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针 探 秘
桂亮0512-67171772



近日，笔者拜读了刘力红教授所著《思考中医》一书，深有感触。此书对当今中医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探讨与反思。认为中医学术须师承才能得真传。不少人认为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传统中医已落后过时，但他们忘了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医学，传承了几千年，且疗效确切。反观现代医学，在短短百年中，发展迅速，但毒副作用也随之出现。以抗生素为例，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抗生素迅速发展起来，虽然对疾病起了作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四环素造成了一代人的黄牙病；没有想到，庆大霉素造成了成千上万人药物性耳聋。另一方面，人类研制新抗生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和病毒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再有，旧的病毒、细菌控制了，但产生了新的病毒和细菌，如果滥用抗生素，人类总有一天会进入人类无法制服病毒的黑暗时代。在治疗理念上，现代医学缺乏整体观念，就有病症此消彼长的缺憾。现代医学对许多疑难疾病，运用最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和仪器尚无法治愈，而以中医针灸辅之中药，却能将疾病神奇治愈。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历经数千年仍然指导着临床实践，这也是西方国家引起中医热的原因，足以说明中医学的宝贵。

中西医理念的差异源于中西文化哲学思想的不同。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反杜林论》)。因此，西医是通过解剖来研究人的肉身和形体，是静止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认为：整体是大于各部份的简单累加的。人的生命运动不是简单的肉身与形体的相加，而是精、气、神在生命过程中的运行和相互转化。因此中医通过研究人体气脉的盛衰、虚实来了解生命过程。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医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宰相是治理国家的，而好的医生治病，犹如治理国家。西方文化追求的是改造自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追求人与自然相融和，达到天人和一的完美境界。由此想到恩格斯在《劳动在由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每次改造自然，都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第一次改革取得的成果，在第二次便丧失殆尽。”因此以中西医相比较，中医则更胜一筹。

中国传统学术皆有易学难精的特点，针灸之术尤其如此。从汉魏各种学术皆秉师承、重家法，医学尤是如此。扁鹊从师于长桑君，仲景负籍于张伯祖，皆有所承。其中心法诀非口授不明，甚至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又有非其人不能，非其人不传者。元明之间，考陈会著《神应经》，卷首列有宗派图，称席宏达得针灸真传，世世专精，九传至席华叔，十传至席信卿，十一世传于陈会。会广传其术，共授二十四人，得真传者二人，即刘瑾与康叔达。书中有席宏达传誓词，谓传道者必立誓以传，当于宗派图下注其姓名。如妄传非人必遭天谴。此针灸大师誓守秘密之明证。可见针术非亲相授受，何能窥其堂奥。笔者由此联想《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灵枢经》古人称之针经，开辟了针灸治疗典范，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法，使针、药两法用于临床相得益彰。然而令人可惜历代医家皆重药轻针，使针灸之法不得发展。所以数千年来，能得其真传者，一代不过数人.。自秦汉以上，各种学术皆口耳相传，未能笔之于书，人存则学存，人亡则学亡，而这些失传的，恰恰是最宝贵的文化。还有，历代名家积累的知识、智慧，如果没能及时记录、传授给后人，他毕生精华就有可能失传，如华佗他的医术没能传承下来，就是中医发展以来最巨大的损失。

近年来针灸之术虽名声响誉世界，但国内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针道渐亡。原因之一便是师承家传的绝学少了。扁鹊从学于长桑君，学成后，长期在民间行医，足遍当时起齐，赵，卫，秦等国。兼长内，外，儿，妇各科，根据群众需要和习俗担任各科医生。正是这些历代师承游医将中医一代代传了下来。而现在学校规范化了，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但中医却要灭亡了，传不下去了。刘教授认为，原因在于不能盲目学习西方教育模式，中医传承有自己的特色，要注重经典著作。许多大学生博士生，没有几个人能读完读通《内经》《伤寒论》。现在一直讲继承发扬中医，其实我们连继承什么都不知道，又怎能发扬。真正的中医是《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明白了道理，然后再寻师访友。孟子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乃学术精华。故寻师承即学其学术精华与经验，尔后才能登堂入室。

