講出了宇宙陽九十六跟陰四的這個比例。當然,這個宇宙是不是真的就是陽九十六陰四呢?不知道哦,說不定神佛的世界也會蓋高速公路、蓋大樓哦,哪一天三十三天之外又蓋出三十六天你也不曉得。如果宇宙是一個不斷進步的生命體,我們也不能說一直會是這樣,只能說現在檢驗到的是這個樣子,以後會怎麼樣還不知道。說不定這個「玄牝」裡面又會吐出更高的世界,那時候又變成九十八比二……?
而在火神派之外,還有一些經方醫生,在民國初年的時候,開始用大量陽藥,他們比較是廣東一帶的人比如說「陳大劑」伯壇、「黎小劑」庇留、譚彤輝、易巨蓀這幾位「廣東四大金剛」,而通常用得最多的,是「真武湯」。用八兩附子真武湯的手法,也在他們的下一個世代的譚述渠手上趨於成熟。嶺南這一支的路數,和火神派略有不同,如果說火神派主攻「陽虛」,嶺南的這幾位就兼攻「水毒」──如果你去香港,看看中國南方夏天是怎麼在喝退火涼茶的,就會很容易理解真武湯為什麼需要這麼頻頻地被使用了──到現在的臺灣,放眼望去,以體質而論,十個倒有八個都是真武湯證的患者,真武湯變成我最常用處方的第一名。不過嘞,我也不給不相干的外人開真武湯,除非是他自己也學過、也懂得道理;不然,多喝幾口冷飲,這個湯劑的藥效就被解掉了,沒什麼搞頭。
雖然火神派在今日是如此重要,可是我還是要說,補火派每出現一次,中醫就面臨一次狹隘化的風險。
你單看火神派的東西會很容易覺得:「啊?只有陰、只有陽,然後陽很重要,就這樣。」原來中醫有幾千個方子可以用。他們紅了之後,跟隨者會覺得好像只有十五個方可以用,變成這樣子。他們講到的都是重要的東西,可是我還是覺得,學習的時候要整套學全,具備多元化的觀點,當你把整個陰陽虛實的「版圖」都學全了,再看出這個病人是座落在陽虛陰實的座標上,這樣子用陽藥,下手才踏實、篤定。不然的話,心情上總會有一種貿貿然的感覺,用藥的手法也會因為學得不全面而顯得粗糙。又如果有一天,人類的體質又變了,這種「強而不穩」的學習,將不能抵抗時局的變化。
如果要扯一點辨證學,六經、五臟,我們都提到過了。
明朝的張景岳,又歸納了「八綱」:陰、陽、表、裡、虛、實、寒、熱。這麼一種分類法,有它「表記學」上的意義,但,如果以開「經方」而言,這種八綱的框框倒是沒什麼好用的地方。我曾經看過一本書,拿許多傳統方劑去作八綱的歸類,說某個方劑的證狀是「表虛熱症」「裡寒實症」之類的,然後再硬去劃分說這個方劑哪味藥是治表的,哪味藥是治寒的等等。如果以張仲景的經方來說的話,八綱是一個「太過粗略」到有點無聊的作法,因為仲景用藥的層次很細,細到不能用八綱來歸納。比如說太陽病的五苓散症,感冒沒好,又口渴、多汗、發熱、尿少、頭痛、喝水會想吐,那,你說這是陰證還是陽證?是表證還是裡證?是虛證還是實證?寒證還是熱證?不管怎麼歸類,都會變成像是在硬掰。因為它是表證也是裡證,是陽虛、是陰實也是陰虛,且沒有所謂寒熱的向度。因為它是表邪未解,人體中的水走不通,某處水太多、某處水又太少,讀了《傷寒論》,我們可以了解它是怎麼一回事,但這整件事,並不適合用八綱的框架來強加歸類;如果用八綱來理解它,會是「裡熱虛症」,反而沒人看得懂了──不適當的表記法,也會使得中醫變成黑話──翻車魚穿比基尼,哪塊布遮第幾點都不知道了!──又比如說桂枝湯證、麻黃湯證,那是六經辨證的「太陽」病的「營衛氣血」的辨證範疇,風氣傷了衛氣,會變成桂枝湯證;寒氣傷了營血,變成麻黃湯證,在八綱來說,都是表證,桂枝湯算作表虛,麻黃湯算是表實,然後呢?是陰症還是陽症?是寒是熱?到這裡也會變成硬掰,因為這兩方子用的藥味會對不上八綱辨證的結果。──反而五臟辨證的那一派,桂枝湯算「肝陽虛」、麻黃湯算「腎陰實」,比較有它內部邏輯上的正確……不過這一派的我也不算會就是了。
不少有名的臨床醫家都認為「八綱幫不到臨床」,像劉渡舟教授就曾說,送一封信,八綱只能送到那條街,不曉得門牌號碼,收信人還是收不到。我覺得這是很真實的感慨。
總之,經方的思維歸經方,後人歸納的表記學歸表記學,不是什麼需要互相依存的學門。像現在還有些人,用很奇怪的英文字母什麼的來標示經方的藥理,試圖來作「大破解、大揭秘」的工程,我也是搞不清楚多費那個周章是要幹什麼啦!中國人直接讀古書最容易理解的東西,為什麼你要發明一套火星文,把古籍以「極具偏差」的手法譯成狗屁不通的火星文,再強迫地球人去多學一套火星文,然後才能……用火星文來學地球語的古書?
這都是……為了誇飾一己的學術成就,而去破壞原本最有效率的學習方法啊。
所以,這一類的「總結論」式的歸納,講白了,也就是地球人很怕「未知」,什麼東西都要趕快給它安上個全不合身的「結論」來讓自己安心,即使根本尚未弄懂。
中國人還有一套辨證法,後來變成日本人很會用,叫做「氣.血.水」辨證,雖然不具全面性,卻有提示性的意義。不要以為人只有氣跟血,中間還有「水」,氣是陽,血是陰,水是中間那個像津液的東西。人有「氣滯」,有「血瘀」,有「水毒」,這三樣,哪一樣出問題你都得處理的好才行哦。就像很多人的心臟病,是水毒型心臟病啊,水的代謝很差,每一個細胞都微微浮腫,把血管壓得壓力很大、雜質很多啊,這種的,你去治心臟、挖血管有什麼用?你要把水抽掉啊。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層面嘛。
至於,日本方面,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吧,那個時候也是時方派很橫行的時代。所謂時方派跟經方派的分界,我個人是拿「張元素」當分界點,張元素之後創的方稱為時方,就是「隨著時代潮流創出來的方」,那經方就是「經典之方」嘛,或者是說那個「經」就是指《傷寒雜病論》。宋代雖然有創一些方,可是還可以算是經方派的時代。因為時方最重要的存在基礎就是,張元素創出來歸經理論之後,從此以後每一味中藥都重新洗牌過一次,那個是最大的分界點。
時方傳到日本以後,日本也分時方派跟經方派。只是日本不稱為「經方派」,他們叫做「古方派」。然後時方派在日本稱為「後世方派」。那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江戶時代,有一個使用經方的醫者吉益東洞,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後世方派」的醫生,他說那些後世方派的醫生是「陰陽醫」──就是那些醫生講話都是那種虛虛玄玄的,什麼五臟轉來轉去,都不會醫病──於是他就以他一個人的力量跟醫術,把整個日本的時方派掃平,那個時候吉益東洞的外號叫做「醫傑」吧。
做到所謂「漢方中興」這樣的豐功偉業的一代武林盟主「醫傑」吉益翁,據說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只忌憚過一個人,他對於這個人,曾說:「對我而言,他一個人的存在,就隱然像是一整個敵國在那裡一樣,等我死了,醫林盟主就非他莫屬啦!」不過他說的這個人,後來並沒有接收吉益翁的天下江山,因為那個人只活到三十五就因為先天體虛得寒疝死了。這個人,在日本也有人稱他為「醫聖」,但到底是行迹不明,所以我就叫他「小」醫聖,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人,學中醫的,今天知道這個人的人都很少。這個人的名字是「永富獨嘯庵」,本名是永富鳳(鳳介),字朝陽。永富鳳留下來的著作很少,談醫術的內容不太多。像吉益東洞,《藥徵》、《方極》之類的作品,都是清清楚楚在教人「醫術的操作」;可是小醫聖較有名的一本醫學著作《漫游雜記》,主要的內容,卻是在談比學醫術更「之前」的話題──如何以《莊子》的「達人心法」練成《傷寒論》!──蠻誇張的喲,講什麼宋朝溫酒達人奚娘子的故事啦、日本鑄香爐達人龜娘的豪放言行啦……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喜歡《莊子》吧,讀到這樣子的一本怪醫書,還蠻感動的。
能把所有日本的時方派這樣剷平掉,你說吉益翁的醫術是不是算很強呢?很強。可是呢,吉益東洞也留下一個很大的問題。對吉益東洞而言,他的聖經就是《傷寒雜病論》。而《傷寒雜病論》我們都知道,是不需要理解的,只需要去背它就會有很大的用處的。甚至我們可以說,一個會講某國語文的人,甚至講得很好的人,其實不見得是會文法的。
我們中國人都不知道我們中國話有什麼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師範大學編出來教育外國人的書才知道「喔?原來是有文法的?」。可是我們自己講中文,並不會講成不合文法。而外國人做過一個實驗:你如果把一個文法正確的句子,依照那個文法結構,去造出二十幾句同樣結構正確的句子,讓一個學習者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讓那個人唸熟背熟,再換另外一個句法的二十句讓他唸熟背熟,然後,再叫那個人自己去試著講英文造句,會發現那個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對的」!──當你熟悉了正確的脈絡久了,其實人的「潛意識」非常的精,它會硬地歸納出文法,然後作存檔。因為人的潛意識有這種機能,所以在我心裡某一個角落,會相當贊成「讀經教育」,因為你讀熟了之後,很多很多的文法你會自然完成,那是潛意識就會自動運算的東西。所以我們都不會中文文法還是可以講中文。
