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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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1956年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二十多年來一意孤行地推廣簡化字， 1977年12月又公布了第二次簡化方案。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很快就意識到文字改革應該是十分慎重的事情，終于於1986年廢止了第二套方案。然而第一套簡化方案在1986年經修正後公布了《簡化字總表》，繼續推行。近年來學界對於簡化字的缺點和弊端也有一些討論，但還很少有建議廢除簡化字，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倡議（本文在有的地方將繁體字稱為正體字，到不是因爲臺灣這樣稱呼，而是爲了表述的方便)。我在這裡提出這一問題，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思考，共同將這一話題深入討論下去，也許能夠對中國的文化建設產生一些積極的作用。  
　　 我先表明我自己的觀點。我讚成恢復使用繁體字。文字改革（現在好像不怎麽提文字改革了)包括三大任務：推行簡化字、普通話和拼音方案。對於推廣普通話和拼音方案，我大體上是讚成的，但不同意漢字的拉丁字母化或拼音化，這在學界已取得共識。拼音作爲識字讀音的輔助工具有其合理性和優越性，也便於國際交流，但還需要做小的修正。本文對於普通話和拼音問題不予討論。  
　　 我想可以從五個方面來闡述我的觀點——恢復使用繁體字。  
　　  
　　 一、簡化字的弊端。  
　　 （一)、簡化方案中以一字合併多字易引發歧義。  
　　 在簡化字方案中，由於將很多意義相差很大甚至毫不相關的兩個字或多個字合併為一個字，閲讀時容易產生歧義。比如，餘余、雲云、後后、里裏、松鬆、谷穀、斗鬥、几幾、徵征、曲麯、豐丰、表錶、衝沖、葉叶、種种、盡儘、發髮、歷曆、鍾鐘（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麽簡體本中钱钟书三字要印成钱鍾书，就是因爲錢先生害怕別人將“钟书”二字認作“鐘書”嗎？)、干幹乾、復覆複、雕凋彫等。雖然有時候我們也能根據上下文來確定某一字的意思，但多保留幾個字形以減少文字上的歧義，我認爲是值得的。當然，很多不必要的纍增字、異體字確實應該規範和合併，如群和羣、裏和裡，為和爲，曆和暦、卻和却、峯和峰、怪和恠，亞和亜、回和囬囘、舉和擧、迴逥廻廽等等。但這項工作應十分地小心謹慎，以免再出現上面提到的那類問題。合併異體字、纍增字只是爲了今天印刷和書寫上的規範明晰，減少不必要的繁複（簡化字方案最初也有這個考慮，但結果很不理想，合併過多反而引起歧義)。但在古籍整理時必須保留其字形原貌（但類似“說説”、“戸戶户”、“没沒”、“俞兪”、“吳吴”這樣的字形當然應該統一。字形统一也是文字整理規範的重要内容)。簡化漢字和字形不統一都使得電腦檢索成爲問題。比如在簡體字文本中，檢索“說”字不會有結果，而必須用“说”字來檢索，而繁體文本中，可能檢索“説”字沒有而得檢索“說”字。如果在簡體文本中，本來只想檢索“雲”字，但檢索結果云字也大量參雜其間，需要人工再進行區分，增加了工作量。這些都是計算機漢字處理技術中出現的新問題，我們在文字整理工作中必須注意。  
　　 （二)、推行簡化字後增加了成本，帶來極大的浪費。  
　　 八十年代以前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簡化字差不多可以一統天下，只有少數古籍使用繁體字。但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加，由於港澳臺以及海外漢學界仍然使用繁體字，一些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還需要再出版一個繁體本面向海外，而引進的一些繁體字書籍又須改印為簡體字。這時候開始感到問題存在。第二套簡化方案的廢止正是在開放之後。現在香港、澳門迴歸祖國以後，大陸與港、澳地區的交往更趨頻繁，信件、公文、合同、章程等文書都增加了處理難度。請想想，《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該印成什麽字體呢？還是兩種字體各印一套？另外，最近十年來網絡興起，網站紛紛出現，但很多網站不僅制作簡體網頁，還需制作繁體網頁。我們只要看過一些網站就知道這一點，如CHINA中華網。這些都已經造成而且正在繼續造成極大的浪費。大陸和臺灣本來是同文同種，但現在卻搞成不同文，其過錯在於我們自己。就大陸來説，由於事實上不能完全廢除繁體字，簡化字和繁體字同時使用，大的字庫中既要包括簡化字又要包括繁體字，於是字庫大大增加其字數。如GBK中既有国又有國字，既有钟字又有鍾鐘二字。不僅GBK如此，GB2312-80也增加了字。由於餘字在1986年的《簡化字總表》中取得了合法地位，GB2312根據類推的方法造出了馀字，這樣在GBK中便有了餘余馀三個字。簡化字帶來的電腦操作上的弊端還不止這些。很多做過文字處理的人常會遇到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的問題，由於一個簡化字有時對應多個繁體字，加上軟件設計上的缺陷，把云一概轉為雲，余一概轉為餘，里一概轉為裡的事情屢見不鮮，令人哭笑不得。繁體字轉換為簡體字雖然沒有上述問題，但一些僻字因爲不能識別而變為空格也經常發生。像東方快車、Word2000都有類似的缺點。此外，GB2312中也包含了後、於、锺等不在《簡化字總表》中的字，繁體本的後字轉為簡體仍然作後字而不是后。不知道算是折中和進步還是自亂其例？如果沒有兩套文字系統，就不會有這些轉換帶來的煩惱了。  
　　 （三)、簡化字破壞漢字結構、割裂傳統文化。  
　　 簡化字最主要的缺點就是破壞漢字的字形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弊端。歷史上漢字的字形也屢經變化。如漢字由小篆變為隸書再楷化，其間字形都有較大變化，但這些比起簡化字來説已經算是較小的了。歷史上人爲地進行文字改革，較大的只有兩次——秦始皇時期和共產黨執政時期。但秦始皇是爲了統一戰國時期各國不同的字形，以適應國家統一的需要。共產黨將文字簡化主要則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即將漢字筆劃簡省後便於學習和使用，而忽略了漢字文化的傳統，這其中也包括漢字造字和字形構成的基本規律。很多漢字在簡化時沒有考慮字形，常常僅是將其視為一個符號。這樣做的結果就使的一些字不再適用於六書的規律。比如鷄字左邊原本表聲，簡化為鸡字，左邊的“又”完全是一個符號，讓人摸不著頭腦。如果說“又”就等於奚，但同樣這個“又”，放在漢字里寫作汉，在歡字作欢，在僅字作仅，在鳳字作凤，在鄧字作邓，在戲字作戏，在樹字作树，在對字作对，在轟字作轰。再比如乂，在趙字中等於肖，在風字、岡字、區字、網字鹵字中又是什麽呢？“文”字在這（这)字中表示言，在劉（刘)字中又是什麽呢？團字中專是聲符，簡化成团，方框裏的“才”是什麽意思呢？很多按照草書筆意原則簡化的字都存在這問題。如長（长)、書（书)、專 （专)、楊（杨)、東（东)、車（车)等字。至於一些新造字如灭（滅)、丛（叢)、导（導)、卫（衛)等更是不知所云。  
　　 有人說簡化字寫起來方便，一些港臺人也樂於使用，而且新加坡還採用了簡化字呢！但是請仔細想想，簡化字中仍有很多字的筆劃太複雜，如果完全按照書寫簡便的原則，我們還可以將很多字繼續簡化下去，也就會更進一步地破壞漢字的結構、脫離漢字的歷史。1977年的第二套簡化字方案也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出臺的，結果呢？雪寫作彐（這和電寫作电，雲寫作云，有什麽分別？——我們現在只是因爲看慣了第一套簡化字纔不覺其怪)信寫作伩，餐寫作歺，煤寫作火乚，稻寫作禾刀，展寫作尸下加一橫，圓寫作元，蛋寫作旦，“元旦”二字則不知所謂。這樣還能算是漢字嗎？還需指出的是，簡化字對筆劃的精簡並不如想像那樣多。根據對掃盲2000字繁簡不同書寫的統計，筆劃減少僅12.5%。要知道這2000字很多都有簡化寫法，如果以GB2312-80（《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來統計，筆劃減少的比例還將大大降低。  
　　 破壞漢字結構還引出部首歸類的問題。漢字是音意文字，字體結構中往往包含構了聲和意符。現在的簡化字因爲破壞了很多漢字的結構，也就使得多漢字不倫不類，一些簡化符號既不能表音又不能表意。如上文所說的“又”、“乂”等。傳、摶、轉、團字原來都是同一聲符“專”，現在卻變成传、抟、转、团，團字和其他字之間在也看不出有什麽聯繫。更爲荒唐的是愛字寫成爱，連心都沒有了還怎麽去愛？雖然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但愛由心生總不錯啊？愛原屬心部，現在竟然屬爪部！聲字原屬耳部，声現屬士部，真不知道聲和士有什麽關係？鳳字當然應屬鳥部，現在凤屬几部。這些都很難讓人能理解和接受。  
