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医院门口的电子屏。事发后，医院加强了保安措施。


       9月19日上午，北京同仁医院(微博)耳鼻喉科门诊的医生自发组织为同事徐文医生祈福并捐款。就在4天前，曾经在这里就医的王宝洺举刀砍向了徐文。徐文双前臂、头额部、后颈部、左下肢、背部等多处被砍，致肌腱断裂和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

　　如今王宝洺已被警方拘捕。其妻龚女士告诉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砍人肯定不该，但拖了三年的医疗官司，一度让王宝洺“看不见希望”，从一个“好好先生”，变成了残疾，陷入抑郁。

　　曾经的“好好先生”何以挥刀砍向女医生？

　　家属：不敢让他看镜子

　　2006年9月，王宝洺由徐文诊治喉癌，但手术结果让他失望。在王家看来，徐文将王宝洺的初期肿瘤“击碎”了。

　　“这喉癌吧，就好比一粒花生，她(医生)那次手术，就好比把外皮剥开。”龚女士比划着手术位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术后，癌细胞没有完全切除。此后，他们辗转奔波，又进行了两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完成。

　　王宝洺在博客中写道，“你(徐文)一意孤行擅自将肿瘤损毁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为癌细胞的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等于为我开启了死亡之门。”“在肿瘤医院吴教授的精湛医术下，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清除了残余癌细胞，才挽回了我的生命。手术虽然获得了成功，但由于创面过大，皮肤移植，造成终身残疾。”

　　龚女士拿出丈夫病前和病后的照片比对着告诉本报记者，经历三次手术之后，王宝洺外貌变化很大。由于术后在脖子上“开了个洞，用食道顶上来的气说话”，王蓄起了长到喉结的胡须，“盖住这个洞”。此外，因手术中把左胁附近的皮肤移植至下巴附近，走路时，身体也总是歪向左侧。

　　除了蓄须，术后的王宝洺还习惯用帽檐挡住额头，戴上眼镜出门。记者在王家看见一些散落的黑框眼镜，有些没有镜片。“手术以后，他非要戴着这样东西才肯出门，就像怕别人看似的。”妻子说。

　　一位和王宝洺认识近十年的朋友告诉本报记者，平时王宝洺很开朗，总是说说笑笑，在亚运村附近教学生书法，生活、收入也不错，患病之后，就常“叨叨这个事儿”，“总感到没有说理的地方”。

　　龚女士说，以前办书法学校时，丈夫教书，她打理行政，这个家庭原先年收入近百万元，现在王无法讲课，月收入也就1000多元。“他后来去办了二级残疾证，这证带在他身上。”

　　“现在该怎么办好？我就一家庭妇女，什么也不懂，里外事儿全靠他处理。”龚女士说，手术后，54岁的王宝洺生活不能自理，一侧手肘抬不起来，脖子上的洞里也不能溅水，洗头、洗澡都要龚女士帮他。

　　王宝洺的性格自病后大变。他的弟弟说，王宝洺在家里是长子，做事细致，井井有条，以前每天给老母亲叠被铺床，“嫂子做饭，他一准抢着刷碗。”

　　病后，每次洗澡，妻子都不敢让王宝洺对着镜子。“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他就开始叨叨，开始骂。”龚女士说，这种时候，只能哄劝着把他的身体转向另一边，背对镜子。

　　有时候说得多了，王宝洺的脸色就变了。“眼睛瞪圆，一口气卡住，半天也发不出声”。

　　“好好先生”变得急躁，妻子劝他两句，他“恨不能动手”打人。

　　龚女士说，9月15日中午，他接了个电话，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平时自己每天都陪着他，偏巧那天头痛未去。傍晚时分，她接到王宝洺的电话，说在北苑地铁站。

　　毫不知情的龚女士说，她刚赶到，警察也到了。

　　起诉三年 官司还未开庭

　　王宝洺医疗官司的代理律师杨春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9月15日上午她接到王的电话，要求催促法官尽快开庭。杨给法官打电话后，法官不置可否。随后杨给王去电话，转述了法官的话。

　　“王宝洺当时很平静，说了句‘请您多费心’就挂了电话。”杨春香说。

　　下午4时许，发生了血案。

　　王妻说，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王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自己残疾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一开始没打官司，先写信。卫生局、国务院……他到处写，写完就寄走，也不说话。”妻子说，他们只希望医院出面说明情况。

　　2008年，王家开始起诉。据财新网报道，2008年7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索赔1700多万元。

　　王家给本报记者出示的几十页证据材料中，将同仁医院病历与留存病历对照着复印，并画出其中不一致之处。王家认为，同仁院方有“伪造病程记录、伪造医生签名、伪造手术记录、伪造手术现场”等问题。

　　杨春香透露，因医患双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司法鉴定停滞了。

　　据财新网报道，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不能组织鉴定，需要中止鉴定。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之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而同仁医院辩称，尽管徐文的部分签名是补签，但是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伪。

　　如何解读双方不一致的材料？杨春香称，因这些材料还处在质证阶段，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作为证据，不方便对外透露和解读。

　　起诉三年，案件至今尚未正式开庭，这让王家心急。杨春香表示，官司由从朝阳区法院移到东城区法院受理，东城区法院又委托进行司法鉴定，“这些都要走程序，两个法院之间的磨合，也需要时间。”

　　王家至今难以理解，总觉得无处说理。王宝洺的一位朋友称：“他有一次说，哪怕打输官司也不要紧，就算输了，也总算能有个说法。”

　　但另一位认识王宝洺的人以为，王不再执念此事，“感觉他生活得挺好，活动排得很满，到今年已不怎么提案子了。”

　　一名院方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医院曾接到法院通知，说9月16日此案将进行法庭调查。

　　“这些事情，怎么医院都知道，却没人告诉我们？”王妻说。代理王宝洺刑事官司的律师杜平儒说：“前因是什么，对量刑会有影响。起诉三年还未开庭，一般不会这样。”

　　医院：患者未遵医嘱

　　据院方通报，经多位专家9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徐文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徐文右上肢已可轻度活动，右下肢活动也比较正常，但由于左下肢骨折和左上肢神经肌腱修复后强迫体位，翻身仍然困难。

　　这位43岁的留美喉科专家能不能再站在手术台旁？无人知晓。

　　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治疗方案看，徐文无任何问题，且术前协议将相关风险清楚标明，其家属也签字了。患者未遵医嘱，这不是医生和医院该承担的责任。”

　　王的博文曾说：“徐文将小手术进行了一半，把完整的肿瘤撕裂，切下一部分，又将剩余部分取下四块‘活检’将其完整性损坏得支离破碎。”

　　上述人士介绍，王宝洺的症状被确诊为声门型喉癌T2型病变，属喉癌早期。确诊后，徐文确定了治疗方案，即通过 “CO2激光嗓音显微外科手术”以激光在显微镜下切除病变组织。