那,一旦人能夠把《傷寒雜病論》背起來,他就算不是有意識的,他都會知道中醫的理法是什麼,以至於他在遇到病人的時候,即使只憑直覺開藥,都有可能開的是正確的。那就是潛意識文法的力量。
吉益東洞,以一本《傷寒雜病論》做到這樣的醫術,當然是很難能可貴,可是呢?當他著書的時候,他就強調一個很激烈的論點「萬病一毒說」,說所有的病都是一種毒氣造成的,就是「邪氣」,你不要管他是什麼邪氣,你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這樣講,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的「病機理論」做到最簡化,因為凡是在外面看過中醫、或是聽過人家談中醫的人都知道「病機理論」是多可怕的東西。「病機」就是「這個病為什麼會發生,你的內在出了什麼事」。那,那些中醫黑話高拐分子講話一扯起病機,什麼內臟都可以掰進去,聽起來很過癮,可是……療效很差。
我們中國人治病的時候都要「辨證」,對不對?那個「證」,我們都會寫這個「證明題」的「證」,而不寫作「辨症」。為什麼呢?因為這個「證」字裡面呢,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這個「病症」的「症」;一個是「證」,「證明」它的推理過程。什麼叫作「辨證」呢?──這是我們張仲景的絕活喔──比如說我們要判定一個「桂枝湯證」(就是說這個病適合用桂枝湯)的時候,我們要找他很多很多的小「症」,比如說他後腦勺有沒有一點僵硬啦、鼻子有沒有流鼻水啦、有沒有打噴嚏啦、有沒有脈浮起來啦、有沒有吹到電風扇就覺得很討厭啦,當這些這些所有的小「症」都匯集起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推測出他體內確有這個「病機」,「病機」就是「之所以生病的理由」,比如說在桂枝湯證是「受到風邪而不是寒邪入侵,這個風邪還沒有攻入營分,還在衛分……」──用這些小症狀去找出病機──而當兩者理論跟實際都脗合的時候,我們說我們得到了一個「證明」,證明我們可以開桂枝湯。所以「辨證」的「證」都是用言字旁的「證」。「證」這個東西,除了「症狀群」之外還有「病機」,這是我們中國人完整的「證」的定義,它是一個「證明」的過程。
但是吉益東洞呢,就是因為太討厭那些陰陽醫講這些東西了,所以他不允許學中醫的人講任何病機的理論,什麼腎陰虛啦、肝火旺啦,不准!因為《傷寒論》裡面也沒怎麼講這些東西,《傷寒論》比較會講的是說有什麼「症狀」,口乾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講病機,只准人看這些「症」去推測他是《傷寒論》所說的哪個「證」。那當他這樣子做了之後,從此日本人的中醫醫療系統──他們叫「漢醫」啦,「漢方醫」──「漢方醫」的醫療系統,就跟所有的病機理論脫節了。抓住了《傷寒雜病論》固然很好,可是從此跟《黃帝內經》說掰掰了。因為《黃帝內經》有很多內在病機理論的東西。之後在他們的漢方醫學裡面,《黃帝內經》就不見了──當然不是完全不見啦,而是不太容易學習了,學習上比較有障礙。
比如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味藥叫做「茵陳蒿」有沒有聽過?有些人說他肝不好,用茵陳泡茶喔──我不很喜歡這種做法啦,因為是比較苦寒的藥──「茵陳蒿」,我們《傷寒論》裡面當一個人發燒又發黃的時候會用到它,退那個黃疸的,我們中國人如果要論「病機」就會說:「茵陳蒿,治的是肝經的濕熱。」我們比較會這樣子講它,肝有濕有熱的時候,茵陳蒿可以把它瀉掉。可是吉益東洞的《藥徵》,就講說:「說茵陳蒿治『濕熱』,這是邪道之說!你看張仲景這位聖人之書所寫的,你就知道茵陳蒿是治『黃』,所以各位記好了,茵陳蒿是治『發黃』!不是治濕熱。」就這樣嚴格劃分,凡是講濕熱,他都打叉給零分這樣子。
可是吉益東洞所做的好事就是,從此以後日本穩定於經方派,所以現在經方的研究,日本那邊,像近代的幾位,矢數道明、大塚敬節這些先生,醫術都非常之好。他們如果有什麼醫得不好的地方,就會很深切地反省──我覺得日本人那份「認真」很可愛──他們會深切反省說:「啊,那個人頭痛,在那邊煩躁欲死啊,我就是沒有背熟《傷寒論.少陰篇》的角落有一條『煩躁欲死的人應該吃吳茱萸湯』,所以才拖了那麼久沒把他醫好,我真是太對不起病人啦!後來,想起來了,才給他吃吳茱萸湯,然後一吃就好了……」都在深切反省條文沒有背熟的事情喔,非常可愛。反省的是「條文」,而不是「病機」的辨識、推理。
那日本人的中藥呢,用的劑量比我們小非常非常多,幾乎可以說,《傷寒論》的「一兩」哦,他們會用現在的一「克」,那《傷寒論》的一兩如果我來用的話,差不多是十幾克,所以他們吃的藥量是我們的十幾分之一,附子用那麼零點幾克都怕毒死人,我附子八兩都用過了。不過,他們用附子怕毒死人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的附子沒有像我們中國炮製的那麼透,所以他們的附子也比較容易毒死人。
那日本人用那麼小的劑量能不能取效呢?還是可以的。我學中醫的朋友遇到日本人來看病,都非常歡迎,因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這個藥,他就鍥而不捨好好地吃,不會問東問西,就會這樣連續吃三個月五個月,然後五個月以後來跟你感謝說:「先生,我真的好了,感謝您。」那我們中國人不一樣喔,我們中國人吃三天五天就要發作了,不是病發作,是脾氣就要發作了。我覺得這事情很討厭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講「西藥很快,中藥很慢」,那就應該會有一個時間上的寬限嘛,可是這些人真奇怪,吃「照理說會很快」的西藥吃了好久都沒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都不懷疑「說是很快的西藥為什麼都沒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藥,他自己也說「應該會很慢、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東西,吃了三天五天沒有效果,就來找你算帳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行為發生,什麼都反著來,不合乎邏輯。
同業之間,我們都很怕看台灣的病人;而看到日本的病人,人家回日本都好幾個禮拜了,還在感嘆說「遇到這樣的病人好高興」──這是很快樂的人生體驗哪,講什麼他就一直答「是,是,是,我了解了。」非常乖。所以在好病人存在的前提下,他們那樣子只吃少少藥,會不會有效呢?還是蠻可能有效,日本人的水果通常是只吃當季最新鮮的,吃水果的密度沒有很高,當季的
西瓜吃一吃、當季的哈密瓜吃一吃,過季了,就覺得「這個不夠滋補,不要了」。吃水果的頻率不高,加上平常吃得夠鹹,可以排掉一些水毒,所以身體的調理能夠爭取到藥生效的時間。我們現在常常在用的科學中藥,就是日本人帶頭做的。科學中藥的濃縮倍率,現在差不多平均來講才三倍到六倍之間,一克的科學中藥,折合成生藥,可能也不過四五克,藥量很輕,我們有時候藥房抓個藥就幾百克的一大包哩。可是如果你長期有恆心地吃,還是可能會有效的,所以日本人可以用這個東西。那至於說感冒藥的話,
小青龍湯啊、桂枝湯啊,光是兩三公克,都會有一定的療效顯出來。日本人發展出這個科學中藥,到今天台灣人也跟著用。科學中藥就是把那個藥煮成很濃的藥汁,然後噴在澱粉上面然後弄乾,像奶粉一樣的東西。
以現在的時局來講,中國人這邊,少數的人在大聲高叫要「經方復興」,而日本就很安穩於那種「效果也滿好的,那我們慢慢醫總會好的」的一種很溫和的經方世界。這是現在中醫界以經方系統而論的國內外大概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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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长安 于 2009/8/1 11:36 编辑 www.med126.com/rencai/]
-----------谢谢长安 希望继续
-----------谢谢长安。
-----------努力学习啊,上古那套方法失传了多可惜啊,今人竟只能靠猜测,真是遗憾。
-----------谢谢长安兄!
