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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中医的肺腑之言及人生感悟

在继承中发扬  在发扬中创新——论名医之路三阶梯    刘弼臣 ??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  理事    刘弼臣

    【作者简介】

    刘弼臣（1925～ )，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学毕业时，因日寇侵华而辍学，14岁时拜孙谨臣为师。取名弼臣，取“治世以文，弼亮之臣攸赖”之义。以“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训，踏上“苦寻医术，济世活人”的漫长道路。进入上海复兴中医学校后，曾问业于时逸人、陈存仁、程门雪、奚晓岚、徐晓圃、钱今阳、章巨膺等数十位中医名家，于是汇众贤之所长，学功日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原籍业医，1956年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第一期师资班深造，参加南京讲师团进行编写教材、试讲、授课等一系列训练。1957年奉调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先执教方剂教研组，继在附院儿科从事医教研工作。1979年被确定为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师承教学导师，是国家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也是国家教委确定的全国首批终身教授之一。曾任中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编委会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中医儿科科研成果评审会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顾问。曾当选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及科教文卫体委员，北京巿人大代表会议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儿科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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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的遗产和瑰宝，在与人类共同存续的几千年中，中医药学以其独有的贡献，在全球受到日益关注。随着现代科学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药学既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要面对愈来愈多的严峻挑战。中医药学为何仍能屹立在东方大地，显示出它的突出优势，则完全体现在临床疗效上。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培养和涌现出大批名医，逐步解决世界上医药方面的诸多难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继承、发扬、创新是古今名医成功的三个阶梯，继承是基础，打好基础，才能在继承中发扬，在发扬中创新。?

       继承是基础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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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礼记·儒行》云：“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明·王守仁尚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继承是名医之路的第一阶梯，这是名医走向成名漫长道路的第一步，是基础中的基础。没有继承的基础，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发扬，对创新更是“莫知其乡”了。所以，一个中医药家必须奠定继承的基础，练好扎实基本功，掌握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在临床上犹如作战一样，才能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中医药学是以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主导，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辨证论治方式为诊疗，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它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理念思维、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和独特的临床疗效。?

       中医学认为，治疗疾病并不能以辨证为满足，既要辨证，又要辨病，由辨病再进一步辨证。虽然两者兼顾，但是又侧重于辨证。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能辩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证候。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由此可知，中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证”的区别。相同的证，用基本相同的治法；不同的证，用基本不同的治法，即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有利于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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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中医药学的理念，或说是基本模式或标准化，必须无条件地继承，如果脱离了这些，就根本不是一个中医药家。例如戏剧中的京剧，它的板式是西皮和二簧，如果走腔跑调，就不是京剧了。试想一名中医工作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没能按照中医的基本理论、基本特点，没有整体观念，没有辨证论治地来诊治疾病，岂不是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治好疾病吗？其结果必将误入歧途，自毁家门。??

    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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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来治古书者，造端于善信，而成功于善疑。不善信则涉猎不专，不善疑则茫昧而失实。”（《金匮发微》许半龙序)在继承中发扬，在发展中继承，这是名医之路的第二个阶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是发扬必须继承，继承为了发扬，继承是基础，是成才之本，发扬是前进，有前进才有所创新。如果只讲发扬，而不重视继承，那是舍本求末，从何谈起发扬呢？反之，只讲继承而不重视发扬，那就只能在原地踏步不前，把历史引向倒退，也就无从谈起创新了。故清·顾仪卿在《医中一得》中有“凡读古人书，应先胸中有识见，引申触类，融会贯通，当悟于书之外，勿泥于书之中，方为善读书人”之论，形象地说明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下，经过长期的医疗经验的总结，以及古代自然科学的渗透，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内》、《难》、《本草》、《伤寒》、《金匮》等相继问世，这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从社会发展方面、医学著作方面、师承传授方面、临床医疗方面以及个人勤奋方面，都可以看出历代的医学名〖JP2〗家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中医药学作出伟大贡献和加以发扬的，正如清·〖JP〗刘奎所云：“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应，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继承的广博与意义。?