　　CO2是激光的一种。“属于微创手术，不流血，患者几天就可出院。”上述人士表示，该技术是业内公认治疗早期声门癌的首选，而同仁医院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在国内属于领先地位。但该手术并非没有风险，一般来说，手术过程中病变会一目了然，但也有无法判定的情况，比如病变本身不明显的，病变组织的边缘有可能无法判断，也就存在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可能。对此，“会在病变上下两端取两块‘切缘’，再进行病理化验。”他说，“切缘”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检验，确定手术部位是否还存在癌细胞，是否需要进一步手术。

　　他强调，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极少，但还是发生在了王宝洺身上。而且，这一风险此前已按惯例明确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签字确认。

　　院方在网站发布称，王宝洺术后送检了3部分标本：其一为右声带肿物大体标本；其二为病变前联合切缘；其三为右声带外切缘。2006年10月25日，术后病理报告结果显示：外切缘部分区可见肿瘤细胞。据此推测肿瘤外侧切缘可能存在肿瘤组织，为避免复发，告知患者家属需进一步做放射治疗，或行喉部分切除术。我院无放疗设备，遂转到外院治疗。

　　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表示，徐文提出了两种相应的治疗方案供王选择，即进行放疗或再次手术切除病变。同时，同仁医院要求王宝洺数月后返院复查。不过，同仁医院并没有放疗服务，如选择放疗则需转院。王宝洺当时拒绝了徐文提供的进行放疗或再次手术这两种选择，不过，王宝洺在三四个月后又决定进行放疗，为此转到肿瘤医院，此间并未按照同仁医院的医嘱去同仁医院复查。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放疗后9个月，王宝洺再次到同仁医院就诊，但因病变快速生长，已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同仁医院为王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院方声明则表示，2007年7月22日，患者呼吸困难未明显缓解，为挽救生命，在门诊手术室局麻下为患者施行“气管切开术”，并收入院。2007年7月31日，患者自行出院。

　　此后，据上述耳鼻喉科负责人介绍，王宝洺到肿瘤医院就诊，最终做了全喉切除手术。

　　本应并肩斗病魔

　　“我是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她倒在血泊中，左臂上举着，死命护着她的脑袋，左上臂的肌肉、肌腱、骨头全都露着，这是她最后倒在地上的姿势，她唯一能反抗的力量，满地是血，到处都是……”事发后，一位名为“行者”的博主写到这一幕时说，“太惨了”。

　　患者本应在医生的帮助下并肩应对病魔，但王家却把矛头指向了医生。

　　龚女士表示，同仁医院的号很难挂，他们是托人找到了知名专家徐文，为了占病床，还提前十天住进了医院等待手术。此间徐文一直没有来查房，“直到手术之前，都没见到她人影。”

　　院方的声明称，患者以其职业需要为由，要求保留发声功能，医生在充分考虑患者要求的情况下同病人进行了充分沟通，告知了手术的必要性和风险，在知情同意签字后，于2006年10月19日行“全麻支撑喉镜下CO2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

　　9月19日上午，同仁医院耳鼻喉科门诊医生自发组织为被患者砍伤的医生徐文祈福并捐款，强烈呼吁要尊重医护人员，保护医护人员生命安全，营造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

　　9月19日晚，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前往北京同仁医院看望徐文。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和卫生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一同前往医院看望。

　　如果长期不疏通，还可能有下一个王宝洺

　　法律不能为解决医患纠纷帮倒忙

　　9月15日发生的患者砍伤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生徐文的血案，源于医患之间三年前的一起医疗纠纷官司。患者王宝洺的妻子龚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王宝洺是因为与同仁医院的诉讼三年无果，反遭“无限期休庭”，而采取了极端行动。

　　“医患纠纷问题虽然属于民事诉讼领域，但它又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由于涉及医疗鉴定取证问题，医患纠纷普遍拖得比较久，像此案这种情况，并不算个案。”北京中喆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律师田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宝洺曾于2006年为治疗喉癌到同仁医院徐文医生处就诊，但经过手术治疗，王宝洺认为治疗效果与之前医院的描述不符，于是将医院告上法庭。“案子到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仍然没有到开庭阶段，宣判结果更是无从谈起。”王宝洺的代理律师、北京华鹏律师事务所的杨春香表示。

　　据杨春香介绍，这起纠纷一开始找的是医学会，走不通，又走司法鉴定程序。“走不通是因为原告、被告对证据持有异议，法院正在组织双方对证据进行交换，时间拖得很长。”

　　田禾律师分析，医患纠纷问题拖延得比较久，已成一种普遍现象。“一般最快的仅一审就需要半年左右，拖到五六年也有可能。”他说。

　　《民事诉讼法》第13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自立案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田禾说：“这起民事诉讼为何能拖延这么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医患纠纷需要出具医疗鉴定，而这种鉴定，一般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虽然正常案件法院规定的最长审理时间为一年，但鉴定期并不算在内。而这个案子，正是在鉴定上面产生了问题，拖延至此就可想而知了。”

　　“如此旷日持久的审理，从某种程度上诱发了王宝洺的失常行为，这也是相关部门应该考虑到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田禾律师认为，主要有赖于我国鉴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他认为，“这起医患纠纷，王宝洺一开始是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法治社会里，司法是正义的防线，这值得鼓励。但是，法院长久不开庭，相当于堵塞了这道防线，如果一直不疏通的话，还可能有下一个王宝洺。”

　　田禾律师还表示，在现有制度下，即使不能及时开庭，法院方面也要注意尊重患者的知情权，给出合理解释。“法律应该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矛盾的帮手，而不能‘帮倒忙’。”他说。

　　徐文医生的同事“行者”(网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事实很简单、很清楚，现在主要的是敦促政府尽快按法律办事，“时间很重要，尽快开庭、尽快判决，有了公理，才有示范效应，才有公信力。”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

　　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必须再造

　　最近，医患之间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表明旧有的纠纷处理机制已经失去了作用。考虑到医患冲突的长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恶化，政府急需着手建立新的、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渠道。仅仅靠医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纸禁令，不足以保障医院的秩序和行医的安全，也让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

　　目前，出现医疗纠纷以后，患者可以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这三条道路都有详实的铺设，但是由于我国一些特殊的国情，很少有患者考虑投诉，向卫生局告状也不很现实，诉讼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便对簿公堂，患者也觉得无法讨回公道。

　　医患诉讼的核心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常常决定着官司的胜负。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鉴定由市级以上医学会主持，可根据案情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学科，决定参与鉴定的专家人数，多数情况3～5人，也有7～11人的。在鉴定会召开7日前，鉴定专家由医患双方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

　　为了显示对医患双方一视同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严格的回避条款，可是它仍然无法消解“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印象。毕竟从医学会到专家库俱是医生所把持。另外，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加重了患者的疑虑。常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乃至被人鉴定，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难免促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患者的利益则被牺牲了。

　　在很多医患恶性案件中，在几乎所有的“医闹”事件中，患者都表现出对医疗鉴定的不信任。尽管出事的医院无数次地要求走此“正规程序”，但是患者大都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意去“钻套”。