见到师兄复出了非常高兴!
-----------JT老师---【2006古老的中基课】节录.其之二:经方退化.复兴简史
转帖 【2006古老的中基课】节录.其之二:经方退化.复兴简史
转自: http://zaru.pixnet。net/blog/post/28658701
相传,上古时代神农氏用本草,到了汉朝时代,一些口耳相传的理论,形成了《
黄帝内经》。
在《黄帝内经》形成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几部书失传了,比如说《汤液经法》……相传伊尹做汤液,然后当了商朝第一个皇帝的宰相。这种事情,你们会觉得很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怪:我从前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因為会一点中医嘛,帮老板看病,而那出版社的老板后面还有后台,就是更大的老板,帮那个大老板把病看好了,结果全出版社的人都对我唯唯诺诺,当那个组织最大头目「命悬我手」的时候,谁都怕你,所以会汤液的人可以当宰相哦,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嘛。
今天《汤液经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在它还没有消逝之前,可能有一个人,他在宫廷藏书或是什麼地方看到过一类的文件。那个人就是今天被中国人称作医圣的,汉朝的张仲景。
因為《汤液经法》有一些毁灭后的残骸留下来,那些残骸,梁朝的陶弘景,把它编成《辅行诀》,就是辅助修道人修行的一些方剂。它裡面的那些方子,其实就是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裡面那些方子的雏形。
陶弘景蒐集到这些东西,让人可以看到:哦,可能古代真的是有《汤液经法》这个东西的结构的!就是:阴旦,阳旦,朱鸟,玄武,青龙,白虎,腾蛇,勾陈,这些各方位的神,每一个神有大小不同的方。其中的小阳旦汤,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张仲景的「
桂枝汤」。
《汤液经法》失传以后,就算张仲景这个继承人最伟大了。张仲景的伟大在於:古时候那些伟大的医学,上古留下来的种种情报,那些非常重要的方子,「该怎麼用」这件事情,张仲景把它摆平了。他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对照临床,写出一本《伤寒杂病论》,这部书的方子都是用起来很神很神的。所以《伤寒论》的方子你用得对,几乎就是所谓的「一剂知,二剂已」。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一帖下去,病人就感觉到不一样了,然后第二帖就把人医好了。我常常遇到这种一剂知二剂已的状况,一帖药下去,病一下子就好了。有过爱滋病的朋友,淋巴节开始肿,按得出来一坨一坨的,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伤寒论》裡面的少阳病吧?」,然后就开张药单,死马当活马医,叫他煎
小柴胡汤。一帖,全退;第二帖,就算保养一下。如果是西药,照理说药一停他就要复发对不对?那个人吃两帖小柴胡汤到今天已经三个月还四个月了,还没有再发过。所谓「经方」就是有这麼大的力道。张仲景的医疗水平是有到这样子的。
而张仲景写出来的《伤寒杂病论》,我一直都觉得是值得背下来的书。為什麼我这样说?因為那些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情报,它的结构很像一个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的东西,就是电脑程式。《黄帝内经》也好,《伤寒论》、《汤液经法》也好,它那些片片段段的方剂跟诊疗的症候,会让人觉得「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程式在跑的」,好像有一臺机器,会问你说你感觉哪裡怎麼样,然后你回答,它就会跑:「怕热还是怕冷?」选A,然后「喉咙是痛还是不痛?」,再选B……像是有一个程式在跑似的,如今那一整套程式,太古时代的中医那个最伟大的思路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情报的破片。仲景就在《伤寒杂病论》序裡面写说:虽然我们不能拿这本书包医所有的病,可是如果你们能够「寻余所集」──如果你们能够去细细推寻我找到的残破片断──「思过半矣」──其它的病,你们也会想通的。
果然,凡是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本书背到滚瓜烂熟的人,心中都会莫名奇妙的產生一种引力,它哪裡有空缺的地方,渐渐自己会把它填起来,慢慢开始在那个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一套完整的医术。
所以「背经典」在这种事情上面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我教《伤寒论》,讲一大堆本草的药理啦,某个病的病机啦……其实都不过是调味料,要诱使你愿意看《伤寒论》的条文而已。真正进步最多的人,恐怕还是背书的人。如果《伤寒杂病论》你整本背下来的话,那医术是醒著睡著随时在进步的。
我说,学《伤寒》像玩数独游戏,数独游戏就是一个九宫格,有些格子有数字,有些格子空的,虽然空了那麼多的数字,可是你知道它的理法跟逻辑,渐渐可以推算出它缺的是什麼数字,你这样玩个几个鐘头后,终究可以填满。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一部数独游戏,你可以不用去理解它,就把它整本背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方剂有些微妙的差异啊:这个方和那个方,刚好就只差一两白
芍药啊,那这个方跟那个方治的病症又有一些差别啊,那麼,一两白芍药在干嘛,你就知道啦。那等到你看另外一个方,刚好只有芍药跟甘草两味药,那你已经知道芍药在干嘛了,你把那个药方减去芍药,那麼甘草在干嘛,你不就知道了吗?……就这样它条文与条文间会彼此呼应、彼此对话,这样,上古的本草学的功夫就会在这个理路裡面练成,
一味药要干什麼,如果你真的背到滚瓜烂熟的话,你睡著醒著都会在推敲这些问题,这种自然形成的拉力,会迫使一个人的医术日以千里的进步。
我常常在说,学医最开始的教科书,当然要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像你们的学长姊,他们虽然学医才很短的时间,可是他们在家裡帮家人治什麼感冒那种病,出手比外面开业的中医还医得好啊。才短短学这麼几个月的时间,出手治这种西医口中的绝症「病毒性疾病」,怎麼比外面的中西医都还看得好呢?就是一年功力抵十年二十年苦修啊,《伤寒论》就是这种神奇的经典,放到今天已经一千七百年了,它的东西完全没有褪色,它為什麼没有褪色?因為它是一个程式,它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或许有一天,当人类进化成有二十条正经脉的时候,它就变成过时的东西,但是人类现在仍是正经十二条,一千七百年前的人是这样,一千七百年后的人还是这样,只要你这个硬体没有换,你的软体就不用换,所以当病毒进来了,癌症进来了,它在你的身体裡面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它指令整个的排列组合,你有一套解毒程式在那边,所以坚持要用《伤寒杂病论》的方子的老医生都认為说:《伤寒杂病论》裡面的的方,决不只是拿来医感冒,而是医万病。因為当他们整本书熟透之后,会觉得可以医万病。
那这个数独游戏有多难呢?一般数独游戏九格乘九格,我们就已经觉得很伤脑筋了对不对?那《伤寒杂病论》的数独游戏大概是二百五十格乘二百八十格之类的吧?所以有一位日本医生说:「如果你要我到荒岛去当鲁宾逊,只给我一样东西打发时间的话,拜託你让我带一本《伤寒论》去,这样我到死都觉得很有乐趣。」
我们的人生不够长,要去修行《伤寒论》中的学问,即使能够日进千里的进步,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死前把它玩透、拼凑回当初那个最精髓的完整程式。但是,多活一天,多究一天,就会感到有赚到。