    （一)名医与师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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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韩愈《师说》云：“古之学者必有师”，故宋·欧阳修有“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之论。俗云：“名师出高徒”或“名医出高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承对培养专业人才的积极有效作用，通过名医的言传身教或点拨，无论是直接师承或间接师承，都是培养中医人才的有效途径。例如扁鹊从师于长桑君，张仲景从师于张伯祖，南北朝的徐之才六代出了11个名医。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名家的出现和学派的形成，无一不是先继承后发扬。发扬必先继承，有了继承，才能发扬，继承是基础，发扬是发展，没有继承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怎能谈得上所谓“发展”、“发扬”。综观我国金元时代四家学派的渊源，刘河间以倡“火热论”著称，其“火热论”是在《素问》病机19条中大都以火热为病的基础上创立的，他从表和里两个方面，运用寒凉泻火的一套方法治疗火热痛，被称为“寒凉派”，影响深远。后世发挥为“六气皆能火化”，并为温病治疗提供了启示。张子和以力主祛邪，而用攻法著称，是受了河间学说的影响，故善用汗法，开玄府而邪去；吐法除宿食而涌风痰；下法除陈莝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张氏十分强调治病要以攻邪为先务，只有祛邪务尽，才能使“邪去而元气自复”，被称为“攻下派”。实质上他和刘河间的清解宣透、表里双解，都属于祛邪泻实的范畴，也是和《素问》所云“盛者夺之，汗之下之，随其攸利”的理论是一致的。李东垣以倡“内伤脾胃百病丛生”，并形成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内伤学说”而著称。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不安定，因精神刺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温不调等因素引起的疾病甚多，使人元气耗伤，他在《素问》“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理论指导下，同时受张元素脏腑病机学说的启示，创立了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方法，被称为“补土派”，而为后世“易水学派”的先导，影响极为深远。朱丹溪以倡“阳有余阴不足论”而著称，该论点是在“相火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他认为“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以及“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故善用滋阴降火之剂，被称为“养阴派”。这是丹溪综合河间、东垣诸说而提出的，由于丹溪学医于罗知悌，罗为河间的再传弟子。因此，丹溪在学术上是师承河间之说的，河间虽然指出了火热致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对易感受火邪伤人元气的内在因素，缺乏明确阐述。丹溪的相火论恰巧对河间的“火热论”和东垣的“元气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可见金元四家在学术上的发展，尤其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六条标准：第一是师承有自，源流清晰；第二是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第三是论点明确，风格独特；第四是经医学实践，社会公认；第五是有代表著作，流传后世；第六是培养传人，延续发展，成为后世流派纷呈的楷模。再如清代的叶天士，他深究医学，闻人之所长，即师事之，十年内先后从十七师，故其理论经验特别丰富，在《温热论》中他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短短的几句话，却道出了温病的受病途径和传变。温病的病理变化，在卫、气、营、血等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叶氏对此有很深的认识，因此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治法上他提出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原则，在中医治疗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但是，在叶氏之前，张凤逵曾著有《伤暑全书》，喻嘉言关于温疫有以“逐秽为第一要义”的理论，张石顽有“伤寒由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的理论，以及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中的有关立论等，这些都对叶氏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
近百年来，中医药学名家程门雪、蒲辅周、黄文东、秦伯未、施今墨、孔伯华等所培养的学生，有相当一大部分已成为中医界的骨干、学科带头人。岳美中更认为一个人师承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在周围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者也不乏其人，随时都可听取，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些从古至今的实例，均足以说明名医与师承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二)名医与勤奋的关系?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官》)，故立志是古今名医的成才之本，勤奋是取得学业精通的必要条件。例如汉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青年时代起便有了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苦苦钻研岐黄之术。后来虽官居长沙太守，仍念念不忘对医学的钻研，当他看到当时疾病流行，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时，竟毅然决然辞官从医，救人民于贫穷交困危厄之中。他系统地总结前贤理论，结合自己临证经验著成不朽大作《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药学辨证论治的奠基人，被尊为“医圣”，名垂青史。晋代医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崇教》中，有“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之立言。针灸学家皇甫谧家贫好学，立志习医，一边生产一边读书，甚至不远千里，借书抄写阅读。唐代孙思邈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因他在中医药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被尊为“一代药王”。宋代庞安时在家传脉诀的基础上努力钻研《内经》、《难经》，通其说而出新意。金代李东垣虽家有万贯，由于伤感母亲枉死于庸医，时人又多昏冥，不悟医理，而倍感痛切，捐千金以习医，笃志斯道，后来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明代李时珍从小就立下了坚定的信念，抱定了献身中医药学的远大志向，“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后来不畏艰辛，亲自上山采药，深入民间访问，历经30余年，著成《本草纲目》这一划时代的医药巨著。?