　　 漢字簡化的另一弊端是產生了一批形近字，讀寫上容易出錯。漢字原本就有一些形近字，如己已巳等。但簡化字更增加了形近字的數量，如厂广、泸沪、远运、从丛、汇江、仑仓、厉历、义乂、风凤、归旧、设没、划剗等等。這增加了排印和閲讀上出錯的幾率。  
　　 不管當初搞文字改革的那些人想到過沒有，簡化漢字的實際後果就是讓現代中國人遠離我們的傳統。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簡體字，而看不慣繁體字，會寫的就更少。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是這樣被人爲地隔開了。我們常常責備青年人不注重學習傳統文化，他們看到繁體排印的古書就自然產生生疏隔膜的感覺，怎麽可能去學習呢？一些優秀的古典著作也有簡化字排印本，他們仍然不會用心去讀，究其原因也與我們的語文教育有關。我們建國以來太過忽視文言文教育（過去反傳統，批判“封建糟粕”，那就不用説了。)如今終于嚐到了惡果。幸好，現在的中小學語文教育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而且正在改變。  
　　 （四)、簡化字給兩岸三地交流以及國際交流帶來不便，更加破壞了漢字文化圈的統一性。  
　　 現在港澳臺三地仍然使用正體字，漢外華人讀寫也以繁體字為主，歐美、日本、韓國等地區的漢學界，在用漢字書寫時，也大多是繁體字。日本漢字雖然也有一些簡化，但多數更接近繁體字的字形。韓國初中學生學習900個漢字，高中文科學生再學700個漢字，也是以繁體字為準。這樣一些群體經過簡單學習和適應，雖然也能認得簡化字，但與大陸人士在交流時也有很多不便之處。中國大陸的人如果到了港臺地區生活工作，則須學會繁體字的認和寫。反之，港臺地區的人到了大陸也須學習認和寫簡體字，不過要比前者容易一些。一個海外留學生到大陸學習，如果要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或是去港臺地區生活工作，也須再學習繁體字。這實際上是加重了外國人學習漢字的負擔，很不利於向世界推廣漢語。  
　　 再説漢字字形統一的問題，也是漢字文化圈的統一問題。我國的近鄰日本、朝鮮（韓國)、越南都有很悠久的借用漢字的歷史。日本現在仍使用一些漢字，1981年公布的 《常用漢字表》有1945個漢字，小學生要學996個漢字。韓國也能見到漢字使用，尤其在一些商標上面，如我們熟悉的“現代”、“朝鮮日報”等。韓國的初中生要學習900個漢字，高中文科生再學700個漢字。而漢字在這些國家最大的使用是，他們的很多古籍都用漢字印刷，當然都是繁體字。這些國家的人要了解自己的歷史以及傳統則必須學習漢字，而且必須是繁體字，否則學了簡化字之後還是得學繁體字，才能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現在日本漢字中也有一些簡化，但不如中國大陸多，也不太一樣。漢字也由於歷史上的異體字以及寫法差異等問題，本來就有字形混亂的問題。整理合併異體字和規範統一字形纔是現在的當務之急，這也就是學界正在討論的漢字統一問題，我很難想像用簡化字去取代它們的漢字，也很難想像用簡化字去取代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的繁體字。難道將來兩岸統一了，還是實行兩套文字嗎？  
　　 簡體字當然也有一些優點，我以爲主要是寫起來快一些，還有電腦的分辨率較高，屏幕上看起來清楚一些（電腦技術將來也會解決這些問題的)。但是比起上述的諸多弊端來説，這些優點確實微不足道。  
　　  
　　 二、恢復正體字，很多擔心是不必要的。  
　　 （一)、有人說，恢復使用繁體字會讓中國人變成文盲，現行的語文教育成果化為烏有。其實並非如此。  
　　 恢復繁體字只涉及讀寫問題，不涉及聽説問題。這裡先說讀的問題，也就是閲讀、認字的問題。儘管現行語文教育實行的是簡化字教學，但事實上多數人能夠認識大部分繁體字。很多人是通過看VCD（包括錄像和DVD等影視作品)認識繁體字的。港臺以及多數盜版的歐美電影，字幕都是繁體字。此外，一些從港臺引進或走私的電視節目、小説（如武俠、言情等)、動漫也都是繁體字。除了部分繁體字印刷的古籍和專業著作外，書法作品、古玩字畫、名勝古跡、老字號的商標店招等也常常使用繁體字。在歌單、廣告、海報、遊戲等載體上，繁體字也是隨處可見。在這樣一個事實上的簡繁混用的文字環境中，多數人原本已經能認識繁體字了。當然，多數的人並不習慣閲讀繁體字書籍（其中部分原因是不習慣豎排。我讚成普通新書用橫排，古籍及部分專業書籍仍用豎排。)更不習慣寫，甚至不會寫。解決的辦法是，在正式出版物中規範地使用正體字，但允許在非正式的環境中（如私人書信、筆記等)繼續使用簡體字。1935年民國政府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324個俗體簡化字（次年廢止)，1980年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邉游瘑T會之標準行書研究委員會出版了《標準行書範本》，其中也有一些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簡體字（但為或官方承認)，可以參考這些經驗。我也同意在不產生歧義的情況下，通過專家研究論證後，用一些筆劃較簡的異體字取代較繁的異體字。另外，隨著電腦的普及，在有些地方打字替代了寫字，也使得書寫不再成爲問題。  
　　 （二)、還有人說，繁體字結構複雜、筆劃多，小學生在學習中感到困難。這也不正確。  
　　 小學生的記憶力十分強，繁體字並不增加其學習難度。這是有實驗證明的，由港臺的教育事實也可知道這一點。更何況很多基本的字並不存在繁簡問題，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人口手等等。繁體字在學習上的難度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大。而且繁體字字形更符合漢字的造字規律，老師在教學中還可以通過講解其字形來幫助記憶。像上面提到的那些破壞字形結構的簡化字難道更有利於教學嗎？總之，採用繁體字不會增加學生的負擔，至少不如想像那樣嚴重。雖然正體字教學對於學生不是問題，但對我們的教師隊伍卻提出了要求。不止是語文老師必須會認會寫，其他科目的老師也要求在書寫漢字使用繁體字。這就意味著絕大部分教師需要自修或培訓。這是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幸好，學習繁體字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困難的是糾正多年以來形成的習慣。尤其是語文老師，決不允許在教學中使用簡化字。  
　　 （三)、簡化字是必然趨勢嗎？  
　　 有人說，歷史上漢字字數不斷增加，一些字產生了簡化寫法，正是因爲大家在私下書寫時爲了簡便而不斷產生俗體字或手寫體字，不斷生造新字和纍增字。其實暗自裏大家都有對簡化字的要求。所以就算是恢復了正體字，但將來還會往著簡化的方向發展。這説法也不對。歷史上漢字增加和部分漢字的筆劃簡化，確實有上述的原因，但還有語言變化以及方言、外來語等方面的原因。而且歷史上的漢字演變，除了簡化的趨勢外，也有繁化的趨勢。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在原字上增加意符聲符。比如然變為燃，莫變為暮，梁變為樑，取變為娶。這也就是很多異體字、區別字、纍增字出現的原因。單就不規範的俗體字、簡體字來説，在現代社會可以避免其繼續產生。古代社會由於信息傳播不夠發達，出版物的用字也常常不統一，寫書的人遇到自己不會或不清楚的字常常任意而為。現在社會有極其發達的信息交流，有全國統一的語文教學體系，有權威的語言文字委員會來規範文字寫法，再加上傳播媒體（包括語文教材、出版物、影視等)用字規範統一，人們便不會像過去那樣任意寫字。現在有些不規範的寫法如伩（信)、氿（酒)、付（副)等，很多是第二批簡化字留下的後遺症。而且，也不能說民間出現了什麼樣的俗體寫法，我們的文字就要亦步亦趨地變化。很多新俗字的產生有極大的隨意性，也很少科學性，像韮字寫成艸頭下加九字，工字爲了寫起來好看中間一豎要彎一下，我們爲什麽總要根據它來制定統一規範的文字標準呢？因此認爲簡化字是必然趨勢，恢復繁體字將回潮的説法是站不住腳的。  
　　  
　　 三、近五十年來簡體字印刷的書籍會作廢嗎？  