笔者十分注重针灸研究理论与实践，曾游访许多城市，拜访各地名家师承。钻研历代各家各派针法的特点，终有所悟。笔者认为针灸疗效成败关健在三个方面，即辨证，取穴，手法。辨证的关健便是熟读经典，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望、闻、问、切来分析内脏功能的盛衰，经络的虚实。而大家在研读经典《内经》时，因医理深奥，往往忽略对运气七篇的学习。其实七篇大论包含了中医整体恒动观，气化论，正邪论，求属论，辨证论治等内容。不仅仅是推算五运六气，而是中医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内经》一脉相承，密切相连。其中病机十九条更是辨证论治的准则规范。因此放弃运气七篇学习，实际也就放弃了内经的学习，放弃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就根本不能算是懂中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是以六经名篇，即昭显六气性质，而六气病变，又构成六经为病的证型，故伤寒六经，即六气。天有六气，人秉之而有六经，六经出于脏腑，脏腑各有一经脉，游行出入，得阴阳二气沟通，进而循经达手足，表现出交合结果（三阴三阳之标)，由此形成脏腑经络的气化系统．由此可见张仲景如不深明《内经》及五运六气要旨，就不可能写出《伤寒论》这一伟大著作

笔者以为辨证，取穴，手法这三法因环环相扣，紧密联系．根据《内经》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相反相成，矛盾统一规律变化，就自然引出配穴的方法，即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针法，小言之，不过是针灸的一种配穴方法，大言之则根源于五运六气。五运六气是古人对自然界周而复始，循环无端规律的高度总结。沈括《梦溪笔谈》卷七一：医家有五运六起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次日果大雨，是对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因此推算运气必须灵活应用，不可胶于定法，更不可认为是不科学。必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知道物极则变物转为化的道理，才能真正灵活运用五运六气。五运六气中有关岁运岁气计算方法及变化，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气候对人体气机的影响及变化，生灭消息，皆有其规律．而中医认为天道的运行都有其规律性，潮水涨落都可计算定时。天人相应，人体气血自然也有盛衰开阖的规律。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明确指出六经病的欲解时间，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由此进一步说明了人体生理，病理活动与自然界时间周期变动的同步及息息相关的规律性。子午流注就是根据人体气血周流出入皆有定时，按照刚柔相配，阴阳结合，气血循环，时穴开阖，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一取穴意旨，以取得最佳疗效，这就是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针法包括纳甲法，纳子法及灵龟八法，飞腾八法。山西陈述堂为了对经络流注进行科学研究，曾经运用经络探测议对六十六穴连续不停探测十昼夜，结果证明，开穴闭穴都是气血高涨和衰弱点，证明了子午流注针法的科学性。笔者十分推崇北方单玉堂单氏子午流注针法，单氏根据五运六气规律独创一，四，二，五，三，零法，补子午流注先天之不足，实在是前无古人。并且在治疗取穴时，必先开时穴，再开病穴，体现中医整体观，先立于了不败之地。笔者师承南方殷铁珊一派，在求学间，问老师如何在临床上灵活运用五运六气及子午流注。师曰：五运六气不可拘泥，须灵活对待。子午流注须谨候其时，迎之随之。天道变化无常，气血流注全赖五谷营养，故可取守中，贯一之法。笔者认为如果二者相结合可达到奇正相生，标本兼治的疗效。