　　当然，除了医疗鉴定之外，医患双方还可以选择司法鉴定。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称，在医疗纠纷中，患者提出要求再次进行司法鉴定的，法院一般也当予以支持。法医的引入使得鉴定可能“瓜田李下”的色彩淡了一些。糟糕的是，法医进行临床医学鉴定缺乏法律明确的授权，其专业性、权威性也经常受到医生的质疑。

　　大多数患者还认为，现在的鉴定工作效率颇低，一般人都等不起。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出台，需经历提出申请、抽选专家、召开听证会、作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再快也得好几个月。如果某一方对结果提出异议，那解决争端就更遥遥无期了。

　　如此，纠纷一出，在患者心中，现有各种处理渠道都不利于自己，放弃这些渠道是必然结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性格偏执或者受伤深重的患者难免有极端行为，恶性事件也就发生了。

　　目前，一些地方在试点新的纠纷处理办法。其方向是引入第三方，比如购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不过，医院对此多不甚积极。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称，医院买保险的目的是发生纠纷后避免和患者当面冲突，希望保险公司能出头和患者商谈，然后该赔付就赔付，可是现在保险公司只负责赔钱，和患者谈判还得医院自己来，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医院的积极性。

　　现在看来，在其他长期改革未见效之前，建立崭新的纠纷处理机制是医改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证明，由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对医患双方乃至全社会都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带来的焦虑、恐惧、愤怒和怨恨已经深深地毒害了医疗行业，给医患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网络流行语说：医患之间真的再也“伤不起”了。这在同仁医院的医生被砍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医患双方俱认可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认可的前提则是彼此权利的对等。毫无疑问，医疗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但是制度安排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医生应该将自己的诊治行为处于能监督的状况中，一旦发生纠纷，监督本身将是对其最大的保护。医疗鉴定应当严格贯彻公开的原则，使参与专家的权责最大限度地统一，避免“医医相护”、营私舞弊，从而也让患者对其保有信心。


记者：白雪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本帖最后由 庄野医 于 2011/9/22 02:03 编辑 www.med126.com/yishi/

拖字诀......
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去年曾见一大型个体诊所在出此类似事件时，处理得相当积极。公立医院，哼，横！
医院的术前合约，就是霸王合同！“合法”规避医院责任而已！
－－－－－－－－－－－医疗费用、医疗风险全民共担才是治本之道！
－－－－－－－－－－－强盗只要钱不要命，违法
医院既要钱又要命，合法

什么世道。。。。。。
－－－－－－－－－－－同仁医院血案全调查2011年09月26日 09:47
来源：财经《新世纪》
字号:T|T3人参与1条评论打印转发2011年9月22日，周四。

按照同仁医院门诊排班表，这一天，本是耳鼻喉科主任徐文大夫每周的坐诊日。和往日一样，上午8点不到，位于四楼的耳鼻喉科第二诊疗区门口已经熙熙攘攘，如同闹市。可是，徐文没有出现；也许，很久很久，她都不会再来了。

一周前的9月15日下午4时许，徐文昔日的患者、曾经衣食富足的草根书法家王宝洺，在徐文的诊室门外，向徐文举起了砍刀。徐文抬手抵挡、躲闪、奔逃，最后仍然身中17刀，倒在血泊中。

一位在场的实习医生回忆：“事发突然，周围的人惊呆了，根本来不及反应，等回过神来，徐文已倒入血泊中。”耳鼻喉科行政主任于振坤事发后迅速赶往现场，至今心有余悸：“满地是血，太惨了。”

参与了抢救徐文的同仁医院一位医生，事后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惨状：“徐文左臂上举，死命护着脑袋……总共21处伤，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刀刀见骨，左上臂的肌肉、肌腱、骨头全都露着……”

徐文，43岁，留美归国的医学博士，业界公认的喉科专家。2011年元月，她刚刚担任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至今未婚，和父母同住。

当天下午3点37分，她打电话给60多岁的老父，说不回家吃晚饭，要加班准备一份讲课材料。晚6点，已不准备等女儿回家吃饭的徐父，意外从电话中获知了女儿受重伤的消息。

同仁医院紧急调集最精锐力量全力抢救。九小时后，徐文保住了生命，转入重症监护室观察。

行凶者王宝洺，今年54岁。五年前，徐文曾经为他动过喉癌手术。当天下午，他来到徐文诊室时，徐文忙碌一天的坐诊已快要结束。她从早上8点开始，除去中午两小时午休，一直在为患者检查。

没有人注意到王宝洺如何在门诊室外堵住了徐文。因事发突然，在场的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追砍徐文后扬长而去；两小时后，他在北苑附近被警方控制。

事发后，王宝洺的亲属都否认他是一个生性暴戾的人。王妻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称，王宝洺以往性格开朗、喜交朋友、爱唱歌。患病前，靠办书法培训班谋生，年收入曾达数十万元。患病后生活潦倒，性格变得有些抑郁。

王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事发前一天，王宝洺心情很好，还参加了一个书法界的活动。事发当日下午四五点，她接到王宝洺电话，让她赶紧去北苑地铁。到了那，两人刚见面，就双双被赶来的警察拘捕。

若不是五年前患病，王宝洺托熟人介绍找到徐文诊治，两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交集，这起震动业界的悲剧或许不会如此降临。

漫长的五年中，这一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宝洺入院

喉癌在早期易被发现，因此治愈率比其他癌症要高。王宝洺的术前检查结果也显示属于喉癌早期，他自信不至于丧失性命，甚至还能保持语言功能

血案的发生并非没有征兆。

事发第二天，王宝洺的博客被人发现。八篇写于2009年的文章，单方面记录了他于2006年在同仁医院医治喉癌的经历、纠纷和诉讼过程。博文的最后几篇文字里，已充满了对徐文的仇恨，其中一篇博文的标题称“血债要用血来偿”。

据博客记录和王妻透露，2006年8月30日，49岁的王宝洺因声音嘶哑近一年，托在同仁医院眼科工作的亲友找到了徐文。

徐文擅长各类咽喉部疾病、嗓音疾病诊断及治疗，同仁医院称其目前已开展多项嗓音外科手术，包括甲状软骨成形手术、声带注射填充手术及喉狭窄微创手术等，均处于国际同等水平。

从徐文口中得知自己患有“声带肿物”（喉癌)后，素来身体健康的王宝洺并不相信。9月26日，王在同仁医院门诊手术室进行“活检术”；10月8日，病理显示“右侧声带鳞状细胞癌”，他才接受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

但并非所有癌症都是绝症。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喉癌发现都在早期，因声带狭小，一有肿物，患者即有说话嘶哑等不舒服的感觉，不同于胃癌和肺癌肿物在生长早期，病人感觉不到，一旦发现即是中晚期。因此，喉癌治愈率比其他癌症要高。当时王宝洺的情况也是如此，术前检查结果显示，他的病情属于喉癌早期。