　　 中國推行簡化字近五十年，其間印刷的書籍報紙很多（原來即以繁體字排印的書籍不在討論之列)，是不是恢復繁體字它們就變成廢紙了呢。不是。必須承認，在簡體字印刷的書籍中確有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三聯書店的“新知文庫”、“學術文庫”，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漢學研究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世界宗教與文化叢書”等等。這一類的好書將來不得不重新排印成繁體字。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又一重大代價。但好在其數量不多。如果將圖書分爲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類，在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中，因爲受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多數沒有重印的必要，只有作爲歷史研究資料的價值。而且事實上八十年代以前出版業並不發達。（但如果不儘早恢復正體字，將來這一代價會越來越大！)至於自然科學，包括理工農醫等方面的書籍，因爲學科本身不斷發展，很多書原本就需要不斷更新。比如哈工大的《理論理學》教材，西北工大的《機械原理》教材（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現在使用的都是第五版，在下一次修訂排印時改為繁體字並不增加成本多少。自然科學的學科性質決定了它的很多書籍隨著時間流逝便逐漸喪失其價值（這一點恰恰和人文書籍相反)，看看這十多年來的計算機書就知道此言不虛。當然計算機領域發展日新月異，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應該說以上的判斷大體上是不錯的，即自然科學領域過去出版的大部分書不須重印，也就不存在浪費的問題。  
　　  
　　 四、恢復正體字會引起混亂嗎？  
　　 中國現在實際上是簡繁混用，早已出現了混亂狀況。1956年至1964年之間出版的一些書籍，很多只採用了第一次簡化方案第一部分的230個簡化字，如国学献会对价汉庄术历义阶齐广关与东等字，書如《中國思想通史》、《詩學》、《歐里庇得斯悲劇集》等，在今天看來也可以説是簡繁混用。今天很多使用繁體字的地方，又常常出現錯字。比如街上隨處可見的“發廊”、“美發”的招牌，廣告上也常有“某某花園距某地3公裏”的説法，中華網繁體版的“農曆”寫成了“農歷”，天台山、天台宗也常被一些質量不高的繁體排印的書印作天臺。而一些較規範負責的簡體書在印古人名號時，又常常用繁體字，如穀梁、徐稺、楊（杨)脩、魏徵、高適、劉（刘)知幾等等。在一些工具書以及涉及古代的書籍裡，繁簡混用的情況更爲常見。如最權威的《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字頭以繁體為準，但内容則繁簡混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詩經詞典》和《簡明古漢語詞典》都是不錯的工具書，但僅字頭用繁體，内容用簡體。由於繁體字無法取消，這種混用狀況還會持續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實行了不到五十年的簡化字方案廢止，恢復正體字。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消除文字上的混亂。  
　　 毫無疑問，恢復使用正體字，在一段時期内將在社會上引起文字書寫的混亂。這主要是因爲大部分人不會書寫繁體字，尤其是對於里裏、松鬆、谷穀、斗鬥、几幾、徵征、盡儘、發髮、歷曆、鍾鐘等字不知道怎樣使用，因爲在一般人熟悉的簡體字中這些字本來是沒有區別的。解決的辦法是，在恢復正體字之前，除了在媒體上廣泛宣傳之外，要對很多文字工作者，如出版人員、記者、編輯、秘書以及教師等進行培訓。而出版社也須出版一些有鍼對性的小冊子，以教育大眾正確地書寫正體字，報紙、電視上也應開闢專欄，幫助大屑m正書寫習慣和常見錯誤。大學中文系尤其要加強這方面的教學，保證中文系本科生能夠準確無誤地書寫正體字，畢業後充實到社會上的文字工作部門，逐漸掃除書寫中的錯誤，最終結束這種混亂狀態。對於這樣一種混亂，不必估計過高，但也不能掉以輕心。我們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正體字，並且堅信將來混亂期結束以後，我們將有一個良好規範的文字環境，再也不會有簡化字帶來的種種弊端以及簡繁混用帶來的諸多煩惱。  
　　  
　　 五、餘論。  
　　 有人說簡化字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對他進行修訂不更好嗎？我也曾考慮過這一方案。可是不行。首先，修訂後的新字必定帶來新的混亂，比如假設大家深以爲憾的後、雲、裏、徵（征)等字恢復了，就會讓很多人不適應，和前面所說的“對於里裏、松鬆、谷穀、斗鬥、几幾、徵征、盡儘、發髮、歷曆、鍾鐘等字不知道怎樣使用”一樣。很多人也不習慣恢復了的字。就好比現在本來已恢復餘（馀)字，但很多人在書寫時、很多書在排印時仍不與“余”字做區分。如果是修改現有簡化字字形，寫法筆劃有所調整，則勢必產生更多的混亂。其次，與其讓人們學會正確書寫一些恢復使用的字和新的字形，不如去學原來的正體字，兩者的難易程度也很接近。總之，僅對現有簡化字進行調整，並不能徹底結束繁簡混用的狀態，反而會引起新的混亂，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爲了解決目前的文字使用的混亂狀態，爲了方便國際交流和將來的兩岸統一以及漢字字形統一，爲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復興，只有恢復使用正體字纔是唯一出路。  
　　 很多人反對恢復正體字，主要不是在學理上有多少站的住腳的證明和道理，而是習慣使然。畢竟簡體字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基本能表達我們的語言，要放棄使用了幾十年的簡化字去寫繁體字確有很多的不適應。但是請想想，不到五十年的簡化字比起近兩千年的繁體字來説（如果以小篆隸化開始算繁體字的歷史的話)，又顯得歷史太短。爲了中國傳統文化不至斷送在我們這一代手上，解決上文所說的簡化字的種種弊端和簡繁混用的狀況，只有恢復使用正體字，雖然我們將經歷一個短時間的不適，做出一點犧牲，總比將來給子孫後代造成的不適和犧牲要小得多。有些人認爲恢復繁體字就是復古倒退，將其與恢復八股文、甲骨文等同，這是很幼稚的觀點，我也不用在這裡多說。  
　　 恢復正體字的確有許多困難，但事實上最大的困難並不是上面所說的那些，而主要來自政府，取決於政府有沒有這個勇氣和決心。雖然這意味著對自己一段歷史的否定，但總比對我們幾千年文明的否定要好吧！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否定，簡化字爲什麽就不能否定呢？回顧簡化字推廣近五十年的歷史，前二十多年因爲自我封閉、缺少與海外的交流、不重視傳統文化，尚可一意孤行不至發生很大弊端。但近二十年來的文字使用混亂和簡繁混用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雖然最近公布了《國家語言文字法》，可以預料將仍然不能改變目前的混亂狀況。現在到了我們勇敢地面對這一問題並加以解決的時候了，而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恢復使用正體字。這五十年來我們國家在語言文字政策上犯過很多從錯誤，如六十年代推行拉丁化的新維文、新哈薩哈克文，雖然比原有的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更具科學性（簡化字主要是簡省了一些筆劃，也談不上科學性)但最終不免失敗的命撸??982年廢止。第二次簡化字方案的出臺更是一個錯誤，我們最終也廢止了。那爲什麽不能考慮廢止第一套簡化方案呢？  
　　 現在是政府採取行動的時候了。政府應該認真地面對建國以來文字政策上的失誤，仔細考慮恢復正體字的問題，廣泛徵求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積極穩妥地恢復中國人使用了近兩千年的繁體字。這是涉及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民族文化復興的大事，也是有利於我們子孫後代的大事，這項工作實行的越早越好，而實行越晚越不利於漢字的統一和傳播。今後國家在文字方面的工作主要應是整理和淘汰異體字，規範統一字形，建設現代漢語基本字庫和較全備的漢字字庫。也希望我們的專家學者勇敢地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建議，並且嚴肅認真地進行漢字的整理和規範工作，推進字形統一（尤其是大五碼和國標碼，甚至包括日語漢字等)，讓人們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良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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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吃饭!
睡觉?睡觉!
－－－－－－－－－－－简化汉字到底简化了什么  
  