然而,学这个科目,最讨厌的是什麼?就是学一大堆有的没的,把那个程式搞坏掉。因為《伤寒论》和《黄帝内经》还算是同一个系统裡面掉出来的情报,那还可以一起拿来拼装;最怕的就是一推拼图裡面还掺了几片别的拼图,结果就不管你怎麼拼都是错的,然后花无穷心力在那边除错,不断地做这种事情,医术就毁掉了。
所以往往那种基本教义派的经方派,非常讨厌其它派别的医术和理论,因為如果它们混进去的话,医术会產生一个很糟糕的程式上面的纠缠跟崩溃,会有这种医术的解体现象。
除了汉朝张仲景的医术,古时候还有一个神医叫做扁
鹊,太古时候的扁鹊是一种异形生物,说有什麼鸟翅膀啊,可以看到人的臟腑,那种怪异的生物。后来有一个叫秦越人的人,因為他医术很好,有洞视臟腑的超能力,所以大家把扁鹊这个封号加在他头上。
那张仲景之后呢,紧接的他的时代就有华佗,华佗的医术,就產生一个和张仲景不太一样的地方:张仲景的医术以六经為纲领来跑那个程式,而华佗的程式是只跑在五臟上面,是另外一个思维的向度。
华陀之后,又有一些医者,像唐朝有孙思貌,他收集、试用很多民间的有效方,《黄帝内经》分成《素问》跟《灵枢》,裡面都有讲很多针法,因為我教的是方剂学,所以针法我不太在意,但是孙思貌的医术就比张仲景多了很多针法,张仲景的医书裡面针法是很少的哦,主要是方剂,张仲景等於是传说之书《汤液经法》的传人。
当然,孙思貌的时代,也算是中医的
黄金时期。
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因為社会的规定,制度的改变……宋朝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制度,採取国家统一规范,一个村子要盖房子,就要求家家户户的那个梁柱哦,都要一样的尺寸,他们在村口那边有一个部门,专门帮你储存同一个尺寸的梁柱之类的建材,某某型的国民住宅如果梁坏掉,就可以马上在那边换一条,不需要重新打造,非常方便。宋朝很喜欢把什麼全部都统一格式,於是宋朝的药剂,就开始做那个时代的「科学中药」,什麼方剂都是几斤几斤配好,把它打成细末,然后到药局就说「我要什麼什麼方」,他就给你一包成药粉,你回来水煮一煮就可以喝了,非常方便,全部统一规格化的冲剂。也因為这样子,宋朝发展的方剂,都是小包小包的,像
逍遥散就是出自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剂局方》就像是国家药典。
宋朝如果要提经方派的话,像我自己很喜欢许叔微大学士,他的《伤寒九十论》等等的书。张仲景的学问虽然一直写在那边,可是之前没有人做实践跟检证的记录,许叔微就把他这一辈子的医案挑来写:这个病就像张仲景说的一样,我就照张仲景这样子开药,结果就是对!把张仲景的东西重新实验过一遍,告诉你「他果然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实验记录。
那另外还有像是宋朝的严用和,他的《济生方》,他把张仲景的八味
肾气丸加一些药味,然后做成不同版本的肾气丸来适应不同的证型,帮张仲景的方子微微修个眉毛,就像已经有一个美女了,你再帮她打扮打扮。
宋朝结束的时候,中医开始进入一道可怕的分水岭。就是在金朝的时候出现一个医术非常好的人,叫做张洁古,也就是张元素。这位洁古老人呢,他非常晓得五臟之间的流转,他开始為每一味药物编一种分类法,叫做「归经」,就是「这一味药吃了会走心,这味药吃了会入脾,哪味药吃了会入肝……」,帮药物做这样子的分类之后,用药,从五臟派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很方便?我
心阳虚应该吃那几味药,心肝阴实应该吃那几味药,都帮你归类好了,就很方便。
可是呢,我个人以為,五臟派的开药法,最妙的地方是在於它的「隔臟治法」,你某一臟有病,他会晓得是从哪一臟传来的、会往哪一臟传过去,所以用药或用前一臟的药、或用下一臟的药,来把这个臟搞好。所谓「归经」,或许比较像是服务於这一套系统的零件。
而,失去了更高指导原理的「归经理论」,却变成了张元素之后的中医世界的「主流」,以归经理论来研发的方剂,也就是在日本被称為「后世方」的「时方」。
决不是说时方都无用。好用的方子还是很多的。
但是,显不出力道的方子,却也很多。
也可以说,现在市面上的中医,大多数都是「时方派」。
时方派中医怎麼看病?我想各位都经验过:医生手搭在你的脉上,心裡想著:「唔嗯……心脉有点儿火,加两钱
黄连;肝有点阴虚,加三钱白芍、五分
牡丹皮;肾脉蛮弱的,加一钱熟
地黄;血分有些热,加三钱
生地黄;气分虚而有湿痰,加两钱参鬚、五分半夏、两钱
苍术……」把脉术都堪称稳健,一帖药二三十味运笔如飞就这样子开出来。以理论来讲,都对,合情合理!但你若问我,这帖药有没有效?对不起,我不知道!
以「归经理论」件為指导原则,大约就是形成这样的医术,不能说不好,毛病不大,但,就常常是一种温温的,让人觉得「好像吃了有好一点」程度的有效。
因為我自己是学经方的,经方的「药物组」和「抓主证」的整个框架都和时方的系统不一样,用药时所看待的每一味药的作用,也和归经理论搞的东西对不太上,比如说医
头痛,我会问:「你这个头痛,会不会痛时烦躁得想去撞墙、或者一面痛一面想吐?」如果会,那开
吴茱萸汤;「会不会同时口渴、多汗、尿特别少?」如果会,那用五苓散的机会就多些……一个汤一个汤的可能性用问的比较多,脉象有时只拿来作个参考,和时方医者的作法不太相同。所以,我并不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时方派的这种开药法可以好到什麼程度。大概只能说,我自己多半不是这样子在开药的。
隔行如隔山,你叫我一个用经方比较多的人去评论时方,我也不知道怎麼讲。从前有一个朋友,拿了别的医生开给他的药单给我看,我看那一串药,就说:「你失眠、口臭、从前受过内伤……」他说:「你怎麼看药单就都知道?」我说:「寧心安神药用这几味,通常是失眠嘛;清
胃热养胃阴的药用这几味,大多是口臭嘛;没事不会用伤科化瘀的这几味药,多半是有旧伤吧?……」他一听,乐了,还以為遇到高人:「那,我这医生,开得好不好?」我只好苦笑:「这嘛……不好意思哩,你先吃了,再告诉我有没有效,好不好?」我既不能断言它必定有效,也不能断言它必定无效。
这种在张元素之后被变成单纯化、平板化的中医医术,照规矩开药,我也没有意见;但,以一个歷史的观察而言,却可以看到:它,造成了中医的退化。
照著五臟归经分配药物的医者,医病的力道,不够有效的机率还蛮高的。日本的吉益东洞骂这些医者是所谓的「阴阳医」。
什麼叫做「阴阳医」?就是现在网路上很多讨论版可以看到的:有一个病人他说「我口渴啊、小便黄啊」什麼的,然后就有一个学中医的人跳出来跟他讲:「你这可能是
肝阴虚有热,可能是心火下小肠,也可能是肾水不足以制火,还可能是脾津不足,又湿蓄中焦!且肺為水之上源,肺虚则……」讲五臟讲了两圈,完全陷入那种可怜的天秤座模式──我常说两个天秤座会让地球停止转动,我自己是一个,再加一个就可以了;要商量午饭吃什麼,随便聊聊,就到下午三点还饿著──讲起来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好玄妙哦,都是那种「专业黑话」!可是……到底要怎麼医,你讲清楚好不好?「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这帖药你拿回去吃吃看,不行的话,我们再来换。」一换可以换二十五种方,医术就毁灭在这种事情上面。张仲景的方,你一看準了,开下去就有效。那你还「或许有效或许没效」二十五种方在那边转,一圈要转半年呢!
一旦五臟相传的那个核心主程式被拔掉以后,那些片段的情报,很难再组合出像样的东西了,它本身的不完整,让它具备了一种「很容易劣化」的体质。所以现在学医的人很会讲这种黑话,黑话听起来都是讲伟大的道理,但怎麼听都听不懂,开药像赌股子。医术在这种地方会產生急遽的毁灭。
紧接著张元素之后的时代的金元四大家,像李东垣的
龙胆泻肝汤,就看準肝经开下药来,你会觉得这个人用药很漂亮对不对?这样值得夸讚。他是紧接著张元素出现的人,医术还没有开始堕落。但到后来,理论兜来兜去,就愈来愈不行了。
中医的退化,直接或间接造成这件事的医家们,你说他们会很苦恼於自己的医术不如古人吗?其实,不一定。你读歷代医书,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满怀「快感」地在做这件事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治感冒常用的「
九味羌活汤」,它就说:张仲景医感冒分六经用方,那你看,我多聪明!每一经的驱风药都有!一帖包医啦!讲得他自己都爽死了!他本人会觉得:我是开拓了中医前人未到的新纪元呀!
但,张仲景治六经感冒的方子,烧到三十九度还要裹棉被的
麻黄汤证、高烧烦热的
白虎汤证、吃饭拉饭、手脚冰冷的
四逆汤证、烦躁欲死的
吴茱萸汤证……你九味羌活汤,能医吗?都不能啊。何只是病医不好,要让病人舒服一滴滴都很难!