但是，喉癌手术有可能导致发声功能丧失，这让依靠办培训班为生的王宝洺难以接受。

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幼年生活坎坷，因家贫过继给大伯。下乡插队回城后，分配到光华染织厂，后调到和平里医院病案科工作。

他自幼酷爱书法，后自学成材，获得了一个既能用来谋生、又足以让他自豪的“书法家”头衔。曾经代卖过他的作品的京城天牛画廊工作人员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几年前，王宝洺总是来潘家园和画廊的人喝茶聊天，“人很健谈，开朗，虽然在圈内的名气不大，但字写得不错，出了不少书。”

1996年，王宝洺办了两个书法学校，自任校长，年收入数十万元。王妻给记者看了当年的全家福：一家三口站在别克轿车前，其乐融融。

确诊喉癌后，徐文向王宝洺通俗地解释过病情。根据王宝洺自己博文中的回忆，徐文对他说：“你发现较早，是初期，只要切除单侧声带就可彻底根治。”王宝洺随即追问：切除单侧声带是否影响讲话？他担心自己“像李文华那样”。

在他的印象中，徐文不仅肯定地回答了他，还有些不耐烦：“李文华是喉癌晚期，做的是全喉切除的大手术，你是喉癌早期”；“即使切除单侧声带，也是不会影响说话的，只是声音有些沙哑罢了！而且现在医疗、手术技术很先进，什么‘玻璃切片’‘激光仪器刀’都是国际领先的技术，保准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徐文“不影响说话”的判断，给王宝洺吃了颗定心丸。后来，王宝洺陆续还提出了一些“不手术、中医治疗”的要求，被徐文一一驳回。

尽管如此，从对患癌的恐惧，到知道“不丧失性命”，而且“还能说话”，王宝洺还是痛痛快快地接过了徐文开的住院单，并于2006年10月12日住进同仁医院。

然而，日后的手术并未让王宝洺满意。他在博文中指责，徐文“手术没做干净、彻底”。他认为，由于徐文的首次破坏性手术，使其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两次大手术，最终成为一名“丧失了语言功能、劳动能力、嗅觉功能的残废人”。

手术风险

多位肿瘤专家均表示，徐文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无方向性问题，但手术存在一定风险，并非王宝洺最初认为的“万无一失”。不幸的是，小概率事件偏偏成为现实

据王宝洺自述，徐文和他的最初谈话，只有短短半小时左右，其间却包含了对一场喉癌手术治疗方式、风险、预后效果的多个关键信息。

徐文为王宝洺确定的“激光手术”治疗方案，全名“CO2激光声带切除术”，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手术的新型手术方法。

资料显示，这个手术在癌前病变及早期声门癌治疗中独具优势，它根据病变范围采取声带黏膜脱落、声带部分切除、声带完全切除和声带扩大切除等不同方式，不但可阻隔恶性发展趋势，根治肿瘤，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发音功能，局部控制率及五年生存率与放疗、喉裂开手术相同。

与传统手术相比，该手术还有以下优势：手术迅速，并发症低，患者痛苦少，患者术后仍可发音。

“属于微创手术，不流血，患者几天就可出院。”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该技术是业内公认治疗早期声门癌的首选，同仁医院的应用在国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的多位肿瘤专家均表示，徐文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无方向性问题，但手术存在一定风险，并非王宝洺最初认为的“万无一失”。

对此，同仁医院一位负责人解释：手术过程中，有的病变会一目了然，但也有无法判定的情况。如病变本身不明显，有可能无法判断病变组织的边缘，这就存在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可能，经验再丰富的医生也不可能绝对避免。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主刀大夫“会在病变上下两端取两块‘切缘’，再进行病理化验”。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切缘”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检验，确定手术部位是否还存在癌细胞，是否需要进一步手术。

上述负责人表示，CO2手术的劣势在于只能治疗表面的肿物，深层的肿物难以触及。“激光是烧掉肿物，有被烧焦的边缘，不像传统的手术刀，一刀划下去就可以切掉。如术中取的‘切缘’还存在癌细胞，那么仍需要后续传统手术继续治疗。”

财新采访的两位业内专家，对王宝洺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王宝洺所患喉癌，虽属喉癌早期，但并非程度最轻的那一类。据财新《新世纪》记者所见2006年10月17日术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书”显示，“有淋巴结可见，但未产生淋巴结转移”，排除了三期的可能性，属于喉癌早期；但是，王宝洺的喉癌也并非程度最轻的I期，I期的肿物仅在表层和黏膜层，而王宝洺“右声带旁脂肪间隙部分消失”，这意味着肿物已不仅存在于表层和黏膜层。从影像范围来看，II期的可能较大；但确定到底是不是II期，仍需要从术中取病理切片来确定。

专家表示，对肿瘤的认识和判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术前的CT和喉镜只能看到表面的影像，术中的病理切片则是了解深层组织的情况的惟一途径。

上述一位专家表示：“不管是I期还是II期，以徐文所说的‘激光手术’来治疗，大方向无错。如果进行全喉切除手术激进治疗，相当于在一个小病变上，挖了一个大坑，在保命上万无一失，那患者就会丧失说话功能；CO2手术的问题可能会相反，好比在一个大疤痕上挖个小洞，能保住说话功能，但搞不好还需再次手术。”

问题是，从王宝洺博文记叙看，徐文那场让他感到吃了定心丸的谈话，却并未让他明确获知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术中并未切除全部肿物，有可能需要再次手术。

不幸的是，小概率事件偏偏成为现实。

2006年10月19日，从中午11点开始、到12点结束的手术中，徐文发现肉眼肿物并未清晰可见边缘，于是术中取了“切缘”，术后把三部分标本送检：其一为右声带肿物大体标本；其二为病变前联合切缘；其三为右声带外切缘。

对此，王宝洺博客记载称，“术后，徐文对我爱人说：‘手术没做干净、彻底，你们再去其他医院做治疗吧！’”

此事真伪已无从对证。但一周后，10月25日北京同仁医院的病理诊断书上显示：“（外切缘)粘膜组织，部分区可见肿瘤。”这个结果，让王宝洺坚信：徐文并没有治好他的病。
  术后冲突

患者缺乏医学知识，加之沟通不畅，最终使得医患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上述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称，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比例极少，不幸还是发生在了王宝洺身上。

但是，对于医院是否就手术风险尽到告知义务，他特别强调：此前已按惯例明确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签字确认。

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了日期为2006年10月18日的“北京同仁医院手术同意书”。其上第八条为“术后病理报告肿物若为恶性，需再次手术”；手术同意书上，王宝洺的签名清晰可见。

或许是由于对手术效果心理落差太大，王宝洺此后的举动表明，在肿物恶性成为现实后，他对手术同意书上的“风险提示”选择了忽略不见。

当时，对于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意外情况，徐文提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供王选择：进行放疗，或再次手术切除病变；由于同仁医院没有放疗服务，如选择放疗则需转院。

