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很多中医已经完全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中国国医节”,就定在每年的3月17日。对于“中国国医节”的由来,可能知道的人,就更少了。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医界的一个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医人深思的地方。
特别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西医是医疗卫生行业中的绝对主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医只能用于调养,“治未病”,无实质确切的疗效。而方舟子之流更把中医批驳得一无是处。中医的学院教育,存在种种误区,往往脱离临床。教育出来的学生有很多自己都不相信中医,或者根本不懂得如何用中医看病。还有那些远离临床的所谓科研。
事情发生在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包括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和另外17名委员,这17名委员全部都是西医。其中余云岫提出了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随后委员会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以渐进的方式取缔中医。
甲:由卫生部进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次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
戊:旧医研究会案,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籍此为业。
巳:自民国十八年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先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限,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中医界得知此消息后,反应强烈,上海中医界首先反抗。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市总商会召开了,由全国15省281名代表参加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并成了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与会代表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会议推举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五人为代表,到南京请愿,谢利恒为主席。会议并推举上海的陆仲安,南京的张简斋为协助。
谢利恒,名观,是孟河名医,曾从苏州名医马培之学医,历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药总会附设中医大学校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则是另一位孟河名医丁甘仁创立的,曹颖甫、陆渊雷都曾在此学校任教,章次公、程门雪、秦伯未、
姜佐景、张赞臣,还有这五人代表中的陈存仁,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本次会议,本来是要选举丁甘仁之子,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有相当名气的丁仲英为代表的,但丁仲英要求留守上海,所以改选了蒋文芳为代表。张简斋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医,是首都南京的“首席名医”。当时许多达官名流都投医门下,如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于右任、何应钦、陈诚、程潜、谷正伦等,并曾治愈宋美龄的胃病。陆仲安曾为孙中山、胡适治过病。陈存仁也是中医界的一位奇人,他不但结识了很多达官名流,为他们治病,而且一生笔耕不辍,为香港《星岛晚报》的“津津有味谭”专栏攥稿长达十七年,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并留下《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阅世品人录》、《我的医务生涯》等著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对这次请愿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会议期间上海3000中医停诊,随后1000多的苏州中医药界人士也停了业。上海中医界在《申报》发文驳斥这个“废止旧医案”,广东《杏林医学月报》刊载文章强烈反击,这为这次南京请愿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请愿团达到南京以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在中医界众志成城的努力下,最后国民政府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从此,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在为这次中医的成功的救亡图存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为什么西医界要提出“废止旧医案”?中医为什么能保存下来?
西医为什么要提出“废止旧医案”?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主要因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旧医一日不除,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取断然手段。”在西医眼中,“不科学”的中医是妨碍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影响国民享有健康保障的根源。要发展现代医学,首先要压制中医。
除了西医,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是持这样的态度的。
1926年3月,梁启超因
尿血,住进协和医院,诊断为肾肿瘤,协和医院建议行肾切除术。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术后尿血未见好转,反而加重。经检验被切除的右肾是完全没有病变的,胡适患的只是肾炎。
出院后,梁启超发表文章,支持协和医院“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知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借我这回病为口实,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在梁启超眼中,西医可能有时候也会诊断错误,但这是一门科学,不应因小小的错误而抨击它。
梁启超一再表示中医不可信,但是他1918年曾患胁膜炎合并
肺炎,咯血,西药治疗十余天不愈。请老友唐天如用中药治疗,用药五天,病已去八九。而他这次小便出血,也是请这位唐天如处方:
阿胶,
泽泻,
当归,
白茅根,
小茴香,
肉桂,
苦楝子,焦
黄连,
浮小麦,黑
蒲黄,数剂见效。1927年4月,手术一周后,回协和检查,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在这样的情况下梁启超为什么还有维护西医反对中医?梁启超反对的是“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不科学”的,对于他们这一代追求“民主”、“科学”,追求富国强民之路的有识之士是不可以接受的。梁启超曾发表文章《阴阳五行之说之来历》,驳斥“阴阳五行”之说。文章说:“阴阳五行说为两千年来迷信之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其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
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是矛盾的,中医确有疗效,所以他不得不一而再地找中医治病,但是他永远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阴阳五行”之说,所以他反对中医。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胡适身上,《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胡适曾患
水肿,西医诊断为
糖尿病并肾炎,西医屡治不效,后用中医陆仲安治愈。但胡适一直不肯承认曾与中医接触,不承认中医能治愈西医确诊的病。他认为,个人疾痛获愈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这违背了他的“科学”精神。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对于中医的疗效,他们是无从否认的。如同“废止旧医案”的提出者余云岫,他反对中医,也主要是反对《
黄帝内经》,他早在1917年就出版了《灵素商兑》提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但是他对于中医的精华部分,还是热爱的,他临床也爱用中药,从他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临床国产药物刍议》以及《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等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此外他就唐以前方书认为有研究价值的地方,整理成《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此外,他就中医的病名加以考证,出版了《中国古代疾病名侯疏义》一书。可见公认提出“废止旧医”的余云岫,对中医的疗效是肯定的,他反对的是中医近乎“玄学”的理论。
鲁迅先生也是强烈反对中医的,他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他的文章《父亲的病》,我们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让他去找经霜三年的
甘蔗、原配的一对蟋蟀、
平地木十株,花了大量的钱和精力,还是让他的父亲不治身亡的庸医。
除了1929年的“废止旧医案”,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就有“漏列中医”案,以中西医“致难兼并”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和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
很多官商名流都是找中医看病的,如前面所说的张简斋,投医他门下的官商名流就不计其数,连西医出身,明确提出反对中医的国父孙中山,也曾找中医看病,可见这些人也是相信中医的疗效的。这次通过“废止旧医案”的那位卫生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也是信中医的,他的军医就以中医为主。但是他们遵从西医的意见,一再要反对、废止中医呢?主要也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医的理论“不科学”。
中医为什么能保存下来?这首先和当时中医界众志成城有关。最重要的还是前面说的中医的疗效。
《医学衷中参西录》转载了时贤刘蔚楚《遇安斋证治丛录》中的一段医话,应该是指1894年省港
鼠疫大流行,当时引发了中医术界与西医的一段纷争:“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发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以保存。”由此可见中医药在治疗上世纪那场鼠疫中的贡献,中医的疗效胜过西医。
上面讲的余云岫和鲁迅先生的老师,章太炎是深信中医,而且对《
伤寒论》有深入研究,他在著名西医江逢治患“伤寒”而亡后,曾写下这样一幅对联“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汤剂返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其实中医在不少地方,可以取得比西医更好的疗效,而且中医不但可以调养,也可以治大病,只是人们不相信中医,或者医者学艺未精,未用对方而已。
正因为中医的疗效,所以在近百年,无数的质疑声中,中医仍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一百年之后,作为中医的从业者,我们在为中医的疗效自豪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中医的“阴阳五行”的理论是“不科学”,这是中医遭到不断攻击的根源。这也是很多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自己都不相信中医的根本原因。
中医的“阴阳五行”的理论,其实是脱离临床的。“阴阳五行”是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它固然对中医辨证的思维,或多或少地有宏观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用它来指导切切实实的临床辨证、用药,这往往就会走入臆测的迷途。因此章太炎才会提出:“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读伤寒要“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采薛叶诸家”。由此说,中医要生存,首先应该摆脱“不科学”的理论掣肘,寻找一条确保疗效的中医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