其实,九味羌活汤的存在理由,也很奇怪!说「怕人分不清楚张仲景的桂枝、
麻黄汤证要怎麼分」所以教你用这个代替,临床视情况作加减就可以了。这种「好心」也是很诡异!桂枝、麻黄汤证蛮容易分的耶!相反地,临床加减九味羌活汤很难搞!
如果一个医者连桂枝证和麻黄证都分不出来,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根本没有资格、智能走进这个领域嘛!為什麼要去「呵护」这种事?这等同「包庇罪犯」耶!古代日本的「小医圣」永富凤就说:强盗劫财杀人,一辈子造下的杀孽,一个生意尚可的庸医,只要十天就赢过了。
但,就是这一类的「创新」、「突破」,从元朝到清朝,一点一点地把经方从这个市场挤兑出去。
金元四大家,有滋阴派、有补土派,像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些独特的论点,但它再也不像张仲景那样全面化的整个包著的那麼「稳」。比如说李东垣是补土派,我也很推荐补土派啊,他说,脾胃不好你哪裡能好?你要吃补肾药,脾胃那边给你挡住,你补得进去吗?这很对哦,基本上很好的一个论点,像气虚血虚什麼的,我先开什麼健脾丸、一些保脾胃的药帮助消化,让他的消化机能先好起来,调补两个月以后,我们再吃别的补药。这是基本中的基本,所以补土派的论点还是值得珍惜的。
但是滋阴派,滋阴派就是跟近代火神派相反的派,他说,人哪,「阳常有餘,阴常不足」,他说阳比较大,阴比较小,所以阳一定是太多,所以要下火,要滋阴……那这就不一定能够為万世法。滋阴派也有正确的时候哦,有的,就是在国运昌隆的时候它会正确,每个人气都很畅很旺的时候,滋阴派会正确,但是不是永远的正确,那中国人,你也知道哦,国运昌隆的时候有几年嘛?
那到了明朝,医家比较没有太多的创见,比较是整理前人的资料的年代。因為从金元四大家之后、从张元素发明了五臟归经理论之后,医术就在堕落之中了。那你说师父到徒弟一代代堕落,也不严重嘛,一般徒弟也会说:「唉呀,幸好我还有老师的九成半功力嘛。」对不对?那三十年算一代哦,金朝到民国很多代哦,我曾经把它用计算机算过哦,每一代都算有他老师的九成五功力,几代就乘以几次方,到了民国初年,中医的水平,大约会是当年的百分之零点零几。
那,的的确确,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普徧的中医水平,果然差不多就是零。一般医者就是拿一个方子在乱用,搞专病专方,中医都惨到变成「吃好药到相报」的境界了。比如说某某中医晓得一帖方叫白虎汤,有人发高烧医好了,然后就以為说白虎汤能治大病,之后每一个人都开白虎汤,不是白虎汤证的人就吃死了,这中医就给人抓去揍一顿……
民国初年的中医,当然还是有几位很好的中医能够坐镇在几个点,让人能觉得「世上还是有名医的」,但是在那几位名医之外,几乎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郎中。
刚刚我们上课有讲到「火神派」对不对?用阳药的思考,元朝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就有单独拿出来作為一个议题探讨过。而火神派的理论,在明朝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其实有过一次萌芽的机会,那时候有一个赵献可,他写了一本书《医贯》──就是医道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把它贯串起来──那《医贯》就讲: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麼?就是命门火跟元气嘛,讲来讲去,什麼病归纳来归纳去,都是元气不足、都是命门火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养命门火,这样子人全身的元气才会够。
通达全身的气,用
补中益气汤;补命门火,是八味地黄丸。看《医贯》,好像会得到一个结论: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百病都可医?
这样子是不是正确?
其实我常常说,医生要讲「开业术」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遇到谁都叫他吃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什麼病也好一半;一般的人只要吃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多半都会觉得「我有好我有好」,然后积年累月吃,就越来越好。这其实是很弔诡的事情,你不需要什麼医术,病人居然蛮满意。
而赵养葵(献可)也有提到过一些其他论点,会使我觉得他的阴阳的观念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说一般我们说「口疮」我们都会说发炎那是「热」嘛,要清火,吃什麼清胃火、心火的药。可是赵养葵说:口疮很有可能是因為脾胃太寒,裡面阳气被逼得外脱,变成嘴巴烧起来,所以要吃理中汤。用理中汤这帖大暖脾胃的药来治口疮,这个论点是不是百分之百通用先姑且不论,但是能够提出这个论点是很有意思的;并且,验诸临床,今日所见的长口疮的人,能用理中汤医的,的确也不在少数。
他不被称作火神派,后来后世医家称赵养葵称这个《医贯》的论点叫做「养火派」,就是养那一点点火,还没有烧大火;因為八味地黄丸裡面附子、肉桂只佔它所有的药的二十几分之一。我们现在的火神派,是其它药只佔附子的二十几分之一。
那赵养葵的这套理论呢,从明朝结束到清朝,我认為最直接继续使用他这套理论的是傅青主那一派;而同一个时代平行支持他的理论的,是爱用
左归丸、
右归丸的张景岳。
傅青主的用药大部分都是温补温补的,不过,倒也不能说傅青主派的医术是《医贯》中发展出来的。因為傅派用药的「技巧」蛮夸张的,医贯之中并没有那麼充分的开药手法可以啟迪后世。张景岳用地黄,那叫「滥用」,后世在临床上也被人批得很惨;而傅青主、陈士鐸的书裡面的用地黄,那叫「特技」!好像海豚跳火圈,往往令学习者叹道:「原来这样搞,也行哦?」傅青主派常常会说:「你这个臟有病,那我们就帮你把其他几个臟都补好嘛,这样自然会把那个有病的臟也养起来。」这臟有病就补其它四个臟,隔臟治法。
傅青主这一派的医学呢,是清朝初年的时候存在的,或许医学流派用药的调子,会跟「该时代的人的体质」有一点关系。像是傅青主的方,如果是今天的台湾,我在用的时候,我常常要作一点点微调,把它附子的量再加多一点点,吃的人才会比较有精神,否则吃了之后有时人会很痿靡。
也就是说在清朝初年好用的方,「滋阴的药会偏多一滴滴」那种感觉,再加一点补阳的药,在现代用起来就很舒服了。
反过来说,张景岳在明代后期提倡的一些温补的方法,到清朝就被评判说「补爆人、烧死人」。
从明末到清初的时候,赵养葵的养火派又被灭掉了,或许是因為清初有一位很伟大的康熙大帝,全国国运都被炒旺起来,那人的气一旺,那些补火药就变得没什麼好用的了。所以在 清朝的很好的医家叫徐灵胎,就作了本《医贯砭》,就是骂《医贯》这本书,说「怎麼可以这样子搞?」,其实徐灵胎会作《医贯砭》也是有道理,因為每次有养火為主的流派出现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某一类型的治疗方式被强调成一党独大,所有其他的处理法全部都被忽略掉。
看赵养葵的书,如果觉得他讲得对,很容易变成「那我还学那些清热消炎的方子干什麼?」会觉得养阴生津之类的方子没有用。在这种补火的观点一下子冒出来而又很有疗效的时候,很多我们累积多年的其他治病观点与方法都会被排除掉。
我觉得,如果某派一党独大的话,那万一有一天人类变成不是这种体质的话,到时其它的医术都被废弃了,就救不到人了。
比如说大陆有几位先生,论点就是「用阳药!用阳药!」,然后叫人家「保精」,不可以有房事什麼的,看他们的医术,我会觉得有点可怕。因為我所知道的人类,会生的病,可不只他们讲的那一种两种而已。你不能妄想在治法上来个一招全包,感冒就都用很多附子的四逆汤;我们这边,你们学长姊感冒,就是有用桂枝汤、用