同时，出院病历写明，王宝洺需定期返院复查。

徐文提供的两个方案，王宝洺全部予以拒绝。为何如此选择？只有王宝洺本人才能给出答案。而从王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的叙述中，只能感知那段时间里王宝洺的痛苦，以及他内心的迷惑。

自从做了手术，王宝洺一直想找徐文沟通。手术前一天，徐文才从外地出差回来，没有和他们交流第二天手术的内容，这让夫妻俩非常不满；手术后，王妻称，她多次找徐文都没有找到，护士总回复她，“医生忙着呢，在做手术呢，没在”。

王妻说，她在住院区和门诊区，都找不到徐文。“其实他就是手术后疼，我们想找她问问，如果能解释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对比后来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治疗时的情况，夫妻俩对同仁医院越发不满。王妻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肿瘤医院手术前一天，医生曾和他们仔细分析了病情以及手术的优劣势。

然而，偏偏王宝洺一直找不到徐文，这就为灾难埋下了种子。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王妻自言自语地叹息说：“总找不到徐文，偏偏那一天，被他碰上了。”

2006年10月23日，王宝洺从同仁医院出院。10月31日，他即到肿瘤医院进行会诊，病理会诊报告单上显示，“烧痕处可见肿瘤”——这其实就是一周前同仁医院病理报告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但并无医学知识的王宝洺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同时他不可能或许也不愿意接受，激光手术不能像传统的手术刀那样清楚地切割深处肿物。

肿瘤医院“术后CT双侧声带组织明显增厚”的诊断结果，更让王宝洺愤怒莫名——既然说切除右声带，为何还存在声带？他甚至认为，徐文做了一场“伪手术”。

其实，这里所说“声带”并非器官，只是影像学表述的概念，对应于声带所在的肌肉组织，所有CT等影像检查都作同样表述，不论声带本身存在与否。

医学术语与普通语言相距太远。悲剧是，此刻没有人给王宝洺讲解这一切；或者，他的思维已经无法跳出他的受害想象。

同仁医院一位医生事后说，王宝洺的疑问，是一个病人正常的想法。但他强调，“医院接到投诉后调集了他住院手术的病历，也调集了手术所送的病理标本，组织专家进行讨论鉴定，结论是别的医院在CT上看到的这个‘右侧声带’，是肿瘤的复发，还在那个部位”；“后来他在外院做了全喉切除，术中所见和术后标本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徐文给病人不可能做的是‘伪手术’。医院和徐文本人反复给他讲这个道理，给他看病理标本，但是王宝洺不能理解，他认定就是徐文害了他。”

或许正因为此，徐文随后在病历上为王宝洺所留的两条医嘱，对其已失去效用。

术后越早放疗越有效，王宝洺的放疗在海军总医院进行。7000拉德的放射剂量尽管已经足够，但王宝洺病情在几个月后继续发展。

2007年7月21日，他再次出现在同仁医院就诊。因病变快速生长，此时他已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抢救中，同仁医院为王宝洺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2007年7月31日，患者自行出院。此时，医患信任或许已经荡然无存。

出院后，王宝洺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找到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吴雪溪就诊。吴雪溪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王宝洺当时的情况是“肿瘤复发，且已是晚期（Ⅳ)”。

“有的肿瘤属于‘跳出来’型，比较好办；有的属于深处纵横捭阖型，王宝洺的情况属于后者，较为复杂。”吴雪溪说。

此时，惟一的选择是保命，做全喉切除手术。

王宝洺当时依然不信自己已达喉癌晚期，更不愿就此丧失说话功能。他不理解“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地方，底下是肿瘤”，直到吴雪溪为他做了喉部穿刺，看到病理结果确实是深处有肿瘤细胞，王宝洺才转变态度，同意做全喉切除手术。

他的发音功能就此丧失，再也不能为学生讲课了。

痛楚人生

失声后的王宝洺，外形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家”。他留起胡子，戴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家人知道背后的痛楚与隐情

“独守半尺禅房，只余半条性命，不想半途而废，还有半步人生？”王宝洺失声后曾写过这么四句话。但事实上，他的举动只体现了前两句的颓废，全无后两句的坚持。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最明显感受到变化的是他的妻子。做了气管切除和全喉切除手术之后，王宝洺颈部有个小孔，插着一个直径约2厘米的人造气管，用来呼吸和吐痰。平常说话，则靠食道的颤抖来发声。

王妻说，因说话声音奇怪，王宝洺经常被人另眼相看，导致他心情抑郁，没有宣泄的渠道，“有时着急了还会揍我”。

一向依赖王宝洺的妻子，此后成了他的贴身护卫，只要王出门，她都会跟着。惟独出事那天，她因头疼，放他独自出门。忆及此，王妻痛悔不已。

他们的家庭生活每况愈下。书法学校停办，每年少了数十万元收入，家庭开支靠低保和积蓄维持。王妻让财新《新世纪》记者看的全家福上的别克轿车，也已经变卖。

王宝洺的外形也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家”。他留起胡子，戴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家人知道背后的隐情。他的姐姐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原来有胡子但不长，后来是为了遮住脖子上的伤疤才留那么长的；以前也不戴帽子，是生病后怕受风，身体特别弱，才常年戴帽子。”

天长日久，王宝洺越来越认为，是徐文那场“失败”的手术，改变了他的人生。

夫妻俩也曾去找医院理论。当时王不能说话，只能在纸上写字表达意见，由其妻和朋友代为转述。接待的有三四位，包括主任和副院长。双方不欢而散。

“你们去法院告吧。”这句话把王家推向了司法渠道。
遥遥司法路

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2008年7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共索赔1700多万元。

起诉书称：同仁医院违反诊疗常规，术前准备不充分，手术操作草率，未将肿瘤组织全部切除，直接导致手术失败。

王宝洺认为，他以教学为业，同仁医院的手术导致他丧失发声功能，终生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书画家行业属于特殊群体，年龄越大，价值越高”。按照手术前的收入水平，未来的30年，他的误工费共计1500万元。

王妻解释，王对肿瘤医院的治疗没有意见，之所以把它也拉进来，是因为同仁医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肿瘤医院在朝阳区。他希望能在朝阳区起诉，害怕东城区法院偏向同仁医院。

谁也没有料到，此次诉讼会如此漫长而艰难。

起初，法院委托东城区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交给法庭的病历，存在伪造、病程记录不全等问题。

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由于患者对医疗文书多方面存在质疑，故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医学会不能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现中止王宝洺医院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

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他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事后添加、病程记录不全、伪造。

他的主要依据是，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2006年10月23日出院日志中，添加了“鳞状细胞癌，前切缘未见肿瘤，后切缘见部分肿瘤”字样；住院病历病程记录中缺少五天的记录；有三天的查房记录，徐文医师签名属他人伪造。

