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曾有四大名医闻名全国，妇孺皆知，声名显赫。他们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一提起这四大名医，即便对于现在的中医界，也是影响深远。他们的声望是来源于当时百姓的心口相传，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寻常人家，都对他们的医德和医术十分信服。1935年时，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从事中医行业的人员进行考核，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这四位中医便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便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
老北京城四大名医，左起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
四大名医之萧龙友 萧龙友（1870-1960)，四川三台县人，他在四大名医中年龄最大，辈份最高，为四大名医之首。萧龙友是家中的长子，自幼便受到父亲的严格受教，每天诵习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对中国的历史、文学等等，从小就耳熏目染，为日后行医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同时也练就了一笔好书法。每当家中来客，萧龙友都会在客人面前背诵诗书作为待客之礼。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萧龙友，从小深受祖辈的喜爱。 萧龙友成年之后奔赴成都，此时博览群书的萧龙友也曾翻阅过许多中医书籍，对中国文化了解深厚的他对中医典籍的理解也十分深入。那时，萧龙友家族里开了一家中药舖，由于他的母亲长年有病，久治不愈，因此他经常翻阅古医书籍，并且亲自到药舖识别草药，还经常向人请教。日积月累，他对中草药逐渐熟知，也对各种病症的治疗有了心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萧龙友的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知识也更加丰富。实际上，学好中医经典著作，深厚的古文知识是基础，这点是四大名医的共同之处。 诊治瘟疫开始行医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百姓惶惶不安，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病人。而此时的萧龙友年仅22岁，挺身而出，跟随一位大夫到病人那里巡诊，了解当地病情，用中草药对症下药，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从此，萧龙友便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萧龙友27岁时考中丁酉科拔贡，遂即入京，担任八旗教习，此时正值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萧龙友也饱经沧桑，曾被迫给洋人背粮，又曾在琉璃厂卖字聊以度日。后调离京城，直至1914年才又奉调入京。多年的仕途生活，让萧龙友颇感无奈，人虽虽在官场，心却志在医学，他利用闲暇之余经常给人看病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取得了医师资格。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后，萧龙友毅然弃官，正式开始行医生活。他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名人诊过病，被广为流传。 名人看诊准确无误 1916年5月的一天，袁世凯病情严重，邀请萧龙友先生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大夫切脉后，知道袁世凯的尿毒症已经非常严重，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于是让大家准备后事。众人顿时傻眼，袁世凯也非常绝望，他的妻妾等人也六神无主。果然没过多久，6月6日，这个仅称帝两个多月的短命皇帝袁世凯便一命呜呼！事后，萧龙友对人说，袁世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举国上下一片声讨，而尿毒症又必须静养，以袁世凯当时的心情又怎能静得下来？他的死也是命中注定，气数已尽了！ 