    再如现代医家岳美中尝云：“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所以他在世时读书必至子时，几十年如一日，终成大家。方药中在新中国成立前随师学习，坚持半工半读，长达4年，还主动申请值长期夜班，以便白天能跟随老师诊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一代医学大家。王渭川教授在青年时期，经常到“善化堂”翻书、借书、抄书，并以此为一大乐事。邓铁涛教授之父邓梦觉年事已高，仍然把背诵《内经》作为一大乐趣。金寿山教授在古稀之年曾回忆道：“昔学养成习惯，则不以苦，而以为乐。我现在生活上没什么爱好和癖好，坚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手不释卷，而且到午夜。无他，乐在其中也。”事实证明，古今中医药学人才，只有勤奋苦学，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攀登医学高峰，此即“泰山不自高，因丘垤以形；河海不自广，因沟浍以名”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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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医与临证的关系

    清·陆九芸曾云：“读书而不临证，不可以为医，临证而不读书，亦不可以为医。”讲的是治学贵在实践。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历代医家不仅重视基本理论，而且也非常注重临证医疗实践，“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之说，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理论不能与实践脱钩，实践也要靠理论来指导。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医生行医的准则，也有两大要素，一是医德，二是医技。德要靠才来发挥，才要靠德来统帅，两者兼备，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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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医德?

    医学是攸关生命的一门学问，由于这一特性，要求医生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品质修养。故晋·杨泉《物理论》中有“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之论。他如《内经》中有疏五过论，《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论》中，要求一个医生“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医德的重要性在于“人命至重，贵在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刘完素尝云：“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相传汉代三国时吴人董奉为人治病，不收报酬，患者为他宅边种杏树一棵，日久杏树成林，后世遂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树为医德高尚的典范。故古之医者，则以救死扶生为其心，其业专而用方也慎，专而精而造诣入室，慎则审而投药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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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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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陈梦雷云：“医为司命之寄，不可权饰妄造，所以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九折臂者，乃为良医，盖谓学功精深故也。”所以医疗技术的提高，必须依靠基本理论的指导，勤学苦练基本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临床治疗效果的高低，又是对一个医生最严峻的考察。为了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很多医家在著作中都附载医案，总结他们的临证治疗经验，以利于交流和推广。明《韩氏医通》认为，医案的格式要有“六法兼施”，即望形色、闻声音、问性状、切脉理、论病源、治方术，使医案的记载有了标准可循，此即“济世者，凭乎术，愈疾者，凭乎法也”。江瓘的《名医类案》是包括古今分类编列各家医案的著作，取材上自淳于意、华佗，下迄元明诸名医的治验方案，并附以自己的评论，内容宏富，分205门，是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以病为纲的书。清·魏之琇又著有《续名医类案》，对《名医类案》作了补充。还有以人为纲的合刻的医案，如《三家医案合刻》、《柳选四家医案》等。其次是个人医案，如喻嘉言的《寓意草》、尤在泾的《静香楼医案》、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徐灵胎的《洄溪医案》、魏文囿的《杏轩医案》、焦理堂的《李翁医记》、王孟英的《王氏医案》、蒋宝素的《问斋医案》等，可以从每家医案里，看出他们的学术经验以及所掌握的独特疗法。陆定圃的《冷庐医话》，介绍了辨证用药的一般理论、前人治疗各科的医案，并记述古今医家的医德，评价了古今医书以及记载了药品杂方、医界见闻等，是一部较好的著作。周学海的《读医随笔》共六卷，既有临证的心得体会，又有平时读书的笔记，如《读伤寒论杂记》、《读内经志疑五条》等，深入浅出，读之很有启发。“广搜博览有会心，左右逢源恰到好”，
如能将这些书籍运用得当，定能成为一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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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医药学很重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必须掌握唯物辩证主义的思想方法，才能在临证时眼界开阔，取类比象，思维方式连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例如余在治疗小儿脑积水症时，根据“至高之颠，惟风可到”的理论，创立了“息风利水”法；小儿遗尿，久治不愈，有因惊恐所致的，根据“恐则气下”的理论，运用镇惊摄水法。这些都是不循常规，独辟蹊径，别具匠心，化生新意，从常人意想不到之处着手，每发巧思而奇中，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发扬的基础上创新