子午流注针法取穴皆在五腧穴，《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人体气血流注犹如河流，调节五腧穴实乃清其源头，治其根本。因此周身三百六十穴，统于六十六穴。笔者常用五腧穴与八脉交会穴合用，疗效颇佳。如何灵活应用五腧穴，关键在于悟出五行生克变化，才能守规矩脱规矩。另外如运用五行配穴法与其他配穴法混在一起，经气必不能按五行生克运行，会影响针灸疗效。当年窦汉卿即是运用五门八法，治百病而无不愈，以针术闻名于世，为针灸医学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手法的好坏也是直接影响五腧穴应用疗效的关键。治病效果必须在辨证正确，取穴精准的前提下，手法运用才能显现疗效。如果辨证错误，取穴不合理，手法再好也没用。所以这三个环节紧密相连。笔者在研究各家各派针法，发现唯有单氏一脉针法独树一帜，悟阴阳之理，明气化之机，深得《内经》《伤寒论》之旨。单氏在手法的运用中，特别注重呼吸与补泻的结合。认为当补之时，候气至病所，更用生成息数，令鼻中吸气，口中呼气，病家自觉温热。当泻之时，令病人口中吸气，鼻中呼气，病家自觉清凉。余初以为语多夸诞，非敢信以为真，及运用在临床上，始知确切不移。而笔者老师殷氏认为，手法精要处非口授心传不可，笔者现总结了几个特点：一殷氏认为治病无非扶正祛邪或祛邪扶正，故手法只有补和泻。平补平泻只适合虚实证候不甚明显，病势较缓的病证，临床上较少用。而对于重证或久病，必须补泻分明。特别在治疗内科疾病时，运用五腧穴必须补泻分明才能显效。二在进针治疗过程中包括以下几个过程进针——静以候气——气不至催气——得气-——辨气补泻，气至病所——留针，静以守气——间歇行针——针下气和，方可起针。每一阶段都要细心体会，经云：迎之随之，以意合之，针道毕矣。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言也。三烧山火，透天凉是针灸治疗过程中显效的反映，不可刻意追求，欲速则不达。针灸最终疗效是针下气和，邪去正安。手法补泻精华奥妙处，须耳提面命，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反对轻刺激是补，重刺激是泻。反对以神经学说研究经络。如果片面崇拜西医，从解剖观点视之不见，就认为不科学，一笔抹杀，否定其意义是错误的。决不能因为在现代医学知识范围内不能科学地解释其内容，就说它不科学而怀疑其作用。正如只知道血而不知气，想观察经络实质是不可能的。殷氏针法治疗内科疑难疾病，只取四末，奏效颇速。若以神经解释，诸多不合。轻重刺激，非补泻之根本。在针刺手法中有九六补泻，九者子阳，六者午阴。九有少阳老阳之数，六有少阴老阴之数。如病家体虚行补法，可行少阳老阳之数，也可行其倍数，反之亦然。故补有轻重缓急之分，泻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岂能以刺激量来衡量。五治疗须因人而异，注重各人体质，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伤其正气。如：太阳病有中风伤寒二证，即是各人体质差异所造成的。因此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治病特色。

子午流注针法是历代名师传承下来古典针法，至今还没有一种针法能凌驾于其上。它概括了整个祖国经典医学理论体系于其中，故可喻作“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细秋毫”的针法。此针法必须灵活运用，才能疗效显著。不可拘泥，死套公式。碰到问题不是考虑自己的知识是否缺欠，反而怀疑针法是否真实有用，这种定式思维是错误的。需深研五运六气，了解古代天文学，对五行生克变化了然于胸。比如必须知道五行变化可化为五五二十五种配法，穴位开阖转化，阴阳变化等等。正如《标幽赋》中指出：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见幽微，一时取十二经之原，始知妙要。以上是笔者研究针道的一些心得体会，都是师承家传之精华，一脉相传。上承内难，旁及百家。历代针法皆不出此范围。今载录于此，惟恐古法失传，针道灭亡。有缘者遇针，特指引方向，取其精华，使针灸这一古老传统医术能继续一脉传承下去。。