1924年，孙中山带病北上，病情日趋严重，请了众多医生均不能诊断出病因，病情一再加重。经友人介绍，请萧龙友前去为孙中山诊病。萧龙友视后，判断病之根在于肝，而且已无可挽回，非汤药所能奏效，故未处方。萧龙友如实向孙夫人宋庆龄告知了病情。孙中山病逝后,经病理解剖,发现其“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证实了所患确系肝癌，萧龙友诊断准确，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发现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认为必须手术割除。梁启超住院前,请萧龙友为其复诊，萧龙友劝其手术须慎重，告诉他坚持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但梁启超仍赴协和医院手术，割去了一个肾，却并不见病情好转，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储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医治，终于还是于1929年去逝。事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于治丧时，将治疗的全过程予以披露，痛斥了庸医。 杏林高手书法大家 凡医术高明之人必定是医德高尚。萧龙友恩施于人，经常免费为穷苦百姓医治，而且绝没有丝毫怠慢，妙手仁心。萧龙友以人命至重，诊病时非常严谨，从不旁及其他。诊病不分贵贱贫富，问诊颇为详尽，对贫穷患者，常施舍成药。另外，他招收弟子也很严格，非常重视人品，很憎恶那些想假借其名号为招牌者，即使是子弟亲戚亦不例外。
萧龙友一生淡泊，喜欢书画，80多岁时，仍很敏捷，手不颤抖，尚能提笔撰写小字。他平日很少用药，饮食很普通，但从不过量。心胸开阔的他，从不动怒，对待儿孙也十分温和。他对书画也颇有造诣，很多人求不到他的书画，便把他开的药方珍藏起来，甚至还表起来欣赏。 萧龙友过世6年后，1966年的一天，他在北京居住的四合院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文革中的红卫兵冲进了院子进行了抄家。幸运的是，萧龙友的关门弟子张绍重在此之前将萧龙友的医案及部分诗稿抢运出院子，免于浩劫。但一些名人书画等被红卫兵抄家时整整烧了半天，全部被毁。如今，这个四合院早已物是人非，没有了当年的韵味，只有院中的老树依然青翠，默默记载着一代名医的如烟往事。 四大名医之孔伯华 孔伯华（1884-1955)，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后裔。他少年时随祖父学医，秉承家学，刻苦钻研，对病患十分负责，日积月累，阅历增多，医术日益精湛，前来诊病者络绎不绝，而且对一些久治不愈的病患多有奇效，一时间孔伯华声名远扬。 瘟疫肆虐悬壶济世 1910年，孔伯华始入京城，开始了在北京城的悬壶济世。1917-1918年的鼠疫，是民国以来的第一场大鼠疫。它爆发在绥远、山西地区，波及到华北及长江流域，遍及近半个中国，疫情十分严重，有一日千里之势。孔伯华和另外几位中医大夫夜以继日，研究治病，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后来，河北廊坊一带又爆发霍乱，孔伯华又投入到防疫治疗当中，每日深入村庄，治愈了大量病患，控制了疫情。其实，对于瘟疫，中医早有研究，会采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子治疗，扶正气祛邪气，主要是依靠提高人体的抵抗力来应对疾病，所以平时的养生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 医术高超发扬中医 当时的中医，基本都在药店坐堂诊病，孔伯华也不例外，在医馆悬壶，名镇京城，很多人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队等待就诊。而在用药上，孔伯华自是有其独到之处，就是非常擅用石膏入药，人称“石膏孔”。石膏属性寒凉，若用量不当会伤身体，必须因人而异。而孔伯华将这石膏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很多人的老病根都被医治好了，堪称一绝。