    励精图治，锐意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学的特色优势，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因此，培养一代名医，发展中医药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在发扬的基础上创新。所以，创新是名医之路的第三阶梯。?

    （一)开拓发扬，创新医林

    清·吴尚先曾云：“医以济世，术贵乎精。”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称为四大名医，他们以其独特的学术见解、丰富的临床和办学经验，为中医药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曾出版过两版《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书中有“丁氏学派的形成和学术上的成就”、“王仲奇先生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简介”

    等23家学派思想临床经验集辑，虽然吉光片羽鼎尝一脔，亦可吸取精华，用于临床将可提高医疗效果。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曾出版《福建近代中医流派经验荟萃》一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评点名家技术特色及医疗专长，如壶山林氏的内科，善化坊孙氏的妇科，桂枝里陈氏的儿科，林为霖与肖治安的外科，林达年、林如高的骨伤科，陈云开与卢氏的眼科，王享英的喉科，陈德水、林际阳、邓少杰的痔科等，这些医者都是世代相传、名闻遐迩的一代名医。近期由高春媛、陶广正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当代妇科八大家》中所载的钱伯煊、王渭川、朱小南、韩百灵、哈荔田、罗元恺、刘奉五、何子淮先生，均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活跃在中医界的一代名流、著名中医学家，均承担过中医妇科的重要科研任务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都有个人专著、论文问世，他们集中医科研、教学、医疗于一体，在妇科领域内代表了中医妇科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余等对儿科也总结写出了《近百年来儿科四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一文，阐述了上海奚晓岚寒凉派、徐小圃温热派、南京江育仁运脾派、北京刘弼臣调肺派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以及他们在儿科领域的成就和创新。再如中医治疗非典、休克、昏迷、高热、惊厥、出血、急性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肾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脑血管意外等，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不但疗效好，而且安全、简便，没有出现不良反应。中医治疗现代所谓的疑难病证如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膜炎、乙型脑炎、重症肌无力、中风后遗症等也独具特色，解决了不少西医棘手的问题，应该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并加以发扬开拓，以创立新的学派。每个学派都有它所采取的一定理论根据，都有它所运用的一套实际临床经验，这些理论根据和临床经验是非常可贵的，唯有使各家各派的特色充分显示出来，然后博采众长，吸收融化，加以概括化、规律化，才能促使整个中医药学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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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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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中学毕业后，14岁师从于有“大江南北，小儿神医”之称的姑丈孙谨臣先生。在蒙师指导下，勤读先古名医确论之书，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及至临证时则自无差谬，尽得其传。1956年，余入江苏中医学校师资班深造，方悟“学向勤中得”之真谛。而立之年，余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先执教方剂教研组，继在附院从事儿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1979年被确定为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被国家列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师承教学导师。余从医60余年，在中医儿科学的继承与发扬中作了诸多有益工作。“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乃余一生之守则。古人云：“难治者，莫如小儿，名之曰哑科。以其疾痛烦苦不能自达；且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故不透生化之源者，断不可作儿科也。”