葛根汤、用柴胡汤的时候啊!你不能把其中一个片段扩张到那麼大。
张仲景有教补阳破阴的方法救这些垂危的绝症,那是没有错,可能我们现代台湾人和大陆人都很惨,阳气都很虚,所以对这些医疗技法会特别有需求。可是万一有一天,人类的品质变好一点了,你不能只靠这个啊。如果是真正的上火,你还是得帮他清热啊。
这就像所谓「鐘摆定律」,明末清初,这鐘摆从极衰摆到极盛,所以赵养葵才创出养火派,就又被打回去了。
然后,到了乾隆之后,中医又开始重视「温病」了。
温病是有实火的病,或者也可以说,它是病毒性疾病「伤寒」之外的一种细菌感染的「瘟疫」。而这种瘟疫,和单纯的细菌感染的「发炎」又不一样,「发炎」传染力很低的,你听过牙痛在传染的吗?在临床上,温病,往往是一种「病毒帮细菌护航」的复合现象,一始似乎是感冒的,但很快就由来势汹汹的细菌接手了。感冒了之后再併发细菌感染的温病,你要把它当伤寒医的话,不对,他身体这裡那裡又开始发炎了,那些发炎都是实火,所以还要用那些真正灭火的药,和原本医伤寒打病毒时,所需要的「人体作战地图」不一样。原本和病毒作战时,是用六经辨证的系统作為地图的。
现在温病流行的时候,和温病在第一线作战的医生开始发现:这种感染,要用另外一种辨证系统,叫做「三焦辨证」,上焦中焦下焦,可能这种型的细菌蔓延,会刚好对到人体的淋巴网络哦?人体自己分隔成几个区块来挡细菌,一旦是细菌大感染的那种病的时候,就產生了三焦辨证。
你不能说开创温病学派的中医不辛苦、不努力,瘟疫流行的时候,死人又多又快,疾病转证迅速又变化多端,如何能用又强又猛的药,泻实热、消炎、解毒、养阴,抢在细菌蔓延开来之前救回一条人命,都是很需要拼医术的。有人成功救到人,就要赶快把这个技术传播出去。
叶桂(叶天士)是清朝中叶的人,温病派的兴起,跟叶天士蛮有关系的,因為他写了一篇著作叫做《温热论》,一篇不太长的文章,那叶天士写了《温热论》呢,后世有人就觉得温病派的开山祖师,叶天士有他一份。
其实叶天士他写《温热论》有点像是他临床的经验报告。他的《温热论》并不是自命圆熟的医学经典,而是他面临这种病的时候,他所处理的种种方法,提供出来跟同道分享。
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情,好像不必去责难他。可是现在叶天士被奉為温病派的祖师爷之一啦,然后温病派强横的势力呢,又把伤寒派在中国几乎是灭绝啦,於是有少数的经方派就会视叶天士為寇仇。可是我在看叶天士的医案的时候,常常觉得:叶天士是经方派的。他开那些什麼「
黄耆五物汤」啦、「桂枝汤」的加减什麼的,都开得非常之好,十卷医案中用附子的也有一百五十几案,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不愧為一代神医。只是很多地方他觉得可以用药更温和的,他不用像伤寒方那样大阵仗的方,可以用更轻更少的药味达到疗效,反正是他医术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他,也不认為自己的这些招术是别人可以学、可以沿用的,他死前再三告诫,叫后代子孙除非是天纵奇才,不然不可以随便习医。
要再说前一些,金元时代对抗瘟疫的那些方子,已是这个学门的肇始了。叶天士之前,温病相关的有名著作,明朝吴又可的《
温疫论》也是一部,吴又可的温病著作,也是临床「实战记」,不一定完整、完美,却也有能够救到人的好方。
叶天士之后,有吴唐的《温病条辨》。
那,吴唐的《温病条辨》咧,虽裡面的一些方子,桑菊饮、
银翘散等等,我也常在用──但,对它也蛮不好意思的──这本书,是我目前「唯一一本」读不下去的中医书。每次看几页就想掀桌。我臺湾检考考过了,不去考中医特考,就是因為撑不住读这《温病条辨》这件事。我情愿一辈子没牌照,不当中医师,也不要读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狂人」写的啊!
裡面的论点,自相矛盾的地方非常多,硬是创一些没什麼意义的「规条、教条」,再卯足全力来强词夺理自圆其说,实在没道理的,就丢烟雾弹,开始大扯一堆黑到不行的黑话来搞「因為你们没有人看得懂我在说什麼,所以是我对」的邪教教主模式。
他的序言倒是写得很谦卑,说他只是帮仲景的伤寒论系统再补作一点外掛程式而已。可是,内容,之疯的!不是说他哪个方子不好,而是整本书的思路、逻辑不对劲。
我有时会想:恐怕要一个逻辑很不理性的头脑,才读得下《温病条辨》吧?如果说今日的中医学习者,有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学得很上手了,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温病条辨》到今天,也不过两百年,我真不知道这两百年间发生了什麼事……彷彿,中医界,就在这两百年之间发狂了。
為什麼温病派出来之后,会变成很多人在讲「南方无伤寒」呢?说「伤寒是北方寒气所逼才会得的东西,我们现在都是南方人,所以不会得伤寒,不需要张仲景的东西。」开始有一些南派医生坚持《伤寒论》裡面讲的病,不可能会发生在南方的人类身上。
在台湾中医界,有非常多的人会跟你讲说「南方不可能有伤寒」。那些人我都觉得他是已经疯掉了:你从小到大,没有感冒过吗?「感冒」,病毒感染,就是张仲景说的伤寒啊。你感冒有没有发烧咳嗽流鼻水过?如果有的话,不就是张仲景书裡面写的那些东西吗?你為什麼可以讲那不是伤寒?
他们说伤寒是拿温度定义的,不是啦,那个「风气」也好「寒气」也好,是病毒的代名词啦,跟气温有什麼等号关系?不是拿温度作定义的啦。更何况即使是臺湾,也会有天冷的时候啊,并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打赤膊吧?即使是夏天,处处有冷气,超级市场裡有冰柜,你从一个太阳很大的热天之下衝进超级市场买东西,夏天也会受寒、著凉。
现在台湾有一些学医的人,乱讲一些话,说我们是南方,不会有伤寒,这太过分了。台湾没有感冒吗?那SARS流行过来,我们每个人就不要当一回事啊,不是没有伤寒吗?何必紧张?你為什麼SARS来要紧张,又要说「南方没有伤寒」?
矛盾到如此地步的人,你不觉得他可以去住疯人院了吗?
温病,它可以是一个学门,可以是一支很重要的技术流派,但,曾几何时,它有立场取代「伤寒」这个处理不同疾病的另一个学门了?
「伤寒」是张仲景特别拿来作為书名,读者还能从「寒」字联想到「受凉」「感冒」,《黄帝内经》讲感冒六经传变那一篇,篇名叫〈热论〉,总让人因為為「发烧」这件事,就忍不住觉得是热症,而把寒凉药开下去;SARS流行时,大家抢购
板蓝根、
金银花,就是这种思考下的行径。这种事情,其实好早以前就有人在讲了,唐代孙思貌就说过:「尝见大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唐朝就这样了。近代江西的万友生教授也讲:「不少人以為流感是热性病,所以要用凉药治疗。初时还以辛凉為主,银翘、桑菊广為运用,后来渐至苦咸寒(如板蓝根),理由是它们可以抑制病毒生长。至今国内感冒药市场為寒凉药占领。结果是,大量的可用辛温解表的麻黄汤一二剂治愈的风寒感冒患者,却随意用寒凉药,令表寒闭鬱,久久不解,酿成久咳不已,或低热不退,或咽喉不利等后果。临床屡见不鲜,而医者、患者竟不知反省!」刘渡舟教授在教书时,还有人问他:「你还给学生讲麻黄汤麼?你用过麻黄汤吗?」仲景方治感冒,是好用得不得了的耶!可是在当今的中医市场,这麼浅而易见、临床可验证的事情,被当成是什麼邪教一样!
温病派兴起之后,莫名其妙地形成一种很可怕氛围,把经方派完全逼成弱势族群,以致於到了近世,在中国一百个医生裡面有没有两个经方派的都不知道了。张仲景这麼好用的系统被整个废弃掉,只因為有人捏造了另外一套理论,说他那一套理论才是对的。
拜託,张仲景的那套理论,是不知道哪裡流传下来的宇宙机密呢,不是你这种仅靠一世一代的人类智能就可以篡掉的啦!张元素的本草归经理论,使得后人再也难以理解、认许经方派的用药逻辑,这是经方系统的第一次重创;温病学派的毫无理由的膨胀挤兑,使得经方派遭到全面性的忽视和否定,这是第二次的大覆灭。
你说中医和西医有什麼好互相敌对的?毁掉中医的,不都是行内人的恶搞吗?
