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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读书社:晚清土家族名医程其芝与《云水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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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芝(1841~1914年),字萱亭,重庆市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青冈坪(今属青冈乡)人,晚清土家族名医。据《黔江县志》[1]记载,程氏出生于名医世家,其祖父程世鹏、父亲程德谧均为当地名医。他自幼即认真学习家传医术,深研《内经》、《》、《伤寒》、《甲乙经》等医学典籍,对民间医药亦兼收并蓄,其技艺学识与日俱增。为广济民众,寻访名贤切磋技艺,程氏于1870~1911年40余年间,悬壶泛游川楚闽越古滇等地。自谓“常作风尘之客”,“负业于天涯,寄迹于云水”,其间医技日趋精湛,情怀亦益见高雅。他以“功同和缓”的医技被时人称为“医中国手”,渐成一方名医。1911年,年逾古稀的程其芝集数十年临证经验著成《云水游集》一书,并自费到重庆木刻印刷80套,分赠亲友知者。
由于地理偏远,又不结权贵,程氏事迹及学术成就鲜为人知,亦不见载于一般中医典籍和地方医史文献,其宝贵医药经验日趋湮没。据《四川中医药史话》介绍[2],《云水游集》仅其后裔程俊材处尚存一册。笔者据所供线索,几经探访,终于借得刻印清晰,卷帙完好的《云水游集》清宣统辛亥年重庆本堂藏板本。是书凡14卷,12万余字,分别对五行、阴阳、杂症、血证、妇科、儿科、眼科、痘科、药性等中医药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阐述,附有医案近百例,汇集民间医药奇验方百余条。《云水游集》乃程氏一生学验之结晶,目前尚无有关深入研究。笔者研习数月,弥觉珍贵。兹将其学术思想略其大概,以示其玄机奥旨。
1力主察病投方
程氏在临证中,认真察病,善于根据病人体质和秉性心理,把理法方药与天时、地理等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他反对“徒拘守成方,议药不议病”的作风,将“所尚者某方治某病,某病宜某药,胡瞎乱撞,不顾标本”的时医斥之为“岐黄之罪人”。
在诊法上,程氏主张医者临证应望闻部切四诊悉俱。在《云水游集》卷一就辑录有《绝症歌》、《察形色绝症论》、《脉决论》、《五脏吉凶歌》等四诊歌决。这些歌决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其理论于临床亦十分实用。他还参考麻衣相书,撰成《观面部气色定生死歌》、《察娠妇形色分男女并生产吉凶歌》等歌诀。虽然其中某些观点还有待科学甄别,但其创作精神却难能可贵。程氏还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诊病中的失误。在该书卷六中就列举了3例因酒后行方,忘却喜脉,误用致妊妇流产的病例。他因一时疏忽而抱恨终生,以警示后学者仔细诊病,谨慎用药。
在辨证理论方面,程其芝效法仲景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云水游集》专辟“分经治病”条,对六经病变逐一列述其见症与方药,并对兼变证的随证化裁予以详述,内容具体丰富,体现中医特色。他还将八卦理论运用到辨证中,认为传经是基于“传者,水流之象;经者,渠道之形。卦之生生不息,犹症之叠叠相传之理”,故可根据疾病六经传变之时辰,配以卦象,以释阴阳之消长,而明疾病之预后转归。程氏治病十分讲究医德,要求医者做到凝心定志于治病,不可有任何私心杂念。如在述及为妇人行“瘟痧挑割”时,他告诫后学者“定不可稍有邪心,必须大大整立正气,斩断邪心……如背吾诫者,恐遭雷火焚身”。
2擅用辛热重剂
在选方用药方面,程其芝喜用热药,尤其善用附子、,且量大剂重,各科病症无不应用,被当地民间誉为“程附片”、“火神菩萨”。归纳其用热药目的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驱阴回阳。程氏将主症或兼症中若有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自利,六脉细弱等症,均辨为真阳亏损之证,必用热药驱阴回阳。临证之时首辨阴阳,程氏认为,厥逆有阳厥、阴厥之分;谵语有阳明胃实、火亢伤阴致狂谵无伦者,亦有少阴中寒,气虚阳脱而致神魂无主者;口渴有热邪伤津者,亦有火衰不能熏蒸津液而致者;即使舌苔干黑,芒刺满口可因阳明火旺,炼干津液而致,亦可因少阴中寒,真阴遭其埋没不能蒸腾津液而致者……但凡临证,当细审阴阳之盛衰,一遇阳衰,首用附芪术类鼓舞阳气、回阳救逆,或回阳固脱,或阳回津回,或釜底加薪,承津上潮。如一“三阴寒症”患者,四季头昏重,胸满心闷,腹时隐痛,五心潮热,诸医屡治未效。程诊其脉,六部皆微,辨为寒极之候,投附片、、、吴萸川椒等大辛大热重剂,1剂知,2剂减,6剂愈。
二是引火归源。程氏曾治一六月头痛如劈患者,兼手足抽搐,自觉胸中大热,频索冷饮,大汗淋漓,大便秘结,小便赤热等症。程氏认为此非时医所识之火症,而是因相火失权,家无主宰,风火邪气飞瀑乱行所致之“风症”。欲消此火,必须日照当空,自然云散雨收,而火热自息。故用生附子二钱,熟附子四钱驱阴散邪,引火归源,、、白附子各三钱,制川、草乌各二钱等药回阳,祛风,2剂而痊。
三是温中散寒。程氏曾治一腹胀,大便不通,自用、病势反重之患者,诊其脉六脉皆微,分析为中都寒结,饮食无阳克化致停滞之阴症。故用生、熟附子,良姜,毕茇,,等药急暖胃阳,逼散中都寒邪,2剂而便自通。又治一大便3日未解,双手撑桌而立,摇头喘息,汗如泉涌,服后腹胀反剧之患者,以附片二两,一两,、各三钱等大辛大热之药,以解其“天寒地冻,冰凝水竭”,1剂后腹胀渐松,小便长驱直下,大便亦解。