张钊  
  
　　两个小故事　　

　　一次，和一位同胞争论起唐朝初年的历史，吵得脸红耳赤。他的博学每每令我惊讶。我原来自以为很熟悉两《唐书》，但他讲的好些典故我听也没听过，很惭愧于自己史识浅薄。追究下去，他说：是从电视剧《唐明皇与杨贵妃》里看来的。我立即哑口无言！　　

　　去年编辑部来了一篇稿子，题目是：男尊女卑在汉语和德语中的对比。作者是一位语言学专家，在国内出过好些书，发表过好些文章。他的立论是：汉字中，从“女”、从“母”的字多含贬义。他以“毒”字为例，说：“从‘母’，贬义”。正体汉字中的“毒”字下边不是个“母”，而是个“毋”。汉字简化后，把这两个部首合一，都写作“母”，因此造成了这样奇怪的“研究结果”。　　

　　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对几千年的文化沉积那样深刻的偏见呢？这首先来自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对传统文化的逆反心理。但是，现代汉语白话文运动与解放以后的汉字简化运动对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汉语、汉字的大规模改革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崇尚的精神有关。　　

　　白话文与简化字　　

　　现代汉语白话文与简化汉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最显著、最有成效的两个结晶品，它对中国文化的现实与未来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现代汉语白话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有广泛现实效果的政治举措。现代汉语白话文被规定为正规语言之后，首先在小、中学的语言教育中获得了普及。随着一代一代通过现代汉语白话文学习科学、文化的人们的成长，它在一般媒体如图书、杂志、报纸、广告、广播、电视，乃至于现代的互联网中，在日常的应用文字如文件、通知、说明书与账单等等中，都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现代汉语白话文运动在汉语、汉字的改革中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改造与文化决裂运动的先导之一，开了此后一切弃绝文化传统的行为的先河。现代汉语白话文的成功普及为这场文化运动树立了信心，为后来的汉字简化运动铺下了理念与实践的基石。可以说，汉字简化运动直接继承了现代汉语白话运动的精神，彻底完成了现代汉语白话文运动未竟的事业。　　

　　肇端于五四的反礼教、反封建的口号从意识形态上造成了现代人与文化传统的隔膜，而现代汉语白话文与简化汉字才切实地隔断了中国文化的承传。经过这两个运动，汉语文言文与正体汉字就由文化的主要载体退化为文化的特殊现象。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它们不啻于外语、外文，不经翻译，不经注释，没有师友的指导，民国以前——并非远古——的书籍与文字就不能被流畅地解读。经过这两个运动，中国文化才成了“传统文化”，“古代文化”，成了已经死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与八十年代的“反思”（《河殇》之流)敲死了棺材上最后两枚铁钉，把几千年的思想、文化沉积送进了坟墓。　　

　　白话文、简化字白化了文化，简化了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说：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我们需要新的文化；不与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新的文化就不能建立。因此，隔绝中国文化的承传，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他们的逻辑有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每一个新发现，新技术，新的生产流程，新的市场开发都是建立在以往的发现，以往的经验的基础上的。为了追求新的生产力，而摒弃一切既有的知识与技术，回到钻燧取火，击石成斧的水平上，当然是不可以的。与生产力相比较，文化的发展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对既有的沉积有更大的依赖性。为了建立适应新的生产力的文化，而摒弃一切既有的文化，就如同把文化抛回到原始洪荒的野蛮时代。　　

　　五四人并不是要我们拒绝一切文化，头脑空空，君子而野人，人而禽兽。他们是要我们抛弃中国的文化，义无反顾地接受欧洲文化。他们只是把中国文化看成了接受欧洲“先进文化”的拦路虎。如今，这个拦路虎分享了其他珍禽异兽的命运，被我们灭绝了，我们有没有因此更好地接受了“先进”的文化呢？我们废除了汉语与汉字，却并没有因此学会任何一种“先进的语言”，并没有因此打开一条通向“先进文化”的康庄大道。连我们最崇拜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也是几经翻译、注释才能读懂。学校里教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不出斯大林的那本薄薄小册子。　　

　　象一个断绝了源泉的小水洼，当代中国文化虽然仰受着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支流思想的雨露甘霖，恐怕还是难免干涸的命运。缺氧的人在最后的时刻不会再感到窒息，反而产生了欣快。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代文化的欣快感，无异于回光返照。我们说白话文、简化字白化了文化，简化了思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处处可见的悲惨现实。　　

　　学习汉语、汉字，真正解放思想　　

　　李斯要为秦始皇建立绝对的权威与统治，因此必须杜绝一切传统价值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强迫人民以吏为师，全神贯注地学习秦王朝要他们知道的东西，实行彻底的思想清洗。先秦的文化，特别是那些文化的载体——书与儒生，都是这个思想清洗的拦路虎。焚书坑儒是灭绝这个拦路虎既干脆又快捷的办法。但是，高祖进军鲁国，当地读书声、弦歌声不绝于耳。孔子之道终于成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主导思潮，而申韩法家成了暴政文化的代名词。　　

　　与焚书、坑儒不同，汉语、汉字所遭到的大规模的改造，真正、彻底地把人民与既有的文化营养隔离开了，使他们长久地处于文化的真空之中。Bill Gates说：“掌握了媒体，就掌握了头脑。”在失去了一切文化营养来源的时代，这句话就好千真万确的真理，在闪闪放光。　　

　　这两天是鲁迅的纪念日。鲁迅一面教导年轻人彻底摒弃古书，一面提倡独立的人格，呼唤“精神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履行鲁迅的教诲。他们一方面把早已经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替罪羊，在它身上灌注了一切失败与绝望带来的仇恨；另一方面，热切追求思想解放，希望打破所有条条框框，作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无论怎样努力，其思想与行为都不能超出既有的模式。他们虽然以“后现代”自我标榜，但其思想深处还被禁锢在带上了“中国特色的”，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一两个思想流派的囹圄中。因为，他们鉴于语言文字的隔膜，不能切实学懂其他任何东西。　　

　　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无论是学习任何一种欧洲语言，还是学习汉语、汉字，都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通向外界窗口，有希望有朝一日能解脱桎梏，逃出囹圄。不管你信不信，学习才能带来真正的思想解放。
－－－－－－－－－－－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作者：张钊

　　几十年来流行的观点认为：汉字的简化的是中国文字的进步，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这是没有顾及到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用情感和政治代替了科学的判断。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段台词："以后想问题要用脑子想，不要用骨头想！"我们就试着用脑子想一想这个问题。

　　由少变多，由简而繁—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文字的发展都是从繁到简的，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潮流而已，这不符合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事实。假如我们相信殷墟甲文与商朝的实用文字类似甚至相同，拿它同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来比较，就会发现：原来的一个字，分化成了几个字，笔画也随着加多了。比如，从原来代表闪电的"申"字演化出了加"雨"头的"電"，用来表示雷电的"電"；加上立人旁，用来表示屈伸的"伸"；加上"示"字旁，用来表示神仙的"神"①。

　　上古字少，而语言中的词又很多，所以，有些字要身兼数职，一个字成为多个词的书写符号，表达不同的意思。兼职固然有省事的一面，但给阅读带来了很多困难。于是，要另行造字，力求一字一声、一意，字字专职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数由少变多；形体由单纯变复杂；字意分化、具体、单一、固定，正是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汉字在那一千多年中是由少变多，由简而繁的；从东汉到汉字简化这两千来年间，汉字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正式书写的形体没有重大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汉字简化的趋势"，就如同中国没有经历过先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过程一样。这些都是迷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凭空幻想出来的。

　　恢复同音假借—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以意定音，以音定形，见其字而知其音，读其音而明其意，这是汉字的一大特点。古人注释文字，往往只需指明某字在某处的读音，意思就一目了然了。

　　上古时，字数少，又没有字典，写作时找不到确当的字，用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就是令人头痛的"同音假借"。字的发音是变化的，不同字的发音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几百年前读音相同的字，几百年后就可能相差很大，而使人难以看出它原来是哪个字的代用品。我们今天读上古的文学作品，文字是其中很大的障碍：很多的字，在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段落中的意思不同，因为他们是其他字的代用品。后来字数多了，有了字典，字的读音和意思渐渐地固定下来，借代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多音字，他们的读音和字意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一字多音，从来就是汉字中难弄的部分，精于文字的人都有意避免它。后代的人再用同音字来借代，就是文法上的错误了，章太炎把它叫做"借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别字"。

　　简化汉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仅仅读音类似的几个字，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顶替，人为地造成"别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的"隻"；"頭髮"的"髮"与"发展"的"发"；"後來"的"後"与"皇后"的"后"；"干戈"的"干"与"才幹"的"幹"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消减偏旁部首—阉割了汉字的优点

　　假如我们一定要说汉字的优点，它的形体给出的，意义和读音上的丰富信息，必然是不可忽略的。许慎把汉字分成"文"与"字"两类："文"是偏旁、部首和单纯字（偏旁、部首原来都是独立的字)；"字"是由"文"组成的复合字。"文"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提示字的意思；通过形声等方式，提示字的读音③。比如，"車"字，看着就象一根轴贯串着两个轮子，中间是载人载货的部分；"苗"字指明是草长在田上；"上"与"下"都明白地表达出各自的意思。俗话说：有边儿读边儿，没边儿读中间儿，很好地说明了偏旁、部首对读音的提示功能。

　　简化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把偏旁、部首的这些重要功能消减了。首先，简化汉字把很多汉字表音或表意的部分去掉。比如"頭腦"的"頭"字，本来由表音的"豆"和表意的"頁"组成。一切以"豆"为音符的字读都读"豆"；一切以"頁"为意符的字都与头面有关系。这样，看到这两个字根，就能猜出字的读音和所指。而简化的"头"字，从字面上，我们既看不明它的读音，更看不出它意思所指。其次，简化汉字甚至把很多偏旁、部首都改了样，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提示字意的功能。比如，简化的"车，就不会令人联想起车子的原形；简化的言字边也看不出与口舌的关系。

　　所以，简化汉字是把汉字中很多对于学习、认识和阅读致关重要的部分改掉甚至取消了，给汉字动了大手术，把汉字的优点阉割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

　　很多汉字由偏旁、部首这些字根组成，会用这些字根，学起就比较快捷、方便。简化汉字把这些改变或去掉了，学起来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得靠死记硬背。同时，简化汉字将若干分工细致的字重新归纳成一个多音、多意字，使汉字的字数骤减。从表面上看，减少了学习的总量。但由于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学习单字所要花费的功夫增加了。原则上讲，字越多，字意越单一、固定，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就越容易；而字数少，取意广，功能多、变通，则只适合那些善于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人。我觉得，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同样，因为简化汉字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汉语白话文中词的多音节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但远远不能把他们完全抵消。

