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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吴又可《温疫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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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又可《温疫论》的成就

□ 周益新 大同市基建职工医院  □ 张芙蓉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瘟疫学说肇始于《内经》,历代虽有补充和发展,然未形成系统理论体系。吴又可的《温疫论》问世后,才在理论上有明显突破,而且在辨证论治方面,也有重大建树。
  阐明“温疫”概念
  吴氏《温疫论》首先区分了瘟疫与伤寒之不同:“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汗,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毛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将瘟疫的辨证从伤寒中独立出来。
  其次,吴氏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没有区别:“《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节之暖为瘟疫。”温是热的开始,热是温的进一步发展,温与热的性质相同,所以热病也称温病,并都归到“温疫”名下。“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为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为之疫疠,终有得汗而解,故燕冀名为汗病。”吴又可从其当时的经历和实践体会以及为了突出其瘟疫学说,将温热病混同于瘟疫,本末倒置,是其不足,事实上瘟疫为温热病中的来势急骤、病情凶险、能引起广泛流行的急性传染性疾病,二者概念有广狭之分。
  揭示瘟疫病原
  关于瘟疫的病原,既往未突破“六yin”的范畴,认为是感受“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时行之气,把传染性热病的病因归咎为外界不正常的气候因素。吴氏一反其说,创造性地提出了为感受“戾气”所致。他在《原病》篇中提出:“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其在《伤寒例正误》篇中又重申:“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多见于兵荒之岁,间岁亦有之,但不甚耳。”吴氏认为“戾气”不同于一般的风、寒、暑、湿、燥、火六yin之邪,而是自然界的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故又称“异气”;因其“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杂气论》),更因其感受非一,“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
  吴又可明确地指出了“戾气”的这种病原体的物质性,并不是凭空想象,虚无缥渺的,虽“然气无所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气?又恶得而知其气之不一也?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但他认为“物者气之化,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知物。”只不过是在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下,没有科学工具如显微镜等的帮助,难以真正揭示病原体的真相。他在病原体的描述和认识理论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可以从戾气所致的发颐、大头瘟、虾蟆瘟、痘疮、斑疹、疟痢等种种不同的症状表现,明确无误地体会出来。
  吴又可不仅把传染性的疫病归咎为戾气所致,进而推及到疔疮、发背、疽、肿毒、气毒、流注、流火丹毒等化脓性感染的原因,“非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以前的医家解释化脓时,几乎都认为是气血郁滞化火腐败所致,多注重全身经络不和,很少有人观察并注意到局部病原体的存在,故吴氏的这一见解也是一项划时代的进步,使之与近现代细菌等病原体的认识更趋接近。
  认识“戾气”的特异性
  吴氏认为“戾气”这种病原体是多种多样的,“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变。”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样。他说“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是知气之不一,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并且人类与动物之疫病是由不同戾气引起的。“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温、羊温、鸡温,鸭温,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此外,吴氏还难能可贵地指出“杂气之毒亦有优劣”,说明并非所有的杂气都是有害于人体的。吴氏的这些精辟的见解与现代传染病学的认识毫无二致。
  总结瘟疫侵犯途径、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
  吴氏认为瘟疫侵犯的途径是戾气从口鼻而入,客于膜原,他说“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其热yin之气,浮越于某经,即能显某经之证。”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外邪伤人皆从皮毛而入的旧框框,卓有创见,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吴氏还指出人体感染戾气的方式有经空气传播和接触病人感染两种,“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而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毒量、毒力和人体的抵抗力。“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病热。”
  同时,吴氏还提出了瘟疫有散发和流行两大类型,并且有地区性和时间性的致病特点,“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最能传染。……其气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这些论述亦丰富了中医学关于流行病学的内容。
  探讨传变方式
  吴氏认为“盖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瘟疫病之所以有众多的传变形式和证候变化,充分说明了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涵盖了多种传染病,加之患者体质之差异,故显示出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故吴氏明确指出“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传变不常,皆因人而发”。
  推寻治疗药物
  吴氏认为,戾气既然是一种物质,就完全可以用药物制服。“故万物各有所制,如制鼠,如鼠制象之类。既然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有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此受物气之为病,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吴氏早在360多年前,即力图追求针对病原体,寻求一病一药的治疗方法,确是超越时代的理想,惟其限于当时的条件,尚寻找不到有效的药物,才不得不勉用汗、吐、下三法,以驱逐病邪,创立了达原饮、三消饮等名方。尽管如此,其特异性地祛除、对抗病邪的思路未变,如其说“客邪贵乎早治,……欲为万全之策,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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