程氏医案中,涉及用热药者还有咳嗽吐血、五心大热、痫证、妇科血寒等病症。程其芝应用热药见解独到。他在是书自序中写道:“附子、之类,有起死回生之力;,返本还原之功……附子一味,人当砒毒,我当至宝。本草名附子者,天雄也。试思天雄二字,天者,阳也;雄者,亦阳也。以阳济阳,乃助精益阳之上品,引火归源之圣药也。盖性走而不守,如五心潮热,舌燥咽干,目瞑倦卧等症,明系真阳外越,舍此其奈之何哉!”为阐释时医习用参芪类误补致“血凝气滞,害人不浅”之理,而力主大胆使用附片等热药的必要,程氏在卷十三专立《详辩天雄论》进行比较论证。他认为熟之性属纯阴,有滋阴补水之力,无回阳返本之功,具守而不走之呆性,如遇虚寒身体,中气极弱之人如“小儿肚大青筋”者必致滞气横中而误杀人。他说:“元阳至足之人万中难寻一也,”患者发病以阳虚多见,故治疗应以温补脾胃为先,兴阳固平为法。即使欲用,亦需借热极附子之善走之力,去除滋腻之呆性,才能达到补而不呆滞的效果。附子因具散寒之力,为助火兴阳之上品,能抚命门相火,故被程氏奉为“当世之圣药”。这些认识,与程氏同时代被尊为四川医林“火神派鼻祖”的郑钦安(1842~1906年)的“阳气不伤,百病自然不作”等观点有同工之妙[3],也是对张景岳“阳非有余”,“阴以阳为主”等学术观点的继承发挥。
程氏辨证多从舌脉、寒热喜恶等方面识别阴阳之盛亏。他选用热药,除附片、外,习加生附子、白附子、、,甚至川、草乌,且量大剂重。用药尺度为“必待气血充足,不可停药”。他临证适时使用热药,每起沉疴,值得学习和借鉴。
3记载民间医药
《云水游集》不仅记载百余条如苦蒿塞鼻止鼻衄,开喉箭治咽喉肿痛,老贯草煎酒合白冲服治四肢抽搐等具地方医药特色的中草药单验方,而且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小儿惊风、干烧、伏梁、痢症、牛痘等疾病名称和治疗方法,其中不少医药经验至今仍在当地民间沿用。其中尤以小儿惊风与灯火疗法最具特色。
程氏在卷七《小儿科》中写道:“小儿一切凶吉各症……按六经用药,自无大误。唯有暴症陡起,惊风频来……寻方不急,有药难进,非灯火一法,其奈之何哉!灯火有拔山之力,拿稳部位,百发百中。”程氏根据小儿惊风发病原因和抽搐姿势,将惊风分为内吊惊、迷魂惊、水伤惊等二十八类,并附《小儿惊风二十八图》,注明临床表现与灯火穴位。所谓打灯火,即是用灯草点油燃火在穴位上直接点灼的一种灸法。程氏对惊风治疗描述具体,图示形象,如“内吊惊因食时感寒,咬牙寒战,眼内翻白,不省人事,昏迷沉重,捏不知痛,囟门四遶,演内一遶,两手各一遶。”此外,程氏还记载了用灯火法治疗吐血,脐风等小儿病症,并主张“至于除蒂舛根,非药不能”,即打灯火后,还须用药调理,以收全功。
《云水游集》还详细记载了种痘技术的传播历史、操作方法和注意事宜,列述了包括眼科、五官科在内的多种病症治疗方法,介绍了刮痧、挑割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非药物疗法,收载了《药性捷决论》、《程氏家传药性歌》、《新增八反歌》等歌诀,这些在境内医学界很有影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述。
值得一提的是,程氏在遍访民情,行医治病过程中,又寄兴于俚言诗草,在卷十四中写下了近百首诗词,其诗着眼社会下层,如《老妇》、《老农》、《纺娘》、《江城水患》、《壬午荒》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疾苦,亦是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1]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黔江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657
[2]赵立勋主编.四川中医药史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128
[3]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卷二.成都:马蜀书社1996:93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610075) 张宗端
本文转载于中国中医:http://zy.china。com。cn -原文链接:http://zy.china。com。cn/cbzx/2195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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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五次上书捍卫中医(生死中医)
他说:“中医药是我国的原创科学”
本刊特约记者 汪令来
  《环球人物》 ( 2006-11-01 第十七期 ) 【字号 大 小】【打印】【关闭】
   虽然这场关于“取消中医”的争论,最终因卫生部毋庸置疑的官方表态而暂告一段落,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似乎远未结束。这时候,很多人都想到了一位老人。因为,他曾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求索,不断向世人表明:中医药是一门毫无争议的“科学”。他,就是邓铁涛教授——全国著名老中医,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邓铁涛1916年出生于广东开平中医世家,一生获奖无数。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典”专家组组长。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收载入“世界名人录”。2001年,有关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