同仁医院辩称，徐文授权其他大夫签署，这恰恰证明她在查房，由其他医生记录。只要有病例记录，就能证明大夫查房。另外，那年的10月有几天，徐文去上海开会授课，委托主治医生在住院病历上代为签名，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

据王的代理律师称，王宝洺坚持认为，“医院提供了假病历，他们就要输官司，就要赔钱”。

王宝洺在博客中称，“根据卫生部2005年1月21日《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认为，被告同仁医院没有如实提供相关病历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正常进行，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熟悉该案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王宝洺对索赔数额寄望过高，“显然是不懂法”。而且，他固执于病历的细枝末节。其实，部分的涂改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由于王宝洺坚持认定同仁病历为假，诉讼程序停滞不前。于是，鉴定中心就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法院。

根据北京高级法院关于鉴定的指导意见，对于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应该由法院作出认定。可是，东城区法院迟迟未就病历的真实性作出定论。一年后，2009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出终止鉴定函。

2010年1月，东城区法院又委托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基于同样的原因，司法鉴定也陷于停滞。

该中心负责人谢和平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若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存在争议，必须要在法院通过质证，然后得出结论；最后，作为委托方的法院要向鉴定中心作出明确的指示，即依据哪些病历材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判断材料的真实性。

但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作出定论。据了解，王的代理律师在王宝洺的要求下，多次催促法院给鉴定中心发函，确定鉴定材料。法院的人总说，“要请示领导”，或者“再等一等”。

王宝洺也曾去当地卫生局的调解中心反映情况。对方说，“你都告到法院了，我们管不了。”

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和律师跑了多趟法院。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在发生血案的当天上午，在王宝洺要求下，其代理律师再一次致电法官。法官说，如果王宝洺着急，“让他自己来找我”。于是律师向王宝洺电话转述了法官意见。

对着电话，王宝洺平静地说：“谢谢你，费心了。”放下电话，他对头痛卧床的妻子说：“我出去一趟”。

几个小时后，夫妻两人再次见面时，血案已经发生。一家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名医命运

徐文已无生命危险，但左上肢功能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大约一年以上

在同仁医院医生们和许多患者的眼中，徐文被砍实属无辜。

一位同仁医院的医生谈到对徐文的印象：“徐主任的名声在我们医院有口皆碑，她人也长得很漂亮，40多岁了，看上就像30多岁，总是充满了活力和热情，身上有一种朝气。”

同事和一些患者口中的徐文，也总是为患者着想。她的实习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谈及徐文时说：“徐主任从不乱开药，不让患者做多余的检查。”

同仁医院一位医生这样介绍徐文：“技术好，人又和气，同事信得过她，愿意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托付给她；病人信得过她；她出门诊，从上午看到下午两三点钟是正常，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她不好意思拒绝病人。”

徐文的遭遇，让同仁医院的许多医生物伤其类。有的想去看看徐文，因担心影响徐文静养，院方阻止了这一举动。

9月17日清晨，昏迷了十多个小时的徐文才告清醒。9月21日，徐文术后第五天。同仁医院网页上挂出了她的病情：据综合评估后认为：左上肢功能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大约一年以上——至少，在这一年内，这位在同行口中“技术全面”的医生，将不能继续进行外科手术。

王宝洺目前被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其律师杜平儒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已经会见过王宝洺。由于要用食道发音，他说话非常困难，情绪低落，压力很大。

而从9月20日开始，应该是其亲属所为，王宝洺两年未更新的博客又有更新。更新者在质问同仁医院的标题下面，贴出了一张张病历。

其中，手术过程的那张病历上，主刀医生徐文手绘的王宝洺的喉咙病变，醒目、悚然。

－－－－－－－－－－－刘晔：医患冲突为何愈演愈烈？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6日 18:43  财新网
　　根源在于医患冲突诉讼中，缺乏公平公正的鉴定程序、质证程序和赔偿标准

　　【背景】9月15日下午4时许，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在医院内被一位患者砍伤。目击者称，徐文被砍十几刀，“左肱二头肌一直被砍到底，骨头都露出来了，神经和肌腱都受损，右前臂骨折，左下肢及前额正中都被砍伤”。

　　徐文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徐文已无生命危险。但据多位医生估计，她日后将无法从事手术工作。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向财新记者透露，犯罪嫌疑人为“王某，男，54岁，本市人”。但据一位网友微博爆料、比对各项资料，行凶者或为北京书法家王宝洺，其行凶动机可能与一起纠缠多年的医疗纠纷有关。

　　王宝洺博客显示，王曾在亚运村国家奥体中心开办“北京美术书画学校”，并与中央美院老师、学生合作，开办考前辅导班，收入颇丰。2006年八九月期间，王因嗓子不舒服，经亲友介绍到徐文处就诊，被诊断为“喉癌”，并在徐文建议下做了激光手术，但“手术没做干净、彻底”。

　　王宝洺认为，由于徐文的首次破坏性手术，导致他在此后一年多时间做了两次大手术，并且丧失了语言功能、劳动能力、嗅觉功能。此后，王将同仁医院告上法庭，但遭遇了“无期限休庭”。

　　2009年4月8日，王宝洺连续发布8篇博客，内容均与同仁医院医生徐文的纠纷有关，其中一篇博文更以《白衣恶魔丧天良，血债要用血来偿》为题，为两年后医生徐文被砍重伤埋下了伏笔。

　　近年来，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就在徐文被砍伤前一周，北京刚发生了一起患者家属殴打医生的事件。9月8日中午12点左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副教授穆新林遭到患者家属殴打，穆本人左胫骨平台后交叉韧带附着点处撕脱性骨折，颈椎半脱位，脊髓水肿。

　　医患冲突为何日趋激烈？医患之间丧失信任，根源是什么？

　　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医疗诉讼专业律师刘晔认为，目前，医患矛盾前所未有之尖锐，其根源不在医、患双方，而在于在处理医患冲突时，司法不独立、不公正。具体到医患之间的官司，则表现为缺乏公平公正的鉴定程序、质证程序和赔偿标准。

　　他指出，对上述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司法机关应严厉处理。同时，患者更应理性对待医生，避免暴力伤害医生。但是，要缓解医患冲突，除了建设政治文明、诚信文明，更重要的是确保医疗纠纷的公正司法。

　　刘晔指出，本次同仁医院医生被打事件，也是由医疗纠纷引起。“从王宝洺博客来看，他打了几年的医疗官司，也许是因为他反应的问题没有被定为医疗事故，未能得到赔偿，最终选择加害于医生。”

　　他认为，无论是否医疗事故，都不能伤害医生，应该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同时，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和诉讼，确实存在诸多不公正问题，致使一些患者反应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最终将怒气撒向医生。

　　具体而言，刘晔指出，医疗事故官司中，最令人诟病之处是医学鉴定。目前，医疗纠纷有两套鉴定系统，一套是医学会的，一套是司法鉴定机构的。但是，目前医疗事故官司很难通过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质证程序保证结果的公正。