那时正值西医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人开始抨击中医，而就在汪精卫政权时，更是提出了废除中医的提案。顿时，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各地中医界代表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而孔伯华作为华北中医代表，前往汪精卫政府谈判。为了证明中医治病的有效性，当时找来了12个病人，其中6个由西医治疗，另外6个由中医治疗，看看哪一方的效果更好。结果出来后，由中医大夫治疗的病患效果相当好，标本兼治，令汪精卫也十分折服，于是决定不能取缔中医。后来，汪精卫还亲自介绍自己的朋友到孔伯华大夫那里看病，效果也非常令人满意，这下彻底令汪精卫心悦诚服。于是，当局收回取缔中医的提案，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药到病除名人推崇 孔伯华还是很多名人的指定大夫，寻医看病非他莫属。当时的一代名伶孟小冬就是孔大夫的忠实患者。孟小东当时住的地方离孔伯华医馆不算远，看病也比较方便。她无论大病小灾，或是稍有不适，就会请孔伯华诊治，孔大夫也总能要到病除。后来，孟小冬到了上海，不久就茶饭不思，没精打采，但她拒绝别人为她看病，仍然只点名让孔伯华诊病。无奈，杜月笙 专程连下三道帖子，邀孔伯华前去上海出诊，并且还特意派一艘小火轮专门搭载孔伯华到上海。见到孟小冬后，一番望闻问切，孔伯华开出了一剂药方：焦麦芽、焦神曲、焦山楂，这其实就是非常普通的“焦三仙”，是专门用来开胃助消化的。开完药方，孔大夫还开解了孟小冬一番，其实，他早已知道孟小冬这个病是因为心情不畅，忧思伤脾，因此导致胃口不好，这时就需要有人跟她说说话，排解烦忧。治好了情志病，再加上药物助消化，还能健脾，自然是功效加倍，没用两服药就痊愈了。 民国时期的著名政要周自齐，他曾经留过洋，当过驻美参赞和政府高官，还按照美国标准筹备了最初的清华大学，他对于中医和西医都有一定的了解，可是当他生病的时候有时就不知道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有一次，他生病住进了北京当时的德国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原因是他的腿上长了一个大疖子，而且已经化脓了。周自齐同时请来了中医孔伯华和德国的西医大夫。按照西医大夫的意见，直接动手术把腿上的疖子取下来，而孔伯华说吃中医即可痊愈，无需开刀。中医可以运用草药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清热解毒。周自齐听从了孔伯华的意见，开始服中药。果不其然，没过几天，他腿上的疖子不仅好了，而且还未留下任何疤痕，令周自齐大喜。可是这样一来，那位洋大夫可不干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中医的苦药汤怎么就胜过了他的手术刀呢？失去理智的他冲出医院就冲孔伯华开了一枪，所幸的是子弹打偏了，孔大夫安然无恙。此事传遍了大街小巷，再一次发扬了中医文化。 妙手仁心笔墨生辉 孔伯华医术高超，他的医德也闻名于世，他每天的头10个号是免费的，帮助穷苦百姓看病。不仅如此，还为穷人提供免费的饭食，比如豆浆、米粥、油条之类，不知有多少穷人对他感恩戴德。孔伯华还跟专门的药店达成了内部协议，穷苦人家的药钱由孔家买单。其实，那个时候，孔伯华看病所赚的钱还是很多的，基本来自大宅门和官宦人家，但却未见他过著豪华生活，因为他的钱主要用于三个用途：一是自己平日的家用，二是接济众多穷苦百姓，三是用作教育、办学，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与萧龙友一样，孔伯华也是饱读诗书，并且写得一笔好字。他对于书法的颜柳欧赵字体可随意写来，浑然天成。有趣的是，他对这个病患开方子的字体很可能与另外一个病患的不同，很难想像这竟是出自一人之手，令人钦佩，被传为美谈。 四大名医之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从医以后，自己改名 “今墨”，其意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贫富贵贱，施爱不分富贫；其三，要在医术上不断精进，成为当代医林绳墨。 年幼聪颖立志从医 施今墨年幼时跟随舅父学医，舅父看他勤奋又聪慧，非常喜欢他，并常常教导他说:“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在身。”他对施今墨言传身教，细心教诲。施今墨领悟力极高，20岁左右时即以通晓中医理论，熟知百草，可以独立行医。但施今墨的父亲一直坚持让他步入仕途才是正路，于是将他送进了山西大学堂。在那里，施今墨接触到了进步思潮，萌生了民主革新的想法。后来，他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北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其间，他追随黄兴四处奔走革命，并一路行医看病，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后，施今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协助黄兴制定陆军法典。 