   今年已90岁高龄的邓铁涛,平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这一次,他不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且一谈就是3个小时。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向身边的人证明中医的科学性。他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中医药正面临几千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

   中医药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熟悉邓铁涛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奉中医药为至尊,而且身体力行。他说,很多人一感冒发烧就喜欢打针甚至输液,说这样好得快。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果打吊针有很多不良反应,甚至是后遗症,还能说它‘好’吗?”

   据邓铁涛介绍,他的孙子们生病从来不打针,“至今保留着‘处女’屁股”。邓铁涛说:“很多疾病,简(单)、(方)便、(灵)验、(价)廉的中医都能解决,不一定要花大钱看西医。”他有一位弟子在深圳做中医,一天晚上匆匆打来电话说,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不小心吞下一小块有棱有角的石子,孩子太小,开刀、麻醉都是难题,怎么办?

   这在其他人看来应是西医的“长项”,但邓铁涛却说,用中医解决更好,“什么手术都不用做,就用早些年广东人常吃的发菜煮稀饭。发菜又细又韧,肯定能带出石子。”果然,早上7点吃下去的石子,下午6点就被拉了出来。

   对于这些小病症,邓铁涛认为并不能说明实质性问题。对他来说,近一年来,最令他兴奋的事情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对于中医,多年来一直存在“是否科学”的争论。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如果按西医西药的思维,至今仍解释不清其治病原理。“到底是哪一种药物成份在起作用,很难用只言片语回答,所以就有人乘机质疑。”曾有一种说法,中医药的治疗应属“黑箱理论”,即不论治疗过程,只凭效果论定。显然,以追求精确为原则的西方主流医学,对此是难以认同的。

   正因如此,一个世纪以来,中医命运坎坷。先是在民国时期被打压,后来在解放初期接受“改造”。按邓铁涛的说法,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医药管理局成立时才有了转机,“现在把‘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正是还中医一个‘科学’的本来面目!”