余在儿科临床中有两大体会，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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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阐发“体禀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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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禀少阳”之说源于明代万密斋，其在《育婴家秘》中指出：“儿之出生曰芽幼者，谓如草木之芽，受气初生，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而未已。”少阳在天，象征着东方，在季节上象征着春季；在人体象征着少火，少火即少阳之火，是生命之源，维系着小儿生长发育的生生之气；在脏象征着肝；在腑象征着胆；在植物方面，象征着芽。余认为小儿初生如草木方萌，时刻都在生长发育，小儿每年体重以2kg的速度增长，身高以5厘米的速度增长，小儿初生自6个月以后平均每月长出乳牙一颗，乳牙长齐后从8岁到12岁换生恒齿，成年后方长出根齿，出生后7个月会坐，8个月会爬，1～1?5岁即能独立行走，1岁前牙牙学语，1岁时会发出单音，2?5～3岁时即能用语言向成人表达交流，这种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状况，犹如旭日东升、草木之方萌，在人的一生中好像自然界的春天，生机盎然，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郁郁葱葱的景象。所以，万密斋说小儿是禀少阳之气以生，为发之始，以渐而壮。由于阳气渐旺，十分有利于生长发育，如筋骨逐渐坚强，智慧方面逐渐活泼，饮食方面逐渐增多，脏腑功能方面逐渐完善成熟。阳气的生发速度越快，小儿的生长发育速度也越快，处处显示出阳气占主导地位的作用，所以小儿脏气清灵，生机蓬勃，活力充沛，反应敏捷，既无色欲伤害，又无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神气安静，不动五志之火，轻病每可不药而愈，纵然重症危症或一时难治之症，只要处理及时，用药恰当，病情每可向愈迅速，容易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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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生长的关键在于肾，而小儿发育的机能转输则在肝胆。肝属木，旺于春，春乃少阳之气，可使万物生发和成长。诚如万密斋所说：“乃少阳之气，万物之所资以发生者也……有余者乃阳气自然有余也。”任何事物的兴盛、衰败、强壮、虚弱、有余、不足都是对立的。《素问·阴阳类论》云：“一阳者少阳也。”王冰注曰：“阳气未大，故曰少阳。”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云：“小儿应少阳之体，而少阳实为稚阳也。”充分说明小儿虽然“体禀少阳”，而阳气仍然处于稚嫩脆弱状态，所以小儿在生理上的特点除有“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外，尚有“脏腑娇嫩形气不充”的一面，如小儿外形头部较大，躯干四肢较小，睡眠或安静时，身体的姿态与在子宫内的位置相仿佛，两臂屈曲，握拳置头侧，下肢缩向腹壁，尤其颈短而宽，颅囟未合，儿科第一部专书《颅囟经》的取名，即含此义。小儿皮肤异常柔嫩，特别在臂、腰、肩、腕背、脚踝等处，常呈青色斑块，大小不一，此为特有的生理现象。小儿睡眠时间很长，初生儿除吮乳外，几乎一直处于睡眠状态。小儿脉象跳动很快，而且极易变动，由于气血未平，所以脉象难凭。小儿呼吸很快，极不整齐，尤其小儿易啼，能使肺部活泼，消化畅利，因亦导致呼吸增快。小儿胃底狭窄，消化力弱，易于乳食停滞。小儿神气怯弱，易喜易怒易惊恐等。由于小儿机体和功能均较脆弱，对疾病的抵抗力低，因而在病理方面也具有发病容易、传变迅速的特点。如幼儿寒热不能自调，乳食不知自节，外易为六yin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在外感病中有因耳闻异声、目触异物所致，内伤饮食也有乳滞食滞的不同，尚有属于先天性的解颅，有限于某一时期的脐风，有属于成长不足的五迟、五软，有属于小儿特有的病证如顿咳、疳证、惊风，对于一切时行传变疾患，如麻疹、水痘、痄腮、猩红热等特别易于感染。临床上又以呼吸道疾患、脾胃疾患以及壮热抽搐痉挛神迷等证，最为多见，而且年龄愈小，发病率愈高，传变也愈快。诚如吴鞠通所言：“小儿肤薄神怯，经络脏腑嫩小，不奈三气发泄，邪气之来也，势如奔马，其传变也，急如掣电。”说明小儿患病最易多变，易寒易热易虚易实，轻病容易变重，重病容易转危甚或急剧死亡。?
小儿在从出生至成年的发育过程中，往往时盛时衰，时快时慢，时虚时实。在病变发生发展过程中，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往往险象丛生，而屡见不鲜。其原因何在？余认为主要是因为“体禀少阳”，特别是“少阳为枢”起到了直接主导作用。枢是机枢、枢纽、枢转之意，具有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转归变化的机能，如小儿有时发育很快，白皙肥胖，聪颖伶俐；有时则肌瘦骨削，甚至一年体重不增，身高不长，发育不良，只要调理得当，一旦少阳机枢作用得到发挥，即能自行调节阴阳消长的变化，保持阴平阳秘的稳定状态，达到正常发育的目的。在病变过程中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小儿感邪后，邪气最易蕴积泛滥，使病势嚣张，故易出现实证热证。邪气既盛正气易虚，每每正不胜邪，骤然出现内闭外脱。例如有些小儿偶患感冒，瞬即转为肺炎，表现为壮热咳喘气憋，此时病邪在肺在表，属实属热，若治不及时，或因传变常可朝呈实热阳证，暮转虚寒阴证，或在实热内闭的同时，瞬即出现虚寒外脱危候，表现出面色苍白、神倦肢冷、溲清额汗、脉象细促等阳衰征象，此时治疗的关键，不在邪之多少，而在真阳欲脱，如不及时回阳救逆以固其脱，则必变生仓猝。一经阳回正复，邪正相争，实证又现。这种邪正消长、虚实转化在临床上非常多见，不能不说是与小儿“体禀少阳”和“少阳为枢”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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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构建调肺学派?