於是,到了清末民初,一般中医差不多什麼病也医不好了。时局到达这个坏到极点的时候,又有一些读书人说:「怎麼外面医生都这麼糟啊?家裡人给他们治死一个又一个……受不了了!我不要出去给医生看了可以吧?我自己在总可以吧!」於是在家裡面古书拿出来开始翻一翻,可能是翻到中医「基础教材」《伤寒论》,从第一课开始看……开始开药,然后发现:「吔~~!?怎麼会这麼有效?」很强呢,於是这些儒生们,又开始重新创造下一梯的经方派,那时候像惲铁樵就是这样。曹颖甫、张锡纯、章次公……这些人又重新开始了经方的轮迴。
而在他们那个时候之前一点,清末,四川那边郑钦安抓著伤寒论创出了火神派。火神派的几个分支在大陆那边也很强哦,到现在还是很强。
如果要说火神派是如何发出来的,当然,用阳药的郑钦安是个传奇人物。但,如果要说到这种用药风格,其实在更之前,就有人在四川準备好了这块培育它的土壤。用生附子破阴实的思考,之前四川的齐秉慧,就清清楚楚地倡行过,而齐氏和他的师祖舒驰远,医术都可说是经方派和「傅青主.陈士鐸派」融合的混种。所以,也可以说傅派的医术,和火神派的诞生,也脱不开干系。
到了清朝末年,四川那边的郑钦安就正式形成火神派,阳药用得很足,并且留下相当完整的医术理论。一代一代精鍊下来,郑钦安没有讲清楚的事情,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了,他的徒孙孙第四代的小火神卢崇汉讲清楚了,终於用《黄帝内经》阴平阳密的这几句话,讲出了宇宙阳九十六跟阴四的这个比例。当然,这个宇宙是不是真的就是阳九十六阴四呢?不知道哦,说不定神佛的世界也会盖高速公路、盖大楼哦,哪一天三十三天之外又盖出三十六天你也不晓得。如果宇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生命体,我们也不能说一直会是这样,只能说现在检验到的是这个样子,以后会怎麼样还不知道。说不定这个「玄牝」裡面又会吐出更高的世界,那时候又变成九十八比二……?
而在火神派之外,还有一些经方医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开始用大量阳药,他们比较是广东一带的人比如说「陈大剂」伯坛、「黎小剂」庇留、谭彤辉、易巨蓀这几位「广东四大金刚」,而通常用得最多的,是「真武汤」。用八两附子真武汤的手法,也在他们的下一个世代的谭述渠手上趋於成熟。岭南这一支的路数,和火神派略有不同,如果说火神派主攻「阳虚」,岭南的这几位就兼攻「水毒」──如果你去香港,看看中国南方夏天是怎麼在喝退火凉茶的,就会很容易理解真武汤為什麼需要这麼频频地被使用了──到现在的臺湾,放眼望去,以体质而论,十个倒有八个都是真武汤证的患者,真武汤变成我最常用处方的第一名。不过勒,我也不给不相干的外人开真武汤,除非是他自己也学过、也懂得道理;不然,多喝几口冷饮,这个汤剂的药效就被解掉了,没什麼搞头。
虽然火神派在今日是如此重要,可是我还是要说,补火派每出现一次,中医就面临一次狭隘化的风险。
你单看火神派的东西会很容易觉得:「啊?只有阴、只有阳,然后阳很重要,就这样。」原来中医有几千个方子可以用。他们红了之后,跟随者会觉得好像只有十五个方可以用,变成这样子。他们讲到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学习的时候要整套学全,具备多元化的观点,当你把整个阴阳虚实的「版图」都学全了,再看出这个病人是座落在阳虚阴实的座标上,这样子用阳药,下手才踏实、篤定。不然的话,心情上总会有一种贸贸然的感觉,用药的手法也会因為学得不全面而显得粗糙。又如果有一天,人类的体质又变了,这种「强而不稳」的学习,将不能抵抗时局的变化。
如果要扯一点辨证学,六经、五臟,我们都提到过了。
明朝的张景岳,又归纳了「八纲」:阴、阳、表、裡、虚、实、寒、热。这麼一种分类法,有它「表记学」上的意义,但,如果以开「经方」而言,这种八纲的框框倒是没什麼好用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拿许多传统方剂去作八纲的归类,说某个方剂的证状是「表虚热症」「裡寒实症」之类的,然后再硬去划分说这个方剂哪味药是治表的,哪味药是治寒的等等。如果以张仲景的经方来说的话,八纲是一个「太过粗略」到有点无聊的作法,因為仲景用药的层次很细,细到不能用八纲来归纳。比如说太阳病的五苓散症,感冒没好,又口渴、多汗、
发热、尿少、头痛、喝水会想吐,那,你说这是阴证还是阳证?是表证还是裡证?是虚证还是实证?寒证还是热证?不管怎麼归类,都会变成像是在硬掰。因為它是表证也是裡证,是阳虚、是阴实也是阴虚,且没有所谓寒热的向度。因為它是表邪未解,人体中的水走不通,某处水太多、某处水又太少,读了《伤寒论》,我们可以了解它是怎麼一回事,但这整件事,并不适合用八纲的框架来强加归类;如果用八纲来理解它,会是「裡热虚症」,反而没人看得懂了──不适当的表记法,也会使得中医变成黑话──翻车鱼穿比基尼,哪块布遮第几点都不知道了!──又比如说桂枝汤证、麻黄汤证,那是六经辨证的「太阳」病的「营卫气血」的辨证范畴,风气伤了卫气,会变成桂枝汤证;寒气伤了营血,变成麻黄汤证,在八纲来说,都是表证,桂枝汤算作表虚,麻黄汤算是表实,然后呢?是阴症还是阳症?是寒是热?到这裡也会变成硬掰,因為这两方子用的药味会对不上八纲辨证的结果。──反而五臟辨证的那一派,桂枝汤算「
肝阳虚」、麻黄汤算「肾阴实」,比较有它内部逻辑上的正确……不过这一派的我也不算会就是了。
不少有名的临床医家都认為「八纲帮不到临床」,像刘渡舟教授就曾说,送一封信,八纲只能送到那条街,不晓得门牌号码,收信人还是收不到。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感慨。
总之,经方的思维归经方,后人归纳的表记学归表记学,不是什麼需要互相依存的学门。像现在还有些人,用很奇怪的英文字母什麼的来标示经方的药理,试图来作「大破解、大揭秘」的工程,我也是搞不清楚多费那个周章是要干什麼啦!中国人直接读古书最容易理解的东西,為什麼你要发明一套火星文,把古籍以「极具偏差」的手法译成狗屁不通的火星文,再强迫地球人去多学一套火星文,然后才能……用火星文来学地球语的古书?
这都是……為了夸饰一己的学术成就,而去破坏原本最有效率的学习方法啊。
所以,这一类的「总结论」式的归纳,讲白了,也就是地球人很怕「未知」,什麼东西都要赶快给它安上个全不合身的「结论」来让自己安心,即使根本尚未弄懂。
中国人还有一套辨证法,后来变成日本人很会用,叫做「气.血.水」辨证,虽然不具全面性,却有提示性的意义。不要以為人只有气跟血,中间还有「水」,气是阳,血是阴,水是中间那个像津液的东西。人有「气滞」,有「血瘀」,有「水毒」,这三样,哪一样出问题你都得处理的好才行哦。就像很多人的心臟病,是水毒型心臟病啊,水的代谢很差,每一个细胞都微微浮肿,把血管压得压力很大、杂质很多啊,这种的,你去治心臟、挖血管有什麼用?你要把水抽掉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层面嘛。
至於,日本方面,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也是时方派很横行的时代。所谓时方派跟经方派的分界,我个人是拿「张元素」当分界点,张元素之后创的方称為时方,就是「随著时代潮流创出来的方」,那经方就是「经典之方」嘛,或者是说那个「经」就是指《伤寒杂病论》。宋代虽然有创一些方,可是还可以算是经方派的时代。因為时方最重要的存在基础就是,张元素创出来归经理论之后,从此以后每一味中药都重新洗牌过一次,那个是最大的分界点。
时方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分时方派跟经方派。只是日本不称為「经方派」,他们叫做「古方派」。然后时方派在日本称為「后世方派」。那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有一个使用经方的医者吉益东洞,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他说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是「阴阳医」──就是那些医生讲话都是那种虚虚玄玄的,什麼五臟转来转去,都不会医病──於是他就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医术,把整个日本的时方派扫平,那个时候吉益东洞的外号叫做「医杰」吧。
做到所谓「汉方中兴」这样的丰功伟业的一代武林盟主「医杰」吉益翁,据说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只忌惮过一个人,他对於这个人,曾说:「对我而言,他一个人的存在,就隐然像是一整个敌国在那裡一样,等我死了,医林盟主就非他莫属啦!」不过他说的这个人,后来并没有接收吉益翁的天下江山,因為那个人只活到三十五就因為先天体虚得寒疝死了。这个人,在日本也有人称他為「医圣」,但到底是行迹不明,所以我就叫他「小」医圣,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人,学中医的,今天知道这个人的人都很少。这个人的名字是「永富独啸庵」,本名是永富凤(凤介),字朝阳。永富凤留下来的著作很少,谈医术的内容不太多。像吉益东洞,《药徵》、《方极》之类的作品,都是清清楚楚在教人「医术的操作」;可是小医圣较有名的一本医学著作《漫游杂记》,主要的内容,却是在谈比学医术更「之前」的话题──如何以《庄子》的「达人心法」练成《伤寒论》!──蛮夸张的哟,讲什麼宋朝温酒达人奚娘子的故事啦、日本铸香炉达人
龟娘的豪放言行啦……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喜欢《庄子》吧,读到这样子的一本怪医书,还蛮感动的。