　　他分析指出，由医学会组织鉴定并没有问题，这也是世界通用的做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往往很简单，患者很难对其进一步质证，而且专家给出鉴定结果后也不用签字、不会出庭，即使鉴定有问题，也无法在法庭上质证。

　　刘晔指出，患者病历真假也是医疗官司中的难点。“法官没有能力判断真假，而医学会并不管病历真假。现实中，只要是法院提供的病历，医学会一般会视为真实。”但是，在现实司法程序中，对病历是否真实的争执，往往就要花费2-3年的时间。

　　刘晔认为，应尽快改变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增加鉴定专家强制出庭质证的程序。“最关键的是，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字，以示对鉴定结果负责。”

　　此外，他还指出，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数额太少，也是医患冲突不断的重要原因。由于通过诉讼获得的赔偿少，很多患者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反而更愿意自己去闹，闹了有时候反而更有效。这反过来也加剧了医患冲突。■

　　（财新记者 戴廉 采写)


－－－－－－－－－－－一起恶性医患纠纷引出的思考
2011-09-22 15:25:53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0)
9月15日下午4点左右，因医患纠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出诊女医生被患者持刀砍伤，2个小时后，凶手被抓。

16日，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发出声明，谴责凶手行为，“无论何种个人理由，这起对徐文教授残忍的伤害事件，都是令人发指、不可容忍，要求法律严厉制裁的！”

18日，卫生部强烈谴责砍伤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要求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全力救治受伤女医生，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惩凶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相信有关组织、有关部门的“严厉谴责”能够迅速为被伤医生讨个说法，但是，此起彼伏的医患纠纷怕并不能就此平息。作为民间机构的医师协会和行业管理监督部门，保护医生行医安全当然重要，更应看到，构建良好的行医环境，理顺医患关系才是关键。

动刀动棒惹出人命官司，用极端手段对抗，用一层伤痛覆盖另一层伤痛，成了不少医患纠纷的结局。无疑，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都不能采取举刀相向这样近乎疯狂的行动。同时，在我们面对受伤医生，寻求法律解决之道时，在我们强烈谴责患者的非理性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追问一下，是什么让他丧失理性？

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当事患者对医生的积怨并不是一日形成的，怨怼的累积足足有3年的时间。在患者自认为自己的手术不成功，多次寻求协调未果，上诉至法院，却又因转换法院、司法鉴定停滞等原因，悬而未决。3年曲折的法律诉讼过程，足以令一个人失去耐心。于是，就要思考为什么诉讼过程会如此漫长？


医患纠纷久拖不决，关键是缺乏医患纠纷需要的、公正、独立的“第三方”。目前处理医疗纠纷的基本途径无非这三条：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提起诉讼。但凡已成纠纷的，必定是自行无法协商解决；而卫生行政机关的介入，总让外界有不信任感；进入法律程序则需要医疗事故鉴定，漫长的诉讼时间，让患者等不起。并且，无论是面对医院、卫生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构，患者总有弱势之感当一个人面对一群人，一个组织，往往会有一种无力、无助的感觉。

所谓“第三方”，它必须权威，他们是著名医疗专家，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它必须独立，他们可以是医生，却和医疗部门没有千丝万缕的利益瓜葛；它必须公正，他们有公认的规则，却不由行政部门制定。

医生与患者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医生，这个世界无法想象；倘若不是患者的现实存在，医生又有何存在意义？我们既然认可医生是神圣的职业，首先要认可患者生命的可贵，惟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寻求到独立、公正、客观的“第三方”，让医生和患者真正携手共克疾病。

作者：郝 洪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另一面】中国医生：活多、钱少、高危
2011-09-22 03:24:32　来源: 网易　有20414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4)
另一面专题：中国医生：活多、钱少、高危

导语：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徐文日前被患者砍伤引发全社会对医生群体生存状况的审视。据媒体粗略统计，全国今年已发生9起医生被打事件。在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背景下，曾经的白衣天使何以变成付出太多、所得太少、压力太大、名声太差的矛盾人群？

备受威胁的中国医生

每年医疗纠纷近万起，7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据中新社2007年的报道，国家卫生部新闻办透露，2006年中国内地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多人民币。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326所医疗机构中，321所（98.47%)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困扰的问题。另据卫生部统计，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

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化，医患纠纷近年来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在2009年6月，中国内地先后发生6起“血溅白衣”事件，有医院院长挨打致肋骨多出骨折，有当班护士被人砍伤颈部，抢救无效身亡，有医生被患者家属围攻，跳楼脱身……上述6起医闹事件共计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

干得多、拿得少、压力大——不想下一代当医生

工作负荷严重“超载”，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

截止2009年，中国每千人城市人口的医生人数是1.75人，而每千人农业人口的医生数只有0.47人（2005年美国的人均医生数是每千人3．59个，法国3．37，英国2．2，韩国1．6)。由于中国医务人员编制由当地卫生部门统一计划，当病人增多时，医生给每位患者提供合理质量的医疗服务就很难保证。此前有报道调查医生就诊时间发现，眼科医生包括使用检查仪器在内，每位患者耗时5分钟，内科医生问诊时间平均7分钟。“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这样的抱怨常常发生。

由于中国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医生工作强度之高再所难免。根据丁香园在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9.2%的医生每隔4至5天就要上一个夜班，76.1%的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80％的人工作中顶多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此外，参与调查的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其中，18%的人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长年高负荷工作，中国医生“医不自医”的情况十分突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三十五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已是健康人群的两倍。

根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对全美22种专业，共15794名医生进行的调查，70%的医生，每周的工作时间在55小时以下。23%的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接待更少的病人并不代表低效率，而代表医生可以在每一个病人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只有不到5%的医生接待一位病人所需的时间在9分钟以下，有15%的医生甚至在每一位病人身上要花去25分钟以上的时间。

写病历占用60%上班时间，诊断和治疗难分身

中国医生要处理的病人多但却缺乏效率，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常常是大量时间、精力被用来完成与治病救人无关的事。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日前在博客刊登了一个普通医生写给卫生行政部门的建议，在这份信中，医生自爆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书写大量的文字（病历)，而只用很少的时间去为病人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另有妇产科医生回应称，值班时经常24小时睡不了觉，病历书写超过60%的时间。“强烈建议简化病历书写，否则怎么能做好医生最重要的工作——诊断和治疗。”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医护人员显然要轻松很多，他们很少会做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脏活累活”。一般的美国医院里医生和护士加在一起一般只占医院总人数的50%，其余人员都是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有将近50%的美国医生每周的文书工作在9小时以内，超过20小时的不到15%。合理的医生和护士比例能有效减轻医生的负担。美国医院内，医生与护士的比例大约为1比4，而中国医院的医生与护士比大约为1比1.5.