后来时局混乱，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便应湖南督军谭延间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根本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后辗转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专心医学的施今墨凭借其高超的医术，很快便名满京城，并研制出了至今都广为使用的同仁堂“气管炎丸”。 宠辱不惊起死回生 相传在民国初年，有一广东议员，因在议会上与人争执，大打出手而致暴怒吐血，回去服药后不但吐血未止，复加便血，几经诊治，不见效果，病情严重，奄奄一息，于是便邀请施今墨出诊。病患家人将施大夫引至病人房中，待他进屋后家人即将门从外反锁，并告诉施今墨：“此人救活则放你出来，治死则要你同葬！” 施今墨十分震惊，气氛之余，还是先看病人。见房间里的床、帐、被、褥尽是血渍，病人仰卧，头歪向一旁，面无血色，双目紧闭，呼之不应，口边仍有血沫漾出。抚脉细如游丝，似有似无。家人介绍说，前时上喷血下便血，故床帐、被褥、衣裤皆染血迹。施今墨想，血自上出宜降，血自下出宜升，现在上下皆出血，升、降都不适宜，只有固守中州，而固中州唯有人参最良。于是命家人急取老山参一枝浓煎灌服。一时许，病人不再吐血，脉复出。又嘱再取一支老山参合人前技中再炖，再频频灌服，此次服完，病人气息稍足，眼可微睁，已复生机。家人对施今墨感恩戴德，再三表示歉意并要重谢，施今墨拂袖而去。 谦和淡泊杏林奇人 施今墨一生读书极多，博通古今，才高八斗，但他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善于融会贯通，师古而不泥古，讲起医理既有古人流传的精华而又具有自己的领悟。他发现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非常符合中医理论“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原则，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例如“白茅根、白苇根”、“桑叶、菊花”、“车前草、旱莲草”等等。后来验之于临床，发现确实药少而效果效著，一对对积累起来，形成自己的用药特点，后被整理成著名的《施今墨药对》。 施今墨的医德同样也被人传颂，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低他人，一切均以病患为重。天津曾传闻施今墨巧改药方的故事，被传为佳话。1944年，施今墨到天津出诊，遇金姓富商，被邀请至其家看病。施今墨细观其人，他面白体丰但乏神彩，闻其声则气短言低，望其舌淡而少苔，切其脉细缓无力，有乏力身倦，食不甘味，便下稀搪的症状。患者说：“前时服天津名医陈方舟处方三帖，无大效，故改请施先生处方。”施今墨索陈先生处方一阅，是“四君子汤（人参、茯苓、白术、甘草)”。英雄所见略同，正合己意。病患气虚，用“四君子汤”补之可谓药症相合，但因其久虚，需长期服用方可见效，短期内无明显效果。于是，施今墨说：“此方切中贵恙，照服数剂可愈。”但病人认为已服过并无大效，执意要施今墨重开药方，施今墨无奈，只好提笔写下一方：“鬼益三钱，杨木包三钱、松腴五钱、国老三钱”并嘱咐连服两周。病人见药方已改，遂安心服药，两周后病体果愈，甚喜，派人带礼物来京酬谢，施今墨推却道：“不应谢我，应谢陈方舟先生，我不过是为他抄方而已。”原来人参又名鬼益，白术又名杨木包，茯苓又名松腴，甘草又名国老，施今墨所写仍是四君子汤。从此也可看出施今墨谦恭待人之一斑。他常对学生们说：“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还说：“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 施今墨不仅擅用大方医治顽疾，还可用小方治疗重病，关键在于认症准确，用药得当。曾有人患风湿性心脏病，多年医治，四处求医，皆曰不治，后来求诊与施大夫处。施今墨细心诊断，却并未开任何处方，只让其购买一麻袋松子，每日三次每次一捧，须取松子仁嚼至白乳状方可咽下。患者遵从嘱咐，待一麻袋松子食完，其心脏病症逐渐减轻至消失，再至医院复查，已经完好如初，惊曰奇迹。还曾有一年轻人患腰椎骨质增生，腰痛剧烈，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都不见好转，后经施今墨诊治4次，判定为肾虚所致，即命其回家，每日服枸杞子一两。一个月后病症减轻，腰痛大减，行动自如，两个月后，健如常人。十数年后再遇，称腰痛再未复发，盛赞施今墨医术高明，杏林奇人。后来，施今墨遭到文革的冲击，于1969年8月2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四大名医之汪逢春 汪逢春（1884～1949)，江苏苏州人，精研医学，博览群籍，虚怀若谷，强调辨证施治，在京悬壶，门庭若市，妇孺皆知其名。 