金针探秘二

中医针术之颠峰——《黄帝内经》

桂亮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传统中医的发展，是经过历代医家授受相传，才使《内经》的学术传承下来。《内经》的学术思想，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后世学术发展的最大基础。因此《黄帝内经》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根源，更代表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最高水平。《内经》著作中的内容，文字简要，含义广博，理论深奥，意味深长。因此对于《内经》的学习，我们要深刻地精心体会它，搜求它的微意与隐意，掌握它的重要精神，才能获得全面的了解，得到《内经》的精髓。按照这样的方法态度去钻研，往往会得到很大的成就。因而在各个时代中，都出现过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周代有秦国医和，汉代有淳于意，魏国有华佗和张仲景，都是能够精通《内经》这门学问的医家，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都继承了《内经》的精华，更在这基础上有所创新，使学术得到了发展与进步，但究其根源仍然离不开《内经》的理论基础。张仲景著作《伤寒论》也是从《素问，热论》篇中丰富和发展而来的，他将《内经》中的脏腑，经络，气化学说等内容有机的融合，进而创造性地提出六经辨证体系。张仲景的这一伟大创举，不仅仅是临床经验的积累，若非深得《内经》之旨，便不可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人与自然的统一。因此我们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必须以《内经》的理论依据来分析疾病，以《内经》的取穴法则来配穴，以《内经》中的补泻手法来调气，这样你才是一名真正的中医，才真正达到中医的最高水准。而任何违背《内经》理论与实践的方式方法，虽然它可能花样百出，但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医。例如从取穴的这方面来看，《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人体气血流注犹如河流，调节五腧穴实乃清其源头，治其根本。因此周身三百六十穴，统于六十六穴。笔者常用五腧穴与八脉交会穴合用，疗效颇佳。而在《内经》中的其他大量篇幅中皆有何病证取何穴主之，例如：《骨空篇》大风颈项痛，刺风府，风府在上椎。此类取穴在《内经》中比比皆是。因此是否有必要再去发展新的穴位？难道我们现在所用的穴位还不多还不够吗？我们取了很多穴位还是没有疗效，为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在运用《内经》的取穴方法去治病？是否真正读通了《内经》去治病？是否按照《内经》的补泻手法来调气。我想如果你真正读通了《内经》，取穴治病应该是游刃有余了。现在一直在讲继承发扬，我们真正已经继承了《内经》的精华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发扬。如果继承了，你也已经达到了中医的颠峰了。让我们再来谈谈针刺手法，在《内经》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针刺的手法和操作技术。书中以候气，守气，调气，辨气诸法，论述了针刺得气的重要性，提出了气至为故的原则，并强调“气至而有效”是针刺临床提高疗效的不二法门。《内经》要求“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指出了在针刺过程中要根据病人形神，气色，脉象等变化，来治神守神，调神，移神，养神。《素问，宝命全形论》对针下感觉变化有详细的描述，《灵枢》九针十二原，小针解，终始等篇则对得气的存亡得失及其性质进行了生动的介绍。《内经》中提出了迎随，徐疾，呼吸，开阖补泻等方法，为后世针刺复式补泻方法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其实后来发展的所谓复式手法完全把《内经》中的手法，加以整理套用，加上许多新的名称来掩人耳目，故作神秘使后学者无从下手。其实在《内经》中已经将手法完全讲透了，只是没有人能认认真真去理解《内经》中的手法，被许多手法名称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以。笔者想告诉大家，没有一种手法能超越《内经》对手法的描述，任何手法都是从《内经》中变化而来的。笔者一直认为《黄帝内经》虽然文字简要，但意义深远，是纲领性的总结，而后世学术的发展犹如扩写，将《内经》中一些文章，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和发挥，再加以补充完善，从而形成了新的流派，其实这也只是《内经》的一个分枝而已。

而在历代各家针法中子午流注针法与《内经》的关系犹为密切。子午流注针法，它是注重时间条件，以自然界周期现象，与人体气血周流的情况相配合的。在《灵枢，脉经》篇《营气》篇都有记载。《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谓“得天时而调之”。《内经》说“随日之长短，各以为纪，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病在于阳分，必候其气之加于阳分而刺之。病在于阴分，必先候其气之加于阴分而刺之。谨候其时，病与可期，失时反候，百病不除。”由此可见在《内经》中已经有子午流注针法之雏形，与子午流注有密切之关系。后至南唐何若愚才明确的将子午流注针法的应用和方法，作了概括的说明。因此子午流注针法其根源来自《黄帝内经》，它将《内经》中的五运六气，脏腑，经络，营卫，日月星辰，气血，时间，手法全部融合在一起，概括了整个祖国经典医学理论体系于其中，详见拙著《金针探秘》一文。如果我们完全将《内经》各篇结合在一起，前后呼应来研究，你会发现子午流注针法是整部《黄帝内经》的结晶，更是《黄帝内经》之升华。因此不要认为《内经》已经过时了，或者自以为已经看过了几遍，觉得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认为自己应该再学习一些新奇的疗法。从古至今历代名医都以注解《黄帝内经》为自己的荣耀，将自己的一生临床心得体会都注入在《内经》的注解中。因此《黄帝内经》是要我们用一生去探索研究的，而且我保证这个金矿你一辈子都开采不完。如果你能认真刻苦钻研，《内经》中的宝藏也将会使你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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