    “精于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是余对前贤“五脏证治”体系深入探析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挥。?

    五脏分证最早见于《内经》的风论、痹证、痿证、咳论等篇，在《难经》、《金匮要略》、《千金要方》中逐渐有所发展。到了宋代，儿科鼻祖钱仲阳观察到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发病后所出现的证情极其复杂，因而依据《内经》五脏五行的理论，创立了“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体系。该体系以五脏为基础，证候为依据，辨别虚实寒热，作为证治准则，并以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立五脏补泻方药作为治疗的基本手段，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地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肺属金主气，肺气郁窒则喘满闷乱；肺有热口渴欲饮；肺热不甚，或有停饮则不欲饮水；肺气不足则气机不利，甚或出气多于入气。钱氏所选列主证超过前辈，既适用于治疗外感六yin，又可用于内伤杂症，这正是其结合小儿病理特点发展了前人的学术理论之处，所以《医学纲目》有“钱乙扩充内经脏气法时论之要旨，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也”之誉。余认为钱乙毕竟受到历史条件和个人经验的局限，其学术理论尚有进一步阐述与发展的必要。如肺居胸中与大肠相表里，外合皮毛，上连咽喉，司呼吸主宣发肃降，输布津液，通调水道。举凡外发疮疹，内结肠燥，上则喘咳，下则癃溺，均与肺有密切关系。尤其肺开窍于鼻，鼻与咽喉相通，而内连于肺，所以鼻和咽都是肺之门户，肺气和呼吸利，则嗅觉灵敏，声音爽朗。故《灵枢·脉度》论有“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之论。正由于肺开窍于鼻，与咽喉连通，故外邪袭肺，每从口鼻咽喉而入，出现呼吸道病变，多见鼻喉部的症状，如鼻塞流涕、喷嚏、喉痒、音哑失音等，进则影响到肺，导致肺气不利，变生他证。因此，余在临证中非常重视小儿苗窍的变化，作为“从肺论治”的依据。?