　　在使用上，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多音和多意字大大增多，严重地妨害了使用者对文字精确的驾驭。加上现代汉语白话文在大陆这几十年日新月异地变化，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质量都严重地受到了影响。除去内容上的缺陷，语言、文字的限制恐怕将成为这些作品传世的最大障碍。

　　简化汉字有着不能掩抑的优点：字数少、书写简便。这也是当年作这项事业的人们最有力的理由。但为了这点便利，造成学习、理解、阅读和使用上多方面的困难，代价是很重的。

　　好朋友的妈妈有句口头禅："豆腐搞成肉价钱"，用来形容简化汉字，真的很确当。

　　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秦地的文字，一举废掉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习用的六国文字③；两千年以下，我们造出几千个新字，一举废掉了延用两千年的汉字，两次都出于政治的动机。

　　历史上有人赞扬秦始皇"书同文"的功劳，在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眼里，更是万世不朽的丰功伟业。然而，秦朝仅仅传了三世，是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文字的改革也未能阻止它的夭亡。"书同文"给我们的文化却掘下了一条深深的堑沟，带来了不能弥补的损失。先秦的书籍不仅被大量烧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无法阅读。汉朝的传注学之兴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汉学者们发掘、篡改、伪造、翻译、整理和注解古书，使儒家著作流传下来，成了万代的经典。但春秋战国，史称"百家"，其间淹没、散轶的，何止十之八九。这是祖国文化的一大灾难。

　　汉字的简化和白话文的日语化（我们本来不是没有白话文，《金瓶梅》、《红楼梦》全是用白话写成的)，如同两把快刀，再一次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今天大陆人中，认识未简化的汉字，能读中文书的人，凤毛麟角。凡民国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绝学。文化要继承、发展；政治要借鉴、改革。但是，继承了，才能发展；借鉴了，才能改革。否则，一切从头做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栽跟头才奇怪呢？周有文、武、周公，而孔子说："鉴于二代"；汉有萧何、曹参，而史称："汉承秦制"。历史上聪明毓智的人们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学习、借鉴前代的成就和教训。我们经历了百十年的混乱，纲纪制度，破坏殆尽；文化风俗，荡然无存。因为语言文字的缘故，既难于学西，又不能承中，想起来，令人痛心万分。

　　注释：
　　①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 撰
　　②见《古汉语纲要》 周秉均 撰
　　③见《说文解字》（汉)许慎 撰
－－－－－－－－－－－汉字命运忧思录
——读《昭雪汉字百年冤案》
彭小明

　　商人、学者安子介

　　安子介先生是一位香港实业家，既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又是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的商业、法学、政治的头衔还有很长的一大排，他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保卫者和理论家，同时还发明了中文写字机和新的汉字检字方法，懂得八种外国语，中文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功底都很深厚。

　　安先生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在上海求学和供职，翻译过国际贸易方面的书籍，抗战以后在香港经商，成为殷实的商家，同时务实地研究汉字的历史和奥秘。面对中国大陆强大的“废除汉字论”他冷静地研究出了全新的汉字科学体系，终于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国内广泛的支持，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强烈震撼。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曾经在国内生活的知识分子，都会强烈地感到，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空气是何等地政治化，“一言堂”。正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使得安先生免遭非正常学术批判的厄运，发展了他独到的理论，抚今追昔，不禁为中华民族有此谔谔之士、汉字未遭彻底覆灭，重获理论生机而额手庆幸。

　　

　　汉语拼音化到此为止

　　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是偶像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这条危险的道路已经走了快一百年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北京大学和北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苏联对于这种倾向曾经给予支持，西方汉学界著名语言学理论家几乎都一致地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语言文字，是残余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才是科学的、先进的文字。西方的传教士也早已开始编创中文的拼音系统。从威妥玛式到耶鲁大学式，从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到台湾的注意字母第二式，从北洋政府的注意符号到中国大陆全面推行的汉语拼音，世界上出现了不下一百种汉语拼音系统。其中由中共元老林伯渠（前国家副主席)、吴玉章（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会主任)在海参崴（一九三一年)草创，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制定，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在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影响最大。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意，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当时并非没有直言异议之士，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一来，所有持异议者竟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其中包括《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作者之一李涛先生。)

　　经过文革的极左冲击之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同音错字的问题无法解决。电脑利用拼音输入中文的实践更显示出拼音无法取代汉字的必然性。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作为汉字识字辅助工具和与西方文字的转写中间环节，汉语拼音简单易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读音，是比较优秀的方案。中国进入联合以后，联合国（一九七二年)正式接受了这一方案，东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作为数学汉语的拼音工具。中国大陆的人名地名一律以汉语拼音拼写式为标准式。同时也到此为止，以拼音废汉字的想法差不多无疾而终。

　　

　　对汉字的重新解析

　　长期以来西方治学家从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象形文字，应该逐步向拼音文字靠拢。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语言学家也认可了这种看法。安子介先生不愿认同：“如果英文二十六个字母能解决问题，美国就没有文盲了。”他运用自己对世界多种语文的认识，写出了《劈文切字集》、《解开中国文字之谜》等中文、英文著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过去的语言学因袭西方式的体系，可是中文没有词尾，没有复数，名词没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类也不确定，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加以规范。安子介提出汉字记录的不是固定的语音，而是观念。日月目雨这些字是以形表义，不记录语言。方言众多，汉字始终没有改变“书同文”的状态。因此他说，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安子介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和优点。音形义三个要素，形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于西方文字。“形”容易记住，意义集中在字形里面。汉字有很多意义联想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趣，也便于记忆，安，屋顶之下，一个“女”。表现女性柔弱，不宜在外，“宜室宜家”，才是安全的。家，屋顶之下，豕表示猪，代表牲畜，说明农业社会里一个家庭必须有一定的家畜。女和母在古代的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基本形状是一样的：母字比女字多了两个点。表示乳房，象征着同是女性，不同在于生养和哺育孩子。愁字表示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秋天里人们为过冬而发愁。这些汉字一以分析之后，往往很难忘怀。他说，“汉字的秘密完全在小篆的学形中，只要将汉字放在一个文明曙光初露的农业社会中去加以理解，就可以豁然而通。”他把五千八百八十八个汉字作了分类，进行深入分析解释。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观念化、哲学化的途径发现，这些解释不仅可以理解，还可以看出文明的积累、构思的巧妙、观念的丰富和形象的生动。他的分析解释，既尊重前人的合理假说，也不排除“望文生义”的“杜撰”。根本目的是方便学习汉字的人去理解和记忆。

　　

　　汉字组词能力强

　　汉语的组词能力强。最活跃的基本单位是字。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语音简单、明确，高度概括抽象，组词能力强。例如车，电车，马车，手推车，汽车，火车，德文、英文多用不同的单词。他们通过统计和筛选发现，报刊文件中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几乎就可以读懂平常的绝大部分文章。汉语的词汇实际上主要就是由这些字组合而成的。所以只要攻破了识字大关（三到四千字)，难写难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再加上汉字组词有一定的联想关系，比较容易会意，所以至少并不比其他语文难学。安先生的理论尤其对于扫盲工作有特别的意义。他编写的《安子介千字文》在国内农村试点以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汉字落后还是先进？

　　汉语是先进的语言。信息学有个重要的原理指出，“如果发出许多信息，有一部分信息是重复的；那么这一部分被重复信息的信息量等于零”。德文和一些欧洲语文还有许多原始语言的残留痕迹。也就是说，发出重复信息。汉语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度高，重复信息较少，精练简洁。Ich bin lehrer.我是教师。Ich，已经说过“我”，不必再重复，而bin的意义又强调“（我)是”。三本书，drei Bucher既然说了三本，再强调书的复数，就是重复，就是发出无效信息，就是浪费资源。“的”字的抽象概括的产物，英文of也比较进步，德文dex xxs, der和dessen以及其他性数格重复变化，都属于比较原始的语言表达手段。从信息学的我度来分析，西方的语文才是比较落后的、没有完全成熟的语文。（汉语也部分重复信息，例如量词。)

　　汉字与脑外科实验

　　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医生划助安先生的理论开展实验证明，汉字用脑与拼音文字用脑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们常说：逻辑左脑，艺文右脑。上海的医师发现，失误症患者听不懂语言信息，却还能理解汉字传达的图文信息。发出口头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汉字命令，患者却懂。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运用和领会汉字是左右脑同时并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运用了左脑。也就是说，汉字对于中国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儿童教育上的“开发右脑活动”。日本教育家石井勋的实验也证明，汉字比片假名在表现思想地正确性高，传达速度快。假名或罗马字在阅读上耗费时间。汉字则一目了然。