   除“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外,另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去年首次将中医药基础研究项目列入其中,并拨专款5200万元。而时年89岁的邓铁涛,被任命为这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是老人此生最骄傲的事情。他笑着说:“这可是我发动100多位老中医,上书科技部的结果。”

   邓铁涛说,在我国,京剧、陶瓷等都是流芳千古的艺术,但“中医药”却被忽视。其实,中医药才是我国少有的原创科学,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很多人认为,中医理论‘难懂’,其实是人们习惯于用西医的观念来看问题。中小学的常识课、生理卫生课,教的都是西医知识,对中医理论却绝口不提。这反映的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中西医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用西医的思维来看中医,就不容易理解。要知道中医某些貌似‘不科学’的说法背后,其实有着大科学的内涵,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

   “非典”是中医命运的转折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医药发展每况愈下。邓铁涛当时做了统计:解放初期,广东有中医3万人,但到了1980年初,只剩下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邓铁涛急了,赶忙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并引起高度重视。此后不久,国务院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并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这是邓铁涛第一次上书。第二次是1990年,国家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位列其中。邓铁涛当即联合全国其他7位著名老中医一起上书。最终,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了”。这就是中医界著名的“八老上书”事件。

   1998年,全国又刮起了一股“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合并后,不少中医院校只剩下一个系甚至一个教研室。邓铁涛忧心忡忡:“国家要抓大放小,对很多行业可能合适;但在医学界,西医大、中医小,抓了西医而放任了弱势的中医,岂不‘死火’?”于是,邓铁涛再次和其他中医老专家一起上书。后来,中西医院校合并风紧急“刹车”。

   邓铁涛第四次上书,时间是2002年12月31日,主题是“中医不能丢”,以呼吁全社会对中医药加以重视。

   令人想不到的是,仅仅4个月后,邓铁涛又上书了!而这一次,恰恰是中医命运的转折——这次恰逢“非典”。邓铁涛上书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这也直接为后来中西医结合抗“非典”打下了基础。

   中医药要丰富“武器库”

   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中医药大显身手。这被邓铁涛称为“时来运转”。他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非典”时期,为什么能够做到“零感染、零死亡、零转院”,就是因为中医及时介入治疗。后来,一直力挺中医药介入治疗“非典”的邓铁涛,不仅担任了广东省中医院支援香港专家的顾问,还担任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典”专家组组长。“像‘非典’、禽流感、流感……对这些近年来频繁暴发的流行性疾病,中医药都会有办法、有对策。因为,中医药是一个‘武器库’,总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邓铁涛认为,中医与西医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思路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不能以西医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中医的原因。”西医讲究对抗性治疗,是以生物为本,凡病都要找到病的源头,找到元凶,然后杀死;而中医呢,则是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发人体本身的潜能,从而抵抗各种侵扰。

   邓铁涛说,发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就是要系统地丰富其治病“武器库”,将来肯定能治疗更多的疾病,包括艾滋病等世界性难题。另外,中医药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预防保健。预防保健做得好,可以让人少生病,这是节省医疗费用开支的最根本方法。他说,这也是近年来他大力推行凉茶的原因。凉茶是广东医学界的一大创造发明,现在正走向全国,可以让更多人受益。

   邓铁涛现在虽已90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起这一点,他认为,这恰恰就得益于中医的养身保健作用。“中医理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上工治未病’的防治思想。‘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是处在酝酿阶段的病,而中医可以发现它。要知道,现代医疗条件下,许多疾病要靠高科技的医疗器械才能发现,而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医的神奇。”

   在邓铁涛看来,中医注重养生,保持健康之身,注重人体的自强;西医虽然也有预防思想,但它是打预防针。邓铁涛说,他自己常会捡起掉在桌上的食物继续吃,因为有时需要少量的病菌来“锻炼”肠胃,否则人体的“公安部门”——免疫系统就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其实有点细菌不是坏事,只有这样人体才有抗病的能力。”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邓铁涛给记者背起了《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讲的就是精神卫生,心胸开阔,身体自然就好。这些几千年前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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