能把所有日本的时方派这样剷平掉,你说吉益翁的医术是不是算很强呢?很强。可是呢,吉益东洞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吉益东洞而言,他的圣经就是《伤寒杂病论》。而《伤寒杂病论》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理解的,只需要去背它就会有很大的用处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会讲某国语文的人,甚至讲得很好的人,其实不见得是会文法的。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话有什麼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师范大学编出来教育外国人的书才知道「喔?原来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自己讲中文,并不会讲成不合文法。而外国人做过一个实验:你如果把一个文法正确的句子,依照那个文法结构,去造出二十几句同样结构正确的句子,让一个学习者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让那个人唸熟背熟,再换另外一个句法的二十句让他唸熟背熟,然后,再叫那个人自己去试著讲英文造句,会发现那个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对的」!──当你熟悉了正确的脉络久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的精,它会硬地归纳出文法,然后作存档。因為人的潜意识有这种机能,所以在我心裡某一个角落,会相当赞成「读经教育」,因為你读熟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文法你会自然完成,那是潜意识就会自动运算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不会中文文法还是可以讲中文。
那,一旦人能够把《伤寒杂病论》背起来,他就算不是有意识的,他都会知道中医的理法是什麼,以至於他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即使只凭直觉开药,都有可能开的是正确的。那就是潜意识文法的力量。
吉益东洞,以一本《伤寒杂病论》做到这样的医术,当然是很难能可贵,可是呢?当他著书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很激烈的论点「万病一毒说」,说所有的病都是一种毒气造成的,就是「邪气」,你不要管他是什麼邪气,你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这样讲,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病机理论」做到最简化,因為凡是在外面看过中医、或是听过人家谈中医的人都知道「病机理论」是多可怕的东西。「病机」就是「这个病為什麼会发生,你的内在出了什麼事」。那,那些中医黑话高拐分子讲话一扯起病机,什麼内臟都可以掰进去,听起来很过癮,可是……疗效很差。
我们中国人治病的时候都要「辨证」,对不对?那个「证」,我们都会写这个「证明题」的「证」,而不写作「辨症」。為什麼呢?因為这个「证」字裡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病症」的「症」;一个是「证」,「证明」它的推理过程。什麼叫作「辨证」呢?──这是我们张仲景的绝活喔──比如说我们要判定一个「桂枝汤证」(就是说这个病适合用桂枝汤)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很多很多的小「症」,比如说他后脑勺有没有一点僵硬啦、鼻子有没有流鼻水啦、有没有打喷嚏啦、有没有脉浮起来啦、有没有吹到电风扇就觉得很讨厌啦,当这些这些所有的小「症」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体内确有这个「病机」,「病机」就是「之所以生病的理由」,比如说在桂枝汤证是「受到风邪而不是寒邪入侵,这个风邪还没有攻入营分,还在卫分……」──用这些小症状去找出病机──而当两者理论跟实际都脗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可以开桂枝汤。所以「辨证」的「证」都是用言字旁的「证」。「证」这个东西,除了「症状群」之外还有「病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完整的「证」的定义,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
但是吉益东洞呢,就是因為太讨厌那些阴阳医讲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不允许学中医的人讲任何病机的理论,什麼
肾阴虚啦、肝火旺啦,不准!因為《伤寒论》裡面也没怎麼讲这些东西,《伤寒论》比较会讲的是说有什麼「症状」,口乾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讲病机,只准人看这些「症」去推测他是《伤寒论》所说的哪个「证」。那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从此日本人的中医医疗系统──他们叫「汉医」啦,「汉方医」──「汉方医」的医疗系统,就跟所有的病机理论脱节了。抓住了《伤寒杂病论》固然很好,可是从此跟《黄帝内经》说掰掰了。因為《黄帝内经》有很多内在病机理论的东西。之后在他们的汉方医学裡面,《黄帝内经》就不见了──当然不是完全不见啦,而是不太容易学习了,学习上比较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味药叫做「
茵陈蒿」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他肝不好,用茵陈泡茶喔──我不很喜欢这种做法啦,因為是比较苦寒的药──「
茵陈蒿」,我们《伤寒论》裡面当一个人发烧又发黄的时候会用到它,退那个
黄疸的,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论「病机」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肝经的湿热。」我们比较会这样子讲它,肝有湿有热的时候,茵陈蒿可以把它泻掉。可是吉益东洞的《药徵》,就讲说:「说茵陈蒿治『湿热』,这是邪道之说!你看张仲景这位圣人之书所写的,你就知道茵陈蒿是治『黄』,所以各位记好了,茵陈蒿是治『发黄』!不是治湿热。」就这样严格划分,凡是讲湿热,他都打叉给零分这样子。
可是吉益东洞所做的好事就是,从此以后日本稳定於经方派,所以现在经方的研究,日本那边,像近代的几位,矢数道明、大塚敬节这些先生,医术都非常之好。他们如果有什麼医得不好的地方,就会很深切地反省──我觉得日本人那份「认真」很可爱──他们会深切反省说:「啊,那个人头痛,在那边烦躁欲死啊,我就是没有背熟《伤寒论.少阴篇》的角落有一条『烦躁欲死的人应该吃吴茱萸汤』,所以才拖了那麼久没把他医好,我真是太对不起病人啦!后来,想起来了,才给他吃吴茱萸汤,然后一吃就好了……」都在深切反省条文没有背熟的事情喔,非常可爱。反省的是「条文」,而不是「病机」的辨识、推理。
那日本人的中药呢,用的剂量比我们小非常非常多,几乎可以说,《伤寒论》的「一两」哦,他们会用现在的一「克」,那《伤寒论》的一两如果我来用的话,差不多是十几克,所以他们吃的药量是我们的十几分之一,附子用那麼零点几克都怕毒死人,我附子八两都用过了。不过,他们用附子怕毒死人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们的附子没有像我们中国炮製的那麼透,所以他们的附子也比较容易毒死人。
那日本人用那麼小的剂量能不能取效呢?还是可以的。我学中医的朋友遇到日本人来看病,都非常欢迎,因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这个药,他就鍥而不捨好好地吃,不会问东问西,就会这样连续吃三个月五个月,然后五个月以后来跟你感谢说:「先生,我真的好了,感谢您。」那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喔,我们中国人吃三天五天就要发作了,不是病发作,是脾气就要发作了。我觉得这事情很讨厌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讲「西药很快,中药很慢」,那就应该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宽限嘛,可是这些人真奇怪,吃「照理说会很快」的西药吃了好久都没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都不怀疑「说是很快的西药為什麼都没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药,他自己也说「应该会很慢、不会有什麼效果」的东西,吃了三天五天没有效果,就来找你算帐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会有这种行為发生,什麼都反著来,不合乎逻辑。
同业之间,我们都很怕看台湾的病人;而看到日本的病人,人家回日本都好几个礼拜了,还在感叹说「遇到这样的病人好高兴」──这是很快乐的人生体验哪,讲什麼他就一直答「是,是,是,我了解了。」非常乖。所以在好病人存在的前提下,他们那样子只吃少少药,会不会有效呢?还是蛮可能有效,日本人的水果通常是只吃当季最新鲜的,吃水果的密度没有很高,当季的西瓜吃一吃、当季的哈密瓜吃一吃,过季了,就觉得「这个不够滋补,不要了」。吃水果的频率不高,加上平常吃得够咸,可以排掉一些水毒,所以身体的调理能够争取到药生效的时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科学中药,就是日本人带头做的。科学中药的浓缩倍率,现在差不多平均来讲才三倍到六倍之间,一克的科学中药,折合成生药,可能也不过四五克,药量很轻,我们有时候药房抓个药就几百克的一大包哩。可是如果你长期有恒心地吃,还是可能会有效的,所以日本人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至於说感冒药的话,
小青龙汤啊、桂枝汤啊,光是两三公克,都会有一定的疗效显出来。日本人发展出这个科学中药,到今天台湾人也跟著用。科学中药就是把那个药煮成很浓的药汁,然后喷在
淀粉上面然后弄乾,像奶粉一样的东西。
以现在的时局来讲,中国人这边,少数的人在大声高叫要「经方复兴」,而日本就很安稳於那种「效果也满好的,那我们慢慢医总会好的」的一种很温和的经方世界。这是现在中医界以经方系统而论的国内外大概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