　　汉字简化是历史性的大错

　　安子介理论推翻了文字是语音的记录符号这个西方长期以来的定论，指出了文字，尤其是汉字是文化信息符号的论点。在横向上，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借助汉字传递信息，而与语音很少发生联系。在纵向上，历史上的汉字的含义延续至今，保存的是意义信息，而语音已发生很在的变化，对意义传递影响不大。虽然安先生的书没有说出对简化汉字的批评，（他具有全国政协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国内支持他的学者也仅仅含而不露地提出“识繁认简”的主张。但是阅读过安子介理论的读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安子介理论根本动摇了简化政策的基础。汉字是东方的拉丁文。过去中等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就可以直接阅读古典文献。汉字简化造成了断层。一九九五年一批学者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联名提议兴办专门不校，培养专业青少年从事古典研究。表明中国人民与古典文化的纽带已受到严重损伤。

　　简化汉字无助于扫盲

　　简化汉字首先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汉字太繁，简化有助于劳动人民学文化。”台湾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几十年分治，客观上为中国语文政策设置了比较研究的实验分组。台湾五十年代起注重教育，保证教育经费，扶助平民子弟入学，而不是减少汉字笔划，终于为嗣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基础。台湾到七十年代已经扫除文盲。

　　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一九八○年才停止产行所谓的“阶级战线”，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理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简化汉字无助于教育普及，已经可见分晓。实际上，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简化政策不仅没有推助教育，“同音归并”反而增加了社会语文的严重混乱。

　　

　　简化汉字无助于电脑化

　　简化汉字原是为了简便求快。简繁阅读速度无异，只是笔写稍微简单一点，可是中国民间早已流行约定俗成的行书字体，实在处不上是简化之功。决定性的结论更在电脑输入成功以后，实践证明繁简输入一样快。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拼音输入，还是安子介数字输入，或是台湾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毛字型和台湾的仓颉码，都可能达到不亚于英文输入的速度。输入简体信号也可以显示、打印出繁体，键盘命令可以立刻转移简繁。简繁两体反而增加了输入的错字率，出现了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的两种体系的转换错字麻烦，海外中文杂志，凡是使用中文国标码输入再按繁体排印的，都有一套共通的“电脑错字组合”，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是靠文字统一的国家，简化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同书同文”两千多年后实际上的不尽同文，简化字成了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人为障碍。

　　短期来说，《简化字总表》减少了汉字，从历史文化的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增加了大量汉字（简化字)。每个图书馆都必须设置两套检索系统，连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也不能例外。人力物力的耗费是无法统计的。

　　偶像及其助手的历史责任

　　偶像×××决定方向，他的助手×××主持这项工作，已是历史的铁案。当代以后，中国（大陆)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阅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汉字文献。中国的历史文化好象被偶像×××砍了一刀。从此出现了一道断痕。几百年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将会划分成“今文”（简体)和“古文”（繁体)两大阶段。分水岭就是所谓“文字革命”时代。偶像×××诛杀功臣，迫害作家、艺术家、学者，焚书毁庙之类的政绩可能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一些，因为这些言行跟历史上的统治者仍多类似，屡见不鲜。可是草莽愚鲁斫伤中国文化血脉的罪愆却将随着文化历史的延续愈显照著。对于民族整体而言，文化的毁伤当然比杀戮的血债更多痛楚，更多遗恨。

　　汉字能够恢复繁体系统吗？

　　简化错了。能否恢复繁体旧制呢，很遗憾，几乎不可能。当今出身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非经特别训练，一般很难阅读繁体字书刊。能正确分辩简繁，并正确书写繁体的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每个县要寻找一、两位五十岁以下、能规范地书写繁体的知识分子充任培训教师已是难于上于天的事情。全国文盲这么多，如果要恢复旧制，全国大部人中小学教师岂不又成了半文盲？国家靠谁去普及文化教育？能用简体字扫除文盲就是国家民族的幸事了。象英国这样的蕞尔小国，改英制度量衡为公制，所用的投资已近乎天文数字。中国地大人多，又是更改全部文字系统（而非只改度是衡局部)，试想，所有图书馆、印刷出版系统、国家档案、人民身份证件、教科书、辞典、货币……都要改旧换新，耗费更非今天的国力所堪承担。而时间越久，恢复旧制就越显得渺茫。

　　目前能够注意的是，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的中文教育保持繁体字体系，所幸核查《香港基本法》发现，并没有规定必须按中国大陆制度改变教学体系，甚至连教学语言也未作具体规定（其实应该规定包括普通话)。台湾则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在简化汉字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汉语并音比较成熟，而且已经跨出国门，获得广泛承认。是否与中国大陆统一，可以讨论实行。港台的汉字则不宜再搞极左，强行改为简体。好歹为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遗泽留下这两块硕果仅存的汉字净土。港台的人民出门可以免受错字乱飞斯文的扫地之苦，入户可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仰承历朝诗文鼻息，将是未来港台知识界的极大方便与福份。

　　汉字文化圈

　　虽然安子介理论的拥护者与国务院语文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辩论仍然激烈，废止汉字论已经破产。安子介理论对于重建自身的语言文字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也不必夸大汉字的优越和成熟，认为世界到处都有汉语热。汉字不必自惭形秽，也不必夜郎自大。

　　日本长期借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编创了自己的假名文字。汉字在日文中仍然发挥着词义简明准确的作用。但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习惯使用假名文字，而尽量避免使用汉字。中日两国文字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朝鲜文字是根据汉字书法笔意编创的拼音文字。北朝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后，很快就禁止在公共文字中使用汉字。韩国也限制使用汉字。但是汉字在字典释词和辩正字义方面仍是重要的文字工具。中韩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韩国出现汉语热（学习简体字)。一些韩国学者呼吁希望继续延续在韩国国民教育中已日渐式微的汉字基础教学（学习繁体字)，正说明汉字基础教育还有待加强。

　　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结构编创了越南字“字喃”。本世纪初越南接受法国殖民者创制拼音文字，废除了方块字。目前确有越南学者发出悔恨的浩叹，越南人非经训练根本无法接近自己的历史文献。但估计这仍然仅仅是限于学术圈内的叹息而已。

　　目前安子介的理论国内开始认识和宣传，在亚洲汉字文经圈内部有些震动，在西方仍然没有什么影响。汉字本身存在着比较难写的阻碍，而且人们常常猜想得出它的大意，却不“敢”读出它的声音来。汉字结构以拼音字母复杂，入门的确较为困难，也是客观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汉语走出国界。在汉字文化圈内更多一些被使用，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语言仍然远远无法与英文法文作为国际的通用语言相抗衡。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持续下去。西方对于汉语汉字历来都只有时起时伏的好奇，从来也没有像对待英语法语那样广泛地“热”（即普及地学习)过。

　　在对华侨子女、外国人的中文教学中，我们不妨借用安子介理论，仔细探究每个汉字的结构和组成，多给学生提供信息，提高识字速度，减轻同学学习的困难。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李敏生、李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欲简弥繁，欲清弥浑，欲速弥迟

——有感于简化字改革

王文元
　
《书屋》二〇〇二年第八期
　

二十世纪中叶，在媚俗有余而媚雅告缺的喧嚣背景下，神州大地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大多数繁复的汉字遭刀砍斧劈后，腴肉不有，仅存瘦骨。由于被简化的汉字数量多，笔画改动大，字形走样严重，几乎等于重新创立了一套文字体系。从那时起，中国大陆有了两套正式的印刷体文本——繁体字与简化字。一套使用，另一套被封存了起来。以五十年代为分水岭，那之后出生的人只学简化字，而与繁体字形同陌路。余也孤陋，尚未见到过读后让人折服的剖析简化汉字动因的力作，姑且认为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便利习字与信息传递，普及大众文化。就算这个推论成立，推行简化字将近半个世纪了，效果如何呢?恐怕只能用“事与愿违”四字加以概括。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简化，还有麻烦，简化字使得信息传递空前地复杂化了。简化字像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后生们被阻隔在沟的此岸，望彼岸若望冥界，向往之而不能近。 　　

复杂就复杂在，我们只能用新创立的简化字书写或记录“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不可能改变“过去”已经书写或记录的大量信息。这样，势必形成一种可怕的局面：年轻人不能解读“过去”沉积下来的大量繁体字文献。五十年代之前的文献变成了“天书”。 　　

如今，最后一批学过繁体汉字的文化人都已届天命之年，如果不尽快恢复繁体字，再过不到五十年，除了专家，在中国就再也找不出能够颂读三坟五典、经史子集的人了（当然读古籍还需要懂文言文，那属于另一个问题)。熟谙繁体字的人正一点点沦为濒临灭绝的“物种”。此“物种”之危，绝不亚于熊猫。然而时至今日，却听不到些许抢救的呼吁。 　　

我们“繁体族”已经垂垂老矣。我们的下一代，面对先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古籍，面对精神美食、千年佳酿，停杯投箸而不能食。诸子百家之文、唐宋八家之作，颂之口颊生香，饥读以当肉，寒读以当衣。然而汉字几千年的流风余韵，却被简化字阻隔，戛然而止。汉字之繁简，一字之差，天差地远，后生们面对千百年的湖山人物、翰墨文章，只有望其兴叹了。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薪火传承面临着中断的危险。是不可忧，孰可忧? 　　