    临床治则主要是运用疏、通、宣、肃、温、清、补、敛八法。疏，是疏表用药，如桑叶、菊花、荆芥、薄荷叶等；通，是通窍，如用辛夷、苍耳子、山豆根、菖蒲等，或通下，如大黄、风化硝、瓜蒌等；宣，是宣肺，用药如麻黄、杏仁、桔梗、牛蒡子等；肃，是肃降，用药如苏子、莱菔子、葶苈子、旋覆花、代赭石、大贝母等；温，是温肺，用药如干姜、半夏、桂枝等；清，是清解，如黄连、黄芩、生石膏、山栀、竹叶、连翘、黛蛤散等；补，是补益，如黄芪、太子参、茯苓、炒白术、当归、山药、扁豆等；敛，是敛肺，如乌梅、五味子、大白芍、紫菀等。八法在治疗小儿感冒、咳嗽、哮喘、肺炎等肺系疾患中，常获良效，从而补充和发展了钱乙五脏证治的内容和理论。?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与脏、腑与腑、脏与腑之间在生理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从肺论治”，并不是割裂脏腑间的联系，而是以肺为首，统辖其他脏腑间的联系与影响，因为肺脾肺肾之间有着母子相生的关系，肺肝肺心之间有着相克相侮的关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五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而且也反映了四时五行对人体的影响。尤其肺主气属卫，具有宣发卫气、输精于皮毛的功能，同时卫气又具有温煦肌腠、充养肌肤、启闭汗孔、抵御外邪的作用。肺气旺则肌肤固密，御外功能正常，反之则卫表不固，御外功能低下，常可因脏受邪而发病。如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当，又极易传变，出现传心、损脾、侵肝、伤肾等肺外病变。尤其是一些慢性疾患的发生发展、病情反复加重和预后转归，均与肺系反复感染密切相关，往往易伤难调，形成卫虚—感染—再卫虚—再感染的恶性循环局面。故余常从调肺入手，抓住要害，常出奇制胜。通过协调五脏五行生克乘侮的关系，使肺气充旺，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

    根据临床观察，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小儿肾炎、肾病综合征、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小儿风湿热等这类肺外疾患，发病之始皆有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症状，如咽痒、喷嚏、流涕等，根据《内经》中“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的理论，清窍靠肺气宣发之精气灌注而通利聪灵，浊阴赖肺清肃下降之性而传导排秽。若肺气〖XCF.TIF；%100%106，JZ〗郁宣肃失职，非但清窍失聪，浊窍亦因之不利。尤其清窍不利，形成慢性病灶，又常成为其他疾病发生发展的诱因，病灶不除隐患时时有之，疾病也就迟迟不得恢复，时轻时重，迄无已时。余认为如能及时“从肺论治”，采用清肺利窍、益气护卫诸法，祛邪逐寇，以安内宅，不仅可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可收到清除病灶、避免滋生变证的效果。基于上述学术思想，余研制了“调肺养心颗粒”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自拟“调肺利水颗粒”治疗小儿肾炎、肾病，用“息风制动颗粒”治疗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疗效显著。?

    “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是余长期临证经验的结晶，也是根据小儿病证特点总结出的。余认为，调肺利窍祛邪外出，可以切断病邪内传途径，避免滋生变证，同时还可强肺固卫，增加抵抗外邪的能力，不仅可治肺脏本身疾患，而且还能治疗肺外其他脏腑病证。“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意在承先启后，以期为儿科开辟一条新的治疗途径，并愿为创立调肺学派与中医界贤达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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