言传身教注重临床 汪逢春诊病严谨，对教学也十分严格，注重医德，收徒弟也十分谨慎，要求必须有古代文学基础，至少读过《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书，还要写得一手好字。徒弟在拜师后，每天在跟随汪逢春学习的过程中，要抄写底方、病例，可这个工作可不是谁都能做的，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历，汪逢春才会允许，可见其对行医的严谨。 汪逢春擅治时令病、胃肠病及妇科病，对于湿温病多有阐发。他教学注重实践，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让徒弟们聚在一起讨论病例，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良医。汪逢春最佩服清代的医学名家徐灵胎，常以“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教导学生诊断时要谨慎，不要只重脉象，还一定要四诊合参。汪逢春还带领徒弟实习制药过程，到窑台看锯鹿茸，到天坛复泰参茸庄去看制茸，他认为医生必明药物制法，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什么叫酒炒当归、吴萸制黄连，前胡为何用麻黄水炙等，明乎此，临证时才能得心应手。汪逢春言传身教，医者仁心。他每天必定留几个免费号给看不起病的穷人。不但挂号费、诊疗费分文不取，开好方子，签上字，穷苦病患可去同济堂免费抓药。虽是施诊舍药，也都是尽心尽力，绝不含糊。 为人低调谨慎谦和 行医多年，汪逢春积累下无数病案、药方，救人无数。徒弟们曾建议他整理医案，可他为人低调，总推说以后再议。一次，一个常来医馆的老病患就诊没带底方，幸好之前的底方保存完好，查验方便，诊治也快捷。后来汪逢春终于首肯此事，还再三叮嘱弟子“务求其实用，毋事虚饰”。回忆起编辑医案的经过，其弟子谢子衡说：“我和几个师兄弟一起商量，决定各自总结一类病例，最后汇总到我这里总体编辑。大家每晚回去抄录一部分，我再从中筛选。总结好一部分，请老师审查一部分。”1941年，初稿完成，因汪逢春书斋名叫“泊庐”，取自诸葛亮《诫子书》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意，师生们商定书名为《泊庐医案》。汪逢春不好宣传自己，由徒弟们写了前言，在首页印制了18个徒弟的名字，当年3月份，付诸刊印。 汪逢春非常重视临床经验，他曾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认为《金匮要略》、《伤寒论》背得烂熟，也不见得会看病，临床经验才是最重要的。中医看病讲究因人而异，病人个体差异很大，许多病人的症状并不像书中所写的那么典型，甚至有病人的症状与疾病灶不符。许多刚入临床的学生，或年资尚低的医生，知识很丰富，但诊病没有思路。经验的积累，是要靠在临床一点点磨练出来的。只有见过的病症多了，再面对相似的症状时才会有更广的思路，才不会遗漏疏误。汪逢春行医不图扬名立万，一贯低调，只钻研医术。“有麝自来香，不必迎风撩衣裳”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对病患像对待自己的家人朋友，施仁术，重医德，数十年来，始终如一。深得老师言传身教的名医谢子衡也常以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常自勉“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晴和，愁风愁雨愁不尽，总是南柯。” 汪逢春敬重同道，为人谦和。如遇病人经前医治疗无效者，也积极想方设法扭转病势，一旦无望，也不发怨言，不找借口推卸责任。他常说：“如怨天尤人，自我吹嘘，等于自我报复，结果必将一败涂地。”他从来不宣扬自己，从不登广告。记得曾有一学生登汪先生去某地出诊的广告，他知道后非常恼火，对该生严加申斥，并告之以后绝不可如此。他说，我个人是不主张自我宣传的，至于技术高低，百姓会给以正确评价的。汪先生严格要求学生，虽已考取执照，有的仍不许其挂牌开业，需要再现察一段时间，并嘱其小心从事，遇有疑难多向别人请教，千万不可粗心大意。而且还定期指导学生，讨论病例。 吟经颂佛一笑而终 一生信佛的汪逢春，每早五时便起床，诵读佛经，然后静心打坐、研读医书。自来京城住在江苏会馆起，便题书斋曰“五斗斋”。每天饮食定量，作息按时，虽忙碌却有条不紊，常年的修行，让他遇事宠辱不惊，澹泊名利。喜爱收藏的他一生中收藏图书甚丰，且喜爱古玩字画，故后书籍归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汪逢春临终前正在盘腿打坐，一笑而亡，毫无痛苦。 如今，四大名医的后人和徒弟仍然活跃在北京城的中医界，而四大名医流传至今的绝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和绝妙的药方，更是他们至高的医德，无不令人赞叹其大医精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