有些人认为问题不至于如此严重，把繁体字文献翻译成简化字文本就是了。繁体字汗牛充栋，全部翻译重印谈何容易。据有关专家测算，将繁体字文献(即五十年代中叶之前的文献)全部翻译成简化字版本，恐怕把全世界的造纸厂与印刷厂全部集中到一起，印刷一百年也印不完，遑论有些繁体字被简化之后字义已变，不再具有先前的含义。 　　

父辈还在使用的繁体字，到了下一代，却变成了“古文字”，年轻人读之如读冥文。这实在是一个灰色幽默。然而面对幽默，我们却笑不起来。 　　

文字属于一种相对保守的文化形态。谁能想到，已经流布数千年的汉字，悠悠四五十年突然作古。人们不能不做如是联想：相对保守的文字尚且如此短寿，那些本就容易变异的文化形态呢?不由得想起一个蹩脚的比喻：性急的酿酒者，出锅即卖，等不急入窖，以蹲其性，优其质，故终不得上乘佳酿。 　　

仓颉造字以还，汉字源远流洪，几经变迁，并非一蹴而就。仅以“日”字为例，“日”，最早为一圆圈，后来圆心加了一点，后又将圆心的点改为空心圆圈，再后又将圆心改为一横，最后才变为外方内横(内横与左右的竖相交)，遂成今日之“日”。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秦程邈创建隶书之前的一二千年间。程邈创建隶书特别是隶书演变为楷书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摸索，汉字体系大体定型，虽有些字消亡、有些字合并，也稀稀拉拉有些新造之字出台，但总的说变化甚微，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中国的权力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每一朝天子都要“移风易俗”，除旧布新，以彰示自己独特的天聪，然而汉字却为各个朝代所共用。汉字，几乎是能够完整传承中华大统的惟一一种文化形态。历史上不乏好大喜功者、刻意求变者、心浮气躁者、标新立异者、挞伐扫荡者，但他们都未能动摇巍巍汉字之根基。这是因为汉字已经在历史熔炉中千锤百炼，经受烘烤，水分与杂质大体已被蒸发，所剩近于醍醐，去无再去，变无再变。何况，就一般规律而言，文字不过是约定俗成的表音表意符号，一旦被全体认同，无需动辄变异改塑，更无需以此代彼，维护其权威足矣。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希望文字简化，书写迅捷。这种心理并非现代人所独有，古人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发明了笔画稀疏、书写迅疾的草体。草体并非书法家之专利，一般人也广为使用，以至于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所谓汉字“书写体”。比如“学习”，古人书写时就写成现在的简化字。笔画繁复的字，印刷为一体，书写为一体，两体并行不悖。这一点，中国的汉字与西方文字类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简化字就是将两体合一，即书写体完全等同于印刷体。做两体合一的试验，除了中国，世界上尚无第二例。两体合一，意味着丢弃相当一部分传统汉字，使汉字体系面目全非，一部分汉字被置于历史垃圾箱之中。古代人都学习过书写体，所以能够掌握两个体系。今人则大不同，在学校，只能学到简化字，很少接触繁体字。故而两个文字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从纵向看，年轻人读不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以前的繁体字文献(极少数翻译成简化字的文献除外)，不能将文明由古及今，一以贯之，造成传承的断裂；从横向看，中国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在与中国进行交流时也产生极大不便，同样是使用汉字，一个是使用传统的体系，一个是使用新创的体系，难以顺畅地沟通。为了弥补缺憾，不时有繁体字版本的东西出现(如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字幕使用的就是繁体字)，这倒是方便了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的观众，但却让中国大陆的年轻观众失去了文字揽系，只能凭难以辨别的地方乡音来理解剧情。顾此而失彼，造成人为的大混乱。 　　

随着国门开放力度的加大，这种混乱将越来越严重。 　　

一次性大批量简化汉字，使汉字体系面目全非，其危害不仅在于造成纵向与横向的信息交流不便，更在于开创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先例”。先例是开不得的。世界上的事情，凡有第一次，便有可能出现第二次。而且，第二次可以借助于第一次的惯性，无羁无绊，危害弥深。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简化汉字的运动，我们就有理由担心，今后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文字简化运动。而汉字简化运动走至极端，很容易进入汉语拼音化的轨道。这绝非危言耸听。简化汉字，简化到最后，必然导致“方块字”不方便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许多人会想，拼音多好，不必头悬梁锥刺股，只要拿出学习方块字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就能熟练地掌握和应用，而且可以把错误率降到很低(不像方块字那样动辄出错)。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一旦简化字站稳了脚跟，必然在不知不觉中催生出拼音化的土壤。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与这一恶果相比，纵向或横向的信息隔绝等弊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 　　

汉字拼音化等同于毁灭汉字。 　　

对汉字拼音化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人提出这一主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拼音化的具体方案简直就要呼之欲出。一度，汉字如同幕燕鼎鱼，处境极其危险。几乎可以说汉字存乎一念之差。如果汉字真的被取消了，造成怎样的混乱，实难想象。 　　

有人以为，西方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处于世界文明前列，充分说明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中国效仿，合情合理，势在必行。 　　

此说谬矣。彼拼音非此拼音也。 　　

橘逾淮则枳。西方文字的胚胎就是由字母或相当于字母的符号组成的，而汉字的胚胎就是最初的象形文字。汉字拼音，一字一拼，声母、韵母只能组成拼音符号，组成不了拼音化的词汇(这一点与西方文字大为不同)。在汉语中，无论联系如何紧密的词汇，拼音时候都得将其拆开，一个个拼。这就注定，拼音只能充当汉字的辅助性表音手段而已。东方模仿西方，无异于东施效颦，必始于喧嚣躁动而终于无声灭迹。一种文字，如果只有单字而无词汇，只能算低等文字，算不上高等文字。把自己的文字由高等降低为低等，如此蠢事，为智者所不为。 　　

不用说汉语，就是比汉语更接近于西方语言而且自身带有相当拼音成分的日语，也做不到完全拼音化。日本曾出现过强烈的拼音化主张。好事者还做过拼音化试验，以假名(日语字母)替代汉字，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发现，取消汉字，实现完全拼音化之后，日语的阅读速度明显降低，而且没有汉字的文章比有汉字的文章更难于理解。有的专家还认为，没有汉字的日文不像日文。现在，保留汉字已经成为日本语言学界的共识。 　　

也许正是基于避免产生日语拼音化倾向的想法，日本仅对个别汉字进行了简化处理，绝大多数汉字保持原来的面貌未动(一部分汉字是他们自制的，无所谓繁体、简体)。他们往来通信，喜欢使用汉字，使用的汉字越多，越表明学养高深，让人钦慕。 　　

还是回到简化问题上来。 　　

就算从此再无拼音化的威胁与骚扰，方块字地位可以确保无虞，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也是难以计数的。试想，几十年后繁体字彻底变成了古董，那时，作为中国人，面对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的画，面对欧、柳、颜、赵、米芾、苏轼的字，只得其粗，不得其细；面对祖上传下来的照片上面的字迹，却读不下来，需要临时抱佛脚，拿出字典，一字一查，如鸡啄米；面对旅游胜地妙趣横生的楹联匾额，胡乱猜度；面对震撼世界的出土石刻碑文，面对博物馆中珍贵文献的影印件，面对祖上传下来的家谱，却读不下来，待曲曲折折弄明白了，兴趣已尽——那将是何等的尴尬与窘迫。 　　

再试想，中国传统字画以及佛经等珍贵文献，散失在海外的，绝不在少数。待学习过繁体字的这一代人过去了，找个帮助解读其中奥妙的人，难于上青天。即使是到中国留过学的中国通，学的也都是简化字。那时，还怎样让世界认同中国的文化? 　　