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

在中国，医生的收入可能在社会整体收入中排名在中上水平，但考虑到成为医生所投入的教育成本以及救人性命创造的价值，医生薪酬仍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水平。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发现，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不相符+很不相符)，而其中选择“很不相符”的比例高达占51.00%。

医疗行业是高风险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但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仅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美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是17.4万美元，医生的收入是普通人收入中位数的3.95倍。日本中年医生平均年收入可达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0多万元)，比国民平均收入高一倍多。中国香港医生初入行时的平均月收入就超过5万港币，且会逐渐按年资增加。拥有10年工龄的医生的月收入约10万港币。台湾地区这几年医生收入略有下降，但总体也能保持在年薪百万新台币之上（合人民币20万至30万元)。

近5成医疗工作人员对执业环境不满，78%的医生父母不希望子女学医

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中，中国医生对执业环境状况的担忧并没有明显改善，近一半(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而满意的比例为19.02%。调研报告分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医师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造成了医生对执业环境的负面感观。这种负面情绪还直接医师对下一代的职业规划和建议，因为有78.01%的医师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医，支持、肯定从医的父母仅占6.83%。早先的调查统计也显示，在近10年的高考状元专业选择调查中，几乎无人选择医学，考生们最热衷向往的专业是——经济管理。

在美国，不算离谱的工作时间，加上丰厚的收入带给医生的是较高的职业满意度和归属感。根据调查，有53%的美国医生对待遇感到满意，护理人员中，也有48%对收入感到满意。在被问到如果有机会选择，还会不会再当医生时，69%的美国医生明确表示会，只有12%的美国医生表示不会。

医生困境如何造就？

价格管制忽视医生价值，酿以药养医、红包回扣恶疾

乱开药、过度检查、收红包、拿回扣一度成为医疗纠纷中的导火索，也被认为是医生群体道德下降的证据。造成乱象的根本原因却不仅仅是医生在垄断医疗服务资源之后的利欲熏心。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和药品最高零售价被政府管制之后，医生的工资与每天的工作量和强度、专业技术、风险来对比严重失衡。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支出不能超过总收入。于是多开药、多做检查就成为医院创收、医生谋生不得已的做法。

相比之下，国外医院不受价格控制，让医生通过门诊等技术服务“以医养医”，不但劳动价值能够体现，也杜绝了多开药的腐败空间。在香港，持本港身份证的“符合资格人士”急诊收费每次100港元、住院、护理、注射也是按劳收费。因为在服务价格标准提升后，医生会用尽量利用专业知识看病问诊，开药反而成为增加成本的事情。

医疗资源分布不公使城市大医院医生疲于应付

中国的医疗投入总体上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社区医院本应是患者就医首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层卫生机构的就诊率达80％以上。但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的优秀医生又集中在大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这种配置不公导致大病、重病都得到大城市大医院就医，供需关系进一步失衡，不仅为医院为医院追求“高药价、高耗材”的过度医疗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诊治“一号难求”，为数不多的医生只能疲于应付，恶性循环。

医疗鉴定秘密进行，鉴定人不署名担责，广州9成申请被鉴定为非医疗事故

多数医生被打事件源于医患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导致患者对院方极度不信任甚至寻求报复。当医患纠纷寻求司法途径解决时，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公正的医疗鉴定。但从2002年9月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舍弃追究医疗违法犯罪的职责，把原来由国家事业单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的鉴定，规定为肇事医生及其机构入盟的社会组织医学会召集秘密进行（参加鉴定合议的医生不在鉴定书上署名担责)，且不区分、不鉴定医疗责任事故，这种在以往被用来作为追究医疗违法犯罪行政和刑事责任的重要事项经修订后被认为是执法倒退。


此外，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两年多。耗时过长令许多患方难以等待，因而不选择鉴定。医疗鉴定的最终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占11.02％，即申请鉴定的近九成医疗纠纷被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结语：信者为医？药开多了是过度医疗，开少了是水平不行；待患如亲？给治好了是“涌泉相报”，治不好是“拔刀相向”；这场关于信任的纠纷中，真正的危机在于医生也成了“病人”，而病人却无法自救。（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鲁欣、李狄皓)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NN051

－－－－－－－－－－－曹林：反思医患关系，舆论要突破“摇摆律”
2011-09-19 08:22:45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有878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2)
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作者：曹林

9月15日下午，一名就诊男子在北京崇文门同仁医院将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砍伤。据称，伤者双臂被砍十余刀。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卫生部要求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全力救治受伤女医生，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惩凶手。（9月18日卫生部网站)

这起残忍的伤医行为，在舆论界和业界都激起强烈震动。许多医务工作者在悲哀于同行被伤害的同时，都表达了发自肺腑的寒心；而时常发生的这种伤害事件，不仅摧毁着他们的自尊，也动摇着他们对这个职业的信仰。

借着这起恶性的伤害事件，很多医生都在表达很久以来被压抑的职业郁闷：他们的身心不仅在日常行医中遭遇“医闹”的伤害、威胁、骚扰和羞辱，而且还要承受来自舆论的精神暴力：舆论总体上站在批评医风医德的那一边，借助一些个案，将一个群体污名化和妖魔化。

对于同仁医院女医生的被残忍伤害，我注意到，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舆论这次站到了医生那一边，跟医生一起谴责凶手的暴行。一位媒体研究者的反思很有代表性：想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终将有一天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护人员，看看这位大夫发出的悲凉，也许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目前的医患关系有多么紧张和多么危险了——消弭当下从当年的“鱼水”走向“水火”的医患关系，需要这样深刻的反思。

这样深刻的反思，让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的摇摆。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把医生当成敌人，一边倒地站到患者那一边，严词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那一边，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关于医患关系的舆论风向，随着这些极端的个案，不断发生着周而复始的情绪化摇摆：患者被伤害了，就同情患者，谴责医生；医生被伤害了，就批评患者，同情医生。


典型的案例是，前段时间武汉一患者因为钱带得不够，手指被缝合后又被残忍地当场拆线——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中，对医德沦丧的讨伐达到了顶点。可这次发生在同仁医院的残忍伤害医生的行为，使舆论风向发生急速的转化——舆论对医患关系的理解，似乎完全受这种极端个案的操纵，缺乏理性和客观的认知，基本是在情绪化和极端化中摇摆。昨天目睹惨剧，对医生大加鞭挞的人，今天受到另一起相反惨剧的触动，成了医生的同情者。

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医患关系在摇摆中自然不断恶化，这一次的伤害事件，可能就埋藏着下一次对对方的报复和伤害。

反思医患关系，首先要走出这种舆论“摇摆律”，而走出情绪化的摇摆，则要摆脱这些极端个案，站到客观的立场上进行反思。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NN074
－－－－－－－－－－－改善医疗环境之我见：
1、建立健全医疗费用给付机制；
2、建立健全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医、护、技工资奖金给付机制；
3、建立健全有序的疾病医疗承担机制；
4、建立健全第三方医疗风险承担机制；
5、建立健全医师处方权药师事前监督，事后奖惩机制；
6、建立健全医师检查权事后监督、奖惩机制；
7、建立健全合情、合理、合法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处理机制；
8、建设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