简化字的以上种种短拙，仍算小失小遗。大失大遗在于，简化字让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国粹。汉字是最宝贵的国粹，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这个不争事实的里面还包蕴着另一个更为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汉字之精髓乃在于其美奂美仑的外形与神秘莫测的结构。此二物一旦被削弱或改塑，即使汉字之价值尚存，也要大打折扣。一个个由无数人心血凝成的汉字，包蕴着比汉字本身不知多多少倍的信息，更遑论每一个字里面隐藏着多少让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故事——世俗的或宗教的、现实的或神话的、质朴的或瑰丽的、深奥的或浅易的、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道德的或伦理的……一个字便是一个不朽的生命，一个字便是一个让人永远拆解不完的信息团。“幸”之所以为“幸”，“打”之所以为“打”，都是其来有自，而非偶然的凑泊。而简化字运动，只是一味考虑减少笔画、书写方便(其实没有简化字运动，照样可以用草体书写)，完全不顾字与字的附着物——“信息团”的关联，不顾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字的形体被简化之后，不但附着在字体上的“信息团”烟消云散，而且字的形体美也荡然无存。比如，作为偏旁的“言”与“讠”，一正一偏，一工一枉，一全一缺，一美一丑，优劣昭然若揭，虽表示相同的意思，但二者的美学价值差别却在霄壤之间。我曾询问过汉字圈的语言专家，他们大多认为“讠”非驴非马，不像汉字的表形字体。类似情形还有作为偏旁的“钅”、“饣”、“纟”等与作为单字的“贝”、“厂”、“义”等。这些字形，写起来还便利，看起来则与之扞格，不愿久视。一些被简化的偏旁或单字，笔画是稍多了些，不过让电脑多负担些笔画，谅电脑还承担得起。手写时尽可以因人而异，自行简化。 　　

汉字之奇特就奇特在，她是富含文化品味的高雅魔方，趣味无穷，前后左右转动，结果迥然不同。

一个汉字，忽而代表一个契约，忽而代表一种顿悟，忽而代表一阖机趣，忽而代表一片天地。大到宇宙，小到无间，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几乎都可通过汉字直接寻得答案。把玩揣摩，乐趣无穷，其微情妙旨，非可言言道者，不似西文ABCD，甲乙账簿，字体呆滞。

不能不提及书法。汉字书法，世间无可与之匹敌。繁体字，凡夫俗子写起来或有“繁”的感觉，书家写起来则笔笔是金，绝无赘物。一个字便是一件艺术品，或纤秾流丽，或奇崛险怪，或幽峭明净，或清俊绰约，或诡谲旖旎，或瑰丽隐晦，或蜿蜒淋漓，或丰妍匀适，或雄厚如斧，或野犷如石……百位书家所写，百种姿态，绝无雷同。这些鲜活的汉字，哪一个不是经过几千年的刀火锤炼、风雨磨洗才定形，酝酿之熟，火色俱融，让人爱之弥切，喜之弥甚。 　　

传统的汉字，除去一十丁乙等少数个例，其余个个都是璎络连缀、珠联璧合的珍品。每一汉字之间架结构，局法既高，机神独绝，往往由多种意思抟为一字，不同意思的笔画组合到一起则层叠扶疏，连环钩股，流畅不滞，一气呵成，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书家心无全牛，明察秋毫，洞烛幽微，对每一个字的品格特点、脾气禀性了如指掌，以繁简、虚实、轻重、缓急、刚柔拿捏之，使之愈发熠熠生辉，光彩照人。若夫柳体、颜体之微妙差别，更是存乎横竖点捺的错综微妙的变化之中。一瘦一肥，一曲一直，一扬一抑，一顿一挫，皆可将书家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简化字亦可用之书法，不过经过简化，结构布局已成另物，仍以传统书法论之，不免失当。世事皆可变，变有骤变、微调之分。骤变仅适用于极为特殊的场合，绝大多数场合——特别是艺术(汉字的艺术含量很高)场合——不适于骤变，只适于微调。汉字成千上万，出几个“败类”也难免，针对具体对象清除或修正就是了。个别字过繁或血肉搭配不尽合理，尽可以微调之，砍掉多余枝桠，使其更富活力。如是，作为艺术品的汉字则可源远流长于千秋万代。反之，别出手眼，图一时的痛快而大肆砍杀，使汉字支离残缺，形容枯槁，如盆鱼笼鸟，顿失活力。原料质劣，书家何以为炊? 　　

行文至此，不免由汉字简化联想到变革。说到变革问题心重如磐。至今仍有许多人把“简化字运动”视为一种“变革”，以为革旧鼎新，除弊兴利，理所当然，全然不察危机之所伏。所谓变革，大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指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积久成弊，改易之，使之更合理有效；第二种情形指恢复被取缔或取代的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或许会增益些新的功效)；第三种情形指师出无名的对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的盲目改易。第一种情形属于名副其实的变革；第二种情形含有一些变革的意味，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第三种情形简直与变革毫无瓜葛，仅仅是一种“改变”而已。简化字“变革”即属第三种情形，不属于变革，只是一种改变，而且是在改变不该改变的东西。以简化求文字交流之简便，以简便求文字教化之普及，小得而大遗，欲简弥繁，欲清弥浑，欲速弥迟，南辕北辙，无异于剖腹去疾，扬汤止沸。变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第一种情形下的真正变革，在多数情况下，也需慎重行事，微调为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即使是真正的变革，反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往往引发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三思而后行。对于另建文字体系这样涉及子孙万代的大事，绝不能头脑发热，仓促而为。现在，木已成舟，一切陈述都成了马后炮。不过，兹事体大，马后炮，也得把它放出去，或许能把那些“存在即真理”的固守者的头脑打开一条裂隙，让他们清醒地面对应该加以改变的“存在”——包括已经习惯了的。往好处想，也许有一天，作为汉字的主人，我们能回到统一的汉字大家庭中来，从而结束各自为政的窘境。 　　

拉拉杂杂地对简化字以及由简化字引发的感想归拢起来，写成本篇小文，鲠骨在喉，一吐为快，不知能引起读者共鸣否?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汉字的问题

作者：张钊 提交日期：2002-02-02 08:42:00

??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载体，两千多年来，汉文化的发展与承传都离不开汉语、汉字。先秦时，音乐是汉文化的另一个支 柱，后来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我们讨论汉字的问题，首先是出于对汉文化的关心。
　　　　
　　现在为什么要关心汉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要安定繁荣，长远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文化。文化不仅包括了文学、艺术、科学、思 想，更重要的是社会的道德共识。没有一个成熟、稳定、公正、现实的道德共识，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平静。平静不能靠压力 来实现，压力下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平静。平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人民安居乐业是一切繁荣、发展的前提。因此，中国 要求繁荣和发展，必须有健康的社会道德共识。
　　
　　经过一百多年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批评，我们把原有的道德抛弃了，也没有把西方的道德全盘学来。古人有邯郸学步的寓 言，用来比喻我们今天的状态，再确当不过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很急切、很热情地关心中国文化的重建！
　　
　　全盘西化于事无补
　　
　　把西方的文化全盘搬来，替代中国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以中国的历史来看，我们不具备这个替代所必需的条件（或许没有 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文化的沉积、思想的惯性、历史事件和民族的命运、乃至于风俗、习惯都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 同于西方诸国的的国家，有不同于西方诸国的文化。
　　
　　例如，欧洲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基督教，而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人文的，非神的。所以，我们难于理解欧洲文化中诸多现象 的内涵和背景。
　　
　　西方在最近几百年在诸多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不会给我们提供同样的机会。如果我们有幸找到了一条道路，我们 将会有另外的机会。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水，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是注定要落在别人后边的！
　　
　　白话文与简化字阻碍文化的重建
　　
　　文化的重建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民族，立足于我们的历史，立足于我们的文化土壤，立足于我们的传统。现代汉与白话文与简 化汉字隔断了我们与文化传统的联系，阻碍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习和汲取经验与教训，把我们置于一个文化的真空之中！ 所以，现在开始来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很及时，而是太晚了！亡羊补牢而已。
　　　　
　　讨论简化汉字时必须排除的理念
　　
　　首先要排除文化自卑感与文化沙文主义。自夸的根源是自卑，排除了自卑感，就不需要自夸了：既不需要怀恋“先前阔”， 也不需要论证中国“古已有之”。文化是不能简单比较的，在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今天，事事以西方为标准，是因为缺乏自己 的立场、自己的标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们重建汉文化首先是出于内在的需要，是我们的民 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健康的文化，而不是要“超英赶美”。我们有了自己的文化，能够“超”、能 够“赶”，是喜人的“副作用”，却不是我们的原动力！有鉴于此，一切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努力都是徒劳和可笑的。诺 贝尔文学奖和奥斯卡奖，全都不如在国内得的奖重要。
　　
　　讨论汉字的问题，不是讨论汉字给人带来的美感，不是讨论什么字比较好看。讨论汉字的问题也不是讨论汉字给人的智慧带 来的损益。
　　
　　讨论汉字的问题，不是讨论汉字比较世界其他语言、文字的优劣。比较优劣需要坐标系，今天，比较汉字与其他文字的优劣 的人们用的都是西方的坐标系。当然，我们更不必为了这个比较创造一个有利于汉字的坐标系。
　　
　　讨论汉字的问题，不是讨论汉字是否适于计算机的应用。计算机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进步，但是，它的重要性还远远不足以 令一个民族永久、彻底地改变自己的文字！
　　
　　总之，语言、文字关乎万代，任何感情用事、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的考量，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谢了。
－－－－－－－－－－－同意恢复繁体字，不就是再上半年扫盲班吗？
山区教师学九个月英语还教学生呢。

[ Last edited by 自由的飞 on 2005/11/2 at 10:55 ]
－－－－－－－－－－－简体字与繁体字长期共存为好！！！
－－－－－－－